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观点来看，1956年是成绩卓著的一年。这一年，国家没有象以往那样再次降低食品与工业品的价格。国家已决定不再把大量的政府补贴用于降低价格，而是投入到影响普通群众利益和需要的其他措施上。自1956年春天开始，所有节假日前一天的工时都减少两小时。十六七岁的年轻人的工作周也已缩短。而这两项措施并没有相应地导致减少工资。妇女的产假时间延长了。斯大林时期在城市学校中推行的男女生分校制已在上一年取消，此时，中学的高中部和高等、中等专科学校亦不再收学杂费。然而，最重要的措施无疑却是最高苏维埃7月会议颁布的一项有关提高国家养老金的新法令。以前，所有年龄大、丧失劳动能力或工龄长的工人都可领取养老金，但从战前以来，尽管各种物品的零售价格和工资实际上都已提高，这些养老金的数额却一成不变。以此为生的人时常感到甚至连最起码的生活水准都很难维持，而且由于苏联法律规定子女有义务赡养年迈的双亲，因此那些无子女的养老金领取者就尤为捉襟见肘。
7月，3000万公顷处女地里的庄稼正丰收在望，到8月初，一场创记录的大丰收已胜券在手。以前，中央委员会里的某些小集团曾激烈指责过赫鲁晓夫优先开发处女地的方针，因此这一成绩对于巩固他的政治地位大有益处。赫鲁晓夫视察了北哈萨克、阿尔泰和西伯利亚地区，由于当地谷仓缺乏、交通不便，他还就如何收割、储存预期收成的问题，同当地农民进行了商讨。9月初，许多州都发来了已获得极大丰收的报告。这一年，苏联共收获了12700万吨粮食，其中向国家交售了5700万吨。其他作物收成也不错，市场上供应的肉类数量大有增加。工业形势同样喜人。全年的工业生产增长了11%。一些大型企业的建设已告竣工，像布拉茨克水电站这类更大规模的工程项目业已上马。每个城市都建成了几千栋民用住宅楼。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体育设施——列宁中心体育馆已在莫斯科投入使用。
当年年底和1957年年初，赫鲁晓夫再次进行了长时间的国内巡视，视察了中亚、乌拉尔和伏尔加地区。许多州和共和国由于功绩显著被授予列宁勋章，某些州和地区的党委书记与其他主要领导人，也因成就尤为值得称道获得了列宁勋章。伏罗希洛夫和赫鲁晓夫本人也分别荣膺了列宁勋章和第二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当时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法令明确宣布，由于赫鲁晓夫成功地领导了组织开发处女地和休耕地的工作，他应受嘉奖。
在党中央主席团内赫鲁晓夫有对手，但这伙人并不团结，斯大林时代的阴谋权术和旧仇宿怨使他们同床异梦，对此赫鲁晓夫并不糊涂。然而，他在1957年上半年提出的政治和经济创议，其推行结果却在党政各级机关中导致了日益增长的不满。
许多人的案子在1956年末得以全面的复查，而到1957年已陆续得到平反。例如，经过政治局长时间的讨论，在赫鲁晓夫强烈的干预下，一大批苏联高级将领得以平反昭雪，（其中有米·图哈切夫斯基、伊·亚基尔、叶·乌鲍列维奇和扬·加尔马尼克）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在1937年被最高法院的军事审判庭交付审判，其后惨遭杀害。这么一来就必然要对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政治前途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因为他们在1936-1938年期间曾积极协助斯大林消灭军队干部的活动。平反工作中尤为重要的是为那些在1944年因为诽谤性的和毫无根据的指控而被非法驱出本民族家园的所谓“被贬黜的”民族集团恢复名誉，它们当中有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和卡拉恰依人。这个措施是公正合理的，但却没有估计到它所衍生的后果。数百万主要来自哈萨克和中亚地区的人，他们以前的家园土地在战后已被其他共和国的定居者所占，此时他们又要重归故里，这就使局面复杂化起来。本来应当想到，这些人重新定居家乡的工作可以迟几年安排。但是当这些“被贬黜的”民族得知他们已获平反，他们的自治共和国也已重新恢复，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立即要求重返本民族家园了，其中几十万人不等赔偿费下发和获得批准，便开始自己想法踏上归乡之路。同样的困难也落在了那些以往居住在高加索和黑海沿岸各地区，后来在1944-1945年又被驱往苏联东部定居地的库尔德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身上，此际他们也正在重返故里。
对于那些在卫国战争开始之际就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叛徒，并随后被驱赶到苏联东部各地区的伏尔加流域和其他地区的日耳曼人来说，他们的平反问题却尚未解决。他们的处境确有改善——集中营已被解散；他们当中也有人获得平反并准许返回家乡；在处女地和休耕地地区还建起了日耳曼人新村，但是后来直到1964年8月在苏联的整个日耳曼民族才被正式予以恢复名誉；而且即便如此，伏尔加流域日耳曼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也并未恢复。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境遇就更糟了，数十万人在1945年被驱赶到中亚细亚地区。尽管扣在他们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是昭然若揭的，但是先前被取消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未重新建立。1945年在原地建立了一个克里米亚州。后来在1954年，恰逢乌克兰与俄罗斯联盟300周年，尽管克里米亚从未是乌克兰的组成部分，但还是出于某种理由把它从俄罗斯联邦那里“转让”给了乌克兰。
