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南下物色“棍子”
一九六五年春节刚过，北京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春雪。
冒着黑烟的火车头，拖着长长的绿色列车，在漫天皆白的银色世界中急急南行。
车厢里达到了“过饱和”状态。处于一年一度的客运高峰之中的列车，连过道里都象筷子笼一般站满了旅客。
紧靠火车头的第一节软卧车厢里，门客紧闭，所有的玻璃窗上都挂着白色窗帘。室内温度按照“指标”，保持二十七摄氏度。整节软卧车厢，只住着一位旅客和她的几个随从。
那唯一的旅客，便是上海的“女客人”。
她，一次又一次到上海“基地”去，从不坐飞机。她生怕会从天下突然摔下来。她总是坐“公务车”来来往往，每一次都要独占一节软卧车厢。
她斜靠在舒软的床上，顺手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艺》，又一次看了起来。她细细捉摸着上面登着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剧本，作者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
她，一年多以后，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中，透露了这次上海之行的经过：
“首先，我要向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这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在柯庆施、江青的组织下，五月六日的《文汇报》，发表了梁壁辉（即俞铭璜）的长文《“有鬼无害”论》，猛烈评击了昆曲《李慧娘》。《李慧娘》编剧为孟超，剧本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的《剧本》杂志。上演之后，廖沫沙（署笔名繁星）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热烈赞扬昆曲《李慧娘》。江青求助于柯庆施，发表了批驳“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打响了“大批判”的第一炮。
江青的第二炮，目标便是眼下放在茶条几上的那本《北京文艺》。她不由得记起那不愉快的一幕……
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
她向来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轻放过。
当然，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起初，她想在北京就近找“笔杆子”。她想及了一九五四年的风云人物——那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一九六四年秋，她找了其中的一个。出乎意料，他竟没有答应。
于是，她又求助上海。如她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为人民立新功》的发言中所言：“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
她，对上海确实怀着特殊的感情。来来去去，多少次奔忙于京沪道上。说实在的，她该算是个“老上海”。她永远不会忘记自，九三三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在上海度过的岁月：山东姑娘李云鹤，在十里洋场腾飞，成了电影演员蓝苹……
如今，有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她把上海当作了“基地”：“样板戏基地”——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和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三块“样板”要在上海“打成”：“大批判基地”——已经对《李慧娘》放了一炮，此行要对《海瑞罢官》开刀。“样板”是“立”，“大批判”是“破”。
她跟“基地”的联系，日趋密切。张春桥成为架在她与柯庆施之间的一座“桥”。
光是在一九六四年，她跟张春桥时而在北京、时而在上海见面：
年初，她在上海，跟张春桥研究上海京剧院排演的《智取威虎山》；
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全国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张春桥来京；
六月二十二日，江青在中南海和张春桥一起接待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指定“张春桥挂帅”，修改此剧；
十一月，江青来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要上海京剧团改编为京剧，指定“张春桥负责组织工作”；
火车急急南行。上海已在准备接待“女客人”。
“女客人”声称，此行是为了观看上海京剧团初排的《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海港》）。唯有柯庆施和张春桥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的目的……
“担风险”批《海瑞罢官》
上海香山路九号那幢小洋楼在夜色中射出明亮的灯光。
姚文元从底楼来到二楼。那里本来住着张春桥，如今住的是《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
“王维同志，向你请个假。”姚文元对王维说道，“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并没有说明写个什么东西，也没说清楚要多少时间。
“你去好了。”王维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他知道，姚文元说的“市委”，就是指柯庆施。既然姚文元不愿说写什么东西，他当然也就不便多问。
姚文元下楼了，回到自己的家中。
