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著名人物中，还有比利时前国王利奥波德陛下及其夫人雷蒂王妃、美国前总统的遗嫣杰奎琳·肯尼迪及苏加诺夫人哈蒂妮等。
在这十年间，我正式访问了法国（一九六四年）、印度尼西亚（与苏加诺互访三次）、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九六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我在朗诺政变前最后一次访问这个国家，因为中国一些分子和红色高棉知识分子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引进了我国，使我同中国发生了矛盾。
我永远保持着同这些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交往的回忆。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在参观吴哥窟时，坐在一乘轿子上，俨如过去的高棉君主。他很喜欢吃印度咖喱，我们在暹粒找到了一个印度商人，他为自己杰出的同胞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菜肴。总统的样子特别有趣：他按照印度的传统习惯坐在一个垫子上，用手抓饭吃。
诺沃提尼夫人对我讲，她和她的丈夫都不习惯于亚洲的饭菜。她接着还说他们也不习惯于某些国家比较简单的厨房烹饪法和简易的卧室，特别是浴室更应改进。但她说，他们喜欢我们西方式的接待方法，舒适又整洁的宾馆，法式菜肴和法国酒。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元帅夫人也说，她和她的丈夫担心访问亚洲之行后会感到不舒服。在南斯拉夫代表团到达金边之前，铁托夫人打电报给我，她希望招待的饭菜简单些：烤肉，熬菜和面包即可。饮料方面只需要矿泉水。当他们在柬埔寨吃第一顿午饭的时候，我向元帅和他的爱妻推荐了两个菜，一个是营养的，另一个是美食的。前者是根据他们的要求安排的，后一个是在我的监督下，由两个金边最好的法国餐厅老板烹调而成的。这两个名厨是金边塔韦内餐厅的米尼奥先生和巴黎咖啡厅的斯巴克塞西先生。最好的法国葡萄酒都准备上了，铁托马上就同意了，他对我选定的那道美食菜和法国酒的评价都很高。他请他的夫人转达对我的谢意，感谢我的热情款待和精美的菜肴。后来，他们参观了吴哥，照了近百张相片。元帅还兴趣盎然地出席了在金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新公园的开幕式。
在起草例行的联合公报时，出现了意外。我根据自己的中立政策，要求对美帝国主义明确地表示谴责，对越南北方和越共所进行的斗争表示坚决地支持。铁托则坚持其共产主义立场，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只同意保留有关越南北方问题的一小段，不希望加上公开谴责美国那些话。对支持越南那一部分，态度也很谨慎。为了取悦于我的这位贵宾，我“妥协”地接受了他所提的草案的主要内容。
我和乌尔德·达达赫总统建立了真诚的友谊。这友谊在我被政变所推翻以后也未破裂。达达赫总统反对这个政变。一九七二年，他组织人民热烈地欢迎我。在努瓦克肖特，还放映了我赠送的他成功地访问柬埔寨的彩色纪录片。
尼日尔的迪奥里。阿马尼总统于一九六九年访问柬埔寨，获得了很大成功。欢迎群众，特别是孩子们，一边热烈鼓掌，一边喊着“这个大个子黑人穿着一件大白袍，真有意思！”漂亮而有良好教养的迪奥里·阿马尼夫人好奇地问我夫人，孩子们说的是什么。莫尼克回答说：“孩子们说，总统真有大贵人的风度！”迪奥里没有忘记高棉王国的盛情。一段时间后，他不顾自己西方朋友的反对，于一九七二年承认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合法地位。
我觉得，海尔·塞拉西皇帝没有什么胆量。朗诺政变后，他在北京对我说，他不能承认我的政府，并劝我祈求上帝帮助。他说“只有上帝可以为你做点事情。”
苏哈托，政变一发生就承认了朗诺政府。
崔庸健访问柬埔寨之后，在给金日成元帅的一份报告中赞扬我说：“在西哈努克的领导下，柬埔寨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第三世界众多国家中属于上等的。这个国家取得了显著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范。”
马卡帕加尔对他在金边所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一直很感动。但使他感到内疚的是，在他访问我们首都期间，未能调和我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双方会谈后，我为他举行了跳舞晚会，但他心不在焉，只与我夫人跳了一圈，几个月前，在马尼拉时，他赞口不绝地夸奖莫尼克。
使我感到荣幸的是，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接受了我的建议，在吴哥同马卡帕加尔举行了首脑级会晤，讨论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国际新闻记者也纷纷赶到。我在吴哥举行了传统舞会和烟火晚会，并且邀请来了艺术家库尔德·朱尔让、珀泰尔·奥图勒和在那里拍摄《洛德·金》的剧组。朱尔让对我很尊敬。奥图勒对我夺走了晚会的女主角耿耿于怀。他对《生活》杂志发泄不满，说我“充好汉”，说我自以为是一个不可一世的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