赫鲁晓夫并不想提出由某些个人来承担以往罪责的问题，然而这在某些情况下却无法避免。例如，随着车臣一印古什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重建，又揭露出在1944年驱赶这些民族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曾把村民拒绝撤出的一个村庄夷为平地的事实。这一可怕的罪行，其责任落在了新任不几年的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身上。他在罪责尚未查清之前便自杀身亡。这样的调查自然要引起许多党内上层官员的不满，因为他们自身也非无可指责。赫鲁晓夫提议的另一个措施也是如此。准确日期尚不清楚，但显然是在1957年的上半年，又废除了臭名远扬的“津贴袋”制度，以这种形式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支付给党政高级干部一笔比其名义工资高出一两倍的月薪。所获款项又无需纳税，甚至连党费也无需从中扣除。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时期的这种制度完全背离了二十大所宣布的在党和国家生活中恢复的列宁主义准则，所以决不允许它再继续存在下去。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对上述种种措施大都持反对意见，但是由于自己在党内领导机构中尚居少数，故而没有决定与赫鲁晓夫正面对抗。然而，就在赫鲁晓夫提出要对经济管理结构及特点进行彻底检查之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他特别建议应把大多数国家部委机关砍掉，把指导工业企业的权力交由新组建的地方行政管理机关即所谓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掌管。这种扩大地方组织工业管理权限的想法本身并不坏，亦值得探讨和试验，因为这时的经济格局已变得极为错综复杂。1957年年初之际，苏联自夸已拥有20多万个大小企业，还有大约10万个正在建设中的规模各异的企业项目。靠某个单一中心发布指示去管理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经济有机体，显然存在许多困难，也导致不少问题。1953-1956年期间，就曾搞过某些管理权限的分散化，当时有大约15，000个企业，由全联盟一级的部委控制转变为加盟共和国一级部委的直接管理。即便这样，经济计划和管理工作上仍有改进的余地。
赫鲁晓夫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否明智，中央主席团许多成员都予以怀疑，不过他们还是暂行韬晦之计未加公开反对。他们的疑虑得到充分的证实。赫鲁晓夫建议实施的这种制度并没有进行试验，其中有许多漏洞。它对列宁格勒、莫斯科或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这样一些大工业中心也许是合适的，但却并不适宜北高加索或哈萨克这样一些州和加盟国。譬如，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的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在管理该地的油井和炼油厂方面，可能要比莫斯科任何一个部门都要好，然而对本共和国内代表着不止一两家企业的各种工业部门，它怎么能应付得过来呢？此外，各地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的争执由谁解决？设在不同经济地区的相关企业，对它们的管理又由谁来加以协调呢？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思想也不成熟，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处方。
主席团成员的保留态度未能阻挡赫鲁晓夫采取行动，他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端出了这个问题。设立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提议并不受国家各部委领导的欢迎；但它对州委书记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来说，却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为这种组织机构可以为他们所在的州或共和国的工业指导工作提供另外的杠杆。这次中央全会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建议，而且从1957年春天开始，有关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结构、内部组织和工作班子组建等方面的计划也已草拟出来。报刊上特意登载了有关新体制各种问题的讨论；虽然所有批评性的材料都未发表，但这场公开讨论的确表明，问题远比中央委员会纲要设想的情况复杂得多。可是这也没能说服赫鲁晓夫改变实行这场改革的时间表。1957年5月初，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听取了赫鲁晓夫的报告，随后通过了题为《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决议。此时，原先设立的各工业部中，只保留了航空工业部、国防工业部、无线电技术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电工器材工业部、交通建设部和电站部。其他工业部一律撤消，其部门职能移交给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