从此，半年多光景，他几乎不去《解放日报》社。虽说王维跟他同住一幢楼，平常也很少见到他。即使见到他，他从不说起在写什么，王维也就不问他。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庆施知，张春桥知。
自从柯庆施和张春桥确定了姚文元的“笔杆子”，自从“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给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这一回干的是“挑大梁”的活，非同小可。
虽说他的“根艺”已经颇为娴熟，无奈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对于明史一窍不通。他暗中调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为他查阅史料。朱永嘉此人亦善于钻营，竟由此发迹，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负责人。“文革”中跃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尽管此事“对外保密”，姚文元却多次骑着自行车在夜间来到林村，求教于父亲姚蓬子。姚蓬子正闲得无聊，自然尽力为儿子翻查海瑞资料——虽然开初姚蓬子曾数落过儿子“多管闲事”、“海瑞有啥批头”，但是听儿子透露了此事的“来头”之后，姚蓬子立即“急转弯”了。
就在“女客人”又坐上一节空荡荡的软卧车厢北去不久，柯庆施南下广州疗养。他在一九六四年春发现肺癌，作过切除手术。
三月二十三日，柯庆施来到成都，跟朱德、贺龙一起住在某招待所。
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宴请朱德、贺龙、柯庆施。
柯庆施吃得较多。临睡前，又吃了花生米。当夜，腹部剧痛——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虽然成都医生全力抢救，上海医生坐专机赶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带来名医从北京赶到，也未能奏效。
四月九日傍晚，柯庆施病逝于成都。
江青闻讯，大为震惊——她失去了一位得力的支持者。从此，张春桥成了她在上海的支柱。
四月二十六日，张春桥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江青三次提及了何庆施之死。她反反复复说道：“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明里搞样板戏，暗中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写作，仍处于“绝密”状态。写了一稿又一稿，为了保密，不能在长途电话中交换意见。借着讨论样板戏，江青和张春桥南来北往，一时间是那样的频繁。在四月二十七日“接头”之后：
五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在北京露面，跟江青“谈《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加工问题”；
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京剧《海港》；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里，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海港》剧组；
六月二十四日，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智取威虎山》剧组；
惯于吹嘘的江青，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当着那么多老帅、将军的面（陈毅也坐在下面），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如此“光荣而艰难”的“历程：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
江青的逻辑是令人奇怪的：明明是自己在玩弄阴谋，不可告人，才“对外保密”，却故弄玄虚，仿佛在搞“地下工作”！
“火力侦察”
一辆小轿车驶出上海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门，沿着淮海中路，朝外滩飞奔。
车上坐着四位乘客：张春桥，姚文元，《解放日报》社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
张春桥绷着脸，不发一言。
姚文元虎着脸，一本正经。
魏克明前几年开过刀，身体瘦弱，显得疲惫。
王维虽然爱聊天，此刻见众人不语，也沉默着。
张春桥吞云吐雾，车里弥漫着浓烈的烟味。一片寂静，唯有发动机在轰鸣。
两位“老总”（总编）应召而至康平路，只听张春桥说有重要急件要送《解放日报》社排印。要求是“绝对保密，不许排错一个标点”、“老总”并不知道要排印什么绝密文件。不过，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出马，足见那文件非同一般。
王维猜想，这文件一定是姚文元花半年多时间写的。要不，他为什么坐在车上？
突然，张春桥打破了沉默，冷不丁地问道：“老魏，你们《解放日报》为什么登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和《海瑞的故事》？”
魏克明猝然不知所答，一时竟讲不出话来。
王维也为之一怔：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海瑞？
到了《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经过专门挑选的排字工人已在那里恭候了。
姚文元从拎包里拿出一卷厚厚的手稿。两位“老总”掠了一眼文章的标题，不由得一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哦，怪不得刚才张春桥在车上问起了《解放日报》上关于海瑞的文章！
两位“老总”亲自向排字工人交代了纪律和要求。
