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气简报”大骂姚文元
一九六二年，春回大地，和风吹拂。中国的政治气候转暖，变为宽松。
“大跃进”的锣鼓紧敲了四年之后，总算歇一歇了。
一九六二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者达七千多人，于是便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以外，“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会上，毛泽东就前几年工作中“左”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三月，周恩来、陈毅专程前往南方，出席了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广州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指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快人快语，明确提出了“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亦即“脱帽加冕”。
四月，经党中央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著名的《文艺八条》）下达了，明确指出要纠正“对一些文学艺术创作所进行的简单粗暴的批评”。
“翻译”成通俗、明白的语言，那“简单粗暴的批评”，亦即“棍子”。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一次次会议，一份份文件，不断地加温。上海，开起“出气会”来了。
什么“出气会”呢？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上海的知识分子之中，流行着这么句口头语。
“白天出气”——那就是出席“出气会”，吐出积压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
“出气会”规定了“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为了体现“三不”精神，规定会议不作记录，让大家“敞开出气”。
如此“敞开出气”，放出来的是重要的“气”——平常听不见的声音。“上头”很想知道下面出了什么“气”。
为了便于向“上头”汇报“出气”的情况，会场上出现许多“联络员”，差不多每个小组都有两个“联络员”。
“联络员”们只带耳朵，不得在会场上作记录。
令人惊奇的是，“联络员”们虽然不大喝茶，却仿佛患了“多尿症”，不时在会场和厕所之间穿梭。
原来，“联络员”们在会场上听，躲到厕所里记。因为“联络员”们正以“阶级斗争”的目光审视会场，把那些“气话”当作“反党言论”。他们的脑子的记忆力毕竟有限。于是，不得不常常躲进厕所，飞快地在小本本上记下那些“反党言论”。
凭借着“厕所笔记”，“联络员”们写出了一份份“出气简报”，飞到柯庆施手中，飞到张春桥手中，飞到姚文元手中。
来自文艺界的“出气简报”，不约而同地朝姚棍子“出气”——人们对他充满怒气！
看着“出气简报”，姚文元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要披挂出击。
张春桥的话，一下子使姚文元“清醒”了：“你忘了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不到火候不揭锅！”
姚文元耐着性子、硬着头皮，读着那一份份“出气简报”。
有人在“出气”时质问姚文元：姚文元连篇累牍发表“美学笔记”，其实姚文元对美学一窍不通。姚文元胡说什么“白色是象征恐怖的，红色代表革命”，试问，毛主席的诗《沁园春·雪》如何解释？难道那写的是一片“恐怖”世界？……
姚文元气得七窍生烟了！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自五月九日至十六日召开。光是在“出气会”上出气，还不过瘾。这次文代会，成了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大规模的“出气会”……
巴金怒斥“姚棍子”
写过“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写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的作品使巴金在上海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声望。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曾称赞巴金：“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受鲁迅赞誉时的巴金，不过三十二岁。
巴金素来埋头于创作，是一个擅长于文笔却不善于言谈的作家。几乎没有见到过他厉色疾言。
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的讲坛上，巴金破例作了充满火药味的长篇讲话，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他的发言稿，经删改后，载于《上海文学》五月号。二十四年之后，当《巴金六十年文选，一九二七——一九八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巴金根据原稿，把当年被迫删去的文字补齐，成为完壁。
巴金的讲话的主题，便是拿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之流的棍子。
