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九月八日，我到河内去了。在动身前夕，为吊唁越南主席逝世，我在金蜜殿里举行了一个宗教仪式。虽然胡志明对柬埔寨王国所持的态度一直是不够正确的，但我还是钦佩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热情。胡和我从未谋面。但是，在六十年代，为了感谢我为越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持的立场以及给他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支援，胡主席愉快地给我发来了许多热情的信函和电报。
尽管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四年期间，越南军队曾在柬埔寨作战，但我仍很想会见这位特殊人物。一九六八年，我很想到北越去访问。胡志明在给我的信中，对我要看望他的想法甚为感动，不过他诚恳地表示，为了免遭可能发生的美国飞机轰炸河内时造成的危险，准备把我的访问时间放到他的政府和人民有可能为我组织盛大欢迎的时候。然而，胡志明的要求，竟使我在他逝世之后才同他见面。
在金边举行的宗教仪式上，朗诺和施里玛达政府派我的堂弟—外交部长诺罗敦·富里萨拉代表政府出席，但他却奇怪地“忘记”派新闻宣传部的电影摄影师拍摄仪式的纪录片。对国家元首主持的仪式，不拍摄成电影给人民看，这还是第一次。幸好我把仪式的各个角度都拍了一些镜头，并于当天晚上由我妻子的妹夫游·班纳嘎把它们串成了影片，以便第二天可以赠送给越南政府。
在河内，范文同总理安排，首都主要电影院连续许多天放映了这部短片。人民群众和青年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前去观看，在这部影片里，他们看到了他们的主席的巨幅照片安放在高棉金銮殿前面；高棉国家元首点燃蜡烛，并对着这幅遗像进行祭奠；庞大的僧侣团诵经拜祭超度亡灵；身着民族服装的朝廷要员们恭恭敬敬地聆听和尚诵经；穿黑色衣服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柬埔寨大使及其全体同事们也都按着高棉的礼节合十，静听这段消灾经。
第二天，在我的夫人、诺罗敦·富里萨拉和他的夫人以及其他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我乘坐柬埔寨王家航空公司四个引擎飞机，由波成东机场飞往河内附近的嘉林机场。机组人员全都是高棉人。我离开波成东时，朗诺未露面，副首相施里玛达代表政府去给我送行。我的金边到河内之行本是官方的，但却变成了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柬埔寨，施里玛达集团向全国宣传说我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是私人性质的，而且是十足的叛国行为。
与此相反，我抵达嘉林的时候，受到了北越政府和河内人民群众非常热烈而隆重的欢迎。虽然全国人民沉浸在“丧父”般的巨大悲痛之中，但他们还是动员了那么多的人……按照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我。河内妇女长得很漂亮，衣着整齐大方。这使我在这个处于战争状态的贫穷的共产党国家里感到意外的舒适。政府方面，他们安排年事很高的共和国代理主席孙德胜（八十多岁）到我的飞机舷梯旁边来接我。他个子矮小，身体稍胖，头上长着稀疏的白发。有人打着黑色小阳伞，为他遮挡强烈的强光。他周围的人，除神秘的人物——党的第一书记黎笋之外，民主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人都到我的住地来向我表示诚恳的敬意。讨人喜欢的孙德胜主席用力拥抱着我。这位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老战士依然“精力充沛”。
范文同负责全程陪同，是我在河内期间的伙伴。见面时，他先是施了地道的高棉式的“合十”礼，然后紧紧地长时间地握着我的手。这个既风趣又有才智的人，却在一九八○年用法语发表电视讲话说“西哈努克嘛，他已是过了时的人物，我没有必要再同他谈。”
就这样，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我继续多年的“支援”；另一方面，我是惟一来参加胡的葬礼的外国国家元首。所以，包括黎笋在内的越南领导人竭尽一切可能来讨好、亲近我。作为他们的任务，他们更以“兄弟般”的情谊接待了老挝“红色”亲王苏发努冯和南越的领导人。在极大的悲痛笼罩下，高棉人、越南人和老挝人处得还不错。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主席长征甚至还恭维我的妻子说：“夫人，你的美貌真动人！”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好外交家。真正羡慕莫尼克的，还有莫边府的英雄，著名的将军武元甲。他的个子比我还小，然而我不能不说的是，他比索米尔少尉还活泼。他不断地向我的妻子献殷勤。非常敏感、聪明和有教养的武元甲夫人接待了高棉第一夫人。
德古海军上将还健在的时候，我曾经到过河内。这是一个非常漂亮、雅致和干净的城市。一九六九年的北越首都还有几个市区保留着一些过去的魅力。但在共产党管理之下，已变得破旧和衰老了。有些市区人口拥挤，而且很肮脏。这使我很扫兴，也使我急切地邀请范文同、武元甲等人访问“我的城市”。在法国保护时期，金边还只是一个小镇，而河内当时已是举世瞩目的大都市了。
