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南北对垒
一九六六年春节刚过，大地又是一片银光耀眼，冰封雪覆。
小孩儿照样在放鞭炮，女人照样在穿新棉袄，老头、老太婆照样在吃饺子，小伙子照样在下棋、玩扑克。谁都未曾想到，一南一北，“对台戏”在悄然开张。
北京，二月三日至七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连日举行扩大会议。
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直属于中共中央领导。所谓“五人”，乃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吴冷西当时为《人民日报》总编。
“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事务不多，开会也不多。然而，这一次开起会来却连轴转。因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不能不予过问。于是，组长彭真决定召集会议，议题为“对批判吴晗同志所写《海瑞罢官》的情况及继续批判的问题进行讨论”。
“我看，一定要强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会议一开场，彭真就明确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陆定一、周扬、吴冷西都赞同彭真的见解。唯有康生用手摸着小胡子，不置可否。
经过几天讨论，由彭真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因为会议是在二月召开，这个提纲后来便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共分六个部分：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二）方针；
（三）队伍；
（四）左派要互相帮助；
（五）关于争论问题要准备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关于组织领导。即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的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中共中央在二月十二日同意《二月提纲》，并向全党转发。
《二月提纲》的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五人小组”开会的前一天——二月二日，在上海锦江饭店，也是五个人，在召开另一个会议。从二日开至二十日，花了十八天。
会议的主角，便是那位上海的“女客人”。她刚从苏州来。在苏州，她跟正住在那里的林彪、叶群作了一笔重要的政治交易。林彪“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当她来到上海，林彪已指令总政治部派出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等人从北京飞抵上海。
她提议采取“看电影、批黑线”的方式来开会。张春桥虽不是会议的正式成员，却不时出现在锦江饭店里，三天两头参加座谈。
就这样，经过“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看电影三十多部，看戏三次”，写出了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她讲，别人记而已。记录经张春桥动手修改，又经陈伯达修改，成了那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人们简称《纪要》。
《纪要》与《二月提纲》针锋相对。它的主题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由于得到林彪的支持，毛泽东的同意，《纪要》战胜了《二月提纲》。
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纪要》。
紧接着，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评了《二月提纲》，决定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建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亦即在”文革“中大出风头的那个”中央文革小组“。
对于姚文元来说，进入“中央文革”，是他的发迹史上关键性的“跃进”。不过，据关锋回忆，在“中央文革小组”最初的名单上，并没有姚文元……
一九六六年四月，最初拟定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如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王任重、江青、刘志坚、张春桥，组员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
后来，删去了陈亚丁、吴冷西，加上了谢镗忠、尹达。这时，依然没有姚文元。
“中央文革”在上海锦江饭店开会。
江青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组长陈伯达沉思了一下，说道：“恐怕不合适吧。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住‘中央文革’的辫子！”
关锋愕然——他直到这时，才知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留下很深的印象。
江青一听“老夫子”的话，生气了，说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由主席决定。”
每逢这样关键的时候，江青总是要用“主席”来作为王牌打出去。
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刚开始，江青便宣布：“昨天我跟主席说了，主席同意了。”
既然是主席同意了，谁还敢反对？于是，姚文元进入了“中央文革”。
至于江青是否向毛泽东报告过。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那就不得而知了。
姚文元为江青出了大力，“第一夫人”也就为之力荐。
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通告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陶铸，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全组正式成员十四人。后来，又补充四人，即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从此，张春桥和姚文元从上海调往北京，与江青结帮——在此之前，江青与张春桥在“京剧革命”中开始勾结，而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姚文元加入了江、张联盟。
对于姚文元来说，他靠批胡风崭露头角，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靠批《海瑞罢官》步入政界。一句话，此人是靠“大批判”起家，是靠踩着别人的脑袋往上爬的。
就在张春桥忙着为江青张罗《纪要》的时候，姚文元销踪匿迹。他，另负重命——打掉吴晗的“援军”……