按照巴金发言原稿，摘录如下，从中可以窥见一位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对于“棍子”们的温怒：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象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很大，写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本来嘛，在我们的光辉灿烂的新社会里，它们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说到这里，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但是不必讳言，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对于他们，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可是我们有些“批评家”写文章，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驾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象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越辩越明，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谩骂决不是批评，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
痛快！淋漓！痛快淋漓！巴金的不讳直言，赢得响雷一般的掌声。
骨鲠在喉，对于“姚棍子”，作家们往日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只在私下里数落他，如今巴金在广众大庭，痛斥“姚棍子”，个个欢跃，吐出了胸中积愤。
姚文元听着巴金的发言，肺都快要气炸了。
此后，在姚文元棍下，巴金的发言稿成了“大毒草”；
此后，在“文革”中，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
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年已古稀的巴金，用笔写下痛楚的回忆：
“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探索集》之四十五；《灌输和宣传》）
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巴金用锋利似刃的笔，剖析了“姚文元道路”。巴金毕竟经历了“文革”炼狱的磨砥，他的话令人久久思索。那是出自他的肺腑的真话。唯其真，才显得那样的深刻：
……第二年下半年（指一九五八年，引者注）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写十三年也好，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我一律点头。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探索集》之五十七：《究竟属于谁？》）
从一九六二年批判姚文元，到一九八○年进行再批判，巴金的声音代表着中国正直的作家们的声音。
发人深思的是，挨过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阳，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邓友梅……受尽磨难，没有一个被打倒；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却是“姚棍子”其人！
“骆漠”是谁？
杂文是政治气候的温度计。民主兴，则杂文旺。杂文是“百家言”。在噤若寒蝉的日子里，杂文总是收声敛息。一九六二年的“回暖”，使杂文创作也活跃起来。
春风吹入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华侨饭店。《文汇报》社在那里召开杂文创作座谈会。因为《北京晚报》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已经开张，《前线》杂志的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和《人民日报》的《长短录》也很活跃，可是上海的杂文界却还冷冷清清，该鼓一把劲了。
大抵是受“出气会”的影响，会场空前活跃。姚文元也算是杂文作家中的一员，静坐一侧，那凸出的眼珠不时在会场上来回扫描，仿佛猎人在搜索猎物。
“繁荣杂文创作的关键，在于‘打倒棍子’！夏衍同志是杂文老作家，几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了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挨了棍子，弄得他这几年一篇杂文也不写——不是不会写，也不是没东西写，是不敢写！”有人开始“出气”了。
“我刚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我见到夏衍，他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老病复发’，手痒了，又想写杂文了！”有人马上补充道。
“凭一篇杂文，就定为‘右派’，太过分了。这样做，使杂文作者心寒。上海没有人敢带头写杂文，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北京的‘带头羊’是马南（屯阝）。他的《燕山夜话》，老舍很称赞，说是‘大手笔写小文章’。你们知道马南（屯阝）是谁吗？就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呀！”会议的主持者一听，赶紧趁机鼓动说：“我看，上海只要有人带头写杂文，一呼百应，杂文创作一定会象北京一样繁荣。”
“杂文讲究一个杂字，最忌‘步调一致’……”有人在那里发话，言归正传了。
姚文元举目望去，此人中等个子，前庭开阔，肥头大耳，一口山东话。姚文元认识他——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罗竹风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罗竹风爱写点杂文，这是姚文元知道的。不过，在姚文元“左”眼看来，罗竹风虽是老革命，但言谈颇“右”。
罗竹风向来谈锋甚健，他随口而说：“办报纸，要象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说的那样，要会弹钢琴，十个手指头都动。可是，我们上海的报纸有点象敲锣，嘭、嘭，一下一下敲，只注意配合中心工作……”
