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上半年，赫鲁晓夫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外政策问题。1月，他在明斯克发表讲话，表示他愿意为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努力。随后，“人民希望缓和”这句套话在几家全国大报上同时刊出。1月和2月期间，苏联政府同西方国家政府频繁地交换了大量信件和照会。苏联提出的建议也是一个接一个，其中主要有禁止核武器试验、禁止为军事目的而利用空间、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关于使中欧地区成为没有核武器或导弹的和平区协议以及东西德国共同裁减军事力量等等。然而，未能如愿，除了同联邦德国签署了一项扩大经济交往和技术交流的协议之外，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但与此同时，苏联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却得以改善。赫鲁晓夫亲自率领苏联代表团对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访问。1958年春天，捷克斯洛代克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访问了苏联。接着，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代表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然而，南斯拉夫却不在此和亲交好之列。贝尔格莱德公布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苏联的意识形态专家迅即斥之为“修正主义”的文件；中国报刊发表了许多尖锐攻击南斯拉夫的文章，苏联报刊也竞相转发。在保加利亚的一次演讲中，赫鲁晓夫还把南斯拉夫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洛伊木马”。伏罗希洛夫原定访南的计划也被取消，他和赫鲁晓夫只是在铁托生日之际联名发去了一封贺电，略致敬意。
党与党关系的恶化又导致了国家之间关系的逆转。虽然双方协议的墨迹未干，赫鲁晓夫还是一意孤行地下令停止向南斯拉夫驳运出口小麦。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忍无可忍，怒发冲冠，他曾经天真地以为，由于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因而肯定会回返社会主义阵营的怀抱。但对铁托来说，这种要求他根本做不到。历尽千辛万苦方才脱出了斯大林的桎梏，他决不会再自投罗网，重新在苏联座下俯首称臣；即便是苏联的统辖现在已经较为灵活、给人以较多的回旋余地，但仍然是不能接受。南斯拉夫坚守对内对外大政方针决策过程中的完全独立，铁托也希望不偏不倚地同东西方共同发展关系。正是在这个时候，以铁托、尼赫鲁和苏加诺为首的一些不结盟国家正式宣告了自身的政治独立。
对于铁托的桀骜不驯，赫鲁晓夫极为恼怒。1958年5月，苏联又猝不及防地拒付原定给予南斯拉夫的贷款。依照1956年达成的协议，苏联须在6-7年内向南斯拉夫连续贷款，其条件也极其优惠，远胜于西方债主向南斯拉夫提出的条件。1956年时，苏联自己也根本没有多少剩余资金，因此，拨给贷款实际上是对南斯拉夫的一种怀柔笼络。但此时，赫鲁晓夫认为这一举动过于宽厚优待，因而他未做任何说明就下令取消贷款。从法律的角度看，赫鲁晓夫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协议已经达成，白纸黑字，一清二楚，而且南斯拉夫已经根据这些贷款所指定的用途开始兴建化工厂了。
苏联与埃及的关系不断升温。1958年1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埃及和叙利亚合并为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两国签署了一项关于今后合作问题的协议。4月底，莫斯科为纳赛尔总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他当时在苏联访问达两周之久。苏埃两国之间的经济和军事——政治联盟初具规模，赫鲁晓夫对这个联盟相当重视。不久，几百名苏联专家被派到开罗，帮助埃及发展工业，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
1958年夏季，中东局势波谲云诡、日趋紧张。在伊拉克，亲英的努里——赛义德政权被推翻，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统治也危在旦夕。黎巴嫩的基督教派总统加米耶·夏蒙惊恐万分，担心自己的政权支撑不住。在他的吁请下，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登陆。而这又引起了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提心吊胆。苏联同美国迅速交换了若干外交照会，纳赛尔又飞赴苏联进行短暂的工作访问。很显然，他访苏的目的就是寻求苏联军队的直接支持。但是，西方国家并不希望看到苏联军队开进叙利亚或其他几个国家。不久之后，美国军队便从黎巴嫩撤出。
