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陈伯达而代之
就在姚蓬子死后不久，一九六九年四月，姚文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
大红标语刷满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喧闹的锣鼓声和震天的口号声响成一片：“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会议发布的第一号新闻公报上，那“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的排名顺序、方式，是中共党史上破天荒的。看得出，是“秀才”经过一番精心安排才“创作”出来的。把一百七十六名主席团成员的姓名分为四组，唯有第四组才是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名，颇为令人寻味：
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于会泳……魏秉奎等一百五十二人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名。
这张名单用潜台词清楚地表明：三十八岁的姚文元，已成为中国的第八号人物，成为前二十四名首脑人物中最年轻的一个。
众多的外国记者一看到这张名单，就纷纷报道：“以批判《海瑞罢官》而进入政坛的姚文元，已成为中共九大最值得注意的年轻人。”
林彪在政治报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历史性功绩”：
“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文革小组”结束了取代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而临时执政的局面，它的五名成员中的两名——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另三名成员——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组员姚文元均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此，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姚文元，结束了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穿梭生涯。虽然他仍身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但他的立足点已转入北京，在北京遥控着上海的一切。他的全家迁往北京。一家五口，住了六十多间房子，比起当年姚蓬子的林村小楼阔多了！
从此，姚文元不再是一名投稿者，不再是一家地方报纸的编委，而是成了陈伯达的副手，掌管全国的舆论大权。
一年之后，姚文元的地位又“向上浮动”了“一级”。
那是一九七○年盛暑，中共中央委员们再度聚首江西庐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庐山会议”，亦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这一次的“庐山会议”，又是风云翻滚：副统帅林彪抢班夺权，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跟毛泽东展开激烈的斗争。陈伯达成为林彪的马前卒，在会上抛出坚持设国家主席、支持林彪的“第二号简报”。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了陈伯达。于是，林彪虽未倒台，全党已开始“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受到了审查。
陈伯达垮了，姚文元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从此，姚文元手中的笔，非同凡响，具备了“多功能”：
他的笔，成了指挥棒。他用笔指挥着全国所有的报刊，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到各省、市报刊，总编们的眼睛无时无刻都要盯着姚文元手中的指挥棒，照棒行事，不可稍有违怠，不能奏出一个越轨的音符。
他的笔，成了权杖。大大小小“写作组”，从了学雷、罗思鼎、石一歌到后来的梁效、池恒、初澜、唐晓文……全都归顺于姚文元麾下。他是这支无耻文人大军的统帅。人们冷笑着，讽之为：“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其实，梁效听命于姚文元。
他的笔，还成了魔杖。他的笔伸到哪里，可以使哪里燃起一场“革命大火”，也可以使那里的反抗的火焰立时浇灭。他的笔能使“造反英雄”青云直上，他的笔也能使“走资派”人头落地。
舆论一律，一律舆论。说一不可道二，指鹿不可曰马。在姚文元主宰中国笔政的年月里，报刊变得清一色，说同样的话，唱同样的调。话，说得空空洞洞；调，唱得难以入耳。
江青的“文艺革命”取得“辉煌”成果是：“八亿人口看八个‘样板戏’。”姚文元成为舆论总管的“辉煌”成就是：“读者‘看报看题，看书看皮’！”
沉闷的空气笼罩着中国大地。万马齐暗，思想被锁上镣铐，言论处处受到审查。在十九世纪，当欧洲盛行舆论专制之时，一个名叫沙飞的作家曾辛辣地讽刺道：“只有做梦时无审查，只有打鼾时无警察。”如果把这句妙语移来形容姚文元统治下的中国文坛，真是象“定做衣服”一般贴切。
“左”眼看画
做了“京官”，回上海就象走“娘家”似的。不过，他在上海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拿着小本本，不断记下他的“指标。”
他呢？也拿腔做势，对这发“指示”，对那也发“指示”。
我从一大堆档案中，找到一九七○年春节前——一月二十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百货一店时的“指示”。那是张、姚当年趾高气扬的真实记录，现照录于下：
（在玻璃、搪瓷部）
姚文元：这些玻璃杯的图案都是修正主义的，不是我们的。是一些什么三角形的、方块形的。让现代修正主义的美术全部占领了。这个是从法国和苏修画报上抄来的。这是什么派？你们要查一查。我们中国过去不是这样的。现在变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在布匹部）
张春桥：这种花布给铁梅、小常宝（引者注：铁梅、小常宝分别为“样板戏”《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中青年女性人物）穿了，象什么样子？这样的花布，与欣欣向荣的祖国多么不相称！
牡丹花布就不要生产了吧，牡丹花是富贵花！
（在毛巾、手帕部）
姚文元：我一向用“414”毛巾，又厚实又柔软，花色也最朴素。
张春桥：手帕的问题很大。现在把资本主义国家最坏的东西搬迸来了，把我们要打倒的东西都拾进来了，这是反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这些手帕，是典型的现代派。燕子是中国的，可是下面还搞了一条条的，成了法国象征派的画。这些，又象林风眠的黑画！
两位“大批判专家”，居然在百货商店里批这批那，简直是乱批一气，近乎胡闹！