“罗局长，你就带头写一篇吧，题目我都给你想好了……”在一旁沉默多时的姚文元，突然插话道，“题目就叫《敲锣说》，你看好不好？”罗竹风哈哈一笑，只是说道：“大家写嘛，我算一个！”杂文创作座谈会开过不久，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冒出一篇杂文，题曰《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署名“骆漠”。
姚文元凭着他“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仔仔细细地咀嚼着这篇杂文：
“窗外下着毛毛雨，春雨贵似油呀，但这天气却总有点使人腻烦。”
“工作了一天，正应该‘逸’一下了，便顺手拿起一本《史记》来，想查清‘左袒’这个典故的出处，也算是一种消遣吧？”
“‘笃，笃笃……’有人敲门，却原来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来访。”
“多日不见，不免寒暄一番。起初，没话找话说，两人都显得吃力。不知怎么一来，话头转到编辑业务方面，于是松动活泼起来了。
“‘人都要有一行，没有一行，就会变成二流子。’编辑同志是这样开头的：‘其实，二流子也应该算是一行，不过是”等外品“而已。但使我迷惑不解的却是”编辑“究竟算是哪一行、哪一家呢？”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答道：‘社会分工，不能用植物分类学的方法，编辑就是编辑。如果硬要追问属于哪一家，恐怕只能算是”杂家“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好一个杂家！有意思，真有意思！……一个作家成名，谁也看得起；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为社会所重视，这当然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然而这其中也有编辑的一份心血。编辑的不平，正是他年年为人做嫁衣裳，而自己永远坐不上‘花轿’。这些年来，领导上颇重视演员、作家，似乎什么都有他们的份儿，而编辑却有点‘广文先生’的味道。难道你听说过有什么领导同志接待过编辑这一行么？哈哈……，‘杂家’，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定该坐冷板凳。……“
“为什么这位编辑同志有一肚子苦水？个人主义么？名利思想么？不甘心作无名英雄么？都或有之，但也不尽然。如果帽子什么的能解决问题，那未免太简单了。凡是自以为不好解决的工作，最好是从两方面的原因去想一想。如果由负责同志专门接待一次编辑工作者，同他们谈谈心，对编辑工作的情况多了解一点，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岂不皆大欢喜？”
“我常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怎样在无限中求有限，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学问。明乎此，领导者的天地就广阔了。”
姚文元不知作者“骆漠”是谁。文笔如此老辣而名字如此陌生，显而易见，十有八九是化名。“骆漠”者，作者自比“骆驼”，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沙漠”——姚文元很快就作了如此这般的“笔名分析”。这个“骆漠”，“名不正”，所写的文笔亦“言不顺”，满腹“牢骚”，而且国穷匕首见，把矛头指向领导……
他，实在手痒难熬，终于提棍跃马，朝那“沙漠”中的“骆驼”袭来。
《杂家》事件
五月十三日《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此文是一星期前—一五月六日，在《杂家》一文见报的当天，姚文元连夜草成，掷往《文汇报》。
写文章向来“直、露、多、粗”的姚文元，这一回改换了笔法：
“做文章要有对立面，看的人才有味道。骆漠同志很懂得这个技巧，他不直接提出观点，却用了主客对话之法，曲折而引述之，引人入胜。我也想学一学这方法，来做一回骆漠同志文章中某些观点的对立面。为了讲究作文的艺术性，使人看了有味道，增加亲切感，也摹仿骆文，从‘毛毛雨’开始：——
“窗外下着毛毛雨，越落越密。我开窗看了看天色，却不料看见老赵拿着一包书兴冲冲地走近来。……”
骆漠文章的本意，是反映编辑的苦衷，希望领导能够重视编辑工作。姚文元却逐点予以驳斥：
“我自己也做过几年编辑工作，也尝到一点编辑工作的甘苦。我觉得做编辑实在不容易，深感其重要，而自己水平总是够不上，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凄凉感。”
“提起‘广文先生’，我立即想到杜甫《醉时歌》中那几句诗：‘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为什么他把自己同广文先生连在一起呢？”
“我干文学编辑的时候，北京就专门开过一次很大的杂志编辑会议，我也听说有负责同志接待过《辞海》的编辑同志。‘从未有负责同志接待过编辑’之说不知是否属实。”
“编辑待遇问题确是值得很好研究的，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
……
大抵因为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趋于温和，不象反胡风、反右派那样的寒风萧杀，姚文元未敢给骆漠戴帽子，只是反唇相讥，把那个“老赵”当成骆漠的代言人挖苦一阵。
姚文元这么一批判，骆漠的《杂家》益发受人注意了。
过了四个月，中国的政治气温骤降。九月下旬，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上，开展了对“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康生诬陷七、八月间在《工人日报》上连载的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
柯庆施回到上海，马上发话了：“现在，很多人伤风、感冒，这可不行呀。老罗哪，你写那篇《杂家》，就是伤风、感冒，要注意！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
柯庆施这么一点，许多人才明白：原来，《杂家》是罗竹风写的！“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言外之意，《杂家》是坏文章。