为了推行自己的对外政策，赫鲁晓夫认为必须利用外交照会来阐发苏联政府的观点，同时还应当借助报刊来扩大宣传。他非常了解新闻界的重要性，特别是西方国家新闻界所占据的“无冕之王”的地位。因此，他常常像接待外国政府首脑和外交官一样，不遗余力地安排同新闻记者的交谈。在1958年的最初几个月里，赫鲁晓夫就分别会见了许多西方新闻界人士并且不厌其烦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这些新闻界人士包括；德国出版商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尔和《世界报》主编汉斯·策勒；美国《时代》周刊外事部编辑艾弗腊克·麦克唐纳；墨西哥《至上报》记者曼怒埃尔·梅希多。他还接见了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团；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塞尔格·格鲁萨尔；美国《商业日报》的代表埃里克·李德尔和海因茨·卢迪克；意大利《时代报》记者朱塞佩·帕洛齐；希腊报刊发行人克里斯托斯·兰勃拉斯基；澳大利亚《墨尔本先驱者报》记者约翰·华特斯。赫鲁晓夫不仅接见民主派报刊的代表，而且也会晤右翼新闻界的关键人物。例如，赫鲁晓夫会晤过美国报纸公司的负责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苏联报刊上，这个名字以前一直是“黄色的”反动新闻界的同义词。赫鲁晓夫与新闻记者的长篇谈话通常是经过双方核实同意后，同时在记者所属国家和苏联的报刊上全文发表。这些谈话的记录文字表明，对于采访者，赫鲁晓夫经常施展身手，圆滑机敏地对待之；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他总是卖弄才华，婉转巧妙地应付之，通常是狡黠地回避要害，王顾左右而言他。赫鲁晓夫同西方主要报刊派驻莫斯科的记者长期厮混在一起，逐渐与之相识熟稔，因而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他经常不需他人介绍便直呼其名。
1958年期间，在不为外界所注意的情况下中苏之间的裂痕逐步扩大。除了中国领导人不赞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发批判之外，在最近几次各国共产党会议上又开始暴露出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分歧。特别是对赫鲁晓夫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乐观估计毛泽东极不同意，他指责这种估计是一种路线错误。反过来，中国声名狼藉的“大跃进”初现弊端，使得中国又向苏联提出了大量的新需求。而对此，苏联并没有立即答允。私下里，赫鲁晓夫对中国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也颇有微辞，并宣称这是一种陈旧过时的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始终相互敌视，关系一向紧张。但在这时，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转移对“大跃进”失败的视线，新的变乱有可能立即发生。由台湾控制的金门岛离大陆并不远，正是围绕着这些岛屿双方爆发了冲突。中国大陆的炮兵开始重炮轰击小岛，军队也在与之隔海相望的大陆海岸集结待命，摆开了夺回这些岛屿的架势。为了显示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又开始介入，其海军舰只和飞机挑衅性地频繁侵入中国的领海和领空。北京随之向美国发出了“第一次严重警告”；尔后这种警告很快便积十上百，无计其数。赫鲁晓夫将苏中双方的分歧撇在一边，对中国进行了三天访问，其间几次同毛泽东见面会谈。后来得悉，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中国方面强烈要求制造一枚自己的核导弹以供发射。然而，苏联并没有答应中国的这个要求，没有将援助扩大到原子武器领域。赫鲁晓夫仅仅承诺，一旦中国与美国发生严重的冲突，苏联保证全力以赴地支持中国。
次年（即1959年），对赫鲁晓夫来说是极为紧张的一年。早春时分，应民主德国政府的邀请，赫鲁晓夫参加了来比锡国际贸易博览会的开幕式，接着又进行了一周的访问。他的演讲和答记者问几乎每天——肯定是每周不少于三次——都在报纸上大字刊出。他的许多讲话常常是即兴之作，结果，报纸编辑在对之进行整理以供发表时总是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行。例如，3月7日在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一次令人极感兴趣的长篇讲话。但直到3月27日，讲话全文才姗姗来迟地见诸《真理报》。
回到克里姆林宫后，赫鲁晓夫接见了英国国会议员哈罗德·麦克米伦，接待了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之后，他又在5月底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了阿尔巴尼亚。苏联报刊在刊载有关这次访问的新闻报道以及赫鲁晓夫和恩维尔·霍查的几次讲话时，竟还意犹未尽地加上了通栏大标题“万古长春的友谊”。对于苏阿之间充满了难言之隐的相互关系而言，这种表述实在是让人贻笑大方。在斯大林当政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也曾发起过针对党内干部的残酷野蛮的逮捕和迫害。党和国家许多杰出卓越的领导人被冠之以同情南斯拉夫或反对霍查和谢胡领导集团的罪名而惨遭杀害。苏南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恢复，特别是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置阿尔巴尼亚现任领导于进退维谷之地。但他们执迷不悟愚而自用，既不愿为本国以前的所谓“罪犯”平反昭雪，也不想同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然而，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部、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一级，都产生了反对霍查一伙的派别。他们要求改变党的方针政策，恢复那些已被处死的共产党人的名誉。这个反对派的某些成员还跑到莫斯科，向苏联领导集团通报了阿尔巴尼亚国内令人无法容忍的局势，寻求苏方支持。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委员会都未进行直接的干预。
