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苏联共产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是二十大，而就苏联国内的文化发展而言，某些方面二十二大的意义则更加深远。
在红场列宁墓中，装殓着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仍安放在列宁身旁。数以百计的大小城市，数以千计的街道、广场、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依然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许多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还没有全心全意地追随“二十大路线”，数百万获得平反昭雪的人则变得更加沉默。从1956-1960年期间，报刊上根本见不到那些在历史上曾与斯大林有过冲突的重要政治家、知识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尊姓大名，即便这些人在死后已被恢复名誉也罢。但与此同时，纪念斯大林诞辰和冥日的活动却一如既往，按时举行。在斯大林八十诞辰纪念日之际，报刊又发表了大批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文章。例如，1959年12月，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刊发的一篇有关斯大林的长篇文章，其中还出现了这样的溢美之辞：
1959年12月21日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八十华诞。斯大林是我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卓越和最积极的活动家之一。
……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组织家，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战士，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他执行党的崇高的嘱托；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达30多年，对党，对苏维埃祖国和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苏共二十二大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斯大林错误的议论已不再仅限于内部会议，公开举行的各种会议上亦能畅所欲言，赫鲁晓夫在谈论这一问题时也不再是孤掌难鸣了。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人们关注的不是修改党纲而是评述斯大林的错误。其后不久，当苏联老百姓翻开报纸时，映入眼帘的不再是那些充满乐观情绪大谈80年代光辉前景的文章，而是追忆25年前黑暗岁月的新作。这些回首历史揭露真相的文字不仅提到斯大林、叶若夫和贝利亚等人，而且也涉及到几十位斯大林的亲信部属。正是由于赫鲁晓夫的影响才导致了这次舆论迅速扭转。
二十二大不是党的非常代表大会，而是一次例行的大会；中央委员会必须就自己的工作提交总结报告，而且不能回避有关1957年6月中央全会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集团的问题。但是，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党中央主席团曾建议赫鲁晓夫在提及这一问题时应当一带而过，不再深究。
1961年10月17日，赫鲁晓夫登上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主席台讲坛，宣布党的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参加大会的代表多达5000名，其中还有来自8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但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却没有派代表团参加这次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洋洋洒洒面面俱到，他首先评述了当前国际形势以及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对于苏中两党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他有意加以回避；但他又宣称，鉴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充满了“修正主义观点”，因此他不得不提出批评。报告的下一部分接着谈到了苏联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国内经济建设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其后，赫鲁晓夫话锋一转，开始谈到苏共本身的工作。