在一次大会上，柯庆施当众又点了罗竹风的名：“罗竹风，你别老是以出版局局长自居，代表出版界向党要名要利。你不要忘记，你是共产党员，你代表的是‘共产界’，而不是什么出版界！”
不久，一纸调令下达：撤去罗竹风的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职务，调任《辞海》副主编。
怪不得，人们传说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见到罗竹风被“罢官”，人们领教了“姚棍子”的厉害！
“杂家”风波，至此本该画上休止符了。
不料，当“文革”风云涌起，《杂家》一文被“拎”到新的高度进行“批判”。飞来横祸，邓拓被打成“黑帮”，他的《燕山夜话》成了“反党大毒草”。邓拓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里，发表过《欢迎“杂家”》一文。这下子，把罗竹风跟邓拓相联系，成了“北呼南应”：“杂家”风波升级为“杂家”事件。罗竹风在牛棚中，受尽折磨……
罗竹风无端受冤。他，三十年代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投身革命，打过游击扛过枪。“骆漠”，本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的笔名。虽然那时的环境如同沙漠一般艰苦，他要以骆驼般的坚韧精神投身战斗，这便是“骆漠”的由来。姚文元并未读过骆漠当年的激扬文字，望文生义，歪批“骆漠”。
那天罗竹风从华侨饭店开完杂文座谈会，回到家中，细思量，却觉得姚文元命题的《敲锣说》难以落笔，无法成文。
数日后，潇潇春雨，绵绵不绝。住在六楼的罗竹风，望着低垂着的铅灰色云层，仿佛天也矮了半截。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他站在落地窗前，濛濛细雨不时飘洒在脸上，倒觉得头脑清醒得多。
“笃，笃笃……”响起敲门声。
妻前去开门。来者拿着一把湿漉漉的黑布伞，腋下夹着一包稿子。
哦，蒯斯曛，老朋友来了。
蒯斯曛，原名蒯世勋，老编辑也。他早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时，写过短篇小说，翻译过《续西行漫记》，也翻译过俄国文学作品。自一九二七年起，便献身于编辑工作。一九三八年，他担任二十卷本《鲁迅全集》的编辑和校对工作。一九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罗竹风担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时，他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一个局长，一个社长，闲聊也离不了本行，谈起了编辑的苦经，编辑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光在会上“出气”，在会外也“出气”！
蒯斯曛给罗竹风送来了“灵感”。
当蒯斯曛的身影消失在飘飘洒洒的牛毛细雨之中，罗竹风乘着电梯，回到了六楼家中。他站在窗边，望着绵绵春雨，思潮起伏。腹稿成熟了。他坐到宽大的写字桌旁，挥笔疾书。于是，稿纸上便出现了一行标题：《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他作为出版局代局长，感到写上真名实姓诸多不便——这篇短文会被读者看成是局长的呼吁。于是，他写上了他过去用过的笔名“骆漠”。
写罢短文，他提笔给多次前来约稿的《文汇报》女编辑余仙藻挥就一函：
“仙藻同志：
这几天，我到出版社走了走，和一些编辑交谈，引起了写作的冲动，草成《杂家》一稿，请阅处。
罗竹风“
《杂家》一文很快就在《文汇报》上披露。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这篇千把字的短文会惹出一桩“《杂家》事件”。在“文革”中，责任编辑余仙藻因此被没收了记者证；为《杂家》写了《编后记》的《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多次检讨，如他自己所言“屁股都给打烂”；蒯斯曛一次次被拉上批斗台；对《杂家》一文表示过赞同的几十个人，受到株连……
迄今，仍可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以《文汇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长文《陈其五在为谁翻案？》一文中，查到一段关于《杂家》的寒光闪闪的文字：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对反革命的文艺黑线、黑问，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为了这一点，陈其五（引者注：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一九六二年，更达到了高峰。有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竹风，在报上公开抛出一篇反党杂文《杂家》，姚文元同志立即写文章予以回击。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力支持。柯庆施同志几次在会上点名批判了反党分子罗竹风。一直坚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战斗的张春桥同志也明确指出：《杂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矛头指向党的。可是陈其五呢，他一面勾结党内党外的反动‘权威’和黑线、黑网人物，对姚文元同志进行反革命围攻；一面拼命给这个反党分子鼓气：‘老罗，我是支持你的。’同时还赤膊上阵，专门找姚文元同志谈话，对他施加政治压力。正是在陈其五之流的策动下，上海文艺界、出版界的一小摄走资派及其爪牙、亲信，纷纷行动起来。文艺黑网上的小爬虫刘金，就更为活跃，赶写了一篇黑文给报社，恶毒咒骂姚文元同志。但他又做贼心虚，还加了注解，说是‘文章估计不会用，但一吐为快’。请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多么仇恨啊！他们把无情地批判他们的革命派比做‘一根棍子’、‘一把铁扫帚’。好得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专门痛打你们这一小撮死硬的阶级敌人……”