此次重新改组，未加充分酝酿与准备，招致了不满，这可帮了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里的那些对手，他们已开始精心策划反对他的阴谋。赫鲁晓夫一心想着只要树起一面新的大旗，就可以大步前进，也不会在中央主席团里引起什么麻烦。这种想法又使他的政敌们有把柄可抓。他宣布，在三四年时间里，苏联人均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产量就可以赶上美国。1956年底到1957年初的冬季，苏联肉类生产较之上一年有大幅增长，时至1957年早春，这一点已相当清楚了；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闪出了这个念头。但是，肉类的这种增长只是1956年大丰收的成果之一，而要对未来成就进行任何严肃的估算，就必须以好几年的平均值为依据，而不能仅以一年成果为基础。为了回答赫鲁晓夫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农业专家们论证，在若干年之内苏联就能在牛奶和黄油的人均产量上赶上美国；但事实上，在美国黄油和牛奶的需求并不怎么高，过去几十年时间里，美国农民没有增加倒是减少了这方面的生产。至于肉类的人均产量，两国差距则相当大，美国是102公斤，而苏联则仅有32公斤。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估算和讨论之后告诉赫鲁晓夫，苏联要到1975年才能赶上美国。对此，赫鲁晓夫却一笑置之，他认为这些有关苏联农业发展潜力的估计只不过是官僚主义谨小慎微的产物而已。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西北地区农业工作者会议上，以及后来在列宁格勒市民在市体育场举行的盛大集会上，赫鲁晓夫在发表演讲时都公开宣布，他确信苏联的肉类生产能够迅速赶上美国。他的确还是留有余地，认为实现目标可能要用5年时间，但决不会比这更长。1956年苏联的肉类产量达到660万吨，从1953年以来不过只增长了80万吨。进展如此缓慢是因为缺少饲料、畜牧场机械化水准极低和生产成本太高。从1957年采购价格水平来看，几乎所有经济区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肉类生产都是亏本的。但赫鲁晓夫却正在计划在1961年之际把苏联肉类产量提高到2000万吨……列宁格勒会议之后，赫鲁晓夫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被提交中央主席团加以讨论，大多数委员表示反对，但赫鲁晓夫我行我素，不理睬下属的意见。
1957年6月5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离开莫斯科正式出访芬兰，在那儿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之后于6月14日动身回国。赫鲁晓夫的外出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来说，不啻为天赐良机。他们着手准备召开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并谋划在会上把赫鲁晓夫从第一把手的职位上拉下台。
1957年6月18日，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召集会议。这次会议非比往常，持续了近三天时间，克里姆林宫卫队也增岗加哨。在所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显然只有弗·罗·科兹洛夫一人缺席。一连串的指责扣在了赫鲁晓夫头上。主要是批评他在经济工作中搞“唯意志论”，而且一意孤行，其中有些批评还是正确的。但是，在赫鲁晓夫这些政敌心目中肯定会认为，他对斯大林问题揭露过了头，并且全面损害了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这一运动本身的威望，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他们没有公开说出来就是了。换言之，争论的焦点在于应当重新考虑二十大的所有决定和这次大会上同意采取的国内外方针。赫鲁晓夫的对手们由于以为轻而易举即可大获全胜，因而预先就讨论过如何处理赫鲁晓夫本人的问题。如果他承认错误，可以给他一个较低的官职（例如农业部长）；如果他拒不承认错误，便将其逮捕。听任他下台后自由自在也许是危险的，因为在大多数人民心中，而且在构成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的各地州委书记当中，赫鲁晓夫还颇有人缘。中央主席团打算选举莫洛托夫出任第一书记，取代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则断然否认所有对他的指控。他为自己在1953年至1957年期间的所作所为大加辩解，并提出自己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成就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在激烈的争执中，他得到米高扬、苏斯洛夫和基里钦科的有力支持。居多数的7位主席团委员则发言反对他，他们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显然，所有主席团候补委员也都拥护他，不过他们在主席团会议上只有列席权，没有表决权。出人意料的是，在长时间讨论的过程中，谢皮洛夫却改变了立场站到了中央主席团多数委员一边。