正是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又一次提出了有必要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他这次老话重提确实是处心积虑以激起争论，许多中央委员对此感到极为震惊。赫鲁晓夫甚至还破天荒第一次明确点出了所谓“反党集团”全部成员的大名。他指出：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反映的列宁主义方针，最初不得不在某些人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加以执行；这些人是反党分子、个人崇拜时期居统治地位的那种方法和秩序的狂热支持者、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一个反党的派别活动集团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参加这个集团的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
刚开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激烈反对党的关于谴责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谴责并纠正各种滥用权力现象、查明迫害活动的具体负责人的路线。他们的这种立场并非偶然，因为对于许多起大规模迫害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经济干部、军事干部和共青团干部的事件，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发生的许多类似事件，他们本人都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赫鲁晓夫报告中这种突然转向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厅休息走廊里激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议论。而中央主席团某些成员则掩饰不住自己的不满，但此刻他们已无法再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斯大林及其同伙的有关错误上转移开来。赫鲁晓夫次日（10月18日）又做了有关苏共新党纲的报告；之后大会代表们按程序进行全面讨论，但是这时的讨论却在很大程度上与会议的既定议题相脱离。
第二个登台发言的代表是乌克兰代表团团长尼·维·波德戈尔内，他严厉指责了卡冈诺维奇当年在乌克兰的所做所为以及他在担任交通人民委员时的诸多罪行。波德戈尔内指出，在卡冈诺维奇的指使怂恿下，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身陷囹圄，惨遭严刑拷打。他把卡冈诺维奇称为早就该从党内清洗出去的“败类”，这番话又引起全场一片鼓掌赞成。接着发言的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基·特·马祖罗夫。他向大会详尽讲述了马林科夫和叶若夫迫害白俄罗斯党的干部的种种恶迹；他指出，在1936-1938年期间这个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人数因此而锐减了一半。马祖罗夫吁请大会将马林科夫开除出党。随后其他一些代表也登台发言。叶·阿·福尔采娃谈到了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犯下的罪行；德·斯·波利扬斯基揭露了卡冈诺维奇在库班地区对党的干部队伍进行的破坏；伊利切夫、什维尔尼克、克格勃主席亚·尼·谢列平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齐·季·谢尔久克等人的发言都详尽披露了1937-1939年期间滥用权力的实情，这也使全场为之大哗。
赫鲁晓夫在大会最后的总结发言中谈到斯大林及其同伙的罪责问题，所用的时间和篇幅都比大会总结报告还要长。他详细讲述了奥尔忠尼启则自杀时的不正常情况，阿·斯万尼泽饮弹身亡的遭遇，某些红军最高级将领和党中央委员的悲惨命运以及基洛夫暗杀案中极为可疑的内幕情况。他还提议，应当在莫斯科竖立一座纪念碑以便“永远纪念成为专制的牺牲者的同志们”。大会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一提案。
在代表大会闭会之前，来自列宁格勒地区的大会代表伊·斯皮里多诺夫、莫斯科代表彼·杰米契夫、格鲁吉亚代表基·扎瓦希什维利和乌克兰代表波德戈尔内又先后要求把装殓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移出列宁墓；杰米契夫阐述了他们的理由，“再继续放在那儿，就是一种亵读行为”。此话言之有理。德·拉祖基娜曾在斯大林的劳改营和监狱中苦熬了27年时间，她也登台作了发言；在她发言之后，二十二大通过了如下决议：
大会认为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备了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忠诚的苏维埃人，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留在弗·伊·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
大会在10月30日上午通过了这一决议；当晚，斯大林的遗体连同棺柩一起移出了列宁墓。叶甫图申科在题为《斯大林的继承人》一诗中对此事做了如下的描述：
