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中央首长”
两“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的发表，使姚文元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然而，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爬的阶梯的刀笔吏，还没有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就任，便飞往北京，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十八名成员之一。姚文元第一次成了“京官”。
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小组组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小组组员”的地位远远高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须知，陈伯达也不过是个“小组长”，江青、张春桥不过“副组长”，如此而已。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开张以来最为重要的中国最高层次的政治会议。姚文元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得以列席这一核心会议，这是姚文元平生第一次进入中国政治核心。这次会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使刘少奇在党内从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位，而林彪取而代之，居于一人之下，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彭罗陆杨”的职务，在这次会上被宣布全部撤消。全会通过了“历史性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见到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姚文元紧跟，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姚文元的大字报，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加了注释，说明了在当时成为新名词的“炮打司令部”的具体含义。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又上升了一级。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样，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居然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桌旁。三十五岁的姚文元，坐到了毛泽东身边！于是，这个十七年前的高二学生，姚蓬子的儿子，一跃成为“中央首长”，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
姚文元三个字镀上了一层令人眩目的金光。如今，他不再是马捷之辈可以指名道姓“商榷”的了。谁批评姚文元的文章，哪怕是对姚文元说一句稍稍不恭的话，对不起，以下的帽子可以供君“自由选择”：
一曰“炮打中央文革”；
二日“攻击中央首长”；
三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虽然，当时姚文元唯一足以吓人的头衔，不过是那么个“小组成员”。
于是，如同本书开头所写，“于贵父荣”，姚蓬子的胸前别起了儿子所赠的毛泽东像章，一扫过去那种灰溜溜的面孔，一下子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起来。
和张春桥一起发动“一月革命”
往昔，张春桥和姚文元坐在上海，望着北京。如今，他俩坐在北京，望着上海。上海，毕竟是他们惨淡经营多年的“基地”，万万不可因为做了“京官”而丢了上海。
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私下里庆贺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周年的日子里，从上海传来“特大喜讯”：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也就在十一月十日这一天，清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率领两千多名上海工人截车北上，要进京告状，被堵于上海远郊的安亭车站。工人“造反派”切断铁路交通，发生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
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身份，飞抵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王洪文结盟。于是，“三人帮”扩大成为“四人帮”。
当张春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返回北京之后，上海又爆发了红卫兵发动的震撼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
在“安亭事件”和“《解放日报》事件”冲击之下，以陈丕显、首获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已摇摇欲坠。
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不过，光靠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还不行。要摧毁中共上海市委，必须在后院放火，内应外合才能成功。
十一月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二日，一次又一次，姚文元给徐景贤挂长途电话“策反”。正在为陈丕显、曹获秋草拟“检查”稿的徐景贤“反戈一击”了。这个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带领写作班于十二月十三日宣布“造反”。秀才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喊出了特有的“造反宣言”：“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和姚文元看出时机成熟，双双飞抵上海。这一回，他俩以“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出现在上海滩，万夫莫敌，不可一世。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发动了著名的“一月革命”，于二月七日宣告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发出“一号通令”，声称：“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把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权一把抓了过来。从此。张春桥、姚文元统治上海达九年之久，直至他们垮台。
在“一月革命”的日子里，姚文元忙着“接见”群众代表，起草“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审定“临时委员会”委员名单，眼睛布满红丝，眼皮也浮肿起来。
二月九日上午，姚文元居然忙里偷闲，在上海林村演出了精彩的一幕……