最后，主席团通过一项决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他拒绝服从这个决定。他声明，自己是被中央全会而不是被中央主席团选到这个位置上的，现在只有中央全会有权把他调离这一职位。因此他要求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中央主席团驳回了这一建议，但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集团并没有立即把主席团这项决定付诸实施；他们过于相信中央主席团多数人通过的一项正式决定。早在1953年斯大林尸骨未寒之际，一个由15到20人组成的集团就曾在他的墓旁解决了有关权力分配的各种问题。但这次历史却没有重演。另外，（以朱可夫为代表的）军队和（以谢罗夫为代表的）克格勃仍对赫鲁晓夫矢志不渝，因此以武力逮捕赫鲁晓夫的应急计划也已化为泡形。
赫鲁晓夫的命运在克里姆林宫里正被他人玩于股掌之中岌岌可危的消息传到了某些中央委员那里，其中就有谢罗夫。他们马上通知科兹洛夫，他随即同一批中央委员由列宁格勒赶到了莫斯科。他们要求举行中央全会，但主席团却驳回了这一要求，甚至拒不会见这些提出要求的人。接着，后者又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正式的请求信。其中写到：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已经获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正在不断开会的消息。我们也知道，你们正在讨论有关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领导机构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党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若没有中央全会全体委员的参加，是无权决定的。对我们党的领导问题，我们中央委员会委员不能袖手旁观。
中央主席团对这封请求信也是不予理睬，然而聚集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人数却在不断增加。他们有的是从附近各州驱车赶来的，有的则是从边远的州府和共和国飞到首都的。克里姆林宫卫队是由谢罗夫控制的，以他为首的一个中央委员代表团破门而入直抵一间接待厅，里面正在举行主席团会议；他们再次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中央主席团的多数派认为赫鲁晓夫实际上已被解职，因此决定派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出来与代表团会面。赫鲁晓夫则坚持认为他也应当参加谈话，随后米高扬陪着他一起出来了。
起初，双方一会面都举止非常粗暴。伏罗希洛夫对谢罗夫破口大骂，谢罗夫则以骂对骂毫不示弱，接着又揪住伏罗希洛夫的衣领发出威胁道，如果主席团反对举行中央全会的话，那将无需它批准而自行开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现在已在莫斯科，因此他们不会允许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由主席团对党的领导问题独断专行。形势已经明朗，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没有能得逞，阴谋者偷鸡不成反蚀米。主席团被迫同意举行中央全会。当全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时，中央委员会中绝对多数的成员都无条件支持赫鲁晓夫。
这次会全从6月22日进行到29日。全会听取了赫鲁晓夫题为《关于党内形势》的报告。莫洛托夫也得到一个讲话的机会以详尽阐发他的观点。全会上几乎所有发言者都支持赫鲁晓夫（以前他那些政敌眼下也宁愿转到多数人一边了）。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登台发言表示悔过，马林科夫在发言中还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犯有错误。当全会对有关决议投票通过时，只有莫洛托夫一票弃权，因此在会上唯有他一人坚持顽固到底。他这个集团里的其他所有人都投票赞成了这个斥责他们自己行为的决议。
7月4日，报刊上发表了全会决议和有关全会工作的简讯。决议提到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反党集团”，但对参加这一集团的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以及其他人则只字不提。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还是中央主席团委员，其他职务也未变动；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则被撤销党内任职，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也未入选人数已增至15人的新的中央主席团。几乎所有以前的主席团候补委员又替代这些人入选为正式委员，他们是列·伊·勃列日涅夫、格·康·朱可夫、叶·阿·福尔采娃、弗·罗·科兹洛夫、尼·米·什维尔尼克、阿·鲍·阿里斯托夫、尼·耶·别利雅耶夫，还有一位既是苏共又是芬兰共产党的老党员奥·维·库西宁。9名主席团候补委员当中有阿·普·基里连科、阿·尼·柯西金和克·特·马祖罗夫。大约三周之后，在7月29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三人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亦被撤消，谢皮洛夫外交部长一职则由安·安·葛罗米柯接任。据赫鲁晓夫讲，这次中央全会的两天之后，卡冈诺维奇曾给他打过电话，下面就是两人的对话：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相识已经多年了。我恳求你别让那些人以他们在斯大林领导下对待人民的那种方式来处理我。”