大理石沉默不语，
水晶棺无言沉寂。
卫兵静静站在一旁，
恰似在微风中肃立的青铜塑像。
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缭绕，
一丝游息从缝隙中遗漏。
卫兵扛着遗体走出列宁墓的大门，
擦着锋利的刺刀，
棺木缓缓移去。
他也同样无息无声，
静得让人不寒而栗。
那双涂过防腐剂的拳头，
仍紧紧地攥在一起。
他只不过是在装死，
窥视的目光透过缝隙……
他的主意已策划完毕，
此刻的安息仅是小憩。
我要向我们的政府高声呼吁：
增派两倍、三倍的哨兵，
把这具棺材看守严密，
千万不能让斯大林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免得往事复辟。
但是，埋葬斯大林遗体的墓地附近并没有设置岗哨。在离列宁墓不远处又挖了一个深坑，斯大林的棺木被放入其中。墓穴里没有填土，但却浇注了几翻斗卡车的混凝土，牢牢盖住了棺材。墓基上立起一块花岗岩石碑，后来在上面刻着简单的几个字：“约·维·斯大林”。
二十二大一纸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了列宁墓，随即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大多数遗迹标志的浪潮在全国各地展开。成千上万的乡镇和城市、街道、广场、工厂和农庄都得以重新命名。早在二十大之后，许多斯大林纪念碑就已被拆除，矗立在伏尔加——顿河运河河畔的巨型斯大林青铜塑像就是在那时捣毁和熔化的；现在所有类似的纪念碑也被从底座上移开了。只是在格鲁吉亚斯大林的家乡，情况没有改变，还有某些塑像和纪念碑依然矗立，形单影只；这里或那里的某些街道还以斯大林的名字加以命名；在当地博物馆里也能看到介绍斯大林生平活动的展览。
依据苏共二十二大的认可，官方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又很快反映在苏联全国的报刊杂志上。各级报刊都刊载了那些在30年代和40年代销声匿迹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军队将领和艺术家的讣告，讣告通常都有这样的结语：“成为个人崇拜时期无理镇压的牺牲品”，“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悲惨地离去”，或者是遭到“诬陷后被害身亡”等等。1962年期间，赫鲁晓夫本人在几次讲话中也几度谈及这个问题，其中在5月份访问保加利亚时的那次讲话措辞最为尖锐。当时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罪恶冰炭不相容”，“我们谴责了斯大林，因为他拔出剑来对着自己的阶级，对着自己的党狂挥乱舞”。
公众的关注又使斯大林时期镇压活动的罪责问题被重新提起。人民强烈要求更加全面彻底地调查过去的罪行，并且要求对那些为虎作怅者施以严惩。但是赫鲁晓夫却反对采取任何轻率的举动。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开除出党，事情就到此为止。不过，有一些当初曾积极参与推行镇压措施的人也受到较轻的党内处分，并且被收回了国家以前授予他们的某些勋章。譬如，1962年4月4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宣布剥夺1944年春天授予700名干部的勋章。当年正是这些人不折不扣地执行斯大林错误的民族政策，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卡拉恰伊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团体被赶出家园，流落他乡。在1956年二十大之后曾经开始重新审理许多受害者的案情，但受害者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恢复名誉工作却进展得十分迟缓。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检察院都没有重新审查1928-1931年举行的几次公开审判案，如“沙赫特案”、“工业党案”、“工农党案”、“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案”、“乌克兰解放同盟案”以及其他一些案件；不过，由于伊利亚·爱伦堡同赫鲁晓夫谈了一次话之后，十月革命的驰名参加者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被洗清冤屈获得昭雪。
对于1936-1938年期间举行的政治审判案，复查工作业已大体完成。受命从事这一工作的专门委员会得出的结论非常明确：显而易见，全部审判都是精心编织的骗局，因此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理所当然应予全部正式推翻。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谢烈布里亚柯夫、索柯里尼科夫等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在内的受害者都应当得到平反昭雪。赫鲁晓夫倾向于赞成这些结论，但是他一方面受到党中央委员们巨大的压力，又受到象莫里斯·多列士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领导人的牵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不有所顾忌。