其实，他们并非信口雌黄。两位“左”公，是以“左”眼看待一切。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春桥看到上海出口年历卡上的画，不由得勃然大怒。张春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开工农兵越远越好。”
一个多月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姚文元学着张春桥的腔调，对外贸部作为出口画广告的《中国画》册，进行“批判”：“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的画册。”
《中国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一只在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这幅《迎春》画，充满盎然生机。姚文元用“左”眼看《迎春》，居然写下这样的批示：
“公鸡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这那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
一只公鸡，一丛迎春花，如此简单明了的画面，竟然被姚文元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的“极端仇视”？！
徐景贤紧跟姚文元，说那只公鸡“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于是，一个“黑画展览”在北京举行，一个“批黑画”浪潮推行全国。那些“批判”，可收入“笑林新编”之中……
“两面派”和“暴发户”
大抵是“人贵言重”的缘故，自从姚文元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之后，虽然一篇篇重要的社论、报道都要经他的秃笔斧定方可见报，而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几乎从报刊上消失了。他退到幕后，用各种各样的“批示”作为口令，导演着幕前的一切：
一九七二年底借批判“右倾回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八月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一系列“左”的文章，发表一系列宣传左倾思潮的社论；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令《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加了“编者按”，为“白卷英雄”张铁生撑腰；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令《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加了“编者按”，在全国掀起批判“师道尊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令《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长篇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在全国掀起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
与此同时，为江青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社论，登文章，批“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猛攻周恩来；
姚文元开动舆论机器，成为“中国帽子公司”和“中国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复出，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四人帮”的篡权阴谋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
姚文元再也无法忍耐了。他从幕后跳到了幕前。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的“重要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时期，全国各报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又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学习文件”。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已经四年，“批林批孔”也已经“运动”多时，作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怎么放马后炮，直到这时才发表署名文章批林彪呢？
弦外有音，话外有声。姚文元批的是林彪，暗中指的是什么，路人皆知：
“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
姚文元还强调了这一点：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
正当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在学习姚文元的文章的时候，忽然，姚文元家中的院子里，发出砰的一声，引起一场虚惊：一枚手榴弹，越过高高的围墙，落进了院子！
不过，手榴弹着地之后，没有发出爆炸声。
警卫员奔了过去，这才发觉：那只是一枚体育锻炼用的木手榴弹！
虽说不是真手榴弹，但是扔进了“中央首长”姚文元的院子，那可非同小可。
查！
姚文元家搬到北京之后，本来已有六十多间房子，他还嫌小。他，真正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他看中了紧挨北京第八中学的一所大院。他一家五口，从一九七三年搬进这个大院，竟然住了一百二十五间房子，占有三个院子！
为了保障姚文元这位“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周的围墙推倒重建，上面还架了铁丝网。这么高的围墙，即便是少林寺的高僧，也未必能够飞入。不过，围墙挨着北京八中的操场，一位青年教师去那里练习掷手榴弹，一失手，手榴弹越过了围墙，落进姚文元的院子里。
警卫员来到了北京八中。那位青年教师受到了审查。虽然查了祖宗三代，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企图”，却也把那个教师整得够呛。
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姚文元援引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反复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为了他的安静，不许北京八中师生在紧挨他家的操场上做广播操，校办工厂的电据也不得发出声响……
