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不满的情绪：反对派的最初迹象
1963年除夕之夜，苏联党政领导在克里姆林宫济济一堂，大排酒宴。临近午夜交岁时分，赫鲁晓夫起身提议为过去的一年干杯。他说：“这是出色的一年。我们万事顺利。但是人民想得到更多的东西，这当然是理所当然了。他们也肯定会如愿以偿的。”考虑到当时苏联棘手的经济状况，这一席话真是言过其辞了。
1963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8.1%，但比预期的增长率却低了1%。更要紧的还在于，已有迹象显示，苏联工业生产率已呈直线下降趋势，根据经济学家提供的统计数字来看，1963年每卢布的工业投资效益比起1958年低了15个戈比；据此计算，苏联的工业投资损失了1500亿卢布。除了电力和冶金工业之外，几乎每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都在大大下降，这是40年来的第一次。市场上一方面是大量商品的短缺；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商品的供过于求与滞销积压。仓库里积压的各式钟表和成衣足够卖两年，还有够卖一年时间的缝纫机。此外，大量库存的书籍和照相机也滞销。然而人们口袋里的钞票却在增加。
在七年计划期间，出现了某些不平衡。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工人占全苏工人总数的35%到40%，但是这两个部门所获的投资额只占工业总投资的8%。采掘工业的生产率极低，而它所获投资比例竟高达30%，并雇用了全苏联20%的工人，但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贡献只有7%。
七年计划期间农业领域中的情况更是不堪一提，农业的各个方面都呈下滑趋势。1963年农业生产总量较之1962年还下降了10.7%，甚至还低于1958年。有关畜牧业的统计数字更令人触目惊心。生猪存栏头数从7000万骤减为4100万；这几年期间，牛的存栏头数减少了150万，羊的存栏头数减少了600万。
农业上的倒退其原因根本不是气候造成的。强行废止土地休耕法致使农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数以百万计公顷的耕地已然毫无地力，沦为一片贫瘠不毛之地。西伯利亚地区连种子都极度匮乏，不得不依赖其他地区的支援。1963年，一场生态灾难降临处女地垦区。5月份，飓风卷走了数百万吨沃土，又抛撒在萨彦屹的山脚下。能确切表明那一年耕地损失的有关数字至今尚未公之于世，但是从以下事实中人们可以推测出遭受损失的大致程度：苏联耕地面积自1945年以来持续稳定增长，但在1964年却骤然缩小了600万公顷。
人民当中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早在1962年，赫鲁晓夫的声望就已明显下降。1963年里，这一势头更趋加重。几乎所有阶层的群众都有理由大发牢骚怨天尤人。工人们的不满是由于食品短缺，许多消费品供应不足，价格却在缓慢而且无休无止地上涨。养老金领取者和白领工人的工资收入一成不变，不得不面对着实际收入有所下降的现实唉声叹气。农民由于自留地被公家进一步蚕食，牲畜被政府强行收购，故而大为恼火，怨气冲天。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从公有耕地上所获收入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慢。武装部队军官因削减退休金而深感不安，内务部部队的指挥员则因取消津贴而人心骚动。政府干部被接二连三的“重建重组”活动弄得心烦意乱，党的专职干部对于各级党委成员现在都应遵守党内选举制度大为反感。（赫鲁晓夫还计划把这一原则写入苏联宪法，从而使党政高级干部被迫按照民主程序办事。）把全国各地州级机关划为工业、农业两大部分，在区一级重建党的管理机关，这些做法引起了普遍的逆反心理。身在其位的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对于减少自己的特权待遇愤怒至极。例如，在60年代初，赫鲁晓夫曾对可以使用公家汽车的人数做出严格限制。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则对近几个月来官方在艺术和思想领域中严厉镇压新潮流的运动大为不满。
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自1964年初开始就有风声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这些风声致使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赫鲁晓夫亦有所察觉。有一天他还向波德戈尔内求教了一句：“这么说，你们正在琢磨着罢我的官儿吧？”波德戈尔内立即竭力否认，于是赫鲁晓夫也就没有再挂念此事了。如果他真的猜到有些人正在暗中搞鬼，向他的权力发起挑战，那么他也没有把这看做是什么大不了的威胁。在自己的统治年代，他已经设法剪灭了贝利亚及其一伙的影响，并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这样的人一同赶出了政治局，并且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了朱可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谢皮洛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和基里钦科。对上述衮衮诸公的后任，赫鲁晓夫则向来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并毫不掩饰，他肯定没有把这些人视为对手。对这些人的忠诚，他还深信无疑，一向视其为唯命是从的应声虫。他的建议极少受阻，真可谓一言九鼎。
对于人们情绪上的变化，尤其是党中央委员会内部诸多大员的心态变化，赫鲁晓夫竟然感觉迟钝，对其中的种种可疑之处他都没有察觉，想当年，在1957年的6月中央全会上，正是借助了他们的支持，才确保了自己的胜利。到了1964年最初几个月，对于赫鲁晓夫领导方式及其后果的不满之情，已在那些身为中央委员的多数州委书记、地方经委主席和政府部委领导当中广为扩散开来。
