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将于1956年2月14日召开的消息早在1955年6月就已公布于世。报纸上又频频可见老一套的标语口号“让我们以新的工作成绩向党代表大会献厚礼。”1956年1月，布尔加宁关于党指导六五计划的报告纲要发表，从而推动人们在报刊上广泛讨论国家的经济问题。同时，有关党自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工作活动的总结报告也开始起草。这个报告不仅要反映出十九大以来党在内政外交各项方针政策上的新创举，而且也非得着手解决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当时正引起苏联公众日益强烈的关注。
各地囚犯及其亲属向国家检察院递交的申诉材料无计其数，然而复查进程却极为缓慢。数百万无辜的苏联公民依旧被关押在监牢、流放地。1955年，获释出狱被准回家者不过寥寥万余人，而且其中大都是三十年代党的干部。另有几千人得到死后平反，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党中央委员、知名作家、科学家和文化工作者。
1954-1955年期间，审判贝利亚最主要同案犯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展开。苏联新闻界只能对这些审判活动的报道羞羞答答，非常简略；但是由于审判都是公开进行的，于是数以千计地方党的积极分子与当年的政治犯就得以列席旁听。这批人对公众舆论的影响非常大。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国家检察院的领导下，成立了好几个委员会专门调查斯大林时代的某些暴行。基洛夫谋杀案、奥尔忠尼启则自杀案连同1936-1938年举行的那些公开审判案全都得以重新审查图哈切夫斯基（于1937年被枪毙）及其战友的审判案也被复审。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党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领导的中央委员会专门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了有关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问题的调查报告。波斯别洛夫当年曾是斯大林传记的作者之一，而且也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大肆鼓吹者之一，不过这次提交的报告却没有试图回避斯大林滥用权力的问题。
对贝利亚一伙的公开审判，所谓“医生谋杀案”真相的揭露以及某些囚犯已获平反的消息迅速传遍各集中营；囚犯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急于冲破牢笼，获得人身自由。囚所看守人员已意识到自己虐待那些仍然身陷囹圄的犯人的特许权已被取消，集中营管理机构本身也惶惶不可终日。整个气氛的变化没能逃过囚犯们的眼睛，滥施淫威的暴行此刻已招来了大规模的反抗，在某些地区还酿成了名符其实的暴乱。例如，在西伯利亚诺里尔斯克地区的卡皮塔尔那亚矿区，囚犯当中一些人设法搞到武器发动了叛乱，只是由于出动了装甲车才将其镇压下去。数百名囚犯被杀。在哈萨克一些集中营里甚至出了更大的乱子，在克齐尔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暴动；这次是靠动用坦克残暴镇压才把暴乱扑灭的。显然，集中营问题解决已变得刻不容缓。二十大召开前夕，克鲁格洛夫被解除了内务部长职务，由尼·彼·杜道罗夫取而代之。
党中央主席团召集会议专门讨论提交二十大的有关报告内容，这时赫鲁晓夫提议，应当在总结报告中专设说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问题的一个部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都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他们声称：“这可不是你的个人报告，而是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接着赫鲁晓夫又建议，应当从二三十年代曾是党的干部其后受诬陷此刻已平反的那些人当中，选出二三个代表，让他们在大会上登台发言；他还特别提及阿·弗·斯涅戈夫和奥·格·莎图诺夫斯卡娅两人，后者曾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干过多种工作，这时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负责调查斯大林时期犯下的某些罪行。这一动议同样遭到主席团多数人的反对，卡冈诺维奇厉声反驳，“你这是要叫当年的被告来审判我们呀”，此人自身并不干净，深恐这些证人登台控诉。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正式召开。从十九大闭会以来还不到四年时间，然而大会代表中已出现了许多新面孔。这表明，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领导人员构成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与会代表和外界观察家来说，更引人注目的还在于，尽管这次大会是斯大林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但大会并没有专门设立一项议程以追念这位“伟大的父亲和导师”。
根据赫鲁晓夫提议，为悼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三位著名人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和德田球一”，全体代表起立默哀。但是在大会总结报告和代表发言中，却没有再次对斯大林进一步大加赞美。
大会开始之际，从大会报告、个人发言以及代表们在走廊里休息时的私下交谈中都不难觉察到某种信息，它足以证明几年来党的领导的确成绩显著。在大会总结报告涉及的这段时间里，工业增长迅速；农业发展大有改观，1952-1955年农业生产跃增了20%，集体农庄庄员收入翻了一番。住宅建设大有增加，服务设施明显扩展，消费商品也有不小增长。苏联的国际地位有所巩固，同亚非地区新独立的年轻国家联系明显加强，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关系亦有改善。赫鲁晓夫的报告尤其强调，坚持遵循和平共处原则就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赫鲁晓夫不仅谈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多样化的可能性，也指出了其中的必要性。他宣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赢得多数，议会斗争将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在谈到党已经牢牢地控制住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时，他只是提到粉碎了“贝利亚集团”，对斯大林问题有意加以回避。