“卡冈诺维奇同志，你的话再次证实，为了达到你那可耻的目的，你们无所不用。你们想使国家倒退到个人崇拜时期所存在的那种秩序中。你们要与人民为敌。你以自己小人之心去度他人之腹。但你们却错了。我们坚决遵循列宁主义的准则，并将继续如此。如果你们能象所有苏维埃人那样诚实工作的话，你们会得到工作，也可以安心工作和生活。”
赫鲁晓夫遵守了诺言。这个派别集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莫洛托夫被外放驻蒙古大使；马林科夫下放为一所大发电厂的经理；卡冈诺维奇担任一家工厂的经理；谢皮洛夫则前往一所高校执教。1957年7月，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被免去公职，他们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由柯西金和德·弗·乌斯季诺夫接替。
7月份，赫鲁晓夫率领一个中央政府代表团访问列宁格勒。此行的正式目的是要在列宁格勒市民庆祝该城建立250周年之际向他们颁发勋章。当月下旬，他又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了两周，8月又出访民主德国，两次都由布尔加宁陪同。7月底8月初，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届国际青年学生节的庆祝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给莫斯科市民留下了旷日难忘的深刻印象。莫斯科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汇集了如此众多来自全球各个肤色的人们。8月底，塔斯社发表了苏联进行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的公告，而这个消息在国外却罕为人知。9月，赫鲁晓夫前往距雅尔塔不远的克里米亚度假。在斯大林时代，他到海滨度假只有1947年那唯一的一次；在其他年里他连休息的时间都不多，遑论休假。从1953至1956年，由于重务在身极其繁忙，他只能有某些非常短暂的休整。而这回，他却能在克里米亚安安稳稳地歇上一个月，直到10月2日他才返回莫斯科，当时正赶上朱可夫动身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进行长时间访问。
两天后，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报道举世震惊。这一成就是苏联科学家和设计家自1945年以来一系列持久努力的结果，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备战而设计导弹，特别是设计那种能够对付美国高空飞机的导弹。卫星的发射也显示了苏联在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其他科技领域里的成就。（例如1957年建成了第一个加速器，第一艘原子破冰船“列宁”号也已下水）。以科学院院士谢·帕·科罗廖夫、姆·弗·凯利迪什、维·波·格鲁什科、尼·安·皮留京、弗·彼·巴定和米·库·扬格尔为首的一批科学技术专家不停地对导弹进行精密复杂的设计，最后的设计终于把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地球空间轨道。赫鲁晓夫对火箭工程师和设计师们的工作需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因此他也可以把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看成是自己个人的一份成就。
全世界的报刊上都充满了有关苏联人造卫星的报道，苏联的空间成就震惊了全世界，给世界政坛带来了强大的冲击波。苏联人造卫星特别是对美国科技界和军界工业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连美国教育体制和大、中学的课程都做了相当的变动，某些军需品项目也被重新检查。与此同时，就在这个创举获得成功后不到一个月，苏联又发射了另一颗人造卫星，这次还载着一个用作试验的动物。美国人认为这次成功是对自己的一种羞辱，因为他们直到1958年2月1日才第一次把自己的人造卫星送上轨道。
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苏联空间计划的成就又给纪念活动添上了辉煌的一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都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庆典。赫鲁晓夫接见了其中一些最重要的代表团，而且在最高苏维埃庆祝大会上致词的也是他。