在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又开始了新的清洗。中央政治局委员利丽·盖加遭到逮捕，中央委员会的利丽·贝利绍娃和科乔·塔什科也一同被捕。尽管赫鲁晓夫向霍查发出了个人呼吁，尽管利丽·盖加已身怀六甲，但她和她的丈夫还是惨遭枪决。赫鲁晓夫访阿之后不到两年，阿尔巴尼亚就全盘告断绝了同苏联的一切关系，而且成为最为激烈地谴责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个人的攻击者之一。
对改善与美国这一强国的关系，赫鲁晓夫开始日趋重视起来，并且迫不及待地寻求推动实现缓和的途径。一年前的1958年8月，赫鲁晓夫曾热情款待了美国知名人士、企业家兼金融家赛勒斯·伊顿。此人的知名就在于他一向为美苏之间结成更加亲密的关系而奔走呼告。也正是在他的发起下，美苏两国科学家和知名人士开始定期聚会以谋求相互了解。这类聚会随后便以第一次聚会地点为名称而成了著称于世的“帕格沃希运动”。伊顿曾和赫鲁晓夫一起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游览者的人丛中闲游漫步，不少普通的苏联人纷纷兴高采烈地向赫鲁晓夫问好致意。他们之间这种轻松随便的关系使伊顿大为惊诧。（实际上，赫鲁晓夫总是得心应手地利用这类机会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一次，当他带着铁托去一家咖啡馆品尝冰淇淋和咖啡时，他忽然发现他和他的客人都身无分文，结果一个卫兵借给他10个卢布。当然，对政治家来说，生活也是政治：赫鲁晓夫总是想以这类小花招向来宾展示苏联普通人民与党的领导人之间亲切友好相处无间的形象）1958年12月，赫鲁晓夫又同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举行了会谈。1959年年初，他在部长会议的副手米高扬飞至美国，会晤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双方会谈的问题清单简直无所不有：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问题、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美苏贸易问题以及安排赫鲁晓夫访美和艾森豪威尔访苏的可能性问题。
1959年早些时候，美苏双方拟定了各自在纽约和莫斯科举办对方展览会的计划，修建展馆和筹集展品的工作迅即展开。1959年6月，苏联展览会开幕，总共十几万美国人入内参观。7月底，设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的美国展览会也已准备就绪，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为开幕式剪彩专程飞抵莫斯科。在正式开幕之前，赫鲁晓夫在一批位高权重的要员簇拥下参观了这个展览。一套标准的美国家庭住宅吸引了赫鲁晓夫的注意，住宅用木质多层复合板制成，设计居住年限顶多为20至25年。赫鲁晓夫认为这种住宅不经久耐用，是一种浪费。他说：“我们必须建造结实的住房，那样的话，我的儿辈、我们的孙辈也都能住在这些房子里。”尼克松回答说：“但是，我们的儿辈、孙辈他们的口味爱好和需要与我们毕竟不一样啊！”赫鲁晓夫却接着说：“那就让他们换换家具嘛，为什么要改变房子呢？”
这一交锋是在这套美国住宅的厨房里发生的，对于建筑材料耐久性的关注只是表面性的。这两个人讨论的还有美苏关系的若干问题。赫鲁晓夫为这一番唇枪舌剑所激怒，他对尼克松说，如果美国想要考验一下苏联的决心的话，那么“我们要带你去见见库兹马的母亲”（这是一个很流行的俗语，其大意为“给你一个厉害看看”），美国译员被窘住了，思虑了一下只得照字面意思翻译出来。尼克松对此自然是莫名其妙。苏联翻译只好又补做了更加详细的解释。苏联老百姓后来经常谈起这则笑话。
在展览会的正式开幕式上，尼克松发表演讲，对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人的物质保险以及一般美国家庭的财富大肆鼓吹了一番。他还特别提到言论、新闻、出版和迁徙等自由。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苏联报刊未加删节地全文刊出了这篇讲话。此后，尼克松在莫斯科又停留了几天。一次，当他和他的东道主在莫斯科河岸边的度假者中散步时，赫鲁晓夫不拘礼节地同那些日光浴者随意交谈闲聊，然后又问他的客人尼克松：“你看这些人像是共产主义的奴仆吗？”
1959年7月4日，官方正式宣布，赫鲁晓夫将在9月对美国进行访问，“以便了解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次年秋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回访苏联。两次都是正式访问，但没有任何签订条约的问题。
9月13日，苏联火箭“莱卡二号”在月球登陆成功，并在月球表面竖立了一面苏联小三角旗。两天之后，《真理报》发表了一幅宣传画，上面以登月火箭和《列宁号》原子破冰船为背景，画了一架图——114飞机，机身一侧写有“莫斯科——华盛顿”字样。宣传画上方的题目是：“今天，尼·谢·赫鲁晓夫启程赴美”。