尽管这样，赫鲁晓夫却没有放弃应当更具体翔实地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问题的打算。大会开幕后没几天，他召集党内最高级干部开会。在会上他声明，鉴于大会已经开始工作，原先在大会闭会时交付党内各领导机构的所有职权就已不复行使，此刻只有代表大会本身才有权决定重大问题。尽管在他代表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中只字未提斯大林的罪行，但是任何人也休想阻止他以普通代表身份在大会例行发言中谈论这一问题。如果主席团成员仍然表示反对，他就要直接向与会代表发出呼吁，由他们来做出评断。
对于中央主席团里那些仍被称为“斯大林分子”的成员来说，这可是个挑战；但主席团却无法阻止赫鲁晓夫实施他的打算。经过一番磋商之后，会议决定，赫鲁晓夫应当以中央委员会而不是个人的名义提交一份有关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而且不能在大会一般辩论过程中宣读，只能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之后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这是继大会正式报告之后的另一份报告，将不对其进行讨论。这番设计表明，主席团多数成员深怕如果不按这种程序加以安排的话，他们就会在中央委员的选择中落选。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一妥协方案，随即开始积极准备第二份报告。这一报告的发表，肯定将是二十大上最重要的举动，或者也可以说，是他个人生涯中最重大的事件。
在赫鲁晓夫宣读秘密报告之前，米高扬曾简略但又十分明确地谈到了斯大林滥用权力的问题。他指出：
近20年时间里，集体领导遭到破坏，个人崇拜盛行。”他批评斯大林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犯下了某些错误，又指出《联共（布）简明党史》一书没能对党的历史做出让人满意的阐述，斯大林去世前最后一本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包含了某些错误的观点。米高扬不但满怀深情地谈到30年代后期惨遭杀害的“科西奥尔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而且更广泛地提到许多国内战争时期的党员被错误地打成“人民的敌人”和“破坏分子”的事实。
从1956年夏季出版的二十大速记报告所见，赫鲁晓夫这篇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在2月25日凌晨一次秘密的全体会议上宣读的。为此会议专门印发了特别的入场券，此外大约百余名已获释平反的当年党的积极分子也被邀请列席旁听。赫鲁晓夫亲自审查批准了这份名单。报告的内容并没有预先提交主席团批准；大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之后还没有公布选举结果，赫鲁晓夫准确地抓住了这个短暂的时间宣读了报告。那么，是谁帮助他准备了这一报告的呢？这份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上最重要文件之一的报告，又是怎么问世的呢？
赫鲁晓夫从不亲自动手起草发言报告。写作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他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草拟的一些决议和文件中也时常发现有拼写错误。在他非得起草信件或讲话时，总是先召来一名速记员，然后口授一份下属助手需要作为依据加以整理的提纲。如果要以自己名义准备中央委员会报告时，他就向有关的干部发出相当准确的指示建议，其后再认真审阅报告内容，作出许多补充修改。尽管这样，当他一登上讲台时，又时常抛开原稿，即席发挥，而且这些即兴之谈常常又是发言和报告中最精采最闪光的部分。
在宣传鼓动方面，赫鲁晓夫可谓是行家老手，无需事先准备他就可以轻松地发表长篇大论，出国访问时更是经常如此。在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时，他在某种程度上也重用了这种方式。波斯别洛夫属下的调查委员会提出了详细的材料，其他一些负责调查斯大林执政时期破坏法制罪行的委员会也有许多原始材料；对这些调查结果的前者赫鲁晓夫全部掌握，对后者也熟悉。从1953-1955年期间，他与许多获释平反的党员，特别是其中那些被捕入狱前自己即已相识的人亦曾有过交谈。无庸置疑，赫鲁晓夫个人对往事的回忆也推动他在这时提出一些自己以前不愿涉及的问题。种种因素相互交加，这一报告正是集其大成之产物。报告本身确有缺陷漏洞，若是准备更加充分定将收益更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已属力能所及，只得如此。当时能够决定采取这步行动的非赫鲁晓夫莫属。在党中央领导机构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有勇气有能力面对代表大会敢于提出谴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与错误。对与会代表和应邀来宾来说，那天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里听到的大部分情况真是闻所未闻。
与会听众屏息静气，震惊不语，只是时有几阵惊异愤慨之声打断发言人。赫鲁晓夫讲到了斯大林一手操纵的大规模非法镇压活动，提到了许多囚犯其中甚至还有政治局委员惨遭酷刑迫害的事实，也披露了这些人临死前写下的遗信和声明。他还谈到列宁在去世前两年中与斯大林的冲突以及列宁本人提出要将斯大林调离党中央总书记岗位的建议。另外，赫鲁晓夫还说明了围绕着1935年基洛夫暗杀事件出现的种种可疑情形，并且明显地暗示斯大林有可能从中做了手脚。他指出，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时刻，一度陷于混乱并想逃离职守。战争伊始红军惨败以及大片苏联国土迅即沦入敌手，其主要责任亦应归咎于斯大林。
据赫鲁晓夫讲，战后大规模镇压活动的始作俑者正是斯大林本人。1934年十七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其2/3以上成员都经斯大林钦定惨遭杀身之祸；在他生前最后几年时间里，又在策划实施一系列新的镇压，而且实际上已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排除于领导班子之外。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农业可悲的境地、外交指导方针上犯下的许多重大错误，斯大林也应负有主要责任。他还列举了斯大林如何教唆鼓动他人对自己大搞个人崇拜，不惜篡改党史，甚至亲自动手在个人传记中作出修改，以期使自己更加突出的事实。