这篇以“造反派”口气写的文章，把话说得明白不过了：原来，姚文元就是“革命的棍子”，而且有着强大的后台——“一直坚定地支持”着的柯庆施和张春桥，亦即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二年五月，随着《杂家》挨棍，很快的，刚刚复苏的杂文之花，又被寒风吹得七零八落。
“大写十三年”的吹鼓手
巴金、熊佛西、丁伶、丰子恺。郭绍虞、刘大杰、黄佐临、张骏祥、沈浮、瞿白音、应云卫、王个簃、林风眠、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叶以群、吴强、孙峻青、任桂珍、瞿维、唐耿良、蒋月泉、张乐平……上海文艺界人士济济一堂，聚集在延安西路二○○号文艺会堂。那是二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元旦联欢会在那里举行。
元旦联欢会年年举行，而这一次上海文艺界头面人物差不多都到齐了，却是空前的。因为事先接到通知，说是“会议重要，务必出席”。
例行的元旦联欢会，怎么忽地变得“重要”起来？
一月六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的报道，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最使大家高兴的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也应邀来到，和大家一同联欢、共迎新春。陪同柯庆施同志参加联欢会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等。当柯庆施同志出现在演出大厅中时，全场热烈地鼓掌欢迎。主持联欢会的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熊佛西当即代表大家邀请柯庆施同志讲话。……”
原来，“会议重要”，全然因为柯庆施要发表讲话。
这一回，柯庆施确实说了一番至为重要的话，以至上海文艺界为此“学习”了多日。
柯庆施说：
“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柯庆施的讲话，概括为一个崭新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这是一个充满“左”的色彩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就是大写解放以后的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一月六日，《文汇报》报道了柯庆施的讲话，顿时在全国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其实，“大写十三年”这口号，与其说是柯庆施提出来的，不如说是柯庆施和张春桥一起提出来的。姚文元“紧跟紧追”，成为这一口号的最积极的鼓吹者。
你一点，我一条，在张春桥的家里，姚文元跟张春桥拼凑着“写十三年十大好处”。
姚文元是个从“左”如流的“理论家”。虽然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说过跟“写十三年”背道而驰的话：
“今天写作的题材是应当广阔的——限定在工农兵之内是不够的。从古至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从五四到解放，从神仙到精灵，从官僚到资本家……各种人、各种题材，只要有社会意义和美学内容，都可以。”（《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
“我们主张创作的题材不受任何限制。”（《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
“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是异常广阔的，决不能机械地说只有描写生产的戏才能教育工人，描写战争的戏才能教育战士，凡是用进步的观点在某种程度和某个角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艺术，都能对人民起不同程度的教育作用。工人喜欢《董存瑞》，也喜欢《天仙配》，就因为那里面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吧。”（《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然而，这些理论眼下已显得过时了。就象磁带消磁一般，姚文元抹去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赶紧顺应风向，为“写十三年”大声鼓噪——作为“文艺理论家”，姚文元向来并没有自己的“原则”，一切为了“紧跟”，“紧跟”便是一切。
就在刚刚跟张春桥生硬拼凑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的时候，《解放日报》社给姚文元送来了戏票。
大幕拉开不久，姚文元便开始摇头。
那是由刘川编剧的话剧《第二个春天》，黄佐临导演。这出新戏写的是海军某部自力更生造舰艇的故事。
“怎么没有党的领导？‘油条厂长’怎么会突然转变？”一边摇头，姚文元的脑海中一边浮现出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凭借着“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姚文元看出这出新戏存在着“严重问题”。
回到家中，他打着腹稿，准备写批判文章。
几天之后，忽然张春桥来电话：“柯老约你一谈。”
当他从柯庆施那里回来，姚文元急于“摇”笔杆。他，写的不是批判文章，却是充分肯定《第二个春天》的剧评。
柯庆施的话，寥寥几句，说得那么透彻：“我们提倡‘大写十三年’，就要充分肯定写十三年的作品。《第二个春天》，应当给予肯定。”
姚文元又一次庆幸——那篇批判《第二个春天》的文章，幸亏还没有写出来！
他又一次“急转弯”。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的《解放日报》，赫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人们一定胜利——论（第二个春天）主题思想的现实意义》。
