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魂归西天之时，正值两大阵营冷战热潮之际。在朝鲜，中国与美国军队之间尚在进行着一场艰苦卓绝的鏖战；在印度支那，法国士兵正在困兽苦斗。至于苏联，她还没有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建交；与英国、法国及日本的关系相当糟糕；同美国的相处更是恶劣，有如不能同炉的冰炭；与南斯拉夫则完全处于对立状态；对新中国，斯大林始终抱着极为审慎小心的态度，只在有限的范围内答允中国提出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援助的要求；而与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些不久前才摆脱殖民依附而获得新生的国家，只是泛泛相交且又摇摆不定，因为斯大林一直倾向于把这些国家的政府看作是傀儡政权。
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新的领导集团在对外政策方面做了大幅度的调整。1953年7月底，朝鲜战争交战国之间签订了停战协定。不久，复杂曲折而又漫长的越南停火谈判也揭开了序幕，参加谈判的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英国、法国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团和南越统治集团的代表。到1954年，在谈判双方各自都做了许多让步之后，终于达成了一项协定，实施停火并确认按北纬十七度线将越南分割成南北两方。次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元首胡志明访苏，在莫斯科受到了盛大的欢迎。
与中国的关系明显地改善了。苏联领导集团向中国增拨了大笔货款，提供了为实现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要的技术和文化援助。1954年9月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五周年之际，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飞抵北京。这是赫鲁晓夫首次作为苏联共产党的第一把手访问邻邦，也是他最初几回出国旅行中的一次。他和毛泽东举行了多次会谈，而且走访了中国许多城市。代表团最后签署了一项保证书，答应撤走苏联在中国旅顺港的驻军，并将港口要塞的一切装备全部移交给中国方面。另外，在金属加工、石油开采、船舶建造和交通运输有关的两国股份联营公司中，苏联还将自己方面的股份无偿让给中国；同时又同意向中国派遣大批专家帮助建设150多个重点项目，其中也包括修建从阿拉木图和乌兰巴托分别铺入中国境内的两条铁路。
南斯拉夫问题是摆在苏联新的领导班子面前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1954年年初，赫鲁晓夫建议党中央委员会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苏南两国之间关系闹僵的来龙去脉以及可能的解决措施。委员会以德·谢皮洛夫为首，在调研了各种材料之后，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什么军事——法西斯专政”的国家。这是在斯大林指使下，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宣传工具当时一般用来特指南斯拉夫的专用名词。从此，对南斯拉夫的口诛笔伐停止了。10月20日的《真理报》又发表专文祝贺贝尔格莱德解放十周年，文章最后还特意提到把南斯拉夫人民和苏联人民联结在一起的“鲜血凝成的兄弟情谊”。过了一个月，即在11月29日，苏联领导集团的几乎全体要员都出席了南斯拉夫驻苏使馆为庆祝南斯拉夫独立日而举办的招待会。塔斯社的一则消息公报称这次招待会的气氛是“热诚亲切的”。尽管如此，苏南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却没有变化，一如既往。
1955年5月底，为了促使苏南两国关系正常化，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谢皮洛夫飞抵贝尔格莱德。依照曾在机场等待采访的近百名西方记者的说法，当时发生了这样一桩意外之事。在铁托元帅对来访者致辞表示欢迎之后，扩音话筒随即便被拿走，以致赫鲁晓夫无计可施，不能公开酬答主人的问候。这件事不仅使苏联代表团到达后的气氛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而且还表现出南斯拉夫人对上门求爱者的厌烦之情。此外，铁托还下令禁止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的译文，因为在这篇讲话中，赫鲁晓夫诿过于人，把破坏苏南关系的内奸这顶帽子扣在了贝利亚的头上。
对于这些苏联代表来说，双方的会谈充满着隔阂，成见极深，不易消除。由于他们至今还不准备把南苏两国关系的恶化完全归咎于斯大林，因而在长时间的讨论交锋中，就不得不在南斯拉夫人的斥责面前为这位前领袖遮掩辩解。（但是，就像赫鲁晓夫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立场简直虚伪可笑，纯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因为那种声称斯大林时代一切滥用职权和横施暴虐的现象都应归罪于贝利亚及其前任叶若夫的弥天大谎，这时显然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然而，会谈结果还是订立了一项协定，双方约定，停止针对对方的攻击宣传以及故意散布“错误信息”的做法，采取措施推动双方之间科学、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往来。此后不久，南斯拉夫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迅速恢复正常。