依照事先的约定，大会没有再对赫鲁晓夫的报告进行讨论。几个月后，二十大有关决议公之于世。决议指出，这次大会批准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并授权中央委员会“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措施，完全彻底地清除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个人崇拜，并在党、政府和思想领域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清除其后果……”
赫鲁晓夫的报告最终还是未能秘而不宣。人们完全可以假定，赫鲁晓夫本人也不想封锁内情。斯大林曾经说过，党内机密只能限于政治局这一级了解；要是在党中央全会上说出某件秘闻，那就等于把事情“弄得大街小巷妇孺皆知”。而赫鲁晓夫这次报告却根本不是在什么中央全会，而是在全国各地1500位代表和百余名来宾济济一堂的全党代表大会上宣读的，要想保密根本是做不到的。因此，就在会议翌日，报告要点已传到海外并发表在非共产主义的报刊之上，这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几乎没有什么人相信赫鲁晓夫会站出来对此事加以否认；特别是几周之后美国国务院还以英文发表了报告全文，就更是如此了。这个报告对全世界，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时间骚动不已众说纷纭，不过其中亦有某些批评之词。许多指责矛头全都对准了赫鲁晓夫，理由是他的报告太肤浅、不深刻，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社会环境和造成大恐怖活动得以出现的现实可能条件，报告未能给予鞭辟入里的理论说明与历史分析；对斯大林的批判也仅仅局限在1934至1953年这一时期；报告还没有涉及到斯大林许多左膀右臂的罪恶行径；此外还有许多未尽人意之处。但是人们应当记住，这些诘难并非公平之论。处在1956年初的苏共中央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那种内部形势下，赫鲁晓夫根本不可能对自己提出的观点进行长时间的科学调查或是周致的研讨论证。从外部说，只要有毛泽东、恩维尔·霍查、拉科西·马加什、伏尔科·契尔文科夫、博莱斯瓦夫·贝鲁特、莫里斯·多列士以及其他同一类人物参加，任何共产党的国际性会议都会全力反对全面揭露斯大林。在准备这一报告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又不得不瞒着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对于党中央下属调查机构的许多干部也不能表示轻信。在这种情形下，他冒了极大的个人风险，其危险程度一点不亚于当年指挥策划逮捕贝利亚及其同伙的行动。他不得不完全依赖自己最为信任的那批人，迅速果断，单独行动。
风险之处还不止于此：赫鲁晓夫及其身旁助手也并非一尘不染、无可指摘。对于斯大林时期的种种罪行，如果说他们的责任较之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要轻得多，但毕竟还是难逃其咎的。揭露了斯大林，会不会带有连锁反应，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伏罗希洛夫得知赫鲁晓夫打算提出秘密报告之后，就曾说过：“弄来弄去最后我们怎么办？”赫鲁晓夫肯定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决定对党和国家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个人崇拜开刀，推动他此番举措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苏联国外的共产主义政党还有形形色色的苏联学家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大家众说一词，未有定论。这个问题极为复杂，甚至连赫鲁晓夫本人也许都不曾找到答案。目前已提出几种推测之论。
第一种时常出现的观点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对斯大林那些最为昭彰（但决不是全部）的罪行大加斥责，其目的不过是想使庞大的政府官僚体系合理化；甚至是为了巩固达官贵人花名册上所有成员手中的特权和政柄。这种观点的根据是，赫鲁晓夫主要揭露的只是那些以党政干部为打击对象的镇压活动，至于20年代与30年代初实行的非法迫害则置之不理；同样，那些20年代参加过党内各种反对派其后又在大恐怖活动一开始之际便依照斯大林的命令几乎全部死于非命的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昭雪平反赫鲁晓夫也只字未提。说到底，赫鲁晓夫的动机是要解除上层官僚权贵们对镇压活动的恐惧之心；并由此使专制集权体系日臻完善起来。路人皆知，在40年代，即便是那伙最为货真价实的野心家有时也害怕被提拔到国家最高阶层任职；在斯大林手下工作是危险的。
在斯大林的恐怖时代，所有人都提心吊胆，没有人身安全可言；准确地讲，在整个这一阶段，党政机构的高级领导人受到的野蛮镇压尤为严重。40年代的州委书记、人民委员、部委领导以及元帅将军，即使在当时对斯大林的提携栽培感激涕零，但也害怕遭到镇压，惧怕斯大林病态般的疑神疑鬼；也惟恐斯大林深更半夜突然打来电话提出责问。因为他这个人几乎总要对某件事挑三拣四；这种提心吊胆简直是日甚一日。这些当时被称为“斯大林的战士”的领导者，其中有不少人为了完成雄心过大的农业生产指标，或是执行某些新的政治迫害，他们都必须在自己管辖的州委和部办里推行高压手段威胁恫吓，对此他们也感到身心交瘁。这些人从迷惑中幡然猛省，无疑有助于赫鲁晓夫扫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在最初也使他获得了大多数党内干部的支持。然而，尽管上层官僚分子希望看到最终结束斯大林统治凶残过度的行为；但他们却对彻底揭露这种统治不感兴趣，这么做最终很可能会逐步摧毁他们自己的权威和威望。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中高级党政干部同当年的许多倒行逆施也都有直接间接的牵连瓜葛。他们害怕被人传唤，去说明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尽管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已有许多遮盖保留之词，但对他们来说此举依然充满着危及自身的风险。