一个孩子放学时，一边走，一边踢石子。不小心，把一颗石子踢到姚家大门大，马上惹怒了姚文元，那个孩子作了检查还不算，就连学校党支部也作了检查。
姚文元住的房子，那水汀暖气本来用煤烧热。只因姚文元嫌烧煤有味儿，马上改用烧轻柴油，一天的取暖费便达二百元，一个冬天要花两万八千多元。他的五口之家的取暖费，相当北京八中全校两千多师生的取暖费的四倍！
这个从墨水瓶里冒出来的政治暴发户，在恶性膨胀。
毛泽东说姚文元“不懂马列”
就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发表不久，这位“舆论总管”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姚文元的文章中，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指谁？姚文元心目中的经验主义，就是周恩来、邓小平。他们依据“文革”前的经验办事，所以是“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去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写下一段重要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姚文元，批评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不懂马列”。哦，“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不正是替姚文元画像吗？
毛泽东的批示，不由得使“舆论总管”感到非常紧张。因为“舆论总管”向来以“精通马列”自居，如今居然被毛泽东斥为“不懂马列”，这样的批评的潜台词便是下台！
确实，姚文元就象那砰的一声飞上青云的爆竹一样，虽然升得那么快，到达顶点之后便要急速跌落。看来，这一口要轮到姚文元“贬值”了。
果然，就在毛泽东写了那段批评姚文元的批示之后的第十天——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从毛泽东的口中，说出一段著名的“最高指示”：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提到了“经验主义”问题，他说；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结帮，毛泽东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指出“四人帮”是“党内小宗派”，下决心非解决不可。
姚文元那向来望着天花板的眼睛，此刻，转向地板。他耷拉着脑袋，深知大事不妙。他，再不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那个姚文元。毛泽东的一席话，犹如又一次“炮打司令部”——这一回“炮打”的却是王、张、江、姚！
政治局会议刚刚开过，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写信请示：“主席最近对我社关于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示报告的批示，对今后宣传报道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准备向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传达……”
王洪文慌了手脚，因为毛泽东的批示一旦传达，那“四人帮”就面临着倒台的危险。五月八日，王洪文赶紧在朱穆之的信上，写下“批示”：
“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
于是，“舆论总管”接下去作了“批示”：
“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
姚文元说的是滑头话。既然不让下边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又怎样在工作中“贯彻”呢？说穿了，他无非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万一毛泽东查问起来，他已在“精神”上加以“贯彻执行”了。……
就在“四人帮”纷纷写检讨、处境维艰的时候，“舆论总管”忽然举起指挥棒，指挥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讨论起《水浒》来了。
突然发动“评《水浒》”
《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打从元末明初问世以来，六百年间，已有众多的评论。就连姚蓬子当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时，也曾细细评论过《水浒》，称《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性文学长卷”。
到了一九七五年炎暑之日，中国居然出现“《水浒》热”。一时间，大报小报评《水浒》，工人农民评《水浒》，大会小会评《水浒》，亿万人民评《水浒》。
弓没这场“《水浒》热”，其实纯属偶然。最初，发端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获的一次聊天。
据芦获回忆，那天，毛泽东是这样才谈起《水浒》的：
“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我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我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
毛泽东为了答复芦获的问题，才谈起了自己对《水浒》的见解。
芦获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八月十四日，姚文元见到芦获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三小时之后，姚文元的一份“请示报告”，就送到毛泽东手中。
姚文元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
于是，正处于步步退却之中的“四人帮”，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的旗帜，神气活现起来。
其实，就算评《水浒》吧，毛泽东那些随口而说的意见，可以算一家之言。姚文元呢，他过去评这评那，也曾评过《水浒》。姚文元对《水浒》的评论，跟父亲姚蓬子大同小异，姚氏父子可以算是另一家。
姚文元的见解，与毛泽东大相径庭：
“《水浒》，……在生动的形象中所显示的斗争策略和战术，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发生过某种教科书的作用，很多农民革命领袖从《水浒》中吸取了封建时代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一美学笔记之五》，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上海文学》）