这位“文艺理论家”的笔，简直成了柯庆施、张春桥手中的一块橡皮泥！怎么捏，就怎么着！
不过，令人懊丧的是，尽管上海的报纸为“大写十三年”大喊大叫，而北京的报刊却保持沉默。
持箭找靶闯进音乐王国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上忽然冒出一篇拖腔拿调的文章。《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文章作者，便是姚文元。
算起来，这是姚文元第二次把笔伸进音乐领域。第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岁的他作为《文艺报》的读者，写了篇《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在“读者中来”登出。这一回，大不一样，三十二岁的他，把“金棍子”伸进了陌生的“音乐王国”。
文章一开头，诚如他的“美学笔记”一样，先来一番谦谦之词：
“因为工作的需要，有时也翻翻对于我说来的是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的书———但只以薄薄的小册子为限。最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西洋的‘音乐名著’，手头上有一本名为《克罗士先生》的论著，作者为克洛德·德彪西（一八六二——一九一八）。我对这位著名人物一无所知，于是就去看编辑部所写的‘内容提要’…”
虽然姚文元自己承认对德彪西“一无所知”，对音乐理论“十分陌生”，即使随手“翻翻”那本小册子，也因“文章极其费解”而“咬紧牙关读下去”——姚文元并未读懂，却抡起棍子打了起来，既打那位“洋人”德彪西，更打书的编者们。
一反开头那种谦恭之态，文末，姚文元摆出一副文坛霸主的架势，提出一连串的问号：
“我这篇短文，也就算‘大家谈’，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提出自己的几个问题吧：
“一、这样的‘新颖而独到的见解’究竟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为什么要那样赞不绝口地推荐它、介绍它？
“二、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
“三、对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特别是印象派之类流派的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德彪西，怎么会“冒犯”姚文元的“虎威”呢？
德彪西此人，用美国弗兰克·道斯在他所著的《德彪西的钢琴音乐》一书中所言：“德彪西整个创作生涯都是通过声音与清晰的幻梦打着交道。”德彪西的强烈的印象主义的音乐作品，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乐坛。他的歌剧《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曾被推崇为印象派音乐的颠峰之作。他的钢琴曲《版画》、《欢乐岛》、《意象集》、《二十四首前奏曲》则被视为印象主义精品。
德彪西也写音乐评论，署笔名“克罗士先生”，所以那本介绍他的小册子就用《克罗士先生》作为书名。
不论是音乐作品，还是音乐评论，德彪西都充满一系列新疑而独到的见解。他不是一个鹦鹉学舌式的人，却是一个敢于创新、非同凡响的音乐家。他，在音乐王国独树一帜——一这一点，不论他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承认。他的可贵之处，也就在敢于创立自己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本来，姚文元与德彪西，河水不犯井水：一个今人，一个古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洋人；一个“金棍子”，一个音乐家。
姚文元是持箭找靶，偶然撞着德彪西的。
原来，那是柯庆施到北京去，见到了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他最近看了一些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译者的前言写得不好，没有阶级观点……
柯庆施回到上海，把毛泽东的话，转告张春桥。
张春桥马上把“行情”告诉了姚文元。
善于看“行情”写文章的姚文元，搔了搔脑袋，觉得有点麻烦：毛泽东并未讲自己看的是哪一些翻译的西方著作！
怎么办呢？姚文元来了个持箭找靶！
好在毛泽东所说的话，有一系列特定的条件：第一，他是“最近”看的，说明那些书大约是最近出版的；第二，是“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第三，“译者的前言写得不好，没有阶级观点”。
于是乎，姚文元抱来一堆最新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以“阶级斗争”的目光一一审视着。
蓦地，薄薄的“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的书”《克罗士先生》，成为他的理想的箭靶——该书编者所写的“内容提要”，正是“没有阶级观点”！
尽管毛泽东压根儿没有提到过德彪西，惯于揣摩、猜度的姚文元，却已在那里向《克罗士先生》开火了！
然而，就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翌日，《文汇报》编辑部响起了电话铃声。
电话耳机里传出浓重的湖南口音，狠狠地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不懂装懂”，并要求约见《文汇报》记者……
贺绿汀迎战姚文元
谁敢如此大胆地向姚文元挑战？
上海乐坛主帅贺绿汀也！
贺绿汀，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他的一生，是由革命与音乐二重奏所组成。他的音乐造诣，使他一读姚文元的文章，便斥骂姚文元“狗屁不通”；他的革命生涯，炼就他一身硬骨头，敢怒敢言，不把棍子放在眼里。
贺绿汀，一九○三年七月二十日出生于湖南邵阳。他本名贺楷。后来，他的三哥贺培真为他改名贺抱真。贺培真即贺果，毛泽东当年的中学同学。