第二天，《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字排印本，便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十六开本，用上等道林纸精印，确实做到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印错。
张春桥从抽斗里拿出一张早已拟好的名单，交给秘书。名单上方天头，有张春桥用铅笔写的批示：“每人一份，即送。”
两天之后，名单上的人物全都应约而来。来者大都白发苍苍，皆为史学教授、专家及文艺界知名人士。
张春桥笑容可掬，在门口迎候，极尽谦卑之态。
会议准时开始。张春桥首先致词：今天，诸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张春桥仿佛成了谦谦君子！为了使与会者畅所欲言，姚文元“回避”了。
教授、专家们真的以为是征求意见，也就直言不讳，几乎异口同声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学富五车之士，成了张春桥的网中鱼。
两位记录员刷刷地记满了一页又一页横格纸。任凭专家、学者们指着鼻子骂，张春桥依然保持一张微笑的脸。
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教授慷慨直言：“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一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指出：“对海瑞也应一分为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本来有点顾虑，看到
大家都“畅所欲言”，也就对“清官”问题直抒己见，批判了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谬论。
与会者反映最为强烈的，便是把海瑞跟“要人民公社退田”之类“挂钩”，生拉硬扯……
张春桥满脸堆笑送走学者们之后，手里拿着厚厚的会议记录，对姚文元说：“‘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也就在大字本排印出来之后，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陈丕显、魏文伯、首获秋，才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据姚文元自称，已是第九稿了！
不过，张春桥的说法，与姚文元略有出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张春桥在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谈话时，说及写作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经过：
“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上海市委无关。从一稿到六稿，就是我同姚文元两人搞的。第七稿才送给市委。当时主要是为了搞好市委内部关系，也为了我不搞个人突出，谦虚。
“其实，《评（海瑞罢官）》的思想是主席的，具体的是江青同志指导我们搞的。
“至于《评”三家村“》，我一手经手的，与姚文元一起搞，最后的稿子才送市委……”
“歪批《三国》”
就在“火力侦察”之后的几天——十一月十日，上海莫有财饭店里，人们手中拿着当天的《文汇报》，宴会成了讨论会。
这天，吴晗的老朋友、中山大学的梁方伸从北京路过上海回广州。上海史学界人士聚会于莫有财饭店，为梁方仲洗尘。
非常凑巧，这天的《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了席间中心话题。因为参加宴会的好多位教授，都曾出席前几天张春桥主持的“征求意见会”。
“真是岂有此理，一字不改！你一字不改，开什么‘征求意见会’？”
“强词夺理，歪批《三国》！”
“胡闹！”
饭店里一片斥责之声。
梁方仲没有看过大字本，匆匆阅毕《文汇报》，失色道：“这下子，辰伯兄（即吴晗）要吃苦头了！前天，我们在北京握别时，他还喜笑盈盈，一点也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真是‘自古经纶足是非，阴谋最忌夺天机’！”
“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途穷天地窄，世乱生死微！”
“避席畏闻文字狱！”
“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的诗句，道出古往今来的真理！”
……
岂止是莫有财饭店里众书生议论纷纷，怒火中烧；凡是这天的《文汇报》所到之处，唾骂之声四起。
姚文元挨骂活该，《文汇报》无端蒙尘：就在见报的前一天——十一月九日，张春桥突然召见《文汇报》总编陈虞孙，交给一册大字本，指定明日全文见报。当陈虞孙接过大字本之际，尚不知要登的是什么文章——诚如那天张春桥、姚文元去《解放日报》排印大字本之际，魏克明、王维不知姚文元的拎包里装的是什么稿子。大字本在《解放日报》排印，而公开发表却在《文汇报》，曾使许多报人费解：《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姚文元的文章既然“来头不小”，为什么不在《解放日报》刊出？
张春桥看中《文汇报》，恰恰是因为这张报纸历来有着“民间报纸”色彩，“便于展开讨论”！
“《文汇报》是一张民间的报纸，发扬民意是我们神圣的责任。……有话大家来说，有事大家商量，不论男女老少，人人可以投稿。”早在解放之前，《文汇报》便用这样的办报宗旨取信于读者。
在一九五七年那不平常的春天，《文汇报》又以“资产阶级方向”闻名于全国。
正因为这样，江青和柯庆施组织的那篇《“有鬼无害”论》，便选择了《文汇报》发表。这一次，江青和张春桥又一次看中了《文汇报》。虽然这时的《文汇报》早已不是什么“民间报纸”，但是它毕竟在知识分子中拥有广泛的影响。
十一月十二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对《解放日报》来说，几乎是破例的：历来是《文汇报》转载《解放日报》的文章，而颠倒过来的转载唯有这一次。张春桥处心积虑，每走一步棋都别出心裁，玩弄权术是他的专长。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幕的“历史性著作”。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一不反复“学习”过这篇“鸿文”。然而，岁月的流逝毕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何况年轻的一代很少有机会从尘封多年的报纸上翻阅此文。原文过于冗长，无法全文照录。现摘录此文的一头一尾，也算是“录以备考”。