这天，正值农历正月初一，一辆乌亮的小轿车停在林村弄堂口。
从车上下来的“首长”，一身崭新的军装。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在邻居们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走向老家。
哦，儿子姚文元来向老子姚蓬子拜年来了！
“到底是做了大官，坐了小汽车来拜年。”邻居们议论纷纷。
向来邋遢的姚蓬子，一身笔挺呢中山装，胸前自然不忘戴那闪闪发亮的金像章，在家门口恭候儿子一家的光临。
姚蓬子哈哈大笑着。虽然儿子进屋之后，随即关上了大门，那笑声还透过门缝，在外面回荡着……
过去了，过去了，反胡风时那口口声声“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姚蓬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姚蓬子被抄家、同修文被勒令每天在里弄里扫马路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在姚蓬子的笑声中这一切不快都过去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张姚
令人不解的事发生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尽管《文汇报》套红刊登整版消息，而《人民日报》不吭一声！
春节刚刚过去，毛泽东电召张春桥、姚文元速去北京。
农历正月初四——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北京，立即奔赴中南海。
张春桥的衣袋里，放着关于“一月革命”和“上海人民公社”的汇报提纲。他和姚文元的脸上，都荡漾着春风——他们在上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毛泽东一定会翘起大拇指。
当他们向毛泽东问候新春好的时候，毛泽东眉间的竖纹没有展开，这意味着不是个好兆头。
张春桥和姚文元刚刚坐定，张春桥还没来得及掏出汇报提纲，毛泽东就发话了：“上海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跟我打一声招呼？”
并不是因为屋里的暖气开得太大，并不是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军装里面还穿着厚厚的毛线衣——他们出的不是热汗，而是冷汗。
以下是当时秘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原话，句句都是“最高指示”：
“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
“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已经这么叫了。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
“这样下去，就发生了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这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要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经毛泽东连珠炮似的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张春桥在解决“安亭事件”的时候，来了个先斩后奏，擅自做主在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条件上签字。
后来，他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这么一来，壮了张春桥的胆，这一回又来了个“先斩后奏”。一月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八日，毛泽东肯定《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跟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密商夺取上海市委、市人委大权。
就在这时，康生抢先一步。一月十九日，这个山东老乡在人民大会党召见了自己的儿子，要他转告山东的王效禹：“不但要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的夺权问题。”
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在康生的“直接关怀”下宣告成立。
一月二十五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告诞生，《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予以支持。
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通电全国，宣告建立。《人民日报》为之庆贺，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不能再落后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急于在上海也“宣告”一下。可是，向来喜欢“震撼”全国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甘于跟着别人叫“革命造反委员会”、“红色革命造反者夺权委员会”之类。上海有人提议叫“政治联络总站”，他们也以为缺乏新意。
有了！到底是秀才，姚文元从毛泽东的一句话中，得到了灵感：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曾称赞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不言而喻，毛泽东很喜欢“公社”这字眼。一九五八年，当“人民公社”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第一个发出“人民公社好”欢呼声的便是毛泽东……
“就叫‘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立即赞同姚文元的意见。
他们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非同凡响，有着“首创”意义，富有“革命”色彩：既象征着接过了巴黎公社的神圣大旗，又符合毛泽东的“北京公社宣言”的含义，真是天底下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名字了！
不料，毛泽东给张春桥、姚文元两颗发热的脑袋泼了一盆冷水。
毛泽东神情严肃，继续说道：
“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总不能代替党吧？还有，什么人叫社员？农村里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那么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能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毛泽东的一连串问话，问得张春桥和姚文元哑口无言。思想深邃的毛泽东，纵论古今中外，从理论上谈透了这个问题：
“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据我看，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
“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却跟英国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还是西哈努克好一点。
