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农业生产形势迅速恶化，收获的谷物远远少于创纪录的1956年。肉类和奶制品的生产总量虽然提高了10%，但与美国相比，差距仍然很远。1958年夏天却又给人带来了更大的希望，一次令人开颜的收成显然已经十拿九稳。老天确实帮忙，而1953-1957年期间采取的刺激生产的措施也开始奏效。结果，1958年的粮食收获总量破天荒地达到了8.6亿普特——几乎比创纪录的1956年还要多出1亿普特，与1953年相比则超出了71%。历史上第一次可以这样认为，苏联的粮食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然而，在牲畜饲养方面形势就不那么乐观了。虽然1958年的肉类生产与1957年相比增长了4%，与1953年相比则增长了33%，但平均每年的增长率只有3%。牲畜饲料和土豆的生产更是远未达到计划指标。赫鲁晓夫立即明智地放弃了所谓要在肉类生产上以3到5年的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的宏伟目标。在1958年12月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又宣布了一个关于今后七年农业发展的计划，设想到1964年时实现肉类生产翻一番。
为此，赫鲁晓夫采取一切措施鼓励提高肉类生产。在他的赞许下，梁赞州的负责人大言不惭地吹嘘要在1959年一年之内使本州的肉类生产增长3.8倍，使向国家交售的肉类产量增加2倍。这就是说，一个在1958年只向国家交售了4.8万吨肉类的州，现在却口出狂言要在次年交售15万吨的肉类！《真理报》的编辑们刚开始不愿意发表这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只是在赫鲁晓夫亲自干预之后，这则新闻才得以见报。一时间，舆论哗然，压力大增。在这种形势下，其他一些州也纷纷被迫修改自己以前提出的目标。斯塔夫罗波尔和克拉斯诺达尔两个边疆区夸下海口，要将肉类年生产量提高2.5倍，莫斯科州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则斗胆鼓吹提高2倍。这是中国“大跃进”精神影响下的一次不切实际的冒险。
1958年9月，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召开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专门讨论苏联经济发展计划（这次是七年计划）的各项指标问题；同时还决定由赫鲁晓夫担任报告人。这个新计划的起始时间是1959年至1965年，提出计划的主要动机就在于有必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因此，新计划将为各个经济部门和各地区经济委员会详细规定所要达到的目标。
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59年1月27日举行，直至2月5日闭会。由于大会具有非常特点，因而会上没有提出其他的报告，没有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也没有议论1957年的“六月全会”事件。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今后7年之内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赫鲁晓夫报告中所提出的计划控制数字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报告提出，在7年内，总的工业生产要提高80%，工程生产进度增长100%，发电量增长120%，化学工业增长300%。计划专为电子、电气制造，为化学聚合材料的生产和原子能工业规定了极高的发展速度。另外，计划还提出，石油和天然气在国家燃料和电力生产中的比重应从31%扩大到51%；所有的轻工部门，尤其是有关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耐久消费品的轻工生产部门都要有迅速的发展。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实际收入要提高40%，要在全国城乡分别修建1500万套公寓住宅和700万栋农村住房。伴随着关于七年计划控制数字的决议而来的，则是喧闹一时的宣传发动。甚至连《鳄鱼》杂志这类讽刺漫画性的刊物也一反常态，一本正经地写道：
尼·谢·赫鲁晓夫高瞻远瞩地提出七年计划的宏伟指标，仿佛将一捧五彩缤纷的群星撒落在天蓝色的帷幕上。群星宛如天际的星辰，荧荧发光，交相辉映。它们飘舞回旋，流光闪烁。它们闪耀着光华，放射出炽热。它们的光束透入了我们的心田。精炼钢的数字闪亮着夺目的白光，有色金属的数字散发着碧玉般的绿光，小麦的数字迸发出金子似的黄光，纺织品的数字折射出彩虹样的五颜六色。端详这幅迷人数字织成的篮图，我们为人类高超的想象力而惊叹。在这每一个数字后面，巍然屹立着无与伦比的创造者——大地的主人、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在这每一个数字中间，都隐含着人民无穷的创造力。所有这一切，就是一幅计划经济的美好图景，就是社会主义全国管理的动人画面。