笔者多次采访了贺绿汀，曾问及“贺绿汀”名字的来历。据云，那是他一九三一年二月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取的假名，后来竟一直沿用下去，弄假成真。他说：“汀，就是水，绿汀，意思是水中一颗绿色的小石子。取这样的名字，大概跟我喜欢绘画有点关系。”
他，老资格的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便化名贺如萍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暴动，创作了《暴动歌》。此后，他的名作《牧童短笛》、《游击队歌》以及他为电影《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写的插曲，使他的名字广为人知。
接到贺绿汀的电话，《文汇报》记者萧庆璋便应约前往上海市西区一条闹中取静的里弄，揿响了贺宅的门铃。
萧庆璋曾作如下回忆：
“当晚我去看他时，他十分激动，见着我的第一句话是：‘糟糕呀，糟糕！报纸怎么发表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简单的、粗暴的，没有把德彪西书中的意思弄懂，就断章取义，凭自己主观想象大加发挥，结果闹了笑话。’”
萧庆璋拿出笔记本，记下了贺绿汀的话：
“姚文元摆下了一副批评家的架子，要出人‘洋相’，结果却出了自己洋相。因为他所引证的书中的许多话，大部分是歪曲了德彪西的原意，有的是没有把原意弄懂，有的原意是反面的、讥刺的，而他却当成是德彪西正面的艺术见解，大大加以驳斥，这岂不贻笑大方！对于外国的音乐作品、音乐书籍，我们应该多介绍、多研究，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增强我们的学识。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多了，而是太少了。刚出一本新的书，还没有看懂人家是怎么回事，就这样劈头盖脑的一棍子打下去，实在对我们不利。此风绝不可长。……”
贺绿汀还对姚文元作了很尖锐的批评。
“姚文元是位有声望的年轻批评家，而德彪西的东西，欧洲已有许多人研究，也做过许多科学的分析，看见我们这样的文章，会觉得我们学术研究肤浅，会认为我们的被称为‘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的批评家，原来是这样。这影响不好。……”
如同竹筒倒豆子，贺绿汀是个痛快人，向记者拨出了心底的话。
萧庆璋听罢，建议贺绿汀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
贺绿汀爽快地一口答应。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刊出了《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一文，署名“山谷”。“山谷”，是贺绿汀的笔名。
贺绿汀锋芒毕露，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不懂装懂的“批评家”：
“这本书不容易理解是事实。但是姚文元同志没有把原来文字弄明白，就作出许多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判断也是事实。”
贺绿汀毕竟是音乐的行家里手，一口气指出姚文元的十几处错误，诸如：
“姚文元同志对书中题为‘马斯涅’的一篇文章，自己没有看懂，便狠狠地批评起来，不能不使看过这篇文章的人感到十分惊讶……”
“姚文元有关艺术趣味的培养问题所引用的几段话，也是完全误解了德彪西的意见……”
贺绿汀在指出姚文元的一系列错误之后，一针见血地正告这位“批评家”：
“我们知道，姚文元同志是有影响的批评家，我虽然对他的文章读得不多，他的批评文章是有定评的。不过我认为批评家最好要有广博的知识，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姚文元同志对一九○○年前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活动不很熟悉，对印象派音乐与绘画到底是些什么内容恐怕也不见得完全清楚。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一点研究工夫，实事求是，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因为批评是起指导作用的，所以必须在可能范围内力求正确。”
贺绿汀的骨头是硬的。在发行量甚众的《文汇报》上，指名道姓地批评“金棍子”，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
消息飞快地传进何庆施的耳朵里。他拍着桌子说：“贺绿汀自己跳出来了，很好。在报上狠狠批判！要抓住他，他是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有着后台的撑腰，姚文元挑起了音乐界的一场大论战。
于是乎，贺绿汀被用绳子跟德彪西捆在一起，同受批判。在《文汇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关于这场论战的文章；一九六三年六月，两篇；七月，三篇；八月，三篇；九月，四篇；十月，四篇；十一月，两篇；十二月，两篇；一九六四年一月，一篇。
这场“大批判”，还从《文汇报》扩大到《光明日报》、《人民音乐》。
诚如贺绿汀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的《姚文痞与德彪西》一文所言：
“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大批判’，首先把我当活靶子来打，同时还想钓出一大批‘鱼’来批，为他们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开路。
“文章大都杀气腾腾，气势汹汹。姚文痞还亲自上阵指挥。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文汇报》上，他写了一篇化名‘群山’的臭文，除了替打手们打气之外，自己无法进行回击，真是‘银样蜡枪头’。九月九日，他又化名‘铭人’在该报上登出《从德彪西想到星海》的文章，把洗星海的文章抬出来作为炮弹……”