“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尼泊尔王国比印度好一点。
“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也就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能说明什么呢？
“我看，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我们看来好象校长低得多，总统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
“所以，名称不易改得太多。在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名字的人要算是王莽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就象现在有人不喜欢”长“字一样。王莽还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就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王莽改了那么多地名，连自己都记不得了，闹糊涂了。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不得不把老地名写在诏书里。这么一来，使公文来往变得非常麻烦……”
毛泽东边说边笑起来。张春桥却没有笑，他的脑袋里乱糟糟的，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问号：“主席是不是把我看成那个篡政的王莽？”这么一想，张春桥的内衣被冷汗湿透了，冰凉地紧贴在嶙峋的脊梁骨上。
毛泽东并没有觉察到张春桥的脸色变白，却还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思想：
“再如，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其实，不光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连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
“我看，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原来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国务院还叫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必改名字。”
“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不要叫公社了吧。是不是叫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好！”
“大学里的，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听到这里，姚文元赶紧问：“主席，我们上海怎么办？”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扳着手指头道：
“我看，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不过，这么一来，全国只有你们一家叫‘公社’，那不是很孤立吗？而且，又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登，全国都要叫‘公社’，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
“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刚才提到的问题，要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个办法是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
这时，张春桥才明白了《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他连声对毛泽东说：“改，改，我们一定照主席的意见改！”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和姚文元面面相觑。张春桥下意识地摸了摸帽上的红五角星，犹如摸了摸乌纱帽，虽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总算乌纱帽还在。
回到中央文革，张春桥的一身冷汗刚干，徐景贤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又使他出了一身冷汗：由于《人民日报》迟迟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被上海的群众看成中央不承认“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民心浮动、“炮轰张春桥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将有上万人参加这一大会……
火烧眉毛。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敢在北京久留，在二月十八日匆匆飞回上海。
二月二十三日，挂在上海外滩的巨大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终于取下来了，换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招牌。
《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消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俩原先想抢旗帜，使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夺权样板”。这时，却落了个第四名；继贵州和黑龙江之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也已在《人民日报》上亮相了！
虽说如此，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后吹嘘“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由于《人民日报》总算承认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个“炮轰张春桥大会”被张春桥借用“最高指示”镇住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化险为夷，总算没有在这场政治风浪中翻船。
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象穿梭似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来回回，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
他们不能放掉上海，因为上海是他们的老巢，是“基地”；
他们不能丢掉北京，因为不在北京称雄，无法夺得中央大权。
“炮轰张春桥”的浪潮象地火在上海滩下运行，不时喷射出火光，震颤着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根基；
北京，大搏斗在持续，江青时时需要她的“军师”和“棍子”，而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时时需要“第一夫人”的提携，觊觎着中南海、新华门里的交椅。