尽管反对的情绪日趋高涨，但是从1962年到1964年春季这段时间里，在国家宣传舆论工具的鼓噪下，对赫鲁晓夫的官方吹捧仍是有增无已。可是，其所带来的影响极不利于赫鲁晓夫。像什么“伟大的列宁主义者”、“捍卫和平的伟大战士”、“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之类的溢美之辞都充斥报端，吹捧什么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工作，党是多么的幸运等陈词滥调也连篇累牍；这一切无非是企图把赫鲁晓夫抬高到尽可受人崇拜的地步。孰不知这一来恰恰导致了他的声望下跌。然而赫鲁晓夫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股鼓吹个人崇拜的歪风，显然他已视之为天经地义并欣然接受了。
世人早有公论，即使是天性最纯的人也会受到手中无限权力的腐蚀。赫鲁晓夫也不例外。随着时光流逝，他变得日益不耐烦，动辄便火气冲天，态度粗暴又蛮横无礼。对那些向自己力行之措施提出异议的人，他统统撤职了事，他手下的顾问智囊都学会了惟惟诺诺，即便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政策是否明智深表怀疑也缄口不语。例如，当赫鲁晓夫建议根据工业和农业生产各自的需要将州委一分为二时，立刻就有几位中央主席团委员断言此举肯定是一项不错的变通之计，并且指出这一建议在时机上是如何适宜，多么可行云云。这足以说明问题了。以往凡属大规模的组织变动，哪怕是为了纯粹走个过场，也还要经过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讨论；可是最近这些改革却连个招呼都不打，不经全国协商人民首肯便开始实施，所需要的只是同党中央主席团委员简单交换一下意见而已，而且这种意见交换也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今，差不多无人敢向赫鲁晓夫提出不同的观点。
尽管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情绪已初露端倪，但是在1964年2月由他主持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的权力仍是至高无上无人匹敌的。这次全会通议的基本上是些日常党务。农业部长沃罗夫钦科提交了一份报告，内容涉及广泛使用化肥，发展灌溉系统以及全面机械化将给农业带来的好处问题。他指出，这些措施需要相当多的投资，预算开支也需重新分配。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部长也依次上台发言。李森科也登台讲了话，他对沃罗夫钦科在报告中只字不提他李森科推荐的各种办法深为不满，而新部长显然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的那套设想。沃罗夫钦科的“疏漏之处”由赫鲁晓夫亲自出面加以弥补，他起身发言支持李森科的所有建议，讲话的结语是：“李森科这样科学家身上的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全会随后又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两个重要议题：通过对集体农庄庄员实行优抚保障制度的决定（当时农庄庄员还无权领取退休金）；另外，苏斯洛夫向全会提交了一份有关苏中两党之间分歧问题的报告，他向与会者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态度。
两个月后的4月17日，正逢赫鲁晓夫七十华诞。举国上下都在为此庆祝致贺。上午9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全体委员一起来到赫鲁晓夫的宅中表示祝贺。同日，从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上都可看到这样一条消息：由于赫鲁晓夫为党和国家所做的贡献，“由于他在与希特勒侵略者的战斗中表现杰出”，他被授予苏联英雄光荣称号。各报纸还同时刊发了党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贺辞。赫鲁晓夫文章讲演集的第八卷，题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发展》也在这一天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开始向全国发行。官方及私人的贺电从世界各国纷纷飞来，其中还有来自中国的贺电，由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署名，贺电表示：
尽管现在我们两党之间在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某些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尽管现在还缺乏团结，但我们仍然深信，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在一场世界主要危机事件的面前，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将毫无疑问地站在一起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发抖吧！他们必定要失败。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友谊万岁！战无不胜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赫鲁晓夫接受了新的荣誉称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主要领导人飞抵莫斯科向他致以美好的祝愿，并向他授予各自国家最高一级的勋章或称号。下午4时，在克里姆林宫圣格奥尔基大厅又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来宾包括苏联党政军民各界所有高层领导，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人物以及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代表。米高扬提议首先向赫鲁晓夫祝酒。
次日，赫鲁晓夫又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抓紧处理政府的各项工作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