第二种经常提出的观点则认为，在党政高层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赫鲁晓夫的报告实为关键一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等人当年都曾是斯大林最贴身的左膀右臂，他们也许会认为，在独裁者死去之后，无论从政治上还是道义上，比起赫鲁晓夫，自己都更适于接班继位；而赫鲁晓夫却靠着最早提议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行动，给这些人以有力的一击。尽管在报告中赫鲁晓夫没有点出这些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大名，然而举世皆知这伙人曾在三四十年代与斯大林是多么地接近，故而也无法不卷入斯大林的罪恶活动之中。赫鲁晓夫铲去这些昨日“领袖们”脚下的根基，只给他们留下一种抉择，要么向赫鲁晓夫的权威地位俯首称臣，要么就会被剥夺多年习以为常所占据的职位。显然，这种观点也不无道理。
第三种观点则假定，在更大程度上推动赫鲁晓夫此举的还是他自身的个性决定的。索尔仁尼琴曾写道，象解散集中营，大赦几百万囚犯这样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政治上的运筹策划，而是赫鲁晓夫本人“心理活动”的结果；甚至在斯大林时代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下，赫鲁晓夫就已具备了广行善事，深加追悔的资格。此论无疑也是正确的。
与斯大林时期的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相比，赫鲁晓夫在更大的程度上依然保持着自己同工农大众的联系。工人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面临的诸多困境确实使他忧心忡忡。赫鲁晓夫执政最初几年的多种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肯定要以他本人20年代作为党的干部和职业革命家的经历作为参照的，这番经历对于他自然是刻骨铭心，记忆犹新。因此，当他毅然决定扫荡斯大林有害影响之际，心底也许还会铭记着当年老革命战士们惨遭杀戮的事实。
当年领导十月革命的那一代人，属于党的第一梯队，这些人缺乏内聚力。在革命前的年代里，这些人分成诸多派别，衍生出不少矛盾，加上流放之中争执不休，理论分歧此起彼出，个人野心又引出种种争端。这一代人自然无法摆脱这些历史影响。只有列宁当时被公认为党的权威领袖。因此，在他辞世之后，党内高层爆发一场斗争实属不可避免之事。此后，这种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尽管没有第一代领导人那么高深的理论修养，但却更为团结一致，他们是从十月革命、国内战争、饥饿年代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艰苦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代新人。这些人在外有敌人虎视眈眈、内存全国一片混乱的动荡年代中忠心耿耿勤奋工作，彼此之间大都完全信赖，并由于共同的利益凝结下了有如战友般的亲密情谊。这一代人当中的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科西奥尔、邱巴尔等人，在十月革命初期刚过而立之年，象赫鲁晓夫这样更年轻的干部，时年则介乎于23到25岁，而亚·柯萨列夫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些人甚至年龄更小。斯大林那种简洁明快的作风，甚至还有粗鲁无羁的举止，比起托洛茨基那种富有教养又自视清高的派头以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那种善于引经据典的教条主义和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更能赢得党内广大中层干部的好感。最终确保斯大林战胜“左倾”反对派的，并非是理论争执中的优势，而是这一代年轻干部的大力支持。
构成第二代革命领导者的主要不是理论家，而是实践家，不过他们的活动也有许多缺陷与不足。这些人以一往无前、勇于牺牲、甘愿赴险和严守纪律著称于世。斯大林在20年代曾试图瓦解这层人的内部团结，然而没完全得逞。1934年党的十七大之后，这些人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而且几乎领导着所有的州党委，然而恰恰是这些依然对斯大林忠诚不贰的干部，却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几乎个个身亡。赫鲁晓夫由于机敏圆滑地摸透了斯大林那套诡计的手法，从而得以幸免，但他决不是真正的斯大林分子。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同志好友的所谓“罪行”总是并不相信，而是深存疑虑，同时又不甘心遭受同样的厄运。即便是这些人的死亡为自己快速跃升开辟了道路也在所不惜。
赫鲁晓夫出任了党中央第一书记，并联合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共同粉碎了贝利亚集团。这些工作一旦完成之后，他便向自己提出了恢复当年同事名誉的任务。经他操办，当年他在莫斯科市委的好友斯·札·科里尼以及科西奥尔、柯萨列夫等人在世的家眷全都恢复了正常生活。从与这些人的交谈中，赫鲁晓夫了解到许多自己前所未闻的情况，使他悲愤填膺、满腔怒火。这或许就是推动他执意要在二十大宣读秘密报告的基本始因吧。
批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缺少理论深度，这种观点荒谬至极，批评者根本不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赫鲁晓夫已竭尽所能。他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尽管并不完全彻底，但说到底，这只是一项个人的使命，是他以个人身份做出的一种贡献。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功绩，盖过了他在此前后所犯的所有错误。他之所以在历史上占据了一个杰出地位，首先正是由于他在二十大上宣读了这一报告，而且这一事实也决不会因为近17年来苏联报刊只字不提赫鲁晓夫的大名和功绩从而悄然消失。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发表了揭露斯大林罪行与错误的长篇秘密报告，有关这一消息的种种传闻迅即传遍全国，尤其在各级党组织内不胫而走。消息也在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故乡格鲁吉亚广泛传播开来；当地的大学生、高中生和某些教师决定采取行动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但是莫斯科却未对此大加渲染，只是在主要报纸上简略报道了这一忌日的到来。在第比利斯市斯大林纪念碑下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某些人推测在与会的年轻人背后还有一批“黑手”，一批富有经验的组织者；但是从表面上看，这次示威却完全是自发的。人们很快涌进该城的主要大街和广场，党团组织领导人试图劝阻示威群众，但未获成功。于是便动用了军队，结果有数百人身亡。随后赫鲁晓夫准备于次年访问格鲁吉亚的计划也被取消了。