上海，北京；北京，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要买京沪之间的“飞机月票”了。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闹得地覆天翻之际，北京也大风大浪，大起大落：
“中南地区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开进北京。江青和康生正在为打倒王任重而筹划于密室，闻讯大喜，当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顿时，“打倒王任重”的大字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京都。
于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刷掉了一个书记。
紧接着，江青顺风助澜，大声疾呼：“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他是刘邓的新的代表人物！”
顿时，“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大字标语，又刷满北京的大街小巷。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下台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被打倒了。
中共中央书记处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升了一级。
一九六七年二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
在反“二月逆流”的大轰大嗡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刷掉了好几个，政治局陷于瘫痪。
姚文元兴高采烈，居然“诗兴”大发，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
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群众起来了，很高兴。感而赋诗一首。
贺反‘二月逆流’胜利
画皮恶魔现原形，
红日喷薄夜气沉。
敢横冷眼驱白虎，
岂畏热血洒黄尘！
雄文四卷擎天柱，
人民七亿镇地金。
大海自有飞龙起，
跳梁小丑岂足论。
兆文
三月二十六日
字里行间，姚文元咬牙切齿之声可闻。
中共党史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现象：“中央文革小组”取政治局而代之！
可是，翻遍“中国共产党党章”，找不到“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机构！
“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了中国的政治核心，成了最高决策中心！
直到这时，还叫“中央文革小组”，还只不过是个“小组”，而它已成了至高无上的“小组”。这倒被毛泽东说中了：“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
随着这个“小组”一步步登天，“小组”不是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小：
顾问陶铸被打倒了，只剩下康生；
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被打倒了，只剩下江青、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等也被打倒了，只剩下四枝秃笔——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个“小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小组”，加上组长陈伯达，全组不过八个人而已。
当然，这八个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小组”之下的办事机构、办事人员却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鼎盛而不断扩大、增加。
这时候姚文元的头衔，依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然而，这个“组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实质上已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
四位“秀才”并列为“组员”，姚文元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王力、关锋、戚本禹跟姚文元一样，都是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都是把棍子当作撑竿跃入“中央文革小组”。
中国的王力有两个。一个王力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翻译家、语言学家，潜心于学术研究，“龙虫并雕，著作等身”，是一位德高望重、造诣甚深的学者。在“文革”中，此王力自然在劫难逃，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黑牌批斗。
“中央文革”的王力，则是另一个。此王力是江苏淮安县人，比姚文元大九岁。他年轻时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里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而当时的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便是康生。
解放后，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六十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回国之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一九六五年九月，为了纪念抗日胜利二十周年，中央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由康生定稿，而执笔者便是王力。从此，王力得到林彪、康生的赏识。王力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际，正是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时。一个依靠康生接近了林彪，一个依仗张春桥接近了江青，他们的“登龙术”何等相似。