瞄准邓拓
在姚文元的书桌上，《海瑞罢官》剧本以及明史已被撂在一边，代之以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的《三家村札记》。“金棍子”要从打吴晗转向打邓拓和廖沫沙了。
说实在的，姚文元本来对邓拓颇为敬佩，对《燕山夜话》深为赞赏。
一九六二年，姚文元曾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写过这么一封信：
编辑同志：
准备把自己这三年来写的杂文、短论，选其在当前现实意义、思想意义较大（即能鼓舞情绪、提高认识的），编一本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杂文集，并取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名字（如《蟹的杂感》），想把它寄给你们，不知你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稿件？
致
敬礼
姚文元5月30日
这封信清楚地表明：“邓拓北呼，姚文元南应。他要步《燕山夜话》的后尘，出版”上海版“的《燕山夜话》。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姚文元“反戈一击”，把《燕山夜话》当作“大批判”的箭靶了。就连张春桥也是如此。当年，当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之时，张春桥任副总编辑，曾一起共事。如今，为了顺应“阶级”的需要，全然不顾这些了。
又一番“对外保密”。经过几次修改，经过江青、张春桥动笔斧定，由江青把大字本送到毛泽东手中。
标题：《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署名：姚文元。
毛泽东阅毕，拿起铅笔，思索了一下。他觉得标题过于冗长，便写上《评“三家村》四个字，而把原先的标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删去。
于是，江青便吹嘘了：“经过主席亲笔改定……”
江青和张春桥第三次看中《文汇报》，决定在上海发表。
作为“军师”，张春桥选择了“最佳时机”——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在《文汇报》上抛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确实是“最佳时机”：
因为五月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会议：
因为五月八日，江青化名“高炬”，在《解放军报》上登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指明“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江青还点明：“《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这样，江青就借“围城打援”，从吴晗身上“扩大战果”，把矛头指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进而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直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隔了一天，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在上海见报了。姚文元的文章，是按照江青的调子，从批判《海瑞罢官》打开缺口，“扩大战果”，成为轰击中共北京市委的第三发重磅炮弹：第一发俞铭磺的《“有鬼无害”论》轰击廖沫沙，第二发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轰击吴晗，如今第三发轰击邓拓及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这三发重磅炮弹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都是以《文汇报》为炮口。
“四人帮”其实最初是“三人帮”：以江青为核心，以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棍子”。那时候，“造反司令”王洪文还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办公室里逍遥，他连做梦也想不到口后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亲密战友”……
姚文元的长文刊出的当天下午，五百份《文汇报》由上海空运抵京（那时的《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一辆小轿车已等候在机场。转眼之间，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议上散发，开会者人手一份。
姚文元的文章，气势汹汹，再也不披什么“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外前，“金棍子”打下之处，顿时血迹斑斑，动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旦还是“彻头彻尾”的。
大抵是某种巧合，在中国古文中，“笔”与“刀”常常连在一起。替人写作，曰“捉刀”。办理文书的小官，曰“刀笔吏”。……古时刀笔相连，那是因为古时以竹为纸，笔在竹简上写字，误写之处即用刀刮去，刀相当于今日之橡皮。然而，姚文元却成了江青手下的“刀笔吏”，其笔如刀，笔能杀人！
《评“三家村”》一文，充满杀气，血光照人：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翻紧张的筹划策略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为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党人和民进行‘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
“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姚文元危言耸听，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了反革命集团：
“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篇末，姚文元声嘶力竭，唱着高调，不可一世：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闯、敢做、敢革命！”
这篇末一席豪言壮语，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日已近在眼前了。
挖“后台”——彭真
今非昔比，与半年前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大不相同：五月十日下午，当天的《文汇报》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翌日送来的《人民日报》上，已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红旗》杂志也在第七期全文转载。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刊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迅速转载，充分显示了姚文元的“权威性”。