在赫鲁晓夫等人访南之前，英、法、美、苏四大国已经就奥地利的国家命运开始进行谈判。苏共中央主席团不顾莫洛托夫的坚决反对，还是同意做出妥协让步。5月15日，奥地利宣布为独立的永久中立国。7月，奥地利国家条约生效，四大国占领军同时一并撤离。
1955年5月，所有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不过，格外惹人注目的事情是南斯拉夫的故意缺席。与会者共同签署了一项友好、合作和军事互助条约，“华沙条约组织”便随之诞生。由此，华沙条约的签字国结成了一个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抗衡的联盟，并且开始为各国在欧洲地区的武装部队建立统一的司令部。同时，还建立了一个政治协商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党政领导人将定期相聚，统一口径并参与委员会的工作。
早在1955年春即已确定下来的苏联对西方领导人的策略，终于在同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得到具体的显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代表苏联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来自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英国代表艾登和麦克米伦以及法国的富尔和比内。这是自1945年波茨坦会议后四大国巨头的第一次聚会。这次会议广泛讨论了许多问题，但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只声称，将委派四国外长继续进行进一步的磋商。然而，这次会议却为德国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路。不久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康德拉·阿登纳率领一个官方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从苏联报刊刊登的双方发言内容（发表这类文件又是赫鲁晓夫提出的一项创新之举）来看，两国代表的会谈进展得非常不顺利，气氛紧张。但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联邦德国与苏联之间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随后两国又各得其利地开始了更加密切的贸易往来。
这年10月，莫斯科迎来了缅甸领导人吴努。11月，在回访缅甸并过访阿富汗之前，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飞抵印度。与一年前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时所受欢迎相比，他们在这里受到的接待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孟买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万人空巷拥聚街头，欢迎苏联代表团并聆听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些讲话随后亦印刷成文，公之于世）。一次，人们的热情冲动还险些酿成一曲悲剧。当时，有好几百人冲决了警察布置的警戒线，赫鲁晓夫座车缓缓行进的街道上顿时乱作一团，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当赫鲁晓夫钻出座车与那些蜂拥而来、竟相表示欢迎的人们握手致谢时，他的汽车被人拆得身首分离，体无完肤，许许多多的汽车碎片在人群中传来传去，不知所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被拥挤不堪的人群所吞没。苏联保镖特工和印度秘密警察部队队员不得不用强力来搭救二人，这些彪形大汉把他们两个囫囵个儿地从人群头顶上递送出来，终于使两人突出了重围。最后，为使秩序安定下来，保卫人员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事后，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部长谢罗夫曾回忆说，他还从未遇到过像在访印期间保护苏联领导人安全这样棘手而又急迫的工作。
国际新闻界兴师动众地采访了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印度的行踪，又同样声势浩大地宣传了另一桩事。1955年12月，苏联爆炸了第二个高当量热核装置，但这次是在高空进行的，由此向全世界各国表明，苏联已然拥有强大的、可投掷的氢弹。相比之下，美国军火库中的任何核武器在爆炸当量上都望尘莫及。接着，苏联科学院的遴选结果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这一成就所感到的骄傲和自豪。新当选的科学院院士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是由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构成的，其中声名显赫者有伊·塔姆、布·哈里顿和安·德·萨哈罗夫。