但另一项计划却引人注目地没有招来如此热烈的颂扬和讴歌。1958年年底，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曾根据赫鲁晓夫提交的一份报告，在原则上决定改革机器——拖拉机站，将其所有的农业机械转售给集体农庄。经过为时一个月的全国讨论之后，最高苏维埃批准了这一改革。这一新的改革无非又一次证实，一个基本上还是合情合理的改革，如果不重视细节问题，不预先进行试验和经济上的成本分析，只是仓促轻率而又不顾各地的实际生搬硬套地加以实施，那么它对国民经济也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早在20年代末期，就已开始筹建机器——拖拉机站以帮助第一批出现的集体农庄，因为这些集体农庄既没财力去购买、也无专业人员来使用农业机械。直至卫国战争爆发时，全苏已有机器——拖拉机站7000多个；1953年年初，这个数字又上升到8000多。早在三四十年代即已证明，一方面发展扩充机器——拖拉机站，同时又鼓励集体农庄自力更生获取农业机械，是两个相得益彰的举措，二者缺一不可。但斯大林却没有采纳这一好的建议，而是规定集体农庄只允许拥有卡车。当时在斯大林看来，将农业机械销售给集体农庄在原则上是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不准许的，因为这种做法会使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变为商品，从而又扩大了商品流通的领域。然而，随着集体农庄规模的扩大和收益的增加，随着各种各样可用于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机械设备的出现，随着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广泛提高，又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使集体农庄更加全面充分地实现机械化的问题。而在当时的体制下，集体农庄实际上有两个并列上级，一个专管农业机械，另一个负责人力劳动和产品运输。这种体制不利于农庄的进一步发展。
1957年，在斯塔夫罗波尔进行了一项实验，这个边疆区中有12个大型集体农庄得到了原来由相邻的机器——拖拉机站所拥有的农业机械。试验结果充分表明了集体农庄使用自有农机的能力。但是，原先那种将机器——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绑在一起的制度早在30年前就已出现，在过去几十年里也已有过这样那样的局部调整，因而目前所需要的就是继续进行试验和逐步实施改革。在向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所提出的报告中，赫鲁晓夫本人也主张根据各地区的特殊情况和不同的条件推行逐步的改革。他还认为，这尤其适用于那些与其他地区相比农业较为落后、集体农庄较为贫困弱小的地区。依照他的说法，改革机器——拖拉机站一事应当在2到3年的时间里逐步完成，在某些地区，完成改革甚至还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行。他亲口说过：
在这件事上，切不可操之过急。”
这一谆谆告诫很快便被他自己置之脑后，在通过新法令的3个月之后，几乎所有的机器——拖拉机站都已关闭。到1958年年底时，80%多的集体农庄已经购得了自用农业机械，而其余不到20%的农庄均是一些规模较小，资金困难者。在同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经过“交换意见”，遂决定同样向那些较贫困弱小者出售农业机械，“以使它们不致感到孤立无助”。时至1959年年初，原有的8000个机器——拖拉机站中，尚存者只有385个了。
这种仓促的行动对集体农庄的生产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农庄不得不花费巨大的开支来购买那些农业机械，又不得不为修理或停放这些农业机械修建高棚车库。另外，每年还须花费总数多达一亿多卢布的款项来购买燃料油和润滑油，还须接着付给农机手们工资。然而，直到1958年，只有40%的集体农庄还算得上是经济上稳固兴旺的企业。
这些负担，即使是对较为富裕的农庄来说也决非易事。改革法令曾规定，购买农业机械的款项可以在3到5年的时间内分期偿付。这样，对于那些规模小、底子差的农庄来说，每年付出的款项与他们过去在同一时间内付给机器——拖拉机站的杂务费大体相当。但不久，一部分富裕的农庄提出，它们愿意在一年之内就全部付清自己购买农业机械所需的款项，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支持。在这种压力下，一些较为贫困弱小的农庄打肿脸充胖子，也宣布依此办理。而这样一来就必然导致在若干年内延缓农庄其他所有的计划项目，甚至还要减少庄员的收入。果然，相当一部分即付现款购买农业机械的农庄不得不在其它方面节省开支。