形势急转。就在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的第六天——五月十六日，大火烧到所谓“三家村”的“后台”，也就是姚文元文章篇末所点的“指使”、“支持”那“三家村”的人，即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通知因为在五月十六日通过，所以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这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历史学家们已经确认：《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开始，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下台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故称“十年内乱”，亦称“十年浩劫”。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提出一系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五·一六通知》中的精髓，是这样一段在“文革”中人人都熟知的名言：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之后，隔了一天，林彪在五月十八日上午，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作了那次大念“政变经”的著名讲话。林彪摊牌了，诬陷彭真联合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搞政变，一手泡制了大冤案——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为候补书记。罗瑞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如果说，攻廖沫沙、批吴晗、揪邓拓是“文革”的序幕，那么清除“彭罗陆杨，：则是”文革“开幕第一仗。从挖”三家村“的后台，抓出了彭真，由彭真牵连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姚文元为揭开”文革“序幕，立下了”汗马功劳“。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把“三家村”和“彭罗陆杨”联系在一起，清楚地说明了“文革”的序幕为什么会从对“三家村”开刀开始：
“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注：罗瑞卿个子高，人称”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作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捏紧了拳头，提高了嗓门，拖长了声调，说道：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
就这样，“彭罗陆杨”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后台”，七个人的名字用一根“黑线”串了起来。哦，“围城打援”是第四步棋，而如今的“挖后台”是第五步棋。
就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半个月——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康生妻子曹轶欧的“辅导”下，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一日下午，康生把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内容，打电话告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当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全国震惊。六月三日，中共北京市委改组，李雪峰任新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向中共北京市委连发三炮，此时终于从组织上摧垮了原中共北京市委。“文化大革命”从北京推向全国，大字报风起云涌，揪“走资派”之声响彻云霄。
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被视为“彭罗陆杨”的“黑后台”的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遭到“炮打”，使“文革”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江青兴奋不已，在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她这样评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历史功绩”：“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从“挖”吴晗，进而“挖”那“三家村”、“挖”那“中共北京市委”、“挖”那“彭陆罗杨”。“挖”那“刘邓司令部”，姚文元为“文革”立了“头功”。
亿万人民咒骂姚文元为“棍子”，而江青却封之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江青甚至如此看重姚文元。她曾当众说过：“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用秃笔蘸着吴晗的鲜血写成的……
“海瑞热”的来历
“我不懂戏，也不大看戏。特别是京戏，虽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看过。这些年来，看戏的机会比较多了，但是总会有这个缘故，那个缘故，不能不放过机会。以此，可以说，对京戏是个道地的外行。有人笑话我文化水平低，我也欣然同意，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不但写了戏，而且还写的是京戏，岂不大可奇怪也乎！
“说奇怪，确是奇怪。……”
吴晗为《海瑞罢官》写的序，一开头就这么谈起了“奇怪”的事情。
一个不懂京剧、不看京剧的历史学教授吴晗，怎么会“破门而出”写起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呢？
仔细追溯吴晗写作《海瑞罢官》的缘由和过程，彻底刷去了姚文元泼在吴晗身上的倾盆污水……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白天开会，晚上余兴。毛泽东是湖南人，爱看湘剧。听说上海在演出湘剧《生死牌》，便在四月二日晚观看了此剧。剧末，明朝江南巡抚、素有“南包公”之称的海瑞上场，引起了毛泽东的莫大兴趣。
毛泽东嘱咐坐在身边的秘书田家英道：“你刚从四川农村蹲点回来，很累。不过，我有小事一桩，要你去办：你明天去借一下《明史》，我想看一看《海瑞传》。”