这确实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是苏联党政首脑人物破天荒第一次出访美国。同时，这次访问也充分表现了赫鲁晓夫那种黑白分明、特点突出的个性。美国看到过的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无计其数，早已见多不怪，但许多老一辈的美国人和苏联人至今仍对赫鲁晓夫的旅美两周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在这14个日日夜夜里，美国、苏联乃至全世界的注意力无不为苏联这位首脑人物所牵动。面对这些细致观察和分析，赫鲁晓夫镇静自若，没有一点失态。尽管在他访美之后，美国共产党的队伍和影响都没有扩大，但赫鲁晓夫本人却是名誉全球。美国人钦佩他的直率坦诚，倾慕他的充沛精力，赞赏他的奋勉勤恳，惊叹他粗鲁的幽默；为他机敏的应对所痴迷，为他朴素的单纯所折服。但赫鲁晓夫面对各种赞誉指责，无动于衷，保持着自己的一贯本色。
赫鲁晓夫的访问是从9月15日开始的。一路陪伴他的有他的老妻尼娜·彼得罗芙娜和另外几位家庭成员。在他鞍前马后的有葛罗米柯偕夫人，中等和高等专业教育部部长维·彼·叶留金。苏联代表团还包括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方经济委员会主席尼·亚·杰哈诺夫、苏联原子能和平利用委员会主席瓦·斯·叶麦利扬诺夫和作家米·亚·肖霍洛夫。代表团所搭乘的图——114型飞机的设计师安·尼·图波列夫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改由他的儿子代表他赴美访问。与苏联代表团随行的还有一大批新闻记者和一些外交官。
赫鲁晓夫受到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新任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杜勒斯已于这年5月病逝）的迎接。随后，两位领导人同乘一辆敞篷车从空军基地直驱华盛顿。在美国总统贵宾通常下榻的布莱尔大厦略事休息之后，赫鲁晓夫造访白宫、出席了专为他安排的一次午餐会。接着，他和美国总统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但为时短暂，因为赫鲁晓夫的这一天已经持续了32个小时。
翌日，赫鲁晓夫在自己住处的午宴上充当了东道主，这时，他和美国总统再次进行会谈。他们谈到的问题包括裁军、德国和柏林问题、美苏贸易的扩大等。虽然他们的观点存在分歧，但双方都一致认为，应当奉行缓和政策，应当忘却冷战。
同一天，赫鲁晓夫匆匆游览了华盛顿市容，然后过访美国国会，会见了以威廉·富布赖特和后来的总统林登·约翰逊为首的一些参议员，其中还有精力旺盛并很快将使赫鲁晓夫终生难忘其人的约翰·肯尼迪。这一天的另一项主要活动是赫鲁晓夫在华盛顿记者俱乐部向美国主要报刊的记者发表演讲。讲话之后，他又回答了一些提问。其中有的问题显然是故意刁难，他大发雷霆。但赫鲁晓夫显示出自己无愧是一个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雄辩家，当时他疾言厉色地大声说：“如果你们还要向我拽死耗子的话，那我就要回敬给你们更多的臭猫尸。”后来，这场同新闻界的遭遇战在美国电视节目中播出。
当天晚上晚些时候，赫鲁晓夫抵达纽约。他在这个城市席不暇暖地忙碌了两天。由纽约市长罗伯特·华格纳举办的第一个招待会，简直就是纽约名流精英的大聚会——总共约有2000人到会。然后，又是由艾夫里尔·哈里曼充当赫鲁晓夫东道主的一个规模较小的招待会。晚上，赫鲁晓夫又出席了纽约经济界俱乐部为他举行的晚宴。按照美国一家报纸的说法，这是“迄今为止在同一个屋檐下举行的富商巨贾的最大聚会”。进餐之后照例又是演讲和答问。翌日，赫鲁晓夫在纽约四处奔波；他拜会了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参观了罗斯福家庭纪念馆并在罗斯福墓前致哀。随后，他来到正举行联大秋季例会的联合国总部大厦，向在场的80个国家的代表发表了讲话。他阐释了分阶段削减军备、裁减军队所提出的困难，也论述了其他一些有关时事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以及与德国缔结和平条约的问题。
9月19日和20日两天，赫鲁晓夫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度过的，访问了洛杉矶和旧金山两座城市。他莅临全球闻名的影视城好莱坞，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专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之后，赫鲁晓夫参观了圣何塞一家制造计算机的工厂，走访了一家自助商店和一家自助餐馆（这类设施后来很快便在苏联星罗棋布地到处出现）。他还同以劳联——产联副主席沃尔特·鲁瑟为首的一些工会领袖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热烈研讨。接着，赫鲁晓夫驱车赶到旧金山。次日主要用来出席各种集会，并在旧金山海湾四处游览，欣赏自然的鬼斧神工。
对依阿华州美国农场的考察占用了9月22日和23日两天时间。在州府得梅因，赫鲁晓夫考察了一家农业机械厂和一个大型肉类加工厂，走访了当地商会。他还同罗斯韦尔·加斯特重温了友谊。后者曾向苏联提供杂交玉米良种（在他的农场里，一组苏联康拜因驾驶员学会了怎样在人歇机不停的情况下连续播种玉米）。尔后，赫鲁晓夫飞抵匹兹堡，参观了梅斯特公司的机械厂。至此，赫鲁晓夫这一圈出游方告结束。
9月24日，赫鲁晓夫返回华盛顿，主持了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次日，他在美国总统的乡间休养地——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再次开始会谈，并一直持续到9月27日才结束会谈。他们两人往往只在翻译的陪同下独处一室，秘密交谈。而他人不得与闻。此间，赫鲁晓夫还乘便做客附近的总统农庄，与总统的家人聚首共欢。9月27日，赫鲁晓夫通过美国的电视网发表了讲话，这标志着赫鲁晓夫访美的终结。