根据一项报告，赫鲁晓夫同多列士曾就此进行过措辞激烈的意见冲突。赫鲁晓夫诘问对方：“如果我们要是掩盖住这些审判都是骗局的事实，让谎言冒充真理，那我们还算是什么列宁主义者？”多列士回避对这些审判的性质进行探讨，但他却要求将揭露斯大林罪行的工作暂停一段时间，理由是任何新的揭露都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赫鲁晓夫对此表示默许；于是更深入进行平反昭雪的工作就被不定期地延迟了。然而，尽管赫鲁晓夫经常踟不决，从整体上看，苏联的政治与文化气氛还是大有改观，今非昔比。60年代中期，作为一位苏联社会生活的细心观察家，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前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朱塞佩·博法，曾这样描述道：
苏共二十大曾在人民中间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就某些方面而言，苏共二十二大激起的反响却更为深远。在这6年时间里，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这次大会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大会稍有触及但随即搁置一旁的那些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大会上有意回避的问题，公众舆论都在进行热烈的探讨，以找到真正的答案。讨论的问题无所不包，而关于问题的看法又无不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
二十大的缺陷在于它还没有对与斯大林个人崇拜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而这一点在眼下却正在得到逐渐的弥补。不仅是斯大林本人，而且作为这个国家政治生活某种特定政治观念的斯大林主义，都受到人们的清算、批判。这正是1962年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通过一个我最为信赖的消息来源，我得知当时赫鲁晓夫正在考虑采取两项激进的改革措施：取消国内的书报刊物检查制度；取消从日丹诺夫时期开始推行的由官方否定文学艺术作品的恶劣作法……一场关于经济问题的大讨论也在报刊上开始进行，斯大林主义又一个要害之处——经济上的唯意志论，在讨论中受到批判。私下里赫鲁晓夫曾告诉某位西方驻苏大使，他还赞成更自由地开展政治性的讨论，尽管自己的同事告诫他应当小心从事，他却并没有放弃这一目标。变化是突然的，也是巨大的……
变化确实正在散播开来，但是某些事态的发展却使苏联国内外的观察家大为惊恐不安。赫鲁晓夫也许真会赞成在政治领域中给予更大的自由，但是有一种自由他不会容忍，这就是以往扩大东正教的自由。在遭受长期迫害之后，东正教会在1943年秋天已由斯大林首肯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合法化了。主教职位已被恢复；一些礼拜堂业已还给教会；若干个神学院已开始招生；
莫斯科主教日志》也能定期发行。尽管教会还在受到这种那种的限制和压迫，但是在城镇和乡村，它的影响在战后岁月里已经扩大了。甚至在首都，也有一半以上的新生婴儿接受宗教洗礼。宗教节日之际都有盛大的庆祝活动，参加者既有老年人也有青年人。
赫鲁晓夫对教会为何如此敌视，原因还弄不清楚，同样也弄不明白导致他对教会的影响采取了抑制态度的背景。当时，莫斯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广场上的变容节大教堂要被拆除，以便腾出地方修建地铁线路。为了保留这座教堂，人们要求修改这项计划，但要求却被置之不理。在预定拆除这座大教堂的当日，许多教徒都把自己反锁在教堂内做礼拜，但是他们很快便被赶来的民兵和联防纠察人员赶了出去。其他地方的某些教堂也被拆除，其中有些教堂作为有纪念意义的古迹，完全值得认真保存下来。莫斯科知识界向赫鲁晓夫递交了一份呼吁书，传书人是谢尔盖·米哈伊科夫。赫鲁晓夫却对这位信使大声吼道：“您对这十几座教堂动了恻隐之心，可是您想没想过，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根本没有地方住？！”显而易见，这种搪塞推诿之词如同整个反对教会的运动一样，也是极为拙劣的。
尽管这样，博法指出的那股变革之风还是吹到了艺术与科学的各个领域之中。例如，在1962年2月举行的全苏社会科学界教授代表会议以及全苏历史学家代表会议上，人们讨论的题目尽是从前被禁止涉及的问题，由此便足以窥见变化之一斑了。经济学研究摆脱了种种束缚，甚至连社会主义经济学更基本性的一些问题现在也可以公开探讨了，这一切都为1965年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1962年还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批判斯大林主义许多重大论点的书籍和文章，其中某些作品还详细叙述了斯大林及其部属下的一些罪责，而这在以前都是严加保守的秘密。回忆录也开始大量问世。二十大之后，在获得平反的受害人当中。敢于把往事回忆付诸文字者屈指可数，这些回忆文章得见发表者更是寥若晨星。可如今人们感到言论的束缚大为减少，可以言无禁忌地写出斯大林统治时期黑暗岁月的生活了。有些回忆录得以公开发表，另外一些回忆文章的手稿则发表在被称之为“萨米兹达特”的地下刊物上，从而也得到广泛的传播。早在50年代，秘密传阅的文学作品大多是诗歌，但现在“萨米兹达特”的篇幅又有显著增加，发表的作品还包括整部的中、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许多作品赢得读者的喜爱与好评，叶甫盖尼娅·金兹堡的《卷入旋风》和瓦·沙拉莫夫的《科累马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力作。