四月三日晚，毛泽东没去看戏，也没跳交际舞，在灯下细细读着《海瑞传》，几乎入迷了。
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时，说起了海瑞的故事：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海瑞说嘉靖皇帝的“嘉靖”，是“家家皆净”。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也写了这样的话。这当然触怒了嘉靖皇帝，把他关进了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了酒菜给他吃，他吃完了，觉得有点蹊跷。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大哭，悲恸不已，以致把吃进去的酒菜都吐出来了。
毛泽东讲完海瑞的故事，意味深长地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毛泽东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要学习海瑞，发扬海瑞精神。
胡乔木觉得毛泽东的这些话很重要，考虑到吴晗是著名明史专家，早在清华大学时吴晗便把《明实录》读完，做了大量明史卡片，此后以研究明史而享盛誉，于是，便向吴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
于是，就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的两个多月——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登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署名“刘勉之”，亦即吴晗。这篇文章，贯穿了毛泽东上海讲话的精神。
七月初，吴晗又写了《沧海瑞》一文，送交胡乔木。此时，正值胡乔木出差，吴晗的《论海瑞》手稿就压在胡乔木那里了。
胡乔木上哪儿去了呢？
赤日炎炎，七月流火。中共中央委员们聚首清凉世界——江西庐山，在那里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亦即著名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七月一日刚上庐山时，心境是宽松、愉快的，欣然命笔，写下了“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七律《登庐山》。
上山不到半个月，一封意外的信，使毛泽东的心绪顿时变得极不愉快，原定二十天结束的庐山会议竟延宕至历时一个半月才结束。
那是七月十三日早晨，一个壮实的中年人朝庐山向毛泽东住所走来，说有事找主席一谈。警卫员说，主席刚睡。中年人走了。当晚，他在庐山上草成一信，于十四日晨又亲自送往毛泽东住所。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多年战友、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正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彭德怀。
“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彭德怀的心，一开头便这样声明。他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直言苦谏。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
“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毛泽东问信后，双眉紧皱，当即在信上批示：“印发”。
七月十七日上午，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都收到一份新印的文件，标题是毛泽东加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批判厂彭德怀的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顿时，庐山上风云翻滚，一片紧张气氛。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海瑞。他说，他仍然提倡海瑞精神。但是，他又作了新的阐述：海瑞有真海瑞、假海瑞，有“左派”海瑞、“右派”海瑞。他提倡的是真海瑞、“左派”海瑞，不是假海瑞，“右派”海瑞。
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八月十六日，庐山会议终于结束。
当胡乔木下山，回到北京，这才见到吴晗那篇《论海瑞》。胡乔木因为毛泽东在庐山上仍然提倡海瑞精神，觉得吴晗的文章仍可照发。他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的新见解转告吴晗。于是，吴晗修改了《论海瑞》，补充了毛泽东关于反对假海瑞的见解。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吴晗的《论海瑞》。吴晗始终以为，他宣传海瑞精神，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
除了胡乔木找吴晗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之外，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也多次向文艺界提出，要宣传海瑞精神。一时间，全国各报刊、各出版社、各剧团纷纷刊登文章、出版书籍、上演节目，歌颂海瑞、宣传海瑞，形成了“海瑞热”、就连关于海瑞的连环画，一时间也出了十多种。
跟毛泽东跟得最紧的，其实还不是北京，却是上海。毛泽东四月四日上午在上海谈了海瑞的故事之后才十来天，四月十七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便登出该报组织的专稿——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也就是张春桥后来在小轿车上突然向《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提出质问的这篇文章），比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早了整整两个月。
就京剧而论，上海也跑在北京前面。一九五九年国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上海便推出了许恩言执笔、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
上海京剧团一马当先，急坏了北京京剧团的那匹“马”——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他在全国政协会上遇见吴晗，便求吴晗写剧本。此后，马连良亲自出“马”，几次三番到北京市政府，敦促吴晗，请他写海瑞剧本。虽然吴晗再三声明不懂京剧，挡不住马连良一片热忱。终于，“上帝”被感动了，吴晗七易其稿，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在一九六○年底写出京剧剧本《海瑞》，开始彩排。正巧，吴晗的老朋友蔡希陶出国考察，路过北京。此人虽说是植物学家，身为云南省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却酷爱文学。当年，蔡希陶写过《蒲公英》等短篇小说，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他听说吴晗在写《海瑞》剧本，便索了一本排印稿。读毕，吴晗征求他的高见，这位植物学家拿起毛笔，在封面上“海瑞”两字之后加了“罢官”两字。蔡希陶道：“你这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作主，敢怒敢言，直至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更好！”吴晗抚掌而笑，觉得此言甚是。从此，剧名便改为《海瑞罢官》。