摘录此文的开头一段，便于今日的读者了解一些背景材料；摘录此文的末尾一段，因为那是整篇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争论最激烈的所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中略，下为结尾）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如果说，在反胡风的时候姚文元不过是个小棍子，在反右派时是棍子，那么，此时已成了江青、张春桥手中的“金棍子”了！
《文汇报》的太上皇
唐朝诗人陈子昂在《宴胡楚真禁所》一诗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自从《文汇报》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看中，也就蒙冤受屈了。
张春桥召见《文汇报》总编，发号施令，规定了六条“纪律”，把了解各界人士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列为“绝密工作”。
于是，《文汇报》社印刷厂里，忽地冒出了个闲人莫入的“第二车间”——保密车间。
于是，《文汇报》社指定了专门班子负责“《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于是，《文汇报》社奉命逐日向张春桥报告：
一、哪家报纸在第几版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二、各地、各界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尤其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必须随时报告北京动向）；
三、把重要内容编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
于是，《文汇报》奉命执行自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创刊以来从未有过的编辑方式：凡是准备发表的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必须事先由“第二车间”用老四号大字排出，送张春桥阅定，再退回报社，改用小字排印。拼成大样后，再送张春桥，待他签字后才付印。
于是，张春桥完全控制了《文汇报》，成为《文汇报》总编的太上皇。什么“民间报纸”，那只是张春桥借以蒙骗读者的幌子！
于是，《文汇报》成了张春桥的耳目，张春桥的喉舌！
张春桥每走一步棋，都有一套“战略”：
第一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写作过程中，曰“对外保密”；
第二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开“征求意见会”，曰“火力侦察；
第三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初，曰“引蛇出洞”。
怎么个“引蛇出洞”？
张春桥“指示”：在《文汇报》上开辟专版，冠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要“之一”、“之二”、“之三”地连续刊出，要引出各种不同意见来——以便日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虽然张春桥打起了“百家争鸣”的旗号，虽然《文汇报》编辑奉张春桥之命到各位知名人士家中，主动约写批判姚文元的文章，然而，非常令人遗憾，一开始无人出马“争鸣”。大抵是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的“阴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各界高级知识分子都经历过那场运动，已有了前车之鉴。在姚文元的文章见报之后，敢怒者众，敢言者寡——人们只是在莫有财饭店里的场合那样私下议论，未敢落笔写批姚文章。
一只碗不响，两只碗才响。没有反驳文章，难演“争鸣”这场戏，无法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真是天底下的怪事：张春桥居然为没有人写文章批判姚文元而犯愁了！
又一次召见《文汇报》总编。
一你们把读者来信查一查，看看能不能找到个‘反对者’？“张春桥出了新主意。
于是，编辑们奉命逐封检查最近的读者来信。查来查去，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两封。其中的一封，只是大骂姚文元，没有留姓名、地址，似乎要请公安局帮忙才能找到写信者；另一封倒不错，对姚文元的文章逐点加以批驳，但是“理论水平”不高。最遗憾的是，这封信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写来的，“资历”未免太浅。
不过，如果真的找不出“反对者”，很难向张春桥交帐。《文汇报》的编辑只得矮子里拔将军，把那封中学生的来信，送往“第二车间”，用大字排印出来。
出乎意料，张春桥见了排印稿，居然喜出望外。他立即要《文汇报》总编把那个中学生找来，对他进行“辅导”，写得更有“深度”，写得更加“尖锐”。
那位中学生——上海敬业中学学生马捷，真的被请到《文汇报》社，真的受到“辅导”。
天真烂漫的中学生，没有吃过一九五七年的苦头，不知道什么“阳谋”、“阴谋”，马上根据“辅导”意见，写出一篇言词激烈的批姚文章……
中学生马捷成了批姚先锋
笔者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日采访了马捷。他出生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写那篇批姚文章时，他不过十七岁！
马捷的真名叫马以鑫。