关锋原名周玉峰，号秀山，比姚文元大十二岁，是四位“秀才”中最年长的一个。一九一九年七月，他生于山东北部与河北交界的庆云县，他的杂文曾常用“庆云”为笔名。一九三三年，他在庆云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担任中共乐县县委书记。一九三九年起改名关锋。一九四四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九四七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一九五○年任中共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一九五二年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一九五五年担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夏征农。一九五六年，调来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与艾思奇、胡绳等共事。对于关锋来说，这一调动，从地方进入了中央。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红旗》杂志创刊，关锋调入《红旗》，编辑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内刊。不久，成为《红旗》编委，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据关锋自云，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提及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从此，得到毛泽东的垂青。关锋喜欢写杂文，一九六二年起，以笔名庆云（也有用“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许多杂文。有人把关锋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说他反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看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于是，关锋被保护过关。作为“左派”，关锋如同姚文元一样，也曾写过许多“棍子”文章；还曾与成本禹联名写过诬陷彭德怀的信，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彻底清除这个隐患”，以致彭德怀被撤回北京，惨遭揪斗。
戚本禹是山东威海市人，比姚文元小一岁，是四个“秀才”中最年轻的一个。跟姚文元一样，是个高中毕业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工作。一九六二年，中南海发生“八司马案件”。挨整的八个“司马”，都是年轻干部，其中之一便是成本禹。有一次，毛泽东在散步时，偶然遇见成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诉说了“八司马”之冤。毛泽东令回家英细查。不久，毛泽东为“八司马”平反，戚本禹便成了中南海受人注意的人物。
戚本禹向来喜欢历史，业余钻研历史，写出关于李秀成之死的文章，向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发起挑战，在《光明日报》上展开论战。毛泽东看后，赞扬了戚本禹。于是，戚本禹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编辑，后来成为历史组组长。
在田家英遭贬、自杀之后，戚本禹取而代之，一度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虽然“王、关、戚”依次，戚排在最末，实际上戚当时最接近毛泽东，手中的实权远远超过王与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他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开了猛烈的一炮。刘少奇曾风闻戚本禹要就影片《清宫秘史》发难，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毛泽东写信，阐述自己对于影片《清宫秘史》的看法，戚仍执意发表那篇文章。就在成本禹文章发表的当天，刘少奇看毕，气愤地对家人说道：“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戚本禹的文章，成为公开声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信号弹。
这四支笔杆，各有各的登龙术：王力替林彪捉刀，关锋批杨献珍起家，戚本禹攻刘少奇夺取“头功”，姚文元则是以评《海瑞罢官》进入“中央文革”。
笔杆子们之间，有过你呼我应：在批《海瑞罢官》时，关锋和成本禹曾一起专程来沪，跟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不久，关锋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戚本禹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跟姚文元南北配合，围剿吴晗。
四枝秃笔倒了三枝
“四笔并存”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一九六七年酷夏来临，“文革”的热度也继续上升，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头脑发热中一起倒台，只剩下姚文元一支秃笔……
那是在七月十三日晚，毛泽东带着杨成武、余立金登上火车，离开了北京，开始为时两个月的漫长旅行，他巡视大江南北，调查了湖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副统帅”林彪坐镇北京，运筹帷幄，殚精竭虑，着手部署“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
第一战役是打倒“彭罗陆杨”，已经实现了；
第二战役是打倒“刘邓司令部”，已经实现了；
第三战役是借助于批判“二月逆流”，扫掉一批老帅老将
须知，林彪虽然名列元帅，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有十个，他只是十帅之一。除了彭德怀早已扫除之外（一九五九年，他取彭德怀而代之，当上国防部长），尚有八帅。林彪以为只有打倒这八个老帅及其手下一批将军，才能巩固他的“副统帅”的地位。
二月，天赐良机，在北京京西宾馆，老帅老将们当面斥责“文革派”人物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被江青等诬为“二月逆流”。林彪想乘机下手，除去军内对手。可惜，毛泽东不允，林彪只得罢休。
七月中旬，武汉两大派严重对立，一场大规模武斗迫在眉睫。谢富治和王力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于十四日匆匆从重庆赶到武汉。王力虽然不过是一名“组员”，却自视甚高，仿佛钦差大臣、最高裁判。王力本该调解两大派的矛盾，而他却支一派，打一派。武汉部队的一些干部、战士同情受压的“百万雄师”派，于七月二十日抓了王力，批斗了一番。消息传出，全国轰动。
江青闻讯大怒：岂可如此无视“中央文革小组”？
当王力终于“脱险”飞回北京，江青动员了二十万人去机场欢迎，然后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大会。江青把怒火落向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一时间，“打倒陈再道”、“绞死陈再道”的大字标语贴满全国城乡。
林彪微笑了。又是天赐良机！林彪借题发挥，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以此开展他的“第三战役”。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军队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要借助于这一口号，清洗军内一大批政敌。
康生、江青、陈伯达当即赞同林彪的意见，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秀才”起草《红旗》杂志社论——《揪军内一小撮》。关锋执笔。
社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在外地见了，深为震怒。毛泽东当即作了批示：“这是毒草。”
思索了一下，他又用道劲的笔大书四字：“还我长城。”
长城，向来是人民对解放军的赞誉。“揪军内一小撮”、“批带枪的刘邓路线”，是乱军的口号。毛泽东怎不心急似焚？