但赫鲁晓夫只是在飞机上短暂小憩。几乎是刚到莫斯科，他就出席了在体育宫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简略报告了他的美国之行。翌日，他又登上另一架飞机，直飞北京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庆典。
9月29日，赫鲁晓夫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彬彬有礼而又内含冷淡的欢迎。苏联代表团是提前几天到达的，由于中国普通群众并未得知这次访问的消息，因而也没有出现任何欢迎赫鲁晓夫来访的人群。这同几天之前赫鲁晓夫访美之行的礼遇反差极大，前者热烈后者冷淡。此时，中国的局势越发错综复杂，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已日趋微妙，双方的分歧加大加深了。由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仍然异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而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访美及其推动苏美关系缓和的努力心怀怨怼。中国各级机构同苏联专家之间的龃龉也日趋明显，因为这些专家对许多只是为了“大跃进”而采取的措施持有异议。原本指望赫鲁晓夫的来访会有助于澄清许多问题，殊不料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短暂的会见就不融洽。这位中国领导人显然是在虚以委蛇，他借口公务繁忙难以分身，力图回避严肃认真的谈判。赫鲁晓夫因而决定不必在此徒耗时间，几天之后，他便离开了中国。这成了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访华，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
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赫鲁晓夫在海参崴停留了两天，并在这个城市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做了报告。随后他走走停停，顺次出席了在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及新西伯利亚等城市主要广场上举行的一连串大会。赫鲁晓夫还视察了坐落在布拉茨克的水力发电站和位于新西伯利亚不远处、正在营造中的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建筑工地。
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时，已是10月10日了。他不辞辛苦，立即又投入了工作。他接二连三地召见自己在部长会议和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副手，传唤某些州委书记和地方经济委员会的主席。这时，莫斯科又迎来了奥地利政府访苏代表团和另一个来自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的代表团。但此时的赫鲁晓夫已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了。因而他接受了罗马尼亚的邀请，把10月份余下的日子都打发在黑海岸边，在那里渡假休息。
第二天（即1960年）仍然是忙碌的一年。早在2月，赫鲁晓夫即动身前往印度尼西亚访问。途中，他在印度停留4天，与尼赫鲁举行了两次会谈，走访了几个大城市并视察了在苏联帮助下正在动工兴建的比莱钢厂，最后还签署了一项有关经济及文化合作的新协定。在缅甸短暂停留之后，赫鲁晓夫抵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如达，受到了国家总统和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这个不久前才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在这个风光优美而民众依旧贫穷的千岛之国，赫鲁晓夫走访了几个主要地区。继而，赫鲁晓夫又在东印度群岛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结果是又签订了一项经济、文化合作协议。接着，赫鲁晓夫又飞往阿富汗。阿富汗举国多山，地瘠民贫，赫鲁晓夫在此盘桓了几天之后，他于3月5日飞回莫斯科。
但赫鲁晓夫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在莫斯科清理积案处理公务，接着便在3月23日开始访问法国。这次访问轰动一时，如果说还不致于引起全世界的注意，那么至少是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关切。当时，戴高乐将军正在同右翼集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因为这些人坚决反对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缔造和平的政策，而这样的环境反倒有助于培养法苏之间更加密切的关系。实际上，赫鲁晓夫访问的目的就在于巩固同法国的缓和。