既非高干子弟，也不是书香门第，他原先住在南市区斜桥附近大林路。父亲在某水产供销公司当职员，母亲则是居委会干部。
当年，马以鑫是上海敬业中学的学生。大约从初三开始，他对文学产生兴趣，课余不仅喜欢看文学作品，而且广为测览各种报刊、杂志。
正因为这样，当姚文元的“雄文”在《文汇报》上冒出的当天，马以鑫就细细地“拜读”了。对于姚文元的“大名”，他早就十分熟悉，知道此人在文坛上东征西讨，颇有背景。不过，读罢那篇“雄文”，他的脑海中产生了许多问号：海瑞，向来是受人推崇的清官，如今怎么成了姚文元的批判对象？再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怎么可以跟毫不相干的“单干风”、“翻案风”、“平冤狱”扯在一起？……他越看，越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强词夺理，逻辑混乱，简直在那里“歪批《三国》”！
他思索着。忽地，他产生一个念头：写一篇稿子给《文汇报》，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意见！
好不容易等到星期日——十一月十四日，他一早就赶到上海图书馆去。他那“注释”中所引用的许多学术论文，就是这个星期天查到的。一边查阅文献，一边摘录。
回家后，花了四五个小时，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也谈（海瑞罢官）》。他连草稿也没有打，信手写在印着横条的活页纸上。
写罢，他看了一遍，觉得这样指名道姓批判姚文元的文章不便署真名。灵机一动，想出个笔名“马捷”。
他还给报社附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是敬业中学高二学生，出于对姚文元的文章有不同的观点，写了一篇稿子，信末署上自己真名实姓。
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把信和稿子一起投进了邮筒。
约摸过了四五天，班主任突然来找马以鑫：“你给《文汇
。001.报》写了稿子，是吗？报社给学校来电话了，要你马上去一下，有些地方要作些修改。“
万万想不到，《文汇报》居然会这么快就有了回音！他原以为，一个小小的中学生的来稿，也许会被扔进编辑部的废纸篓。如今，竟要他去报社，且要作修改，这显然意味着要发表他的稿子。
他平生还是头一遭去《文汇报》社。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他当即去了。他不知道去那里该找谁，因为打电话给学校的人没有留姓名。当他来到圆明园路，跨进《文汇报》大门，说自己是敬业中学的学生，一个似乎早就等在那里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说道：“跟我来！”
马以鑫随着他走进大楼，来到一间办公室。马以鑫注意到那门口挂着“总编辑办公室”字样的牌子，心中不由得一阵紧张。总编辑亲自接见他这个中学生，看样子对他的稿子破格重视！“
一进去，总编辑手中正拿着他那写在活页纸上的稿子，每一页差不多都用红铅笔画过许多道道。
总编辑询问了马以鑫怎么会想起写这样一篇文章，是不是自己写的，资料是怎么查的。这时，马以鑫壮起胆子，逐一作了答复。从他那不假思索、流畅的答话中，可以清楚判定，此文确系他写的，并没有什么人“辅导”。
总编辑谈了对稿子的意见，说写得太分散，要集中一些，要他抓紧时间修改，明天一早送来。
走出《文汇报》社，马以鑫的情绪处于异常兴奋之中。因为“明天一早就送来”，意味着《文汇报》会很快发表他的文章。如此重视，又如此急用，是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他揣着那一叠画满红道的活页纸回到家中，当晚便重写了一稿。他把稿子删短，压缩。想到此文要公开见报，他把初稿中一些很尖锐的字句删去了，改写成一封读者来信，说是一位中学生读了姚文，提出如下意见云云。
第二天一大早，他把初稿留在家中，把修改稿送到报社，报社还未上班呢！
过了一个多星期——十一月三十日，上午，马以鑫从学校的阅报栏里看见《文汇报》以显赫的地位刊出了他的文章，这是他一生中头一回在报上发表文章、他的心情收紧了，急剧地跳着。他读着报纸，才看了几句，便傻眼了：怎么，报上登的不是他的修改稿，而是他的初稿！
马以鑫陷入了困惑：既然登他的初稿，又何苦要他作修改？他的初稿从报社取回之后，没有寄出，报社从哪儿弄到了他的初稿？
天真烂漫的他，哪里知道报社讳莫如深的内幕：
那是因为，马以台把意思领会错了，在修改时反而抹去了那些锋芒毕露的词句（也是因为他修改时处处想及此文要公开见报，不象写初稿时图一泄为快）。
张春桥没有用修改稿，指令仍用初稿——马以鑫压根儿不知道他的初稿曾用大字排印过。正因为这样，这位幼稚的中学生会对报上登出他的初稿迷惑不解……
经过张春桥这位幕后导演的一番惨淡经营，费煞苦心，《文汇报》上终于出现了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①===”。
通栏标题之下，刊登着“编者按”和署名马捷的《也谈〈海瑞罢官〉》一文。
“编者按”是经过张春桥和姚文元逐字逐句推敲，这才定下来的：
“编者按：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十一月十日在本报第二版发表以后，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史学界、文艺界、出版界、教育界有的单位已进行了几次讨论，有的正在展开讨论。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各种赞成的、反对的或者怀疑的意见。许多同志来信把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问题告诉了我们，要求在报纸上展开讨论。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建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我们热烈地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来稿来信，各抒己见，参加讨论。现在把马捷同志的来稿发表于下。”
这段“编者按”，是张春桥、姚文元“引蛇出洞”的“广告”。令人惊讶的是，惟恐人不知，这段“编者按”竟一字不易地接连重复刊登了六天，创造了中国报刊史上的空前奇迹。唯有广告，才会如此重复刊登！
