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夏两季，苏联外交政策领域内的重大活动惹人注目。金日成和北朝鲜其他领导人出访莫斯科，其后，柬埔寨领导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伊朗国王、民主德国政府首脑奥托·格罗提渥和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都接踵而至。印度尼西亚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英雄人物、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受到了苏联隆重热烈的欢迎。
1956年4月，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飞赴北京。当时，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顺利完成。中国政府吁请苏联给予附加经济援助。苏联政府同意了这一要求，同意在已承诺的156个大型工业企业项目之外，再援建55个企业项目。同年4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首次造访主要西方国家之一的英国。这次访问没有签订任何协定，只说成是一次友好访问，如此而已。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先搭火车到达加里宁格勒，接着视察了这个港口城市，然后又登上“奥尔忠尼启则”号巡洋舰于次日抵达英国。对由于是第一次来到英伦，一切都非常新鲜，所见所闻，赫鲁晓夫都怀有浓厚兴趣。他游览了伦敦，还访问了另一些城市。除会晤英国首相艾登之外，他和布尔加宁还受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接见。赫鲁晓夫也拜会了82岁高龄的温斯顿·丘吉尔。
同年5月，以总理居伊·摩勒和外长克里斯蒂安·皮诺为首的法国政府代表团飞抵莫斯科访问。
早在1955年下半年，有关安排铁托总统访苏事宜的谈判就已开始，目的在于进一步扩大当年5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南斯拉夫之行所开始的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但是，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在若干外交问题上的观点很不一致，发生了诸多分歧：莫洛托夫尤其反对与南斯拉夫“过早地”实行和解，在他看来，南斯拉夫的领导集团还在奉行“修正主义”政策。赫鲁晓夫把一种基于国家领导人个人联系的新的外交作风带入外事工作，对此莫洛托夫极为恼火。意味深长的情况还在于，莫洛托夫并未陪同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出访南斯拉夫、印度或英国。他甚至连在日内瓦召开的四大国首脑会议都未参加，而美、英、法三国外长却全都到会参加。很显然，这种局面必须要加以改变。就在铁托越过边界进入乌克兰境内的当天，苏联报刊宣布莫洛托夫已被解去外交部长职务，这一切很难被认为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外长一职由《真理报》前任总编德·特·谢皮洛夫接替。
铁托在莫斯科受到了仪礼隆重的盛大欢迎。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走上街头，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铁托，还有他们的随行人员乘车穿街而行。按照惯例，在莫斯科的会谈一结束，外国政府代表团一般是由级别稍低的一些苏联官员陪同到外地访问一圈的。但这一次，为特别表示自己对贵宾的厚意，赫鲁晓夫亲自陪同铁托旅行。铁托则以签署两项公报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一项是赞同南苏双方进一步扩大双边商务和文化联系的公报，另一项公报则声明两党领导人都希望苏共与南共联盟能够恢复更为密切的党与党关系。
但是在另一些地方，事态的发展出现了不和谐的波澜。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在某些人民民主国家内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保加利亚，问题迅速得以解决。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伏·契尔文科夫被撤销主要职务。以托多尔·日夫科夫为首的新领导撤消了以前对特莱乔·科斯托夫的非法审判案，并为所有因此案遭受诬陷而身死的共产党人平反昭雪。所有活着的政治犯全部获释。在波兰，事态的发展却有所不同。尽管波兰统一工人党以前的领导人哥穆尔卡已获释出狱，但其党内的领导职位还没有得到恢复。（斯大林在波兰的代理人贝鲁特死于1956年春天，而后奥哈布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在匈牙利，则出现了更为困难的局面。那个曾在1949-1952年期间参与大规模镇压和公开审判的原班人马依然大权在握，匈牙利国内尚未获释和平反的政治犯多达15万人之众。