吴晗之冤，冤在何处？姚文元之霸，霸在哪里？只消看一下时间表，便一清二楚：
一、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怎么可以把《海瑞骂皇帝》说成影射彭德怀上书毛泽东？难道吴晗会“未卜先知”？
二、吴晗的《海瑞罢官》自一九五九年秋酝酿，一九六○年底定稿，而所谓“单干风”、“包产到户”、“翻案风”是在一九六一年才出现，怎么可以说《海瑞罢官》是要人们从中“学习”“退田”和“平冤狱”呢？难道吴晗又“未卜先知”？
如果来一个《韩非子》中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吴晗倒过来也可以用姚文元笔法批判姚文元。须知，姚文元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一书中，他曾热情沤歌过彭德怀元帅。
诚如从颂胡风到反胡风，从支持右派到反右派，对于姚文元来说，从赞彭总到批《海瑞罢官》，那是习以为常的“急转弯”。他是“墙头草”。他的笔杆是姓“摇”的……
毛泽东称赞过《海瑞罢官》
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是怎样点燃起来的呢？
最早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的，是那个自称“给主席作秘书”而又兼着“在文教方面”的“一个流动的哨兵”——江青。
江青原本与吴晗毫无交往。一九八七年五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晗》（王宏志著）一书，披露了一桩鲜为人知的事情：
“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江青也在场。席间，毛泽东和吴晗谈论历史，谈得很热烈。江青不懂，也凑上来插嘴。吴晗指出她说得不对，江青立即满面怒容，但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讲什么……”
仇恨的种子，最初是这样埋下来的。用江青的话来说，从此她对吴晗非常“感冒”……她的小心眼儿，她的强烈的报复心理，使她对吴晗横竖看不惯。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彩排，不以为然。
此后，江青又看了几回。
这个“流动的哨兵”，终于向毛泽东报告：《海瑞罢官》是一出“骂皇帝”的戏，有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应当马上禁演。
毛泽东抽着烟，微微笑着。
他没有正面答复江青的话，却拐了一个弯，说道：“你有空的话，多找几本书看看。”
毛泽东关心起《海瑞罢官》来了。他把主演《海瑞罢官》的京剧名家马连良先生，请进了中南海。
“马先生，你是‘马派’的创始人，‘马首是瞻’哪！”毛泽东一边握着马连良的手，一边非常风趣地说道。
毛泽东也爱看京戏。他跟马连良说起了“马派”的《群英会》、《甘露寺》、《四进士》、《借东风》。毛泽东说：“马先生，你的拿手好戏真不少。听说，你最近又多了一出好戏——《海瑞罢官》。”
马连良见毛泽东喜欢《海瑞罢官》，站了起来，当场唱了几段。
毛泽东听罢，笑道：“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听到毛泽东赞扬《海瑞罢官》，马连良高兴得琅琅大笑。
毛泽东设便宴招待马连良。席间笑语欢声，使马连良欣喜不已，站了起来，即席清唱一段。毛泽东一边倾耳聆听，一边用右手按节柏轻轻敲打着桌面。
当夜，马连良便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赞语，连声说：“毛主席真是礼贤下士！”
吴晗笑眯着眼。
江青气歪了鼻子。
后来，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上，曾这么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
当江青的讲话录音稿冠以《为人民立新功》的标题，收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时，江青删去了一句话，即：“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毛泽东的态度，即使从江青的话中，也得到清楚的印证：他要保护吴晗。
江青所说的“有一天”，是在一九六二年。
吴晗的《朱元璋传》，其实早在解放前就出版了。一九六一年，吴晗对《朱元璋传》作了很大修改，于一九六二年印出油印本，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在一九六四年四月正式出版新版本。江青提及的有人给毛泽东送去吴晗的《朱元璋传》，是征求意见用的油印本。
江青翻看了《朱元璋传》，认为也有“影射”之嫌，因为作者着力于写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做皇帝后如何专制、独裁，看来别有用心，要“出版以后批评”。
毛泽东驳江青说：“我就要看！”
毛泽东真的读了吴晗的《朱元湾传》。书中写及徽州儒生朱升对朱元璋所献之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读后，深为赞赏。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著名的治国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实，毛泽东是对朱升当年的献策作了一点修改，发出“最高指示”的。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就想批《海瑞罢官》，由于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只得作罢。
直到一九六五年春，江青得到柯庆施的支持，通过张春桥结交了姚文元，她这才把“文革”的导火索点燃起来。
康生点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中共中央宣传部不知，中共中央华东局不知，而在柯庆施死后，中共上海市委唯有张春桥一人知。
其实，一开始，就连毛泽东也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说了几句至关重要的话：“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可是，江青一次又一次吹嘘着：“批判《海瑞罢官》，是主席亲自过问、亲自组织、亲自发动的！”
毛泽东最初赞赏过《海瑞罢官》，也曾反对过江青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然而，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