可能正是因为这一戏剧性的事件，才促使中央委员会专门做出决议，决定解除对赫鲁晓夫报告的保密规定。报告文本由一家专门印刷机构印制，随后下发到全国各地的区委和州委。二十大开幕后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在全国各地召开了成千上万次会议，到会的既有党员也有应邀列席的非党人士。州委和区委代表全文宣读赫鲁晓夫的报告。其间没有任何讨论，党委代表也不回答问题，因为他们本人也不知道应当如何作答。这些会议大都在报告宣读完毕之后即行散会。对大多数与会者来说，赫鲁晓夫报告披露的情况实在骇人听闻；更使人深感震惊的还在于，党正在向人民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和党同心同德一道铲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创造条件以确保这种无法容忍的暴政一去不复返，从国家政治中彻底消失。
如果认为斯大林这些极端丑恶的罪行得以大白天下就会巩固党的领导，并有助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就错了。事实上，苏共二十大不仅沉重打击了斯大林的声望，而且也使党的整个领导集团名声一落千丈，同时又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一场严峻考验。在西方，许多左翼政党遇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呢？”他们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却一直在对布尔什维克所谓的“丑行”、大恐怖活动、苏联北方和东部地区几百座集中营以及斯大林扫灭政治对手等情况大加评论，著述不休。然而共产党人和西方的自由派人士则总是把这些断言视为有意散布的谎言和诽谤而加以反对。而此刻从莫斯科，从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突然传出的消息，却正是资产阶级和苏俄流亡者报刊上始终据实披露的情况。更有甚者，赫鲁晓夫报告中列举的某些事实，甚至连苏联的敌人以前也几乎毫无所知。面对这种危机，到底有没有必要在全世界面前，在共产主义的敌人眼前，将斯大林的罪行坦率直言尽告天下呢？何况这些错误又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投下了一道浓浓的阴影。对此，甚至连那些往日蒙冤受控的共产党人也心存疑虑。但是有一点却毫无疑问，有关前些年倒行逆施的事实真相必将在1956年或是其后某个时间告之全党和人民。一报还一报，昔日的罪行只能以今天之危机作为清偿，而且以前的真相也不可能永远地掩盖下去，不为人所知，它或迟或早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大白于天下。
同样，这场危机应当通过迅速改变党内整个政治气氛，采取真正民主的崭新领导方式以及切实遵循党的二十大路线等办法，逐步加以克服。不幸的是，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却没有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下去；后来的情况既没有使苏联国家生活重新健康化，也没能消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
党的政策出现的首尾不一前后矛盾的现象，首先就与党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中央主席团内部冲突的加剧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二十大的成果之一，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有了不小的更新。在十九大上获选的125名中央委员当中，入选新一层中央委员会的只有79人。同时，新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又有所扩大，新补入了54名委员；这实际上都有力地加强了赫鲁晓夫的位和影响。但是中央主席团的变动相对要缓慢一些，只有阿·伊·基里钦科和米·安·苏斯洛夫是新补入的正式委员。而包括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在内的其他主席团委则都获连任。主席团候补委员当中有列·伊·勃列日涅夫、格·康·朱可夫、叶·阿·福尔采娃、尼·米·什维尔尼克和德·特·谢皮洛夫，这些人都是赫鲁晓夫政治路线和个人领导的积极支持者。
在二十大上以及其后召开的有关会议和各地党的积极分子集会上，最初还有可能不去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和个人崇拜问题，然而在后来的各种会议上，这些问题却被接二连三不断提出。不言自明，斯大林时期整个党的领导集团责任问题，也时常受到追问。1956年3月，在苏联作家协会的党内会议上，讨论了二十大的后果问题，不少作家不但谈到文学正处于痛苦挣扎的艰难状态，谈到斯大林时代产生的那些对广大作家的种种迫害镇压以及文学中大肆歪曲现实的情况，而且还提出要对那些专司告密诽谤的无耻之徒给予惩罚，同时也坚决谴责了所有在迫害活动中为虎作怅的人。作家们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这次会议上，1903年入党的作家，70高龄的彼·阿·布利亚欣发言指出：
列宁梦想着建立一个不仅是字面意义上而且也是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机关。列宁的遗训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不赞成米高扬的发言。不，列宁主义的准则和原则还没有重新恢复。我们不能把愿望当成现实……已经建立和培植的非但不是社会主义的机构，而且恰好相反却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机构，里面充塞的那伙人就知道粉饰太平，不动脑子，人云亦云，追名逐利，饱食终日，只求无过。这个机构已脱离人民，丧失了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斯大林取当年沙皇而代之，依靠的就是这个机构。苏联社会中物质生活水平差距之大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斯大林时代严重践踏了宪法基本原则，破坏了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社会主义法制。有人在会上已谈到卡尔梅克人的问题。〔1944年被强迫东迁的一个少数民族〕。然而，有关犹太族人民遭受的苦难又应当说些什么呢？当年的贝利斯案件曾使沙皇政权在全世界面前声名扫地，脸面丢尽。而“医生案件”却是我们党，首先就是我们这些俄罗斯族共产党人的奇耻大辱……现在有些人还在暗中阻挠一切变革，包括平反冤狱的工作。只有七八千人得以昭雪平反。赫鲁晓夫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到的囚徒人数真让人痛心疾首呵。让这么多无辜者仍在狱中备受煎熬我们于心何忍？！应当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大规模加快平反工作。防止重演斯大林时代一切悲剧的唯一办法，就是真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列宁主义民主。