接着又在莫斯科召开了各国共产党的两次会议。先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4-16日举行），其后又举行了有64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与前一个同样，也确认了各国党之间新型相互合作关系的准则。会议的发言和讨论情况至今尚未公布于世，我们也无从知晓。报刊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只是这两次会议分别通过的《最后宣言》与《和平宣言》的两份文件，它们都表示完全赞成苏共二十大的成果和决议。尽管这样，当赫鲁晓夫同毛泽东在11月11日以及后来又在各国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两次晤面之际，还是发生了不愉快的争执。全体会议的一位参加者，当时的以色列共产党领导人塞缪尔·米库尼斯后来写道：
从其言谈举止和回答问题的那种方式上观察，毛泽东都象是古代中国的一位哲人。不管怎么说，当我在圣格奥尔基大厅里首次见到他时，他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么一种印象。他的双腿有病，总是坐着讲话。他热衷的话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老是翻来复去地讲。他认为大战不可避免，对此人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我甚至敢斗胆地讲，他是根据这场大战来安排生活和思考问题的，俨然是大战已经开始了。我至今历历在目，他坐在那儿，四周都是苏联的代表，以哲学家的口吻朗声说道：“这时尼赫鲁和我讨论了一场原子战争中将会有多少人死亡的问题。尼赫鲁说，我们会失去15亿人，但我说只会有12.5亿人。”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接着就问他：“然而这么一场战争对意大利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然后以十分冷静的口吻答道，“但是谁又告诉你意大利必须存在下去呢？剩下三亿中国人，这对人类繁衍就足矣了。”毛泽东自誉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斯大林直接的继承者，因而认为自己有权干涉任何党其中也包括苏联共产党的事务。他发表了不少观点，其语气都非常专断，与其说是侃侃而谈，倒不如说在固执己见。……例如，他对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赶出领导班子一事就颇为不满，他说，你本应在此行动之前和我商量一下嘛。
当全世界还在关注着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飞行时，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又召集了一次中央全会。甚至在此之前，中央主席团就已通过一项虽未发表但却立即生效的决议，决定解除朱可夫元帅国防部长职务并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接任。卫国战争期间，命运曾使赫鲁晓夫与马利诺夫斯基几度共事，先是在1941年从乌克兰后撤的时刻里，后来又是1943-1945年乌克兰获得解放的年代，因此对马利诺夫斯基，赫鲁晓夫是知根知底、十分放心的。在1957年，马利诺夫斯基担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对他来说，确保整个苏联武装部队的忠实合作，显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朱可夫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时，他本人还在阿尔巴尼亚。自然，他被召回国内。一到达莫斯科，他马上登车离开机场直驱克里姆林宫参加中央全会，当时会上正在讨论如何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问题。政治工作中让人不能满意的状况受到了批评，并归咎于朱可夫。全会批评他以蔑视的态度对待军队中的党的政工人员，并在军队内部培植对他个人的谄媚奉承之风。一些著名的元帅、将军、海军将领和政工干部在全会上发言。他们在承认朱可夫的功绩之同时，批评他粗暴无礼、骄傲自满并且对个人成就夸大吹嘘。这次全会决定罢免朱可夫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声称“为其另行安排工作”。但他并未得到任何其他的工作，之后不久便退休赋闲了。
朱可夫当上中央主席团委员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被撤除一切职务，从表面上看，这个决定确实让人吃惊。直到这时，朱可夫与赫鲁晓夫之间并无冲突。朱可夫一向忠心耿耿，在1953年粉碎贝利亚集团的行动中曾施以援助，1957年又襄助赫鲁晓夫力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集团。他的确野心勃勃，但这也是大多数军事领袖的特点。很难想象朱可夫会试图发动军事政变。尽管如此，由朱可夫这样一位刚愎自用，难以约束的人任国防部长，党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显然已经削弱。他不喜欢政治家干预军事事务，而且已经试图去独揽军权。1957年夏季，朱可夫在未曾预先将个人建议递交中央委员会通过，就着手进行某些军事改革。例如，从那时开始，要求部队政工人员与军事指挥员一同学习军事理论；而这一行动又招致了许多主要政工干部的一片刺耳反对之声。对国防部总政治部提出的劝告，朱可夫不睬不理。换一种情况，可以想象他或许还会向赫鲁晓夫的权威发出挑战。为防止可能出现不测风云，赫鲁晓夫只好从坏处着想，先下手为强。
10月中央全会之后，陆海军中政治机构的权力和职能很快得到加强。新组建的陆海军总政治部以相当于苏共中央所属部门的身份开展工作，并且负责管理和监督党在苏联全体武装力量中的所有工作。赫鲁晓夫以极大的灵活性巩固了自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