本来，集体农庄购买的农业机械都完好崭新或运转正常。但到1958年夏天，大量滞销农机在各个销售中心堆积囤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削价出售这些已有破损的农机，或者允许农庄无偿拿走。但各地的地方党组织却施加压力，强迫集体农庄按照一年来实际上已经上涨一倍的价格买回这些农机以及相应的备件、汽油和其他一些材料。
机器——拖拉机的改革也祸及了农机制造业。集体农庄买下机器——拖拉机站的存货之后，也就没有余钱再去购买其他的农业机械了。然而，国家不是提供贷款来维持生产，而是开始削减农业机械的生产，将许多农机厂改变为制造其他产品的流水线。新农机供应减少的大致情况是，1958-1959年期间，康拜因、卡车以及其他所有的机械供应量锐减1/2。而经济学家的计算表明，相对于过去由机器——拖拉机站所有机械的使用情况而言，现在农庄并未充分利用已经买到手的机械。
同时，改革也并没有为集体农庄获得的农业机械设立新的维修服务体制。农庄的农业机械至多只能得到小修小补，而他们自身没有能力实施大修。结果，问题不断积压，而要一齐解决时却措施不及了。此外，当原机器——拖拉机站的农机手转为集体农庄工人时，他们在经济收入方面也得不偿失。在那些规模小底子薄的农庄，农机手的收入更是顷刻之间一落千丈，因而又引发了几千名拖拉机手和康拜因驾驶员纷纷迁居城镇，另觅收入高待遇好的职位。虽然这一改革也曾使相当多的一部分财力从集体农庄转入国库，但在此后的七八年时间里，集体农庄对自有机械的利用情况却越来越糟糕，农庄的生产也受到了无法弥补的破坏。
1959年12月，中央委员会举行例会，其日程包括讨论“进一步发展农业的问题”。报告人包括所有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本人也讲了话，其中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梁赞州劳动人民的榜样给了我们什么教育？”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关于梁赞州的肉类生产问题。恰好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前，梁赞州的负责人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州已经完成了自己承担的所有义务，向国家交售了15万吨的肉类；他们进而又口出狂言地表示，要在下一年（即1960年）将交售总量提高到18至20万吨。对这个州集体农庄和普通庄员为这个浮夸的数字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赫鲁晓夫自然是浑然无知。
但不久，事实真相便大白于天下。事实证明，梁赞州的巨大成功只是一场巨大骗局。这个州正在喂养还不能出栏的大量牲畜以及许多奶牛都被送入了屠宰厂。而次年，集体农庄不得不从相邻的其他州再去购买牲畜。很多农庄也由此倾家荡产。梁赞州根本没能力完成它在七年计划中本来所承担的义务，更无须提那个更为野心勃勃的目标了。最后，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阿·恩·拉里阿诺夫意识到自己的鬼把戏已被戳穿，走投无路之下便只好开枪自尽了。而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来恢复这个州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
直到1960年，操之过急地取消机器——拖拉机站的恶果仍在许多方面产生负面作用。对农庄的农机供应量一减再减，农庄对现有农机的利用率一降再降。虽然工业正在稳定地发展，但农业的增长与七年计划的要求相差甚远。经过1954-1958年相对较快的发展之后，农业再度陷入了让人伤心的境地。为给农业发展提供资金而特意拨出的国家储备基金实际上已消耗一空。而现在农业发展还必须投入资金，要求有更大规模的机械化、更多地使用化肥、扩延和改善乡间公路、修建谷物仓库、铺设打谷晒场、增强农机手的技术力量等等。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苏联农业自始至终支持着工业，因而使工业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而现在所需要的则是把更多的国家资金用于推动农业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上。可是，赫鲁晓夫并未理解实行以农业为重点的新战略的必要性。他我行我素地把宝押在改革管理体制和采用农作物新品种之上，固执己见地主张削减私人对自留地、家畜的占有与饲养。却不料，这只是死胡同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