“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传》，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冲霄集》，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作为“墙头草”，这时候的姚文元随风倒那当然不在话下。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舆论总管”发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评《水浒》”运动，起初使许多人困惑不解——用得着如此连篇累续地去评《水浒》？
“舆论总管”导演了一幕幕舆论战：
《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九期发表了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又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作为“样板”。《人民日报》当即在八月三十一日予以转载。
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中把芦获记述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作为“最高指示”用黑体字印出来，公之于众。
有了《红旗》评论，有了《人民日报》社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短短几天，就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高潮”。
“舆论总管”发起这么个“热潮”、“高潮”，究竟干什么呢？
事情就象十年前那样，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冒出，忽然评起《海瑞罢官》，多少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个哑谜的谜底，直到一个月后，江青跑到大寨，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才终于点穿：
“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
是什么样的大事呢？江青说道：
“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我们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但是有人胆敢把它删去。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在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讲得更明白：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的领袖就是鄙人。”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
难怪，宋江给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幸亏《水浒》作者施耐庵早已魂归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后台”了。
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获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于“评《水浒》”整人。
一九七六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了几句话“点睛”：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姚文元得意了，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天安门广场的怒火
雨辰年清明节三月初五，亦即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正值星期日。
早有“探子”向姚文元报告：四月四月这天，将会有数十万人以至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祭奠去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北京许多机关、学校、工厂，正忙于做花圈。连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在做纸花……
姚文元那敏感的政治神经马上收紧了。在他看来，纪念周恩来，也就是向“四人帮”示威！
四月二日，北京各单位急急地传达“舆论总管”紧急电话通知：“清明节是鬼节，是旧习。要破‘四旧’，不得在清明节那天搞什么祭奠活动……”
姚文元的电话通知，激怒了人民群众，如同火上加油。
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更多了！
愤怒的火山，终于在丙辰年清明节大爆发。
哀思如潮，银花似浪。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被白色的花圈紧紧围裹。每一朵小花，都代表着一颗火热的心。
人民，忍受了十年苦难，再也无法咽泪吞声了。
举起笔，诗言志，悼总理，斥妖魔。人们用诗痛驳姚文元：
谁说清明是四旧？
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奠祭我先烈，
今发禁令何理由？
又有诗道：
前番悼念，
又哄又压。
今朝扫墓，
变本加厉。
言称四旧，
用心毒辣。
还有的诗，诅咒姚文元道：“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他死定无花！”
中国，进入了大拼搏的时刻。
四月五日中午，人民大会堂。一扇玻璃窗后边，一双三角眼在望远镜后面窥视。张春桥看毕，颓然把望远镜递给站在身边的姚文元。面对从四面八方自动涌来的成千上万戴白花、挂黑纱的人们，张春桥和姚文元脸色惨白，手心的冷汗把望远镜弄得温漉漉的。
愤怒出诗人。一首无名氏所作的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上贴出以后，传诵一时：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朗诵者的脸上挂着轻蔑的冷笑。听众们发出会心的微笑。谁都明白，“江桥摇”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那欲哭无泪的日子里，这首诗唤醒了与人们久违了的幽默感。
另一首题为《斥“秃子”》的诗，锋芒所向，直指姚文元。这首诗痛斥了姚文元的卑劣行径——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姚文元指令《参考资料》（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大参考》）转载香港某报一篇极其恶毒污蔑周总理的文章，往尸骨未寒的周总理身上大泼污水：
二月六日大参考，
为何举起敌人刀？