这位苏联领袖人物首先在巴黎逗留了三天，其间，他走马观花，观赏了市容，分别在巴黎市政厅、法国总商会和外交记者协会等处发表演讲，而且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然后，赫鲁晓夫漫游法国，足迹遍及马赛、波尔多、尼姆、阿尔、第戎、梅斯、凡尔登、兰斯、里尔、鲁贝和里昂等城市，其中有的城市他只逗留了几个小时。但在每一处，他都受到了拥挤成堆不计其数的普通法国人的迎接，他们经常是为了一睹这位来访者的风采便早早地在街头耐心等候。法国既拥有实力强大的左翼政党，又存在活动积极的右翼团体。特别是后者，在一些地方曾几度试图撕毁为欢迎赫鲁晓夫来访而张贴和悬挂的招贴画和彩旗。左翼与右翼之间为此还发生冲突，造成一名工人死亡，一些人受伤。在赫鲁晓夫和戴高乐驱车往返的爱丽舍田园大道旁，法国警方曾抓获一个在酒柜下藏有枪支和炸弹的酒吧间男招待员。赫鲁晓夫访法最后两天的主要内容有，同法国总统会谈，会晤法国工会领袖，发表电视讲话，参观雷诺工厂并观看歌剧院上演的歌剧《卡门》。在举行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后，赫鲁晓夫于4月3日返回莫斯科。
1959年苏美关系的改善使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普遍得以缓和。一次有法英美苏四国首脑参加的会议定于1960年5月举行，继续讨论1955年日内瓦四大国巨头会议提出的问题。但这次会议最终还是功败垂成，未能召开。
1960年的“五一”节那天，一架美国间谍飞机从苏联南部领空侵入，并在两万米高空横掠苏联部分地区，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被导弹击落。其实早自斯大林时代开始，这样的间谍飞行、有时甚至是取道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上空的间谍飞行始终不断时有发生。苏联报刊对这些侵犯领空事件一向保持缄默，佯装不知，因为当时苏联对这些越境飞机确实无能为力：苏联最先进的战斗机只能爬升到1.6万米，高射炮对处在更高处的飞机也只得望“空”兴叹一筹莫展。军事专家曾告诉斯大林说，制止美国间谍飞行的最好办法就是发明一种专门用于打飞机的地对空导弹。正是为了对付美国的高空侦察机，苏联抓紧了对火箭的研制。结果，到1960年时，苏联军火库中终于装备上了具有相当准确度的对空导弹。
在最高苏维埃5月5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公开报告了这一事件。但他巧施缓兵之计，有意不提这架飞机被击落的地点，对飞机驾驶员已经毫发无损地被活捉一事也秘而不宣。美国人揆情度理，以为飞机已经彻底坠毁，驾驶员也未能生还。因而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当时这架飞机正在土耳其和伊朗上空考察气象情况，只是意外地进入了苏联领空。直到这时，赫鲁晓夫才又公开宣布，美国飞机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被击落的驾驶员早被生擒，他已向苏方全盘招供了苏联方面所需要的情报；苏方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了摄有苏联军用机场和其他军用设施详细图景的胶片。接着，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递送了一份正式抗议书。但美国人却没有向苏联表示任何正式的道歉，美国国务卿赫脱甚至还笨拙地谈论所谓“苏联异乎寻常的保密”，处心积虑地试图为间谍飞行辩解。
这时，离四大国最高级会议预定召开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在葛罗米柯和马利诺夫斯基的陪同下，赫鲁晓夫飞抵巴黎赴会。在四国首脑的预备会上，赫鲁晓夫声明，只有在艾森豪威尔自责美国飞机的这种越境飞行、并宣布今后禁止一切类似飞行和处罚对此类飞行负有责任者的情况下，他才会出席会议。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拒绝，他仅仅宣布暂时中止这类飞行，而且提出了一个苏联无法接受的建议——“开放天空”。
最高级会议彻底流产。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访苏计划亦被取消，理由是“在目前情况下”，苏联人民不可能以美国总统应得的礼遇来接待他。苏联报刊对美国的政策又进行猛烈的抨击。
最高级会议的夭折和美国总统访苏一事的取消，使得赫鲁晓夫1960年6月的工作安排有所变动，但并没有使他的工作任务有所减少。赫鲁晓夫仍然一如既往地每天工作12、14、有时甚至是16个小时，尽管不久前才颁布了减少工作时间的法令。他在罗马尼亚停留了一周，参加了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随后，他又在莫斯科接待了正式来访的印度总统和印度尼西亚总理。接着，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在奥地利进行了为时一个星期的访问，会见了主要的政界人物，参加了奥地利商人的几次会议并与工会领袖举行了会谈。他在奥地利还考察了几家大工厂，参观了设在茅特豪森的纳粹集中营旧址，拜谒了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家庭纪念馆。
古巴局势的变动又给苏美关系带来了进一步的威胁。1960年期间，古巴的民族民主革命明显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与古巴的关系因而节节攀升，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新古巴与美国的关系却江河日下，不断恶化。一些显赫的美国政治家狂妄地叫嚷，美国不能容忍也决不允许西半球出现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美国宣布对古巴实旋全面的贸易抵制措施，拒绝购买古巴的蔗糖，也不向古巴出售她所需要的一切商品。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扩大了对古巴的经济援助。