马捷的文章，被放到空前显赫的地位。在“编者按”中并没有说马捷是中学生，作者名字前也没有冠以“上海敬业中学学生”，张春桥在巧妙地玩弄遮眼法：“马捷”这名字对于读者来说是生疏的，谁也不会以为他是中学生，而会把他看成是某一专家学者的化名！不言而喻，这就大大提高了这篇反驳文章的声望和煽动力，才能起到“引蛇出洞”的效果。
马捷的文章，火药味浓浓的，简直是指着姚文元的鼻子予以痛斥，骂得那么痛快：
“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作了全面的否定，认为它是棵毒草，并对《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为了达到自己否定《海瑞罢官》的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
“姚文元同志说，《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形而上学观点。”
“姚文元同志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不仅反对了《海瑞罢官》，而且还指责了《海瑞上疏》。他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从这段话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作者不仅认为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还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官“全是坏蛋，在他的眼里，什么越王勾践，什么刘、关、张，什么诸葛亮，什么包公，什么岳飞，什么杨家将，什么林则徐，什么邓世昌……他们统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和帮凶。那么请问：历代人民对他们的尊敬，是不是全是受了封建阶级的骗，也就是说，我国人民是上了圈套，全是愚昧的？……按照姚文元的逻辑，岂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史书烧光吗？姚文元同志何必费那么大劲看《明史》呢？”
“姚文元同志认为，我们向《海瑞罢官》学习，一学‘退田’，二学‘平民冤’，三学‘反官僚主义’，他还请吴晗同志‘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奉告。文艺作品，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要读者从中吸取优秀人物的精神，要用作品中优秀形象激励自己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姚文元同志偏不认识这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以为戏中有‘退田’，我们也‘退田’；戏中有‘平民冤’，我们也‘平民冤’；戏中有‘反官僚’，我们也‘反官僚’……总之，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干啥我们也干啥。按照这种荒谬绝顶的逻辑，我们读《铁道游击队》就要学刘洪等人飞车搞机枪；读《红岩》我们就要象许云峰到敌人魔窟再斗争，在临死前要学江姐；看《李双双》我们的妇女同志（而且只有妇女同志）就要勇敢地与自己不进步的丈夫斗争，假如丈夫进步，那只好干瞪眼。”
马捷在毫无顾忌地逐点批驳了姚文元之后，文末，也给姚文元“上纲”了：
“姚文元同志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从根本上看，姚文元同志还对毛主席关于从历史中吸收精华的教导采取了反对态度，这正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海瑞罢官》的意义决不是姚文元同志的诬蔑、造谣和中伤所能抹煞的。”
虽说马捷的文章，是张春桥为了“引蛇出洞”而故意抛出的，但这位中学生毕竟是勇敢的。“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哪里知道老奸巨猾的张春桥心中的诡计？马捷批姚文元是真批，是出自内心的对“金棍子”的无比憎恶。虽然他上了张春桥的当，而他的纯真、他的正义感是可嘉的。……
此处顺便提一下马捷——马以鑫的“后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文章以笔名“马捷”发表，敬业中学还是轰动了，人人皆知是马以鑫写的。好心的老师们看了马以鑫那没遮没拦、直言不讳的文章，都为这位正直而颇有才气的学生捏了一把汗。
马以鑫在文章见报的当天，给《文汇报》社去电话，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修改稿，却登初稿。他得到的答复是四个字：“我们需要！”
满校风雨，马以鑫成为全校关注的人物。随着“文革”日近，姚文元的名声越来越响亮，各报纷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马以鑫也就成了校内的批判对象。
最初是开班会批判他。接着，学生代表会批判他。再接着，大字报围攻他，有的大字报甚至称他为“反动学生”。
本来正在争取入团的他，入团成了泡影。连红卫兵组织都不许他加入。
有一回，他去《文汇报》社看大字报，吃了一惊。大学报“揭露”，那位总编辑如何“扶植反动学生马捷”，“帮助他修改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同志的毒文”，甚至还说“马捷”这笔名也是那位总编辑取的，如此等等。马以鑫看了，如堕五里云雾之中！唯有一点是明白的，他又一度“升级”，变成“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了！
马以鑫到《文汇报》看大字报的消息传开以后，学校里贴出了“勒令”，不许马以鑫“乱说乱动”，不得“私自外出”。
当红卫兵们去“大串连”的时候，马以鑫被“勒令”下乡，接受“改造”。
接着是“勒令”马以鑫交出日记，他只得照交。好在日记上写的都是“闪光的语言”，查不出什么反动言论。所幸马以鑫的父母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他本人又年纪轻轻，平时还算“积极”，因此没有被戴上什么“帽子”，成为什么“分子”。那“反动学生”的“头衔”，也还只是大字报上说说而已。