叶·尤·马利采夫在会上也指出：
现在从上到下的干部，还保留着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在梁赞州，一位集体农庄主席还和以前一样大权独揽。区委书记还一如既往地拍桌子瞪眼。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谨小慎微的风气太严重了……用不着在资产阶级思想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去硬找资产阶级思想。相反，党中央委员会应当认真调查党内负责干部所犯的错误……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真正彻底搞清什么是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土壤，使之逐步形成的社会原因又在哪里？只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是无法解释这一切的。
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曾出席过不少党的积极分子集会。在会上，他采取了知耻近乎勇的态度，没有诿过没有遮掩，他承认自己以往确实目睹并知晓斯大林时期犯下的许多罪恶行径，然而又出于恐惧不敢站出来表示异议。有一次，在会上他接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们这些政治局委员怎么竟然准许在我国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呢？！”赫鲁晓夫念完条子后厉声发问：“这张没署名的条子谁写的，请站出来！”无人起立。接着他又重复了一遍，但是写纸条的人还是没有站出来。于是赫鲁晓夫便说：“写条子的人害怕了。就是这么回事，要是站出来反对斯大林，我们也害怕呀。”当然这种解释并不全面，不过还算得上一个坦率老实的回答。
但是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来说，日子却更难过了；他们不只是惧怕斯大林的问题，而且也积极参与了斯大林几乎所有的罪恶活动。这对许多党员也没有多少秘密可言。1956年4月和5月，准备进一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某些计划突然停止实施。几天后，一位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老布尔什维克被开除出党。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在授课时曾试图说明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问题，也被区委召去严加批评了一通。《中国人民日报》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篇文章也在《真理报》上全文转载。文章作者力图说明斯大林“功大于过”，甚至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对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大有益处的。据党内传闻说，此文是毛泽东本人亲自撰写的。
1956年6月30日，党中央委员会专门做出一项《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各家报纸都以全文发表。这个决议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与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相比显然是一大退步。这几个月时间里，赫鲁晓夫本人也被迫在几次讲话中宣布斯大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而且党“决不会听任共产主义的敌人肆意攻击斯大林”。他还猛烈抨击“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断言这是反共宣传的一种发明杜撰。
然而，任何人也无法阻挡二十大上发起的这场运动。1956年春夏两季中所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在各方面都具有深远的重大意义，远远盖过了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恶意攻击。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行动就是全面释放几乎全体政治犯，迅速复查那些在1935到1955年期间不幸死在集中营和监狱里的无辜者的案情，并给予平反昭雪。
由赫鲁晓夫提议，在集中营内部还建立了大约70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对囚犯的案情进行复查。此后不久，又从莫斯科派出了20多个调查委员会，其职责是前往那些当年囚犯至今仍在居住的流放地和所谓“永久定居区”，专门调查这些人的案子。这些调查委员会一般都包括一名国家检察院的干部、一位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名已获平反的党员；每个委员会都由中央主席团授权，并能以最高苏维埃的名义提出平反、赦免或减刑的建议。这些委员会的决定无需上交最终批准即可立即生效。甚至在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不少由于批评攻击过斯大林从而获罪入狱的囚犯就已按莫斯科的有关指示给予平反释放。