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笔者在北京拜访了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他说，这是他第一回与人谈“文革”。我请他回忆当年毛泽东谈话的情景，关锋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回忆道：
一九六五年四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五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五人谈话。
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艾、田于十一月中旬飞抵杭州。当时，姚文元的文章刚发表，连关锋都没有在意，以为那是一篇学术争论文章。
毛泽东找这五人，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
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了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
毛泽东返回杭州，才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召集五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迅速地记下毛泽东的话。好在毛泽东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思奇和关锋几乎记下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说及了为他编的“语录”：“我在火车上，从服务员手里，才看到《毛主席语录》。那是军队编的。听说，中宣部要编，老夫子也要编。要编那么多的《语录》？”
毛泽东所说的“老夫子”，指的便是陈伯达。
毛泽东又说及《哲学研究》杂志的“工农兵学哲学”专辑，对一篇篇文章发表了意见。
接着，他的话题转向姚文元的文章，说了那段话……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的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元的文章经过几次三番修改之后，并未送毛泽东阅定，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看过，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
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
康生来到毛泽东面前。他深知如果说及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毛泽东沉默不语，久久地，只顾自己抽烟。
康生的长脸，顿时拉得更长。他赶紧说：“主席，我的意见，仅供主席参考。”
说罢，康生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当康生回到家中，见到院子里的假山、喷水池，见到书房里的盆景、古玩，都未能使紧张的神经稍稍松驰。
就在这时，电话耳机里响起江青的声音。
江青一听说毛泽东的反应是沉默，电话耳机里爆发了一阵笑声说：“我说康老呀，你怎么老糊涂啦？你还摸不住主席的脾气？他这个人，如果不同意的话，当场就会驳斥你；如果高兴的话，当场就会称赞你；如果不说话，那就表示他默许了——因为有些很敏感的事，他不便当场说出自己的意见，他的话毕竟举足轻重呀，他就用一个劲儿抽烟来答复你！哈哈哈……”
于是，江青壮着胆，打起毛泽东的旗号，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果真，江青对毛泽东的脾气了如指掌——他真的听进了康生的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文比革命五人小组”带着刚刚写出来的《二月提纲》，飞抵武汉，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罢汇报，问彭真道：“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
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说道：“二月五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这时，毛泽东指了指康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发明权’属于康生！”
在一旁沉默多时，一直在观言察色的康生着急了，马上说道：“这不是我发明的。‘发明权’属于主席！”
彭真——毛泽东——康生之间这一段至关重要的对话，彭真记得，在场的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也记得。离开毛泽东那里，康生很快就把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江青。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只是说吴晗写的海瑞与历史上的海瑞不是一回事，是个假海瑞，只提其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攻击”现实，从头至尾没有提及为彭德怀翻案这一“要害”。身为“上纲专家”的姚文元，怎么会“忽略”了如此重大的“要害”问题？何况，江青事先早已知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所在，为什么不“提醒”姚文元呢？
“军师”张春桥的一席话，使江青折服，也使姚文元折服：“这‘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让主席去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写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就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到底是“军师”，棋高一筹。
难怪江青要一趟趟来上海，评《海瑞罢官》的稿子要一次次修改——为了点不点明“要害”问题，那三颗聚在一起的脑袋，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花费了多少时光……
果真不出张春桥所料，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之后，毛泽东说了那番话。
不过，康生更是棋高一筹。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见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已成定局，他又从毛泽东那里夺回了“发明权”。会议记录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康生这么一段话：
“一九六四年，我曾向毛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过。……”
其实，康生的话，前一句是真，后一句掺假——他掩盖了他曾告诉过江青。曲曲折折，历史的迷雾经过沉淀、澄清，这才终于显示出原先的面目。