毛泽东下令追查这篇社论。
林彪装聋作哑。江青、康生、陈伯达朝“秀才”们一推了事。“秀才们”成了替罪羊。
最初，戚本禹把责任推给王力和关锋。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被捕。到了一九六八年初，成本离也站不住脚了，终于被江青从“中央文革”中“端”了出来。
当时，一起被追查的还有《红旗》杂志副总编林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已经恢复自由并正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林杰，从中国北方某地给本书作者来信，除寄赠他以笔名发表的新作《王清任的脑髓说及其哲学贡献》之外，还在信中回忆往事：
“对于姚家父子，我只知蓬子是叛徒，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那是从鲁迅书中看到的。文元为人，正如你所写的，眼很高，是看天的。我这种人，不在他的眼下。《红旗》发了他交来的几篇文章，是通过关锋给我的。陈伯达对我说，文元的文章，一个标点也不能错。我只有听命照发。从未与之作个别交谈过。虽然当时穆欣曾开玩笑说，我和他是一对：个子高低、年岁都差不多。正是他和陈伯达、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夜二时来《红旗》，宣布将我关起来的。过了一个星期，他发了《评陶铸的两本书》，其中一段关于‘五·一六’集团两大罪状：反对军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暗指我。从此，我的罪就定了……”
在王、关、戚写那篇《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的时候，姚文元正在上海，和张春桥一起陪同毛泽东巡视上海，未参与社论的写作，幸免于纠葛。这样，四支秃笔倒了三枝，姚文元安然无恙。
当姚文元听说王、关、戚成了阶下囚，又喜又惧：喜的是一下子除去三个劲敌，惧的是日后自己会不会也步王、关、戚的后尘？
从此，姚文元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唯一的“组员”。整个小组只有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组员姚文元。
姚文元成了富有政治权威的“大手笔”。他不再写《不要拒绝李白游秦岭》，不再写《算命摊旁的杂感》，不再写《折卖行中的声音》，不再写《狗丢，你真是好样的！》。他不再一年发几十篇“千字文”了。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登一整版、几大版；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登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全国各报一律全文转载；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成为全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政治学习文件”。
一九六七年，他洋洋洒洒地发表了新的“两评”：
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他声言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历史”。其实，这恰恰是姚文元的精确的自我写照。
他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称陶铸为“南霸天”，具有“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兼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其实，姚文元又如同“猴子上天平——自称自”。
仔细研读姚文元的“四评”，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相关定律”：随着姚文元的身份逐步升级，他所“评”的对象也在逐步升级，从吴晗，而邓拓，而周扬，而陶铸。
文章少了话多了
姚文元的文章少了，话却多了。
本来，他有着“结巴”的“后遗症”，何况老是戒不掉口头语“正是这样”，他总是以笔代言，不大在群众场合讲话。
无奈，他成了“中央首长”之后，而领导“文革”的“新潮流”便是“中央首长讲话”，他不得不向打着各种各样旗号的各省各市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即席讲话。“接见”刚一结束，各式各样的油印机便开动起来，《中央首长姚文元讲话》风靡全国。
我翻阅着几十册厚厚的《中央首长讲话选》，读着一篇又一篇的姚文元讲话记录稿。其中一篇姚文元和江青等接见“浙江省革委会”张永生、杜英信的讲话纪要，颇能反映姚文元当时的形象。他，早已不是第一次走进张春桥家中那种战战兢兢的样子了，居然跟江青象唱双簧一般，江青说几句，姚文元便插一句，处处“紧跟”。
以下是当年的“浙江省革命委”副主任、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的传达记录：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九时二十分至二十日凌晨一时正。
当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进福建厅时，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引者注）同志热情地与我们握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肖力同志非常非常关心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们十分亲切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给我们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浙江美术学院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情况时，江青同志说：“潘天寿的画很阴暗，我是不欣赏的！画的秃鹰真难看，又阴暗、又丑。”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画很阴暗，与他搞特务有关。潘天寿喜欢画的秃鹰，是特务的化身！”（在这里，姚文元充分显示了棍子的本色——引者注。）
江青同志又说：“前几年，潘天寿的画，你们杭州怎么捧得那么高？画的卖价很贵。齐白石也一样，是个老财迷，可坏啦！”
姚文元同志补充说：“黄胄这个人也很坏。”（在那种年月，姚文元这样说一句话，便意味着“中央首长点了黄胄的名”，给黄胄带来一场大灾难——引者注。）
我们要求江青同志给我们革命委员会作指示，江青同志说：“不要我指示了，你们是革命委员会嘛！”
姚文元同志插话：“革命委员会就是搞革命嘛！你们去干嘛！”
当我们汇报到浙江戏剧界的情况时，江青同志说：“浙江有个问题，旧的剧种都有问题。绍兴大班武功基础好，样板戏是否可以移植？”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移植是很艰苦的改造工作。”
江青同志：“越剧要改造。越剧是资产阶级的。越剧音乐很消沉。女人演男人，是六十年代的怪现象，讨厌透了！”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男人演女人，女人演男人，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从此全部结束了！”
汪青同志说：“你们浙江演古戏、鬼戏，演到出奇的程度，甚至棺材里出僵尸鬼。还有《庵堂认母》到处都演。”
姚文元插话：“那时还美其名日‘抢救遗产’。”
当我们汇报到胡乔木到杭州活动时，江青同志说：“胡乔木还与陈冰搞了一个‘辛文兵’！”