为了理解赫鲁晓夫对待1956年秋天波匈事件的态度，就必须记住这样的事实：这一年，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其他地方，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在利用他每一个失误和失败的过程中已开始形成。有许多问题是赫鲁晓夫仅靠单枪匹马所根本无力解决的；而且他也不能忽视更为保守的党内领导成员正在向自己施加日益增长的压力，他们把波匈政治危机同他在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连在了一起。他们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苏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地位的下降，根源都在于这个秘密报告。（这种观点在中国领导人当中得到日益增长的支持）从战略上考虑，削弱苏联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影响都是决不能允许的，对此中央主席团所有人都持这种观点；但关键问题却在于，东欧事态向着令人头痛的方向发展下去还会导致赫鲁晓夫本人的地位不保。他意识到这些威胁自己的危险，并于1956年秋天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在华沙举行全会，哥穆尔卡被增选入中央委员会，并正在积极参与全会的工作。消息一传到莫斯科，赫鲁晓夫立即就意识到这表明哥穆尔卡已在波兰东山再起。当时，波兰工人游行罢工、集体农庄纷纷解体，哥穆尔卡的复出对这种事态发展意味着什么呢？这对苏联关系又会带来什么影响？赫鲁晓夫立即安排苏联党政代表团准备出访波兰。为适应谈判需要，中央主席团任命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组团前往。主席团早就不情愿把这么一个使命只交给赫鲁晓夫一人完成。这次安排工作匆忙而就，结果莫斯科和华沙双方都未能及时发出对各自边防部队的通报，当苏联飞机飞越苏波边境上空时，曾有几架波军飞机起飞拦截，并向苏机发出应做说明否则不得继续入内的警告。
波兰方面出席这次会谈的人当中有哥穆尔卡、盖莱克、奥哈布和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后者是波兰国防部长。波兰领导人力图使苏联代表团坚信，波兰统一工人党内迅速做出人事变动，并且对要求创建工人理事会的工人和要求解散以前仓促建立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做出大幅度的让步，只有如此才能使党重新获得对整个局面总的控制。扩大言论、出版、集会和游行的自由也是不可缺少的。苏联方面不得不同意他们波兰同事的意见。不管怎么说，经过说服工作，他们相信在哥穆尔卡领导下，波兰将仍然是苏联一个坚定的盟友，第二天苏联代表团便启程返回莫斯科。
匈牙利危机却变得非常复杂和棘手。当地党的领导机构干脆四分五裂，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军事指挥部则失掉了对部队的控制，国家保安机构的领导已停止工作。纳吉·伊姆雷领导一个政府上台掌权，不久前他刚被恢复党籍，但仍然反对党以前的政策和领导。所有政治犯均已获释。就这一事件的目标和动力而言，它首先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然而它很快又演变成一场要求切断匈苏之间所有联系的运动。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一切表现出匈牙利依靠苏联的标志物都被破坏殆尽。纳吉政府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了某些再次迅速恢复活动的非共产主义政党的代表。成千上万的政治难民开始返回布达佩斯，当时的边界实际上已大门敞开。保安人员和党的干部遭到杀害。党的各种机构被捣毁。在保卫布达佩斯市党委的房屋设施时，许多共产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纳吉政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年匈苏两国缔结的和平条约中某些条款的名义，要求苏联驻军从布达佩斯撤走。
中国国家副主席刘少奇飞抵莫斯科进行磋商以协调行动。中央主席团会议几乎天天召开。赫鲁晓夫和主席团其他成员都拿不出果断的决定，今天他们倾向于干预，明天又变了主意。来自匈牙利的报告相互矛盾。受其影响，赫鲁晓夫先是下令苏军立即撤出布达佩斯，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驻匈苏军又明显加强。一些新的师团越过边界。最后，赫鲁晓夫决定在布达佩斯实行武装干预，但他这时既想确保中国方面赞成此举，又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南斯拉夫不持异议。在实现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这一点上，他曾付出不小的气力，他毫不怀疑地指望这个国家会很快重新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次，他又必须保证同一群匈牙利杰出人物的合作，他们将同意领导一个新政府并使共产党在匈牙利重新树立良好形象。这个任务就交给了苏斯洛夫、米高扬和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完成。而赫鲁晓夫本人则由马林科夫陪同飞赴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同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磋商匈牙利事件，而且很快就同他们达成了赞成出兵干预的一致意见。接着赫鲁晓夫又马上决定飞往布里俄尼岛同铁托会晤。当时正赶上一个不利于飞行的恶劣天气，但这没能使赫鲁晓夫放弃这一行动。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他对这件事做了如下描述：