当然，并不是一切文学作品都仅限于私下传阅。1962年，在苏联文化界当中最具创新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起初杂志总编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还拿不准他能否冒险发表这部中篇小说，不过他本人认为这部作品十分优秀。他还清楚地记着，去年瓦·格罗斯曼所写的小说《生活与命运》由于开掘的主题涉及到斯大林的集中营，结果遭到没收。格罗斯曼的小说手稿曾交给了《旗帜》杂志打算发表；但在几个月之后，所有的小说手稿复本都被有关当局从《旗帜》杂志编辑部和作者及其朋友的公寓中收缴一空。当时《新世界》编辑部也接到克格勃一位上校打来的电话，根据他的命令，特瓦尔多夫斯基私人保险柜中的同一份作品复本亦被取出上交。正因为这样，特瓦尔多夫斯基才不急于把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交给书刊检查部门。为使这部小说能与读者见面，他采取了稳扎稳打的计策。
特瓦尔多夫斯基先是从几位著名作家那里收集到一些高度称赞这部小说的评论，然后又把小说的复本呈给了赫鲁晓夫本人。1962年初秋时节，赫鲁晓夫的助手瓦·亚·列别杰夫把小说念给这位总理听。赫鲁晓夫颇为欣赏，米高扬也是如此。随后，这部小说能否出版的问题便提到了党中央主席团的议事日程之上。这本书刚刚印毕最初几册，主席团委员便每人收到一份清样；在主席团第一次讨论此书时，大家对于究竟是否出版一事沉默不语，未置可否。“你们根本没有理解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对与会者大声喊道，满脸不高兴，随后又决定把讨论这篇小说的事宜推迟到下一次会议。
在第二次会议上，中央主席团最终批准出版这部作品。小说的问世立即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又把它单独成书印刷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于是又行再版。1962年12月，《真理报》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短篇小说《克里切托夫卡车站的琐事》中的一个片断；不久，这篇小说的全文以及另一篇题为《玛特辽娜的一家》的短篇小说又一起发表在1963年第1期《新世界》杂志上。朱塞佩·博法曾这样回首当年这段令人兴奋的时光：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标志着苏联文学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部小说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这不单是因为它表明了一位新的文坛巨子的创作才能，也不仅是因为小说主题别开生面，激起了轩然大波……它的问世已然超出了文学领域事变的范围，进而成为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一桩大事。
党政机构和学术界里那些更为保守的成员对国家文化生活中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并没有好感。他们同另一些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鼓动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争夺战，就其本身而言，这完全是事态的自然发展结果。然而，如果处于正常环境之中，这场争论是不会以反动保守势力的获胜而告结束的。这些人很清楚，自己施加的压力非要恰如其分，否则便无成功的希望。而且事实上，他们的压力也通过若干形式发挥了作用。但是这些保守分子同样也知道，除非争得赫鲁晓夫的支持，否则他们企图阻挡思想解放浪潮的努力便会劳而无功，因为在这时，赫鲁晓夫的权势及影响至高无上，无人匹敌。那么，这位总理会不会听信谗言而采纳一项完全相反的方针呢？
为了达到这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人便开始策划了几个花招；而赫鲁晓夫被拽去参观现代美术展览，就是其中一次。这个展览是在马涅日艺术馆举办的。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个别出心裁的阴谋是由党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及其同谋德·阿·波利卡尔波夫策划并付诸实施的。
这次展览在当时的首都文化生活中谈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它是专为庆祝全苏画家协会莫斯科分会成立30周年而举办的；一个月时间里，首都公众并没有对它表现出多高兴趣。展出的作品出自几位得到官方认可的著名画家之手，应邀参展者也没有任何抽象派画家。