一九六六年八月光景，一个陌生的男人忽地出现在马以鑫家中。此人大约三十五岁上下，瘦瘦的，中等个子，他自称是《文汇报》的，却没有拿出任何证件。他说报社要查看初稿的原稿，要马以鑫交出来。已是惊弓之鸟的马以鑫，未问来者姓名，就交出了原稿。从此，这份写在活页纸上的原稿，不知去向。
在动员上山下乡时，马以鑫被列入第一批到安徽插队的名单。不过，体检时发现他有助膜炎，以病休名义留下，转到街道。后来，街道居委会又动员上山下乡，他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到黑龙江嫩江农场劳动。
原以为从此可以跳出苦海，同去嫩江的有敬业中学的同学，“马捷”之事又在那里传开来了。好在那儿毕竟不是张、姚的“根据地”，人们当作一桩新闻听过之后，也就一笑了之。农场领导竟然因此得知有一个能写文章的马以鑫，把他调到场部文艺宣传队编编写写，当个“秀才”使用，这是想不到的。
原本少年气盛、血气方刚的他，经过磕磕碰碰，棱角慢慢磨平，懂得了“夹起尾巴做人”的道理，诚惶诚恐地完成领导交给任务。这样，在北国边陲，他度过了平静的四个春秋……
终于“引蛇出洞”
马捷一马当先，在《文汇报》上被树为反姚文元的“样板”，给《文汇报》涂上了一层“民主”、“争鸣”的油彩：马捷这么尖锐的文章，《文汇报》也登，编者是不偏不倚的，态度是公允的。
果真，如张春桥所料，自从马捷文章刊出之后，读者来信激增，来稿也不断增多。
于是，张春桥又选发了一批反姚文章，作者为蔡成和、燕人、林丙义、张家驹、羽白等。
不过，史学界、文学界的绝大多数权威人士仍按兵不动。看来，坐等他们来信、来稿，是不行的。
“请他们来！”张春桥发出了新的指令。
周予同请来了，周谷城请来了，蒋星煜请来了，谭其骧、李俊民、李平心、束世溦、张家驹、陈家驹、陈向平、陈守实等一位位教授、学者请来了。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文汇报》编辑部出面，召开了座谈会。为了使与会者无拘无束，张春桥和姚文元“回避”了——他们叮嘱，记录一定要细致！
会议开始时，主持者声言：“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帐。”这么一来，解除了与会者的戒备，各各畅抒己见，以为只不过“内部谈谈”。
可是，会议结束时，主持者却道：“谢谢各位。今天的发言，我们准备整理成文见报！”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专家、学者们这才知道上了大当，但悔之晚矣。
张春桥和姚文元翻阅着会议记录，笑了：“引蛇出洞”终于成功了！
这时，从北京也传来“引蛇出洞”获得成功的消息。
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跳”出来了，说：“姚文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
好，好，你翁独健敢于骂姚文元“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调子比马捷唱得还高！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教授，也终于按捺不住了，替吴晗大打不平：“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好，好，翦伯赞可是条“大鱼”，中国史学界之“马首”，是马捷远远无法相比的。你翦伯赞也跟吴晗坐一条板凳，太好了！
那阵子，张春桥和姚文元够忙碌的。天天在那里排“左、中、右”名单。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便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拥护的，“左派”；中立的，“中间派”；反对的，“右派”。
到了一九六六年春节，张春桥还在忙碌。他在春节联欢会上，还不忘“钓鱼”。他那阴沉的脸上，硬是贴上了咪咪笑。他拍着胸脯说：“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要消除顾虑”，“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大家要敞开思想，敢于辩论”，“发表了错误观点可以允许你修正，一旦纠正了错误，提高了认识，可能比别人跑得快，也有希望成为冠军”。他还把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提到空前的高度：“知识分子革命化途径之一，就是积极参加大辩论。”
为了开展“大辩论”，颇为“艰苦朴素”的姚文元，穿着一双草绿色的胶鞋，光临《文汇报》编辑部。他从包中拿出几张纸头，上面开列了三十几道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题，要求《文汇报》展开讨论。
《文汇报》社忙得团团转：每一封关于《海瑞罢官》的读者来信都要摘要登记；每一篇准备发表的文章都要送张春桥审；每一期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文汇情况》都要请张春桥阅定
一天，《文汇报》社的红色电话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的声音，要总编立即去康平路。
显然，有紧急情况。
果真，总编回到报社，嘱令关于《海瑞罢官》的《文汇情况》停印。今后改出《记者简报》，专登《海瑞罢官》讨论情况，每期不标编号，只印十二份。这十二份全部送交张春桥，由他分发。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突然变故？
张春桥没有说明原因，《文汇报》总编亦不得而知。
直到很晚很晚，人们才得知其中的缘由：周恩来看到了载有《海瑞罢官》讨论的内部情况的《文汇情况》，打电话问江青，为什么在背后搞这些东西？江青当即转告张春桥。从此，改出《记者简报》，分发名单上没有周恩来！
“围城打援”
按照姚文元开列的三十几道题目，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旷日持久地在《文汇报》上进行，一整版又一整版，连篇累犊，没完没了。
一出京剧《海瑞罢官》，用得着花那么多的篇幅，无穷无尽地讨论下去？