与频繁的外交活动相比，国内的改革也搞得有声有色，两者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在挫败了贝利亚窃国之举以后，党政领导人的注意力转向了令人恼火的国民经济问题。他们尤其关注于农业形势，这不仅因为农业长期停滞不前，而且还因为农业的情形好坏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那种大吹大擂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官方声明，完全是欺人之谈，完全是画饼充饥。因为苏联实际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畜牧业的状况也是一塌糊涂，甚至比实行集体化以前的1928年还要糟糕；几乎所有的日用消费品都非常短缺，房荒也日趋严重。在1940年——1952年期间，尽管有战争的严重破坏，但工业投资仍增长了三倍之多，国民经济也有所发展。虽然这样，消费品制造业还是始终供不应求，远远满足不了需要。虽说国家对食品以及工业用原材料的需求已有显著增长，但农业生产仍停留在1940年的水平上。调查表明，在斯大林的执政时期，国家统计局对有关农业生产的统计数字材料做了系统性的夸大——平均夸大值竟达20%。但是，商店柜台空空荡荡的货架揭穿了官方统计数字的骗人把戏，商品广泛匮乏的事实人们看得一清二楚。
在1953年8月召开的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布了已由党中央主席团批准的第一批经济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大多是由赫鲁晓夫提出的。相对于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而言，赫鲁晓夫更加明了农村问题的真相，而且也充分理解迫切需要进行大量实质性的改革。因为没有改革，农业生产就会依然如故毫无起色。
最高苏维埃的决定是非常和缓而有节制的，但还是给全国农业地区带来了效果显著的良好影响，而且使马林科夫在农庄庄员和农业工人中赢得了长盛不衰的好感。首先，国家增加了对农业投资，提高了肉类、牛奶、羊毛、土豆和蔬菜的收购价格，集体农庄在计划定额之外交售谷物的价格也相应上涨。其次，由马林科夫出面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全部免除所有的农家欠款（即有关自留地所得税方面的整年积欠）并降低自留地所有者须用实物缴纳的赋税；对用作自留地的国有土地所征收的税金也将减少一半。这一类改革措施对农村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
一个月之后，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批准了这些改革措施，但全会对农业现状并不满意，提出了不少的批评意见，并主张更加迅速彻底地解决问题。在会议报告中，赫鲁晓夫论证说，前进的主要障碍就是违背了这样一条“列宁主义原则”即承认农民是小私有者，应当准许农民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拥有物质兴趣。他宣称，这一原则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棉花、茶叶、柑桔和甜菜等生产部门，但还没有在其他农业生产部门得到推广。赫鲁晓夫还批评说，对同一地区内先进的集体农庄实行多干多交、鞭打快牛，而对那些落后单位却索取甚少，这种做法是十分有害的，而且还掩盖了落后单位的低效率。他提议，相对于最高苏维埃已经提出的收购价格，土豆和蔬菜的收购价还应再次提高。他重申了早些时候业已提出过的要求，即停止对集体农庄庄员耕种自留地所强加的不合理的压制。此外，他还提议对农业专家进行全面的重新安置，因为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并不是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或机器拖拉机站——后一个机构还受到赫鲁晓夫的一通责骂——等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而是在各种各样的“领导机构”中任职。他以党中央的名义，号召大力压缩包括全苏农业部在内的所有这类机构的人员编制。
另一个重要的改革建议是，集体农庄庄员应当预先得到其现金的或实物的收入。以往，庄员们只在每年晚秋时节分红一次；现在则授权集体农庄从销售肉类和牛奶的所得收益中提取25%的现金按季分给庄员。惟一的限制是这种分配按日平均不得超过每个工作日预计报酬的1/4。没有饲养牲畜的农庄将免除其向国家提供肉类和牛奶的强制性义务，那些在1953年6月15日以后才获得牲畜的农庄可以在1953-1954年期间免交肉类产品。
这些改革对国民经济只有间接的影响。在1953年工业生产增长12%的同时，农业生产却只提高了2.5%粮食的短缺仍然让人不安。由于无力从国外购买粮食，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以某种方式提高本国农业的生产，求助于使用化肥这种长时间的权宜之计。迫切希望改变农业困境的赫鲁晓夫认为，走出死胡同的通路只有一条；因而他强烈要求开垦耕种处女地和休耕地，并且提议大规模播种玉米。