后来出人意料的是，一批十分活跃的民间画家又接到邀请，要他们在马涅日艺术馆展出自己的作品。他们的油画挂在了二楼展厅。1962年12月1日那天，他们又应邀站在各自的作品旁边，以便能够随时对其进行解说。而党中央主席团将要前来参展的日子恰好就定在这一天，赫鲁晓夫也极不情愿地随之而来。这位部长会议主席乐于参观的都是那些陈列着新型建筑技术、农业机械、首都新型建筑设计或外国工业厂矿设备的展览，但对于油画和雕刻，他却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兴趣，甚至从未涉足过特列季亚科夫绘画陈列馆。
赫鲁晓夫在展览会一层展厅闲庭信步，轻松自在，对面前的美术作品浮光掠影地扫了几眼。有的他挺喜欢，有的他无动于衷，个别的则使他大为反感。看完展览，他又同画家们聊起来。《真理报》记者报道说：“画家和雕塑家们热烈感激赫鲁晓夫同志以及其他党政领导同志，感激他们对这些美术作品的关心以及他们提出的宝贵建议与批评意见。”
赫鲁晓夫披上大衣，正打算告辞，但这时有的同僚又诚恳地劝他到二楼去看看那些抽象派美术作品，他身上的大衣几乎是被人硬给拽下来的。赫鲁晓夫十分愤怒，但还是走上楼去。对于其后发生的事情，《真理报》又做了如下的报道：
同一天，党和国家领导人还观看了一样所谓抽象派的美术作品。这些作品涂抹在帆布上，毫无意义，既无内容又无形式，简直是一堆大杂烩；看到这种作品，人们无法掩盖自己的吃惊和愤慨。这些病态的怪诞之作只不过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堕落的形式主义绘画方式的拙劣模仿。赫鲁晓夫同志指出：“这种所谓‘富于创造性的作品’远离民众的欣赏眼光，脱离人民。他们拒绝这些东西。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应当记住这个事实，他们称自己是艺术家，可是创作的‘画面’却使你会感到困惑不解，纳闷这究竟是人手画的作品呢，还是驴尾巴乱涂瞎抹的结果。这些人必须好好反醒一下自己，改正错误，必须开始去为人民工作。”
雕塑艺术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尼对赫鲁晓夫当时同抽象派画家进行的这席谈话，做了更为精彩准确的描绘：
（赫鲁晓夫）开始到这间展室巡视，里面挂着比留亭和我其他几位朋友的油画。他口出恶语，让人害怕，对这些作品越来越生气，最后竟然火冒三丈。正是在这里，赫鲁晓夫声称“一头毛驴用尾巴都能比这画得好”，他还对热尔托夫斯基评头品足，说他人长得挺帅，可是画的都是丑八怪。也就是在此处，我同赫鲁晓夫开始激烈争执，由此又引出我们俩的一场谈话。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赫鲁晓夫问道：“谁是这儿最重要的人？”伊利切夫用手指着我答道：“就是这位。”我立即走过去，站在了赫鲁晓夫面前。他开始对我大喊大叫，……我说，我只能谈我个人的作品。说罢便转身走进自己作品陈列的那所展室，我根本没想到赫鲁晓夫也会随我而来。但他确实跟在我后面，陪同他的官员与整个人流也蜂拥而至。
这场形同玩笑的谈话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赫鲁晓夫说我挥霍人民的财富，创作的却是臭大粪。我告诉他说，他对艺术一窍不通。我们的对话非常长，归结起来大意如下。我试图让他明白，他被人愚弄了，因为他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在美学领域里他只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外行。（我记不得原话是怎么说的，但大意如此。）他断然否认这一点。于是我问他，他在这方面自认为有权威的资格，但有什么根据呢？他答道：“我当矿工那会儿，我是不懂。当我是党的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按步升迁的每一级上，我都不懂。而如今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现在我肯定能够理解事务了，不是吗？而您又在为谁工作？”
我应当在此强调一点，在我和赫鲁晓夫谈话时，他那种生气勃勃的个性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说不上来的反映；尽管还有几分恐慌，但我发现同他交谈还是挺容易的……危险临头、紧张不安加上他那种直言不讳，迫使我在回答他的时候也同样开诚布公。一般而言，闪烁的讲话总是含混其辞，冠冕堂皇，让人费解；他们往往会千方百计避免明确表态。赫鲁晓夫的谈话却十分坦率，虽然无知，可直来直去，这意味着我也能坦率作答。我对他说，我们这场冲突实际上是有人事先谋划好的，这个阴谋的用心不仅仅是破坏思想解放的进程，也不仅是针对知识界的，针对我的，而且还针对着他本人。尽管他还在批评我和我的作品，但据我观察，我的分析已击中要害。最有意思的是，当我恳切坦率而且开诚布公地发表观点，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时，我就把他问住了；但是我要是稍有支吾搪塞之词，他就会立刻意识到我没有讲真话，并会认为他已占了上风。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我对他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批评我，但是有的共产党员，譬如说毕加索、雷纳托·古图索，都支持我的工作。”我举出了好几位画家的名字，他们同时也都在参与政治，并在苏联得到广泛的尊重。赫鲁晓夫眯起眼睛狡黠地问道：“您本人真的在乎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吗？”