那天深夜，马林科夫和我动身去南斯拉夫与铁托同志商议。天气糟糕透了。我们不得不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之夜飞越重山峻岭。四周全是电闪雷鸣。我一夜都未合眼。坐飞机对我是家常便饭，尤其是战争年代，但我从未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乘机飞行。我们的驾驶员是经验丰富的齐宾将军。狂风暴雨之中，我们同前面的护航侦察机又失去了联系。我们正在飞向南斯拉夫沿海的布里俄尼岛。当地机场的设备极差。那还是战争年代修建的旧式的小机场之一。但是多亏了齐宾同志高超的技艺，我们还是安然着陆……一辆汽车正在等我们，把我们送到了一个码头。我们登上了一艘汽艇，向铁托同志所在的布里俄尼岛驶去。马林科夫的脸色苍白得如同死人。他在平道上都会晕车。我们刚从一次人们所能想见的最艰险的飞行后着陆，现在马上又搭上小汽艇开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马林科夫在船上躺下，双目紧闭。我真担心我们上岸时他会变成一副什么样子，但我们只得冒险前行，没有退路。正像俄罗斯古谚所说，我们不能在海边儿傻坐静等着好天儿。
我们到达岛上的时候，铁托正等着我们。他热忱地欢迎了我们。我们相互拥抱、接吻，尽管不久前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而且由于匈牙利事态的发展，关系又变得日趋微妙了。在采取最适当的行动步骤上，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
我们向铁托说明了来意，并告知他我们将向布达佩斯派出军队的决定。我们向他征求意见。我原以为铁托会表示反对，而且要比我们同波兰同志讨论问题时所遇到的异议更为强烈。然而他却让我们喜出望外。铁托说我们完全正确，而且我们应当尽快地使军队行动起来。他说我们有义务帮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我们本来准备他会表示异议，但相反，他给了我们全力的支持。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在力促我们迅速而决定性地解决这一问题上，他比我们还要着急。
在匈牙利，以卡达尔·亚诺什、奥普罗·安陶尔和明尼赫·费伦茨为首的一群知名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在苏联军队的保卫和掩护下，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以与纳吉政府相对抗。与铁托达成的协议则消除了赫鲁晓夫最终的疑虑。经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的赞同，他下令迅即镇压布达佩斯的暴乱，驱逐纳吉政府并且全力支持卡达尔政府。在解决仍忠于纳吉的匈牙利军队和有组织的居民团体时，朱可夫的办法自有特点：动用苏军密集的坦克、大炮和机械化部队。双方实力天壤之别，结果匈牙利全境反抗苏军的行动被迅即粉碎。
纳吉政府的一些成员逃往国外，而与此同时以纳吉本人为首的另一些人则逃到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寻求庇护。纳吉向南斯拉夫请求政治避难，但是载着他本人及其同事离开大使馆的那辆客车却被拦住了，南斯拉夫大使提出抗议也无济于事。纳吉被捕两年后，在未经公开审判的情况下被枪杀了。杀掉纳吉完全是一次毫无根据的野蛮行为。刚有起色的苏南关系又因纳吉之死而恶化。
在波匈危机发展的同一时期里，由于纳赛尔总统在当年夏天宣布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中东地区在有关运河的争端问题上酿成了一场尖锐的政治军事对抗。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坚决反对国有化的措施，发动了反对埃及的联合军事行动，旨在占领运河区。埃及军队奋起反击，但缺少足够的实力以打退入侵者。美国没有参预这场军事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多数成员国呼吁立即实现停火。但是英法两国在安理会都拥有否决权。在这种情形下，苏联不但对埃及及其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行动表示声援，而且还声明如果有必要，她可以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这一事实至关重要。塔斯社授权发表的一项声明提到，许多苏联公民正在请求作为志愿人员奔赴埃及支援埃及军队。而苏联刚刚在匈牙利实施的军事行动则表明，这一声明决不仅仅是虚张声势。苏联军队会出现在中东的可能性严重警告了美国。英法两国发觉美国退避三舍，自己是势单力薄，马上下令自己的军队中止军事行动并撤出运河区。其后不久，以色列军队也撤出了西奈。
到11月底之际，在赫鲁晓夫的眼里，那些一度曾牵制过苏联外交方针的最尖锐危机已被成功地消除掉了，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纳吉的被捕，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受到严重损害（是何人下令逮捕纳吉尚不清楚，因为在当时赫鲁晓夫的权力还是有限的）。在中东地区，苏联已承担建筑阿斯旺大坝工程，并且大幅度增加了向埃及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的来说，从1956年之后，苏联对外承诺的义务有了极大的增加，而其后这些义务对国内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