姚文元同志插话：“胡乔木到杭州去了好几次！”
当我们汇报了浙江省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姚文元同志说：“浙江复杂！”江青同志说：“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嘛！”
凌晨一时，接见结束了。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肖力同志一直亲切地把我们送到大厅门外，握手告别。
我们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说：“谢谢同志们！”
姚文元同志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
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革命青年和浙江三千一百万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舞！
这次接见，是三十七岁的“中央首长”姚文元在他的同乡们面前的精彩亮相。
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一搭一档，形行影随。真的，江青的那句话，是出自内心的：“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一次又一次的接见，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姚文元讲话记录。以上只是其中的一次。虽说是“管窥一斑”，倒也可见全豹之貌。
三个多月之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大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从此，“文化大革命”揭开新的一页：成千上万名工人穿着蓝色劳动布工作服，挂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袖章，步入“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这一回，不再是“评”，不再是“批”，姚文元的笔杆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他已成为毛泽东的代言者，威风显赫，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震动着中国！
尽管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的单行本免费地发给每一个公职人员，但为了显示他今日的眩目光彩，姚文元还是不忘当年整过他的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喜欢写长句的他，在一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上题词：“赠给现在仍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的卢湾区委的同志们并向你们问好！姚文元。”
姚蓬子之死
一辆浑身雪白、漆着红色“十”字的救护车，在上海延安中路呼啸着前进。
救护车停在林村那长长的甬道前。
两位救护人员持担架奔向姚家。
当姚蓬子那肥胖的身躯占满那狭窄的担架时，已有许多人闻讯赶来。
本来只需要两个人抬的担架，四周围了好多“造反派”战士。七手八脚，抬着姚蓬子前进。
担架通过长长的甬道时，又有好几位“造反派”战士前来助一臂之力。眼看担架就要拾到救护车跟前，由于人手太多，失去了平衡，砰的一声，姚蓬子横着身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最先着地是他的右颊，顿时摔得紫中带青，鲜血流了出来。
那几位“造反派”顿时傻眼了。
姚蓬子妻子周修文大声嚷嚷：“还没进医院，就给你们掉个半死。你们等着瞧！你们不想想掉的是谁？！”
救护车在急驶。周修文在车上还咬牙切齿，骂声不绝。
姚蓬子被送进了上海胸科医院。他，得了肺癌。
几天前，夜深人静之际，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林村，从裤袋里拿出钥匙，熟练地打开房门。
此人已是坐上红旗牌轿车的“中央首长”，这时甘受委曲，骑着旧自行车悄然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在他身后十多米，一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也骑着一辆自行车，警惕的目光扫视着子夜时分寥落的行人……
就在姚蓬子住进上海胸科医院病房的第二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来一个瘦长脸的家伙，在林村象幽灵一样晃来荡去。他用“阶级斗争”的眼睛审视一切，用“阶级斗争”的嗅觉辨别一切。
他暗中调查了那几个“积极”得过了头的“造反派”，查档案，查三代，查“文革”中的表现。他还拜访了离姚家不远的那位江青心腹、后来当上“文化部长”的于会泳——本来住在那里的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自从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李教授受迫害而自杀身亡，于会泳便抢占了她的那套舒适的公寓住宅。
过了半个多月，那张瘦长的马脸才在林村消失。他，实在查不出“存心陷害”姚蓬子的“阶级敌人”。不过，那几位“造反派”战士已察觉幽灵的存在，吓得魂不附体，后悔当初拍马屁拍在了马脚上……
收音机里播送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连幼儿园里的孩子也必须洗耳恭听。姚蓬子在胸科医院单间病房里听着广播，枯黄的脸上泛着笑容。他本来期望儿子成为一个作家，不料这么有出息。想当初，当儿子神秘地要他帮助查《明史》的时候，就连他也觉得批什么《海瑞罢官》纯属多管闲事，如今他方知儿子确实“先知先觉”，青胜于蓝。
一九六九年初，姚蓬子病入膏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人前往看望、慰问。姚文元派来专人，在床前聆听姚蓬子对后事的吩咐。姚文元正在北京忙着为林彪起草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无法分身……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肺癌终于结束了姚蓬子的一生。
一辆大卡车在苍茫的夜色中驶往林村，停在弄堂口。一批穿军服的人搬走了姚蓬子众多的藏书，运往上海康平路姚文元的家……
周修文也坐上卡车，搬了过去。
几天之后，周修文回林村取点衣服，见到了邻居。她跟姚蓬子是一路货。别人还没问，她就先吹了起来：“哎哟哟，康平路那里真好，连东西都不用自己买。你只要开一张单子，过一会儿，有人就会替你买好，给你送来！”
刚说完，她忽地收起了笑脸，摇头了：“哎哟哟，那里就是有一点不好——前前后后，都有警卫员站岗。这么一来，你们就没办法来看我了。那个地方，‘外头的人’是进不去的！”
她啼嘘一番，抬着头、挺着胸，一副“革命妈妈”的标准姿势，开步走了。
邻居们望着她的背影，有点糊涂起来；她刚才说的康平路“有一点不好”，究竟真的“不好”，还是“好”的“不好”呢？
不过，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决定不开追悼会，以免太招惹别人的注意。虽说周修文对此曾有些不满，无奈儿子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到底“站得高，看得远。”于是，姚蓬子的遗体被悄然送进火葬场，不声不响地在世界上消失，结束了他的错综复杂、曾“红”曾“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