邓拓、田家英、吴晗死于姚文元笔下西子湖畔，毛泽东刚刚说毕那一席话，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回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当江青把来自陈伯达的重要消息告诉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提醒了江青。
姚文元补充了一句：“主席的话，是对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多的最大鼓励和高度评价！”
江青一听，觉得张春桥、姚文元言之有理，便催促田家英整理记录。
四十三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十七个年头。毛泽东对田家英颇为器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致开幕词。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毛泽东笑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写的，叫田家英，我的秘书。”
毛泽东还让四家英担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参加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一九二二年生于四川成都。他从小失去父母，在中药铺里当学徒。一九三七年，十五岁的田家英投奔延安，走上革命之路。一九三八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之后，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田家英，调任毛泽东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田家英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田家英向来为人正直。最初，提议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据说是陈伯达。在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之后，陈伯达常常向田家英探问，毛泽东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思索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新见解卜？……陈伯达摸到了毛泽东的动向之后，抢着写文章，迎合毛泽东的最新见解，以求博得毛泽东的好感。
一回，两回，三回，引起了田家英的警觉。从此，每当陈伯达向田家英摸“动向”的时候，田家英总是支开话题，聊起别的事。这使陈伯达深为不快。
这一回，田家英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文、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两人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对于毛泽东谈及成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俩照录不误。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把毛泽东谈及戚、姚的那段话删去了。艾思奇提醒田家英，删去这段话，会惹出大麻烦的。田家英还是坚持删去。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
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
江青心急似火，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给江青打来了电话……
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骂道：“老右倾！”
一点也不假，是田家英下了决心，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他确实是个“老右倾”！
早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时，在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听罢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大会讲话，田家英的心象灌了铅似的。他站在庐山上，写下这样的诗句，抒发自己对彭德怀的同情：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跟挚友李锐在山上漫步，谈出肺腑之言：“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我对主席唯一的希望是百年之后，不要有人议论！”
不料，李锐在跟一位老同志谈心时，无意中说出田家英的这句话。于是，田家英便作为“右倾”而挨整。
眼看着“文革”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又要面临新的灾难，田家英毅然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他既知道那段话传出去会给“左”派们增添疯狂的劲头，他也知道一旦被陈伯达、江青查出之后意味着什么。
为了祖国的前途，为了减少党和人民的损失，他在所不惜，豁出去了！
第一个死于姚文元那如刀之笔的是邓拓。
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后的第七天——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夜，在北京遂安伯胡同，五十四岁的邓拓写好两封遗书，塞在枕头之下，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而又愤然辞别人世。
一封简短的遗书留给爱妻丁一岚，而一封长达四千多字的遗书则是写给彭真、刘仁并北京市委的。在长信中，邓拓用生命之烛的最后毫光，痛斥了姚文元之流的凭空诬陷。他写道：
“……文章的含义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
继邓拓之后，第二个牺牲者便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由于田家英凭着一股正义之感删去了毛泽东谈话中对姚文元、成本禹文章的评语，激怒了陈伯达和江青。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以陈伯达为组长、以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派人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大会上宣布田家英的“滔天大罪”：篡改毛主席著作！
五月二十二日，田家英被停职检查，收走全部文件，并勒令他在二十三日，滚出中南海。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田家英悲愤交集，弃世于中南海。他，年仅四十四岁！他与邓拓之死，仅相隔六天。