贺绿汀痛斥姚文元，被张春桥称为“文革”前上海文化界“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在“文革”刚开始，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刊载长文：《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
从此，贺绿汀受尽折磨，以致在一九六八年被投入监狱。他的爱女贺晓秋，年仅二十八岁，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夜被逼自杀。贺绿汀在狱中度过了五年多。直至一九七三年，贺绿汀的三哥贺培真去北京找毛泽东，要求释放贺绿汀。尽管张春桥曾扬言：“贺绿汀不是反革命，砍了我的头。”毛泽东还是下令解放贺绿汀，张春桥不得不照办。直到贺绿汀出狱，回到家中，问起怎么不见爱女贺晓秋，才知她早在五年前已愤然离世……
“女客人”把上海作为“基地”
差不多就在进行德彪西大论战同时，姚文元又和张春桥一起，投入“大写十三年”的论战。
在一九六三年初，当何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北京保持着沉默。
这沉默并不意味着默认。恰恰相反，沉默意味着反对。
大战前的沉默。张春桥手中握着《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却并不急于抛出。
就在这时，从北京来了“女客人”。
“客人”下榻于上海第一流的高级宾馆——锦江饭店，并不抛头露面。
二月二十二日晚上，上海红都剧场的灯光渐渐暗下来，大幕徐徐拉开。
这时，一个戴着大口罩和紫色秀瑯眼镜的五十岁的女人，在一个也戴着眼镜的瘦削的男人陪同下，悄悄步入剧场，坐了下来。
舞台上，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
没有上台祝贺，没有接见演员，没有呱啦呱啦发表讲话——未等谢幕，那女人便又悄然离开了。
这是“女客人”在上海公众场合唯一一次不露面的露面。
“女客人”——这是张春桥规定的江青的代号。
江青明确地对柯庆施、张春桥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张春桥原原本本向姚文元转达了“女客人”的话。姚文元不断地思索着：“基地”意味着什么？
四月，乍暖还寒的北京。在新侨饭店的会议室里，终于打破了沉默，开始了一场大战前的前哨战。
中宣部在那里召开文艺工作会议。
弥漫在会议室里的烟雾，仿佛不是出自一根根香烟，而是出自炮口的硝烟。
两军对立。气氛显得那么紧张。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放炮了。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开火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也一梭子一梭子射击着。
他们齐轰“大写十三年”。他们尖锐地指出，“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
张春桥“后发制人”。等到排炮过去，这才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为“大写十三年”辩解。他，一条又一条，不厌其详地列举“大写十三年”的“好处”。不多不少，正好十条！他终于在这关键时刻，甩出了他跟姚文元搜索枯肠凑成的《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
虽然张春桥振振有词，却处于“光荣的孤立”之中。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宣部不买他的帐。要想让周扬、林默涵等俯首听命，谈何容易。
当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向柯庆施汇报了在新侨饭店遭到的“围攻”。姚文元在侧，聚精会神地听着。
“等着瞧！”何庆施青筋怒张，用手拍着桌子——这向来是他激怒时的习惯动作。
几个月之后——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柯庆施的一份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依据。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这段批示成为“最高指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产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就在毛泽东的批示之后十多天，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张了。柯庆施和张春桥在会上响亮地再一次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这一回，柯庆施、张春桥的腰杆挺得笔直。因为毛泽东的批示说“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而柯庆施、张春桥立即在上海推出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喊出“大写十三年”，实实在在一副“左”派面孔了。
姚文元立即“紧跟”。他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了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
《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
《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是这样谈及的：“一九六三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江青则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柯庆施同志。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上的。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