1960年9月22日，参加联合国第15届大会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正式公布。代表团团长由赫鲁晓夫亲自担任，其成员有安·安·葛罗米柯、瓦·亚·佐林、斯·安·维诺格拉多夫和安·瓦·索尔达托夫。这则消息迅速在世界政坛引起广泛关注。美国总统访苏未果，因而也宣布苏联领导人未经邀请不得来美。但苏联的国家元首完全可以不经任何邀请而出席联大会议并在会上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美国政府看来，由于发生了间谍飞机事件，赫鲁晓夫在目前这个时候来美是令人极其讨厌的。就连日本这样的国家，由于艾森豪威尔计划访苏之后顺访日本一事引起了许多群众示威抗议，结果日本政府还提出要求，要艾森豪威尔推迟访问。此外，美国正在转入共和党人尼克松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进行竞选“决斗”的关键性时刻，赫鲁晓夫的来访势必会分散国民对竞选的注意力，而来访本身对共和党现政府来说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事件。唯赫鲁晓夫的马首是瞻，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宣布，他们参加本届联合大会议的代表团将由本国首脑人物率领。
为了制造戏剧性的效果，赫鲁晓夫又做出了另一项决策。他这回不再乘坐图——114型飞机直飞美国，苏联代表团只飞至加里宁格勒，而后与另外5个代表团—由尼·维·波德戈尔内为首的乌克兰代表团，由基·特·马祖罗夫挂帅的白俄罗斯代表团，由卡达尔·亚诺什统领的匈牙利代表团，由托尔多·日夫科夫带队的保加利亚代表团以及由乔治乌——德治负责的罗马尼亚代表团——汇合。他们登上了定期航班“波罗的海号”。9月9日，他们扬帆出海向西直驶。
估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也为数不少，其中包括波兰的哥穆尔卡、阿尔巴尼亚的穆罕默德·谢胡，南斯拉夫的铁托，几内亚的塞古·杜尔，约旦的侯赛因国王，黎巴嫩的赛义卜·萨拉姆，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加纳的克瓦米·恩克鲁玛以及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总理也宣布届时将参加联大会议。
以安全因素为借口，美国当局宣布，赫鲁晓夫的活动将只限定在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的纽约曼哈顿岛。同样的限制也适用于卡斯特罗。苏联代表团住在中央公园林荫道的一幢房子里，他们所在的建筑物外面被一队精悍强壮的警察保安队团团围住，几百名新闻记者拥挤在门外，要求采访。9月20日，在到达纽约后的第二天，赫鲁晓夫以及苏联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便驱车驶向哈莱姆，直奔古巴代表团借宿的一家中等旅馆。这是赫鲁晓夫同卡斯特罗的首次晤面。
9月23日，赫鲁晓夫在联大全体会议上发言，讲话随后便以“给所有的殖民地国家人民以自由和独立。解决普遍裁军的问题”为题印刷成文广为散发。这篇讲话以及恩克鲁玛、卡斯特罗、铁托和纳赛尔等人的发言，在国际舆论界激起了一片喧腾相形之下，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讲话则平淡无奇，引起的反响也大为逊色。在大会开会期间，赫鲁晓夫接受的记者采访数不胜数，举办的招待会更是难以胜计，他会见的国家领导人也同样多得不胜枚举，其中仅声名显赫者就有：尼赫鲁、苏加诺、铁托（这是苏南领导人经历了几年疏远冷漠和相互指责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以及麦克米伦。
虽然有的国家首脑只在纽约停留几天便回国，将后面的工作统统交给自己的外交部长处置，但赫鲁晓夫却在此地停留了三个星期之久。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大会发言，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当西班牙代表起立答辩时，赫鲁晓夫竟拂袖而去，退出了会场。他还曾多次动用自己的答辩权，有时还大发雷霆，根本不遵守联合国大会的会议规则，在自己的座席上大呼“反对”以打断发言者的讲话。当然，联大的每次辩论并非全都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但有两次赫鲁晓夫确实做得太过分，让人贻笑大方。第一次他突兀地打断了菲律宾代表的发言，称他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于一个刚刚获得独立国家的堂堂代表说这种话，显然是粗暴无礼的，而且也是不公正的。（后来在一个较长的答辩中，赫鲁晓夫又指称同一位代表“还不是个坏家伙”，试图将这一事件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第二次，他竟脱下自己的皮鞋猛敲面前的桌子，想用这种方式打扰一位西方国家代表的发言。后来，赫鲁晓夫的乘龙快婿阿朱别伊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发言时，居然还把赫鲁晓夫的这种“恶作剧”牵强附会地吹捧成是他岳父同帝国主义坚决斗争的一种壮举。但在当时，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遭到了联合国官员的指责，苏联代表团也因违反议事规则而被罚款一万美金。
10月14日，赫鲁晓夫飞回莫斯科。这里已是积案如山，只等他来从速处置。而头等重要的大事，就是为又一次各国工人党共产党的国际代表会议进行准备。当时，苏联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分歧已愈演愈烈，这表明在当时确有必要召开这样一次国际会议。