实际上，在西伯利亚、北哈萨克、乌拉尔和北高加索等地区确实还有大量的土地从未得到开发利用。尽管这些土地主要分布在干旱地区，但最初的估算仍表明，耕种这些土地所得的收益会远远大于所需要的投资。然而，默然同意这一提议的人却寥寥无几。最坚决反对这项措施的有哈萨克地方党的领导、第一书记沙亚赫麦托夫和第二书记阿方诺夫。他们清楚地知道，北哈萨克的处女地都被哈萨克人充作载畜草场之用。另外，耕种这些土地显然还会导致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移民——但决不会是哈萨克人——在此安家落户。甚至在党中央主席团内部，莫落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也提出了审慎的反对意见。后者在不久前刚刚走访了斯摩棱斯克地区，并为那里农村的贫困状况感到惊诧不已，他对赫鲁晓夫说：“在斯摩棱斯克州的许多区，人们居然还在用牛拉犁。”赫鲁晓夫反驳说，国家无法既开垦荒地，又同时帮助那些早已开发出的适耕地区。他强调，关键在于把力量集中于那些能尽快地得到成果的措施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央主席团人多数人支持赫鲁晓夫。
1954年2月初，莫斯科市和州的几百名共青团员在首都集会，赫鲁晓夫和农业部长伊·亚·别涅吉克托夫到会讲演。他们呼吁全国各地的共青团员参加开垦处女地和休耕地的运动。他们的号召自然是指向青年人的，因为处女地条件非常艰苦，第一批拓荒者将不得不住在帐篷和临时性的营房里；也根本没有时间去建造可供享受的生活设施。即便是在哈萨克，反对开垦处女地的意见在同月召开的当地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也被否决了，会议通过的决议申明，共和国党组织决心支持开垦处女地。沙亚赫麦托夫和阿方诺夫均被免职，由潘·康·波诺马连科和列·伊·勃列日涅夫分别接任第一和第二书记。到2月底，成百上千的青年人带着火热的激情奔赴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劳动工具和机械设备也直接从其他地区的工厂迅速调来。
同年3月，党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全会，听取并通过了赫鲁晓夫的进一步报告。全会决定，应当开垦出1300万公顷的新耕地，其预期粮食产量到1955年时应当达到2000万吨。在处女地将建立150个国营农场，四至五个农场为一组，接受拥有重大执行权力的中央委员会特派员的督察。两个月之后，党中央委员会的又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赫鲁晓夫关于促进苏联农业发展的两点建议。为了使其中的第二点建议付诸实施，赫鲁晓夫又发出了紧急呼吁。既为获得更多的粮食，也为获得更多的粗饲料，必须大规模地种植玉米。当时，他声嘶力竭地喊道，种植玉米将是强制性的；如果必要的话，他将毫不手软地要求采取那些与18世纪用以确保农民种植土豆的措施相类似的强迫手段。在他的正式报告文本中这段话被删除了。
要夸口说在新的体制下已经取得了进展，似乎还有些为时过早，但在1954年晚夏时节便已经组织起一个规模宏大、奢华浮丽的全苏农业展览。7月末，赫鲁晓夫以及其他一些头面人物视察了展览会耗资数千万卢布修建的宫殿楼阁和各种设施。8月1日，这个展览会作为一个永久性的机构而揭幕。值得指出的是，在农业展览馆、莫斯科大学新校舍以有其他一些雄心勃勃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并不是由赫鲁晓夫提出的）竣工之后，赫鲁晓夫要求所有的建筑师和负责施工的人员坚决反对一切耗费巨大的“建筑求大求高的毛病”；他指出，建筑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批量建造住宅，并且坚决支持主张尽快采用标准设计以及较先进的建筑施工方法去建造住宅、学校、幼儿园和电影院的那些建筑师和施工人员。在1954年12月举行的全苏建筑师会议上，赫鲁晓夫还循循善诱地做了一次长篇演讲。没多久，没有电梯的五层砖砌住宅楼在莫斯科郊外遍地出现，有如雨后春笋一般。这些建筑物确实不大会为首都的风貌增光添彩，一些建筑师甚而轻蔑地称之为“赫鲁晓夫楚别依”（意为赫鲁晓夫式贫民窟）。但在另一方面，这些单调呆板、外观不雅的砖砌公寓楼确实有助于缓解苏联各大城市普遍存在的严重房荒。
相对于前几年而言，1954年的粮食收成要好得多。但从总体来看，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根据。在工业生产增长13%的同时，粮食产量至多只提高了3%粮食和蔬菜仍然相当匮缺，供应紧张。在1955年1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承认1953年9月中央全会提出的目标并未实现。他劝说中央委员们同意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根据农业建筑和机械化的需要而加大对农业的投资。3月3日的《真理报》宣布，全苏国营农场部部长科兹洛夫因其“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而被解职，改由原农业部部长别涅吉克托夫继任其职。后者所遗空缺另由马茨凯维奇填补，他曾在乌克兰同赫鲁晓夫共事，相互之间知根知底，关系非同一般。这一年，党中央委员会还批准了另一项改革措施，准许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制定和实施自身生产计划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让人遗憾并为之悲哀的是，这一原则随后便遭到破坏，而在几年之后又干脆被抛到九霄云外，完全被人遗忘。
总体而论，1955年对农业来说还是一个好年头。不过，最好的成绩是由那些位于早已开发出的熟耕地上的农庄赢得的，处女地则为严重的干旱所困扰，收成并不理想。但赫鲁晓夫对处女地开垦计划的热情仍然居高不下，有增不减，他进而又要求成千上万更多的青年工人为这个业已发轫的事业贡献力量。结果，在12个月之后，又开垦出了3000万公顷的新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