是疏忽吗？
不，是鬼花招！
必须老实交待，
是谁拍板定稿？
你想造谣中伤吗？
总理白壁无瑕，品德崇高。
你想借刀杀人吗？
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
来吧，
小心你头上那几根秃毛！
又有一首《秃儿想掘坟》，怒斥姚文元：
神州欲变，
风雨已迷天。
昏星暗月，
红日当空已难显。
自从总理别世去，
灰撒锦绣江山。
百花痛，含悲念，
声位语更咽，
人心皆怀念。
秃儿想掘坟，
悲剧又重演。
妖婆想统赤县，
自称武则天。
长江日夜向东流，
聚义群雄在人间。
还有一首《三人只是一小撮》，诗中暗藏“桥”、“摇”、“江”，谁都明白所指何许人：
断桥飘摇春寒冷，
浦江浊水走鱼精，
挥手撒下铺天网，
刀下鱼精现原形。
在诗潮怒火之中，密探混迹于人群，抄来天安门广场上一首首“反诗”，如利箭钻心。姚文元自知“江桥”在“摇”，面临倾覆的危险。
他，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写下几行字：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姚文元预感到末日不远了。他，磨刀霍霍，要以笔为刀进行大讨伐了……
“戈培尔第二”
在“四人帮”之中，姚文元处于最前线。这位“舆论总管”每天都要发布消息，指挥造谣机器把谣言倾注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
一次又一次，姚文元拿起红色电话机，向他的心腹，雅号“草包总编”——鲁瑛，口授机宜。
鲁瑛此人，原先不过是上海《解放日报》社办公室主任。只因他对姚文元言听计从，居然坐上“火箭”，一跃而为《人民日报》总编。他在《人民日报》社作报告，其效果如同刘宝瑞讲单口相声，台下笑声不绝于耳。因为他把墨西哥说成“黑西哥”，把钓鱼岛念成“钩鱼岛”，把赤裸裸读成“赤果果”……他走马上任没几日，“草包总编”的“美名”便在京都传扬。
尽管这样，姚文元依然把这“草包”安置在党中央机关报总编的显要位置上——因为他总是百分之百执行姚文元的指令。
在电话里，姚文元的每一道指令，通过鲁瑛之后，很快地就在《人民日报》上体现出来。
姚文元叮嘱：“走资派还在走。注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层人人！”
鲁瑛立即答话：“是！”
“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是！”
虽说鲁瑛是个文人，电话里的答话声却如同军人的口令。不，不，更象清宫里的奴才，只不过奴才答话用的是“喳！”。
在那些日子里，姚文元与鲁瑛的最亲密的合作，莫过于在四月五日前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一连出了十几期《情况汇编》。
《情况汇编》的印数很有限，可是，在姚文元看来，比《人民日报》还重要。姚文元曾说过：“这个小报，比几百万张报纸的作用还要大。”
为什么呢？因为《情况汇编》直送毛泽东。卧病之中的毛泽东，无法象过去那样走遍山山不水，只能靠一纸《情况汇编》了解外面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些情况作出决策——发布“最高指示”。另外，《情况汇编》也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同样也影响着这些高层政治人物的视听。
在姚文元的把持下，《情况汇编》变成了《谎报汇编》。
四月四日，《情况汇编》上原本编入了一首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满江红·敬周试作》：
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得宝成精，自鸣得意。伟人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燃，拍案起。
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罴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
姚文元大笔一挥，斧去上半阙。再删去“捍卫咱，周总理”以及结尾句，变成了“志同者，团结紧，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然后，姚文元加上批语：“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外，还想搞行动。”本来，那首《满江红》纪念周恩来、斥骂“四人帮”是很鲜明的，经姚文元一删、一批，变成了“反党”、“反革命”。
四月五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贴出一首五言诗，把“四人帮”比做“闹鬼”、“豺狼”：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姚文元拿到抄件之后，竟把“泪”字改成“血”字，变成了“洒血祭雄杰”。光是这么改，意犹未尽。他从探子们抄来的许多诗挑选了一下，选出另一首，加以删节，与那首五言诗“拼接”。虽说一首五言，一首自由体，“拼缝”非常明显，“舆论总管”也不管了：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姚文元把这首诗编入《情况汇编》，并亲笔加了这样的按语：
“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这期《情况汇编》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果真震怒了，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首诗，也就被认为是天安门诗歌中“最最恶毒”的一首，定为“001号反革命诗词”，交公安部门立即作为要案加以侦查。
姚文元的造谣“想象力”异常丰富，以至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他甚至说，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哪里是在给周总理献花圈，那分明是在祭奠蒋介石！
怎么会扯上蒋介石呢？原来，姚文元从港台报道中见到，国民党当局在台湾举行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纪念典礼——蒋介石是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去世的。姚文元移花接木，把与此毫不相干的天安门事件，硬跟蒋介石之死牵扯在一起。
其实，这位“舆论总管”，早就精熟“移花接木”术：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召开之际，新华社要发出一张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主席台上交谈的照片，姚文元“审查”时，认为应当“加”上王洪文。于是，从别的照片上剪下王洪文，“移”入毛、周之间。