各委员会迅速开展工作。通常必需履行的所有手续只不过是同囚犯本人见面短谈一番，而后简略翻阅其个人档案。到1956年夏季，已有几百万囚犯获释回乡。最先释放的有党员，还有那些本人已被抢杀或已病死牢中的党员和家属。此外，刑期已满但仍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犯人，以及刑期或流放期被非法加以不定期延长、甚至永无出头之日的那些犯人，也全都获释。至于案情较为复杂的犯人，则暂不予平反先放其出监；不过这些人服刑期满后也强烈要求平反昭雪。那些以前被误控为“进行反苏活动”而获罪的非党人士也被释放；另外一些被判处了25至30年徒刑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党派的成员，凡是生存者亦获释出狱；所有大战期间的红军战俘以及那些曾与敌人合作以免遭羞辱的所谓“难民”也一律获得释放。
数百万当年集中营的囚徒重归家园，另外几百万死于斯大林恐怖镇压之下的无辜者得以昭雪平反，同二十大本身一样，对于苏联国家生活的健康化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赫鲁晓夫接着指示各级党政组织应当给予这些获释平反的人们生活上给予帮助和照顾。在一切必要之处，都应当优先照顾他们寻找住房和职业的要求，并为他们安排合适的抚恤金、养老金。这里有赫鲁晓夫本人实心实意关心这些人的一桩例子。有三个妇女，曾在同一所集中营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漫漫17年，而且彼此并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在获释平反之后，她们提出要在莫斯科分到一所三居室的住宅，一人一间，以便在沉冤洗去之后永不分离。然而她们当中只有一位当年是在莫斯科抓走的，因此现在有权要求住在京城的也只有她一人。于是她们三人联名上书赫鲁晓夫吁请支援。赫鲁晓夫亲自写信授权有关单位批准了她们的要求。（15年之后，三位老妪中一人病逝，另外两位又向区苏维埃写信，请求改善居住条件。但这一次却被人一口回绝。两位老者得知：“现在，被平反者的时运已经过去了。”）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平反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活动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当年惨遭枪杀或身死狱中的囚犯人数远远多于大难不死的生存者；依照规定，只有在死者亲友提出上诉时，才能进行他们的平反调查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无人上诉，那么案子就不予复查。假如确实搞了平反工作（因为有的案子牵涉了许多人），那么就不再派人去查访死者的亲属或子弟，通知他们平反的决定，为他们被没收的个人财产、赶出家园以及家庭生计备遭摧残的损失提供某些赔偿。另外，20年代反对派的大多数成员也根本没有被平反昭雪；这些人完全没有罪过，但却一个不剩清洗殆尽，不是惨遭杀戮便是身陷囹圄。而且，1928-1931年以及1936-1938年举行的那些政治审判案也没有给予正式的复查。各级平反工作委员会、国家检察院或是有关的党组织并没有严令当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人员交待自己折磨犯人的罪行，也没有对那些因虐待囚犯而臭名远扬的监狱和集中营头目施以惩治；至于那些专司告密诽谤的家伙既没有将其大名公之于世，也不曾给予他们任何惩罚。只是在极少数几乎世人皆知的案子里，才不得不对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少数负责人做出一些无关痛痒的指责，象什么“超越职权”、“使用了不可接受的调查方法”以及“制造毫无根据的罪名”等等。
当受害者开始大规模返回家园时，当年的告密者和调查人员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但是这种恐惧很快便销声匿迹了。他们以前诬陷迫害的人大多数早已葬身荒旷的囚犯墓场，只不过在脚下插了一块木牌子以示其身份而已。此外，得以生还的大多数人由于心存余悸，并不那么激愤和急于去报仇雪耻。对于自己经受的苦难，“古拉格王国”的恐怖生活以及个人遭受的酷刑折磨，他们也不敢向亲友们坦诚相告。许多人精神创伤极深，总是错以为有人在背后盯梢，电话交谈会被偷听，周围都是居心不良的告密者。而能够最快摆脱这种恐惧型妄想症的人，大都又是那些1946年到1952年被捕入狱的受害者，他们服刑时间只有5到10年，而且还赶上了古拉格群岛战后那段较为“自由”的时期。总的来看，这些人在获释后不久都能够回到原有的单位重操旧业。然而，那些囚禁期长达17年到20年之久的受害者，其中大多数已经心灵破碎，根本不愿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了。
当年的阶下囚在获释之后还能在党政机关中官复原职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很少几个人企图展开斗争，重新恢复历史真相，并力图使那些在大清洗活动中为虎作怅的人确受惩罚。哲学家巴·伊·沙巴尔金曾用了好几年时间，多次要求有关党组织对那些在1936年到1938年诬陷过自己和其他一些哲学家的人进行调查审讯；然而直到50年代末，这批人仍然在科研机构和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占据着负责的岗位。还有几份上递的声明指控了斯维尔德洛夫的小儿子安·雅·斯维尔德洛夫，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人员，亲手拷打过许多囚犯。1956年时他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控告根本无人理睬。小斯维尔德洛夫稍有惊慌之后还是平安无事。亚·伊·托多尔斯基将军获释归来之后，为纠正国内战争时期军史中的篡改之处投入了大量心血，并多方奔走力求为那些当时尚未平反昭雪的军队杰出将领恢复名誉。但他这些努力却遭到党内领导机构的反对；赫鲁晓夫的一句话成了挡箭牌：“我们决不能再来一次类似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屠杀了。”有人请赫鲁晓夫解释一下此话的含义时，赫鲁晓夫坦率作答。他认为，要真是把以前直接间接参与过斯大林罪恶活动的人名都公之于世，那么应当被送进大牢的人要多于已经获释平反的人。曾有这样一首佚名诗，寥寥几行一语中的：
国门何需挂哀旗，
葬仪悼词皆无迹。
罹难无辜既宽赦，
放过屠夫亦有理。
尽管如此，二十大的冲击并不仅囿于政治领域。1953和1954两年，苏联的文化生活就已初现生机复萌之态。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第一稿已经完成，其后人们纷纷相互手抄，广为传播；文学刊物《新世界》发表了一些有争议的批评文章弗·波米朗采夫题为《论文学的真实性》激起公众热烈的反响；费·阿布拉莫夫的短篇小说《集体农庄的人们》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伊里亚·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业已出版，用意独到的小说题目一时成了广泛的时用语。这些富于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其独立言行在当时不过是谨小慎微的初试之举，但是党内保守派却大感恐慌。党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执意将特瓦尔多夫斯基调离《新世界》主编的岗位，并以康·米·西蒙诺夫取而代之。然而就在作出这一决定的那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却指出：“对于知识界这些摇摆不定的表现，应当受到责难的还是我们这些人。有关个人崇拜的种种问题在人民心中已引起许多疑虑，但我们却没有给他们给予满意的回答。”
