以前有那么一次，当时赫鲁晓夫还在台上，几家外国报纸曾报道了他的死讯。他本人对此毫不在意，次日还专门召开了一次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作为答复。他对与会的记者说：“我死的时候，会通知所有外国特派记者的。”而这次，他的家人却接到指示，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赫鲁晓夫的死讯，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行。外国记者是从维克托·路易斯那里获悉这个消息的，此人以善于搞到苏联国家机密而名扬记者行列。直到9月13日凌晨，苏联公众方才得知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真理报》刊登了一条短讯，内称“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别养老金领取者尼·谢·赫鲁晓夫去世，享年78岁。”没有任何讣告见报，报纸上也不讲葬礼的时间和地点。
然而，消息却不胫而走，迅速传开。从9月13日清晨起，人们便聚集在新圣母公墓的门前，大多数是上年纪的老人，但也不乏颇为年轻的后生。我当时也在人群之中，饶有兴趣地看到了一些自己认识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都是二十大后重返莫斯科的。葬礼预定中午开始，但甚至早在我们到达之前，好几队联防人员就已在公墓的各个入口处列队站好，修道院和公墓周围全是保安人员的小分队。任何人都不得越过警戒线。在公墓门前挂着大字告示：“内部清扫，今日不开放”。公墓前有一条电车路线，这一天在公墓出口正对面的电车站没有任何乘客下车。
11时，外国记者开始走近卫兵，检查完他们的身份证之后，卫兵把他们带进了大门。半小时后又传来一道电话命令，联防人员立即把道路上的行人赶开。先开过来的是摩托车队，其方向不是波格丹大街或皮若戈夫大街，而是更南面的河堤那边。靠近河南岸从来就没有多少人；显然，送葬车队的路线经过精心策划。摩托车队后面是灵车，还有一辆装着花圈的卡车；两辆车都开得飞快。再后面跟着25到30辆小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整个活动中几乎没有什么庄严肃穆的送葬队列。
有关赫鲁晓夫葬礼有许多记述。《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罗伯特·凯泽曾这样写道：
那是个秋日，天空阴沉沉、雨濛蒙的，在克格勃人员严格盘查下，任何普通苏联公民都不能走近新圣母公墓，只有便衣人员、外国记者、赫鲁晓夫的家人及少数生前友好才准许入内。国家新领导班子的成员中无一人到场，不过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还是联名送了一个花圈。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也送了花圈，当时他已荣誉退休，不再掌权。赫鲁晓夫的接替者显然希望尽可能让他无声无息地最终告别这个世界。
尽管这样，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却给这个葬礼带来了某种戏剧性的效果。敞开的棺柩刚刚停放在墓旁的平台上，谢尔盖马上走到墓穴旁边刚挖出的土堆上，向人群发表演讲。“对这位我们正在安葬，正在为他一洒热泪的人，我们只想讲几句话。”他是这样开场的，接着又停了一下以稳定情绪，他的嘴唇还在微微颤抖……“我不想评论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不打算评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的父亲，所做出的贡献。我没有资格这样做。但历史将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定位。”
“我唯一能说的只是，对于他的离去，任何人都不能无动于衷。有人热爱他，有人憎恨他，但是有谁能在经过他墓边时不转过身来多看一眼呢？……这个人离我们而去了，他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的人。不幸的是，像他这样真正的人，现在却太少了……”
……来宾们被允许从灵柩旁走过，这时一个小乐队奏起葬礼进行曲，调子凄凉哀婉，让人揪心。赫鲁晓夫的遗体被安放在红缎子上，身穿白衬衣，系着黑领带，外面套着黑色的上装。他的嘴唇微微翘起，表情很不自然，面色蜡黄，但是那个世人熟悉的著名形象却依然如故。由于天在下雨，有人撑开伞为遗体的脸部挡雨。
所有想要同赫鲁晓夫遗体告别的人走过之后，赫鲁晓夫夫人流着眼泪把手放在丈夫的前额之上，其他家人也都这样做了。随后工人们盖上了棺柩，钉上钉子。一个人站在坟墓的前面，手里捧着一个红色的垫枕，上面缀着赫鲁晓夫生前所获得的全部国家奖章，共有27枚，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勋章。灵柩被缓缓放入墓穴之中。
就在这时，历史学家亚·米·涅克里奇与一批老布尔什维克赶到了墓地。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涅克里奇追忆了当时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