如果说要“引蛇出洞”，许许多多专家、教授都已表了态，讲了话，写了文章，干吗还要“深入、持久开展讨论”？
在《文汇报》社，已有人厌倦了，希望早点结束这场漫无际涯的“学术讨论”。
张春桥在冷笑，说了一句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大战还没有开始哩！”
他，正在下第四步棋，名曰“围城打援”。
“围城打援”本是军事用语，即：“进攻的一方以一部分兵力包围据守城镇的敌人，诱使敌人从其他地方派兵援救，而以事先部署好的主力部队来歼灭敌人的援兵。”现在，张春桥把吴晗当成已被围困于城中的敌人，旷日持久地讨论《海瑞罢官》，对吴晗“围而不歼”。张春桥的目光，注视着城外的援军……
张春桥和姚文元无日不在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早就说过，她在北京得不到支持，才来上海点燃批判《海瑞罢官》之火。
北京，隐伏着吴晗的强大的援军！
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抛出之后，北京保持缄默。
张春桥嘱令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姚文元的文章排成单行本，以便到北京散发，攻入那个“盘根错节”、“水泼不进”的“顽固堡垒”。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急件，排好了姚文元的文章，打好了纸型，就要付印。这时，江青给张春桥来电，上海不必印了，由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印行。
正在人民出版社准备排印姚文元的文章时，北京的报纸终于表态了：十一月二十九日，亦即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后的第十九天，《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均在第二版转载，并各自加了“编者按”。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栏里转载姚文，加入“编者按”。十二月二日，《光明日报》在第二版转载姚文，加了“编者按”，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张春桥和姚文元研究着北京各报：什么时候转载，登在第几版，尤其是“编者按”的每一句话，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表态。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态度是差不多的，“编者按”只是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不偏袒吴晗，也不倾向于姚文元。唯有林彪手下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一点也不含糊地说：“一九六一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我们军队的同志，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
张春桥和姚文元不由得暗暗佩服江青的眼力：倘若她在北京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即使有人写，也无报纸会登——要不，只能求助于《解放军报》，而《解放军报》毫无“民间”色彩！
从北京不断传来“秘密”摸来的消息，使张春桥、姚文元如坐针毡。吴晗，这个北京市的副市长，居然有恃无恐地说：“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被“围困”了的吴晗如此不把姚文元放在眼中，是因为他有着“援军”。
有人密告张春桥、姚文元，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是《北京日报》编者按的定稿者。邓拓在《北京日报》社、在中共北京市委会议上，多次表态：
“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密报！密报！从北京又传来紧急消息：邓拓从北京许多高等学校抽调文史专业教师，组织成一支队伍，要以《北京日报》为阵地，反击姚文元！
密报！密报！就连邓拓面对这些教师所讲的一席话，也被急急地密报到张春桥、姚文元耳中。邓拓很明确地说：“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结论。吴晗同志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专门查对过原文，姚文元的引文歪曲了吴晗的意思。他这样搞很被动，有心人多得很！你们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自己和吴晗有共同之处。要摆事实，讲道理，采取商榷的态度，不要扣帽子。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看法。……”密报纷至沓来。张春桥把主攻目标从吴晗转向邓拓。他向姚文元面授机宜：你去准备批邓拓！
这样，姚文元在讨论《海瑞罢官》的过程中，除了以“劲松”、“伍丁”的笔名，抛出《欢迎“破门而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之类“棍文”，便埋头于整邓拓的材料。
张春桥的“围城打援”，终于奏效：《北京日报》登出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共北京市委的政治理论刊物《前线》登出了《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呢？》，署名“向阳生”。
密报！密报！“向阳生”即邓拓！
好，好，另一支援军也出动了：《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署名“方求”。张春桥、姚文元认定，这是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
密报！密报！“方求”即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