第三个直接受害者吴晗。吴晗最惨，一家四口，三条人命死于姚文元的笔下！
批斗。隔离。入狱。一步一步升级，吴晗受尽折磨。他甚至“创造”了挨斗的“最高纪录”——一天之中被拉到八个会场批斗！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吴晗的爱妻、历史学家袁震在苦风凄雨中离世。十月十一日，被打得胸积淤血的吴晗惨死于北京狱中，终年六十岁。他的女儿吴小彦受他牵连，挨斗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一九七五年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吴小彦因咒骂“四人帮”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自尽——如果她再坚持十多天。她就能听见“四人帮”垮台的喜讯！吴晗一家唯一熬过十年苦难的是儿子吴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分校。
文网恢恢血泪斑斑
冤狱遍地，惨祸四起。姚文元的秃笔所到之处，泪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秃笔挞伐，在“文革”的锣鼓刚刚敲响之际便饮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连。《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被诬为一“骂”一“罢”，南呼北应。主演《海瑞上疏》是“麒派”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尽凌辱，在遥夜沉沉中屈死。
一“马”、一“麒”，都是中国京剧精英，全被姚文元秃笔一笔勾销！
由于批驳了姚文元的谬论，上海三位著名学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诬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一九六六年受迫害而死，不过五十三岁。临死前，他还铮铮如是言：“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翁独健教授，《南包公——海瑞》作者蒋星煜，《海瑞上疏》编剧许恩言……文网恢恢，他们一个一个被押上批斗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株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令人目触心惊！
其一，株连古人：
海瑞死于一五八七年。他是广东琼山县人，死后葬于故乡。万万料想不到，他在地下安眠了三百七十多年，竟被姚文元的文章所骚扰。批判《海瑞罢官》的冲击波，竟冲击了位于天涯海角的海瑞墓。红卫兵们手持铁镐，把海瑞遗骨从古墓中挖出，给那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此株连，恐世上绝无仅有！
虽然海瑞死后数百年不得安宁，然而，人们在这位当年的巡抚大人墓中，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几枚殉葬的铜币，如此而已。海瑞的清廉，给那些狂热的红卫兵滴了几滴清醒剂。
其二，株连众人：
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株连之众，也是创“纪录”的，远远超过了封建王朝的所谓“株连九族”。张春桥、姚文元嘱令《文汇报》社不要放过一封投反对票的读者来信。
在《文汇报》刊出马捷的文章之后，迷惑了众多的读者。读者们以为《文汇报》“作风民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于是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文汇报》社。
不料，在“文革”中，张春桥下令，把其中反对姚文元的三干多封读者来信，逐一转到读者所在的工作单位。这三千多位读者遍及全国各省市，蒙受了“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罪名，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其中有多少读者受迫害致死，多少读者被隔离、入狱，多少读者被戴上帽子，已无法统计。
其三，株连无辜：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字狱”之先河。
一时间，由“罢官”引伸到“贬”、“谪”，都被视为“替彭德怀翻案。”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日，《贵州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了作家黄秋耘的《鲁亮济摘印》。
《羊城晚报》批判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
陶渊明曾高歌“归去来兮”，辞职归隐，被视为海瑞的“同党”。于是，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也在劫难逃。
海瑞“抗上”，那个魏征也“抗上”。于是，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遭到乱箭劲射。
由于《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于是所有写过海瑞生平、海瑞故事以至画过海瑞连环画的作者，全遭讨伐。
著名美术史家、诗人常任使无端被牵入《海瑞罢官》一案，其起因可编入《新天方夜谭》！
吴晗在《海瑞罢官》单行本的序的末尾，写了这么一句致谢的话：“画像（指海瑞画像——引者注）用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墨迹（指海瑞墨迹——引者注）中有一份是天津卞慧新同志送的，一份是北京常任快同志送的，并致谢意。”
也就因为这么一句吴晗致谢的话，使这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主任成为打手们注意的目标。不过，光是凭常任侠把一份海瑞墨迹送给吴晗这一点而打倒他，就连打手们也觉得还缺了点什么。
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奇事：报上曾登过一篇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署名“常谈”，而常任侠偏巧姓常。打手们便一口咬定，“常谈”是常任侠的化名！
于是乎，常任侠“步步高升”：先是站高台，戴高帽，头衔是“吴晗的帮凶”；不久，提了一级，成为“吴晗的死党”；又过不久，又提一级，成为“彭真的死党”……
常任快教授在忆及这场飞来横祸时，感叹万分。他引述了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描述朱元璋设置文网的一段话，倒是可借来准确地描绘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网：
“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历史现象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此逼真、形象地写过明代文网的吴晗，到头来落入“文革”之网，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