江青见到记者拍的她与许世友在一起的照片，便给“舆论总管”打来电话：“我不和许世友在一起，我要和春桥在一起。”于是，姚文元下令，把照片上的许世友头像换上了张春桥的脑袋。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病逝。新华社选了一九六四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毛泽东、朱德到机场欢迎的照片，准备发表。姚文元一“审查”，下令剪去毛泽东和朱德，顿时，变成了周恩来独自一人在机场……
当年，希特勒德国有位大名鼎鼎的“舆论总管”——宣传部长戈培尔，以撒谎、造谣著称于世。姚文元居然成了“戈培尔第二”。
从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起，姚文元开动造谣机器，在全国各报刊登《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长篇文章，对革命人民极尽污蔑之能事……
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一封奇特的信。那信封正面写着：
“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
信封背面却写着：
“请戈培尔编辑收”
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一张四月八日的《人民日报》，登着那篇《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日报》刊头，那“人民”两字被打上了黑叉，加上“造谣”两字，成了《造谣日报》。
报上，加了正气懔然的批注：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这就是人民的声音！“舆论总管”见到了《人民日报》社作为急件送来的这封信，气得嘴唇都发紫了。
一个多月以后——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姚文元授意的、署名“梁效”的长文《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姚文元在审看大样时，反复捉摸了文中一句结论性的话：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手造成的。”
姚文元以为，这句话还“不够深刻”，拿起秃笔，圈去那个“是”字和“一手造成的”，加了一句，变成：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舆论总管”开足了宣传机器，把成束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而轰！姚文元以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把落日的余辉吹嘘成灿烂的朝霞。越近末日，这位“舆论总管”越是疯狂。在他“总管”之下的舆论，造谣惑众，欺上瞒下……
末日的疯狂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舆论总管”到了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这位“总管”肩负着他的伙计们的重任：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为“四人帮”夺权制造舆论。
这一回，“造谣总编”竟敢造毛泽东的谣！毛泽东在病重之际，已不省人事，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姚文元居然捏造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来！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在“舆论总管”的指挥下在两报一刊社论中，向全国公布“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这六个用黑体印出来的字，借助毛泽东“遗嘱”的权威，为失去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定下了前进的方向：“按既定方针办。”
“按既定方针办”，也就是按“文革”方针办。“四人帮”的命运，是与“文革”休戚相关的。
从此，“按既定方针办”，成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宣传总纲领。
姚文元一次又一次给新华社打电话，强调“按既定方针办”。他的“指示”，又迅即由新华社传向全中国每一根宣传神经。
据新华社电话记录稿，查到姚文元的一系列“指示”：
九月十七日
文元同志指示：
国庆报道，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
九月十九日
文元同志电话：
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
1、“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搞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
5、关于三要三不要（引者注：指一九七五年五月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九月二十日
（凌晨）二时文元同志又来电话：补充一点，以后你们要多反映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化悲痛为力量，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
九月二十三日夜
文元同志告：
你们要铭记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九月三十日
文元同志凌晨三时电话：
三十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
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历史的车轮毕竟无法逆转。“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了十年，“四人帮”气数已尽，濒临覆灭的时刻了。
就在十月四日，姚文元还作最后挣扎，指令《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这篇文章，发出了“四人帮”最后一声狂叫：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舆论总管”一边指令全国各报转载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边又在一篇经他三次审改的更恶毒的黑文上，写了如下“批示”：
“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
可是，这一回“舆论总管”的指挥失灵了。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并未在头版头条发出那篇文章。
因为就在姚文元写完那条“批示”不久，一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套在他的手腕上。
那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