是的，我在乎。”我说了假话。其实我本当以诚相告，我应当说：“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党员不党员。对我来说，重要的在于他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他看来已完全洞悉了我的内心真实想法，因为他又接着说：“噢，这么说您对此真的很在乎啦！那么好吧，一切都明白了，即便您并不在乎我是否喜欢您的作品也罢，而我不是世界上一位重要的共产党人……”
……我和赫鲁晓夫的谈话是这样终止的。他说：
您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欣赏您这样的人，不过您身上既有天使也有魔鬼。如果魔鬼占了上风，我们就会对您不客气，如果是天使获胜，那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您。”说完他便向我伸出了手……
官方的非难、批评根本遏止不住人们高亢的精神状态。一大批享有声望的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又联名上书赫鲁晓夫，为“二楼”的画家辩护。这些名人当中有伊利亚·爱伦堡、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等许多人。赫鲁晓夫对马涅日艺术馆发生的这件事多少有些尴尬也多少有点懊悔。尽管他一直没有收回自己对抽象派艺术或“形式主义者”音乐的偏见，但他确实试图做出某些修正。
1962年12月17日，在列宁山的迎宾宫内安排了一次党政领导人会见知名艺术家及作家的活动。会见时气氛非常轻松，赫鲁晓夫到会讲了话，其风格与当年日丹诺夫偏爱的那种动辄就要夸夸其谈的方式截然不同。出席者当中还有索尔仁尼琴，赫鲁晓夫同他热情寒暄，还有一些在上呈赫鲁晓夫的联名书上签过名的重要人士，其中有几位被允许在会上对来宾们发表了演讲。这里特别应当提到一席对话，它在日后曾被全国知识界广为流传。对话者便是叶甫图申科与赫鲁晓夫。
叶甫图申科：我想为抽象派艺术和我们的艺术家说几句话……我们应当对我们艺术中的这一抽象主义流派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不要贸然下手摧残它，因为这将引起负面的后果，我认识这些艺术家。我了解他们的创作风格，我想强调一句，在绘画方式上他们既喜欢现实主义也热爱抽象主义。我坚信，他们作品中某些形式主义的倾向能够逐渐得到改正。
赫鲁晓夫：只有坟墓才能纠正驼背。
叶甫图申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段时期里在我国确实只有坟墓才能纠正驼背，但从那以后，我们已前进了不少。真的，还有其他纠正错误的方式。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宽容，不动干戈，给我们的艺术家充分的时间，让他们开展自己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应该允许不同的艺术流派同存共处，让我们的艺术通过艺术家的竞争，在整体上获得进步。与作家、音乐家相同，画家对任何形式的压制也都十分敏感，因此最好不要采用这种手段。一切最终都会走上正途的。
赫鲁晓夫：我不相信您本人真会喜欢抽象派艺术。
叶甫图申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抽象派艺术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呀。重要的是它不应当挂羊头卖狗肉，变成冒牌货。我认为肯定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到了一定的时候，旧式的绘画风格已无法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精神风貌。我不得不直率地告知您，我并不喜欢我们的肖像绘画，尽管它是现实主义的。我可以对画像里的人物十分尊敬，可是画像本身对我来说似乎就像是平常的彩色照片，这无法激起欣赏者的感情。我根本不相信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真会喜欢一幅表现“尼·谢·赫鲁晓夫在工人中间”的平淡无奇的油画。最近我的工作同古巴有密切的关联。我十分欣赏古巴的抽象派绘画。要能在我们这里举办一个古巴美术展览，那该多好呀。古巴的抽象派艺术在古巴人民及其领导人当中都大受欢迎。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之也极其欣赏。古巴的抽象派艺术对革命有不小的帮助……我并不是主张姑息纵容。我主张的是克制，是深入研究当代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并且归根结底为了人民的利益把我们作家和艺术家团结在一起。
1963年3月8日，党和政府领导人又出席了另一次讨论文化工作的会议。会场设在克里姆林宫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这使会议显得庄严隆重。应邀与会的文化工作者没有享受茶点小吃的招待，也没有遇到举怀祝贺。伊利切夫讲了话，对他的发言，听众的态度大相径庭，对他的观点有人支持，其他人则以直接间接的方式表示反对。随后，赫鲁晓夫也起身讲话。