其后几年时间里，文化上的解冻势如春潮，一奔千里。一位移居苏联的土耳其诗人纳兹姆·希格迈特写作了一部话剧，题为《伊凡·伊凡诺维奇还能活下来吗？》。作品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非常持久。然而那几年里最震撼人心的还是弗·杜金采夫题为《不单单是为了面包》的小说，这部作品发表在1956年秋季的《新世界》杂志上，并在数百次大小会议上引起广泛的讨论。一些作家围绕着“文学莫斯科”的题目，写下了不少引人入胜的作品，并且以文学年鉴的形式汇集出版。当时激起强烈反响的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其荦荦大者如：亚·雅申的《杠杆》、丹·格拉宁的《个人的见解》、加·特罗耶波里斯基的《科学副博士》、瓦·奥维奇金的《艰辛的春天》、加林娜·尼古拉耶娃的《前进道路上的战斗》、弗·索洛乌欣的《弗拉基米尔乡村公路》、帕·尼林的《残酷》以及弗·费·田德里亚科夫的《死结》和《不称心的女婿》等等。布鲁诺·加森斯基的小说《庸人的阴谋》以及伊·巴贝尔的某些作品也重新刊行，这两位作家都在30年代死于斯大林镇压之下；此外，约翰·里德的名作《震撼世界的十天》也在多年禁印之后第一次再版。
50年代后期的诗歌界佳作迭出，洛阳纸贵，在社会上的重大影响陡然增加。象沃滋涅辛斯基、奥库扎娃、叶甫图申科、阿赫玛杜丽娜、斯鲁斯基、列维坦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其他一些年轻诗人纷纷脱颖而出，一时群星璀灿，生气勃勃。扎鲍洛茨基在经历了多年铁窗之苦后也获释出狱重返诗坛。叶甫图申科在自传中曾这样回首当年：
1955年举办了第一届诗歌节，后来这一天被定为全国性的节日。那天，诗人们在莫斯科大小书店的柜台前高声朗诵自己的作品，并在读者购买的诗集上签名留念。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在离那所大学不远的莫胡芙斯卡娅大街的街头吟诵诗作的……我们是故意走出书店来到大街上的……我所朗诵的那首诗，以前曾被某位K诗人上纲上线为歌颂敌人之作，但听我诵诗的年轻人并不认为它是在攻击我们祖国，相反倒是一种斗争武器，其锋芒直指那些企图阻挡我们建设美好未来的人。成千上万的人们鼓掌欢呼支持这场斗争……非常明显，报刊、广播和电视都没有紧紧跟上国家的巨变……文学批评也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简直毫无办法……小说创作虽有发展，但却相当缓慢。然而诗歌创作却是异军突起迅速发展……我把朗诵诗作的讲台当成战场。在工厂、大学、研究机构、办公大楼和中学里，我四处上台吟读诗作。听众人数常常有一两千人……1963年的诗歌节朗诵会是在体育馆举行的，到会者有14，000人之多。
对文学解冻，对作家们高扬思想解放的大旗，赫鲁晓夫并不热心。1957年第12期《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赫鲁晓夫著名的长篇文章，题目是《文学艺术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编者的脚注指出，赫鲁晓夫在1957年5、6、7三个月曾多次接见作家和艺术家，向他们发表讲话；这篇文章就是这些讲话精旨要义的大成之作。这些会议实际上是在赫鲁晓夫本人的官邸别墅举行的，而对苏联文化界最进步的那些知识分子来说，也很难断言这些会议增进了相互了解，消除了隔阂。不管怎么说，这篇文章充满了陈词滥调和布道说教，也没有为苏联文化发展开拓新的天地。赫鲁晓夫对杜金采夫痛加斥责毫不讲理，指责他的作品是什么“哈哈镜”般的写照，而且还批评了《文学莫斯科》年鉴，这个刊物随即被查封。众所周知，他还极端粗暴地对待玛格丽塔·阿莉格尔，后者曾力图保护这个文学年鉴。但是即便如此，赫鲁晓夫这种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作法却没有影响广大艺术家和作家对他的热诚拥护，因为他们还是认为苏共二十大和其后的1957年6月中央全会对自己的工作益处多多。若干年后，安娜·阿赫玛托娃甚至还这样讲：“我就是一个赫鲁晓夫分子，因为他为我做了一件最高尚的事儿，把儿子还给了我。这是人与人之间富于人道精神的相助。”
苏联《历史问题》杂志曾经进行某些探索性的尝试，对苏联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加以重新评述，特别是对斯大林1917年的活动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但是这些活动又引出了苏共中央一项专门决议，决议批评这家刊物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刊物编委会人员几乎全部被撤换。尽管如此，要想重返斯大林时期那种文化界提心吊胆的旧时光，却已完全不可能了。康·米·西蒙诺夫调离《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官复原职，他根本不打算改变杂志的既定方针。赫鲁晓夫的女婿阿·伊·阿朱别伊主办的《共青团真理报》新颖别致，读者交口称赞，后来他又被提升为苏联《消息报》的总编。
一些新刊物的出版也影响了苏联的文化生活。《在国外》就是赫鲁晓夫本人亲自鼓励出版的一份杂志。塔斯社不断向他提供信息，他希望苏联公众能够通过俄文译稿读到那些外国报刊上最有意思的文章。其他一些有关苏联生活各个方面的刊物也纷纷上市；1958年定期出版的各种刊物较之1950年已经翻一了番。
绘画、雕塑、戏剧和学术领域也在突破旧有的规矩。社会科学领域中变化最大的是经济学研究，许多经济学家的讨论富有创见。1956年，统计年鉴《苏联经济》重新刊行，其中包括了有关工业、商业、文化以及各方面的统计数字。官方正式决定出版一部《列宁全集》。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速记记录报告、中央全会的会议记录、中央给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信件以及某些党史方面的重要原始资料都已开始陆续全文发表。
这些活动折射出一种全新的思想解放，但是苏联报刊对这些激动人心的活动却极其冷漠，未加全面报道。像二十大后种种重大变化以及类似几百万囚犯和流放者获释还乡这样的重大事件，在苏联各大报的标题中难得一提。不过在1956年下半年，这种疏漏遗误或许还情有可原吧，因为这一阶段报纸刊登的确实是一些引起世界其他地区密切关注的重大事件和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