与中国的冲突实际上早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即已形成了，因为这次大会很快便影响到苏联的对外政策以及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有关的若干问题上。而后，1960年初的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印之间的边界从未得到确切的勘定，而这些边界距双方的政治中心又都是迢迢千里。当时，苏联既印发了中国关于冲突事件的文件，也披露了印度方面的有关材料；并且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从中斡旋调停。这一做法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万分愤慨，因为中国领导人一直以为他们的苏联盟友会毫不迟疑地全盘接受他们有关边界事件的说法。但实际上苏联却一直保持中立，因为苏联专家不相信中国的立场是正当合理的。应印度的邀请，苏联派出伏罗希洛夫、科兹洛夫和叶·福尔采娃赴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与此同时，只是向中国递送了一封情绪高扬的信函。对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中国更是恼怒。
1960年2月6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建议中苏两党领导人举行会谈。4月5日，苏联政府又正式邀请毛泽东来苏访问。中国方面对这两次建议都置之不理，未给答复。但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责1957年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宣言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虽然中国代表当初曾签字表示同意这些内容。6月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各国共产党分发了一份《通报备忘录》，批驳了中国党领导人的理论观点和荒谬主张。反过来，中国领导也致函其他共产党的领导机构，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
党与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快影响到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许多苏联专家被指责为保守主义，指名批评苏联共产党的文件也逐级下发传达。苏联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报复措施，7月16日，中国外交部长被告知所有的苏联专家将被召回国内、撤出中国。这样的决定或迟或早总是要做出的，但在1960年，这一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失之草率莽撞，过于唐突。然而它明确地表现了赫鲁晓夫的烦恼和愤怒。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中国正经历着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撤走苏联专家势必为把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苏联这种不期然而然的行径提供了极好的口实。这种说法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是诿过于人。因为苏联的在华专家总共只有1600人，其中在煤炭工业部只有3人，7人在石油工业部，2人在农机制造部门、3人分别在农垦部、农业部和林业部。
1960年10月，莫斯科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着手起草各国共产党国际代表会议的最后声明。当委员会在宣读草案时，中国代表要求删去其中论述苏共二十大国际意义的内容。对此，苏联代表团当然不能赞同。
各国共产党国际代表会议于11月10日至12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来自81个共产党（不包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召开伊始，中国代表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但他们发觉在讨论中自己实在是孤掌难鸣。后来，按照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指令，他们还是在最后声明上签字表示同意。
会后，苏共中央委员会邀请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苏联。中国人接受了这个邀请开始进行访问。在会见刘少奇时，赫鲁晓夫再次强调他希望克服已经出现的障碍，使苏中关系能恢复以往的良好局面。刚开始，这些努力似乎是颇见成效，因为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日报》写道：“毫无疑问，刘少奇主席的这次访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崇高的友谊和伟大的团结，在中苏友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毛泽东在19561年元旦发给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的贺电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殊不知，苏中争论不久便再次爆发，而且如急风骤雨，难以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