他的讲话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含糊不清。对于雕塑家埃·沃契亭，赫鲁晓夫不吝溢美之辞；此人的作品一向得到官方令人作呕的吹捧。但在此同时，赫鲁晓夫又痛斥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尼的作品是“病态的粗制滥造”。他严厉批评了库季耶夫那部引人入胜的影片《伊里奇之门》，但又称赞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索尔仁尼琴、丘赫里和叶甫图申科的作品。接着他又谈到了评价斯大林为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做的“工作”问题，也提到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所“贡献”。令人诧异的是，当他谈到自己在二十二大上采取的路线时，赫鲁晓夫在说法上忽然来了一个大拐弯。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晚年已是疾病缠身，患有偏执狂；因此他的罪责完全应当视为得病的后果。说着说着赫鲁晓夫的话锋又突然一转，开始对年轻一代似乎乐于大跳特跳的几种舞步大加谴责。随即他的话题又回到原处，他宣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以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活动作为主题来对待，这方面的材料难以驾驭，不易使用，并且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这显然是在发出讯号，今后不得再进一步发表涉及斯大林统治时期的作品了；事实上不久之后，这一禁令便被正式制订出来。
然而官方反对思想解放的运动也就此为止，未再深入。赫鲁晓夫并不希望在意识形态上压制广大作家和艺术家。党内领导层的某些保守派对此大失所望。及至党中央6月全会举行之际，严肃的气氛已经缓和不少。数千名文化工作者，其中还有不少非党员也应邀列席了这次中央全会。伊利切夫又在会上做了报告。随后的讨论主要涉及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经济学上的争端，不过讨论也不时被某些奇谈搅得乱七八糟。例如，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恩·格·叶戈雷契夫就在会上跳出来为李森科大加辩白，同时对生物学家若莱斯·麦德维杰夫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的完全合理的批评意见大力低毁。但是，赫鲁晓夫在会上讲话的语气却相当温和。他主要谈到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已取得的种种成绩，同时也相当克制，没有对苏联的艺术家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在谈到涅伊兹维斯特尼的时候，赫鲁晓夫的措辞也不象几个月前那么严厉尖锐了。他在会上指出：
关于雕塑家涅伊兹维斯特尼的作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倒认为他是个诚实而能干的人。我们对于抽象派艺术的见解，绝不能仅仅局限在他的雕塑作品上。让我们不要着急，先等等看，看看他怎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看他的作品如何表现是在为人民服务。不管怎么说，应当受到批评的还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我们艺术领域中的不健康倾向。
最后这句话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在批评伊利切夫。
尽管赫鲁晓夫的说法前后并不一致，但他在文化工作上的权威却是无人能敌的。窥一斑便知全豹。1963年7月，欧洲作家联盟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列宁格勒举行。欧洲大陆各国都有作家与会。会议结束时，像肖洛霍夫、费定、列昂诺夫、苏尔科夫、巴让、萨特、特瓦尔多夫斯基以及其他几位较为显赫的来宾，又应邀前往赫鲁晓夫正在度假的皮松达海角国家别墅作客。经过大家的劝说，特瓦尔多夫斯基大声朗诵了自己的讽刺诗手稿《焦尔金游地府》；这首诗早已脱稿，但始终未能得以公开发表。这首诗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逗笑了，赫鲁晓夫也不例外。他说自己也看不出有什么道理不让这首诗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女婿，时任《消息报》总编的阿朱别伊恰好在场，于是他便把诗稿发回莫斯科。8月18日的《消息报》随即发表了这首诗，报纸总编本人还特意加上了编者按语。此后不久，它又在《新世界》杂志上刊登。
这首诗辛辣地讽刺了官僚主义、党政领导机构的急剧膨胀以及无休无止的“重新组建”活动。此诗发表之前曾提交书刊检查部门。负责审查的干部马上发现，这首诗在涉及到斯大林时期镇压活动以及可怕的个人崇拜时，竟然有这样的诗句：
这里均是傻瓜，
我们事事处处全套计划……
有些人你请他们走开，
可他们却并不愿意退休回家。
我们总是在制造这些书报稽查——
他们手中攥着工资一大把。
从这个不起眼的职位，
他们没必要急着去哪儿……
书刊检查部门的负责人深知特瓦尔多夫斯基很有来头，只好对这首诗其余部分的煽动性诗句佯作不知，仅仅要求把上述矛头指向他们的语句删除。但是特瓦尔多夫斯基连这一让步也断然加以回绝。最后，这首诗还是得以全文发表，苏联公民读到此诗时它连一个字都没少。官僚们对此十分恼火，但他们还是忍住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