一九六九年，金边达到了鼎盛时期。即使那些对我的中立政策怀有敌意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记者也不得不报道说：高棉首都已变成非常漂亮、整洁而且富于魅力的现代化大都市。我说，北越领导人是一些较早“开放”的“法国化”类型的共产党人，不能不到金边去游览，看看那里的新大学、国家剧场、奥林匹克运动场，还有受到美国人赞扬的城市规划。这时，朗诺和施里马达却另有打算……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胡志明的事吧。我向胡志明那已涂了防腐香料的遗体献了一个具有柬埔寨风格的大花圈。他的遗容，尽管已变得蜡黄，但依然使人感到和蔼可亲。这是经过严肃艰苦生活的面孔，下巴还保留着越南或中国文人式的一撮胡须。
礼宾司给每一位外国代表发一条红臂章用来代替黑纱，而别的地方都是用黑色的。我们代表团婉言谢绝佩戴红臂章，因为我们每个男团员都已穿上了我们民族的孝服（白短上衣和裙子），并戴上了黑纱。越南礼宾官劝我接受他们所给的红臂章。我拒绝了他，并解释说，对我们高棉人来说，黑色配上白色才是服丧的颜色。我们的太太全身着黑色服装，男人们的裙子也是黑的。范文同对我说，我已为我的代表团做好了准备，而其他代表团来时没有做这个准备，因此才发给他们红臂章。
在吊唁簿上，我激动地颂扬胡志明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爱国者，是第三世界一切爱国者的典范。
我很快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大街上，群众自发地为我热烈鼓掌并围拢在我周围。我的汽车（苏制的豪华的汽车）所经过的地方，群众充满感情地高呼“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因为我摇下了车门上的玻璃。许多人还像孩子般地自动从车门拉住我的手，他们都激动地向我表示热烈欢迎。在我离去之前，范文同、武元甲和长征都对我说，对我吊丧他们已故的民族英雄，越南人民及其政府将永志不忘。确实如此，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他们帮助高棉抵抗力量把反对美国和反对朗诺的斗争进行到底，这场斗争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当他们的军队入侵波尔布特——英萨利的柬埔寨之后，他们再也不愿听到西哈努克的声音了。
再回到胡志明的葬礼上来。中国总理周恩来想回避与苏联政府首脑柯西金一起参加葬礼，他比我早两天到达河内，而且很快就回去了。
在参加胡的葬礼的时候，在礼宾安排次序上，我被排在柯西金总理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崔庸健前面。在他们国内，崔是仅次于金日成元帅的第二号人物。
黎笋宣读了胡志明的长篇遗嘱。在这个长篇遗嘱里，胡主张各兄弟党必须加强团结，避免相互间的争论，因为这样做有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以及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事业。读遗嘱时，范文同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特别注意，也由于他的哭泣受到了全世界的非议。他像小孩儿一样地大哭，真是悲痛欲绝。他是胡志明的忠实信徒。像对范文同哭泣的回音一样，千万个男女青年和成年人都谈论他感人的忠诚，这使我不难理解他的至深悲痛。
请允许我引用几段不那么忧伤的记录来结束本章：
范文同（他的夫人因为病重，从不公开露面）、长征（及夫人）、武元甲（及夫人）、外交部长阮维祯（及夫人）、后来接替阮维祯的阮基石（及夫人）为充实我们在河内的生活，先后宴请我和我的夫人。后来，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五年期间，他们都成为我亲密的朋友。尽管是服丧期间，他们的宴会仍在非常热情和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但是，我只能向他们表示歉意，我吃不了越南菜。在这一点上，我获得了一个（小的）胜利：我的主人——越南领导人给我另外准备了法国菜，是四十年代给法国人做过饭的老厨师做的。
让·桑德尼代表法国前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他因一九四六年同胡志明举行无结果的谈判而出名，但他取得了胡对他和他的主要助手们的信任和好感。他在葬礼后的第二天就急忙赶回法国。在我的友好邀请下，让·桑德尼先生乘坐了我的飞机。在金边，他乘了法国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的波音飞机去巴黎。
在我离开河内的时候，孙德胜主席到嘉林机场为我送行。这个人生命力很强，一九八○年四月才逝世。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我经常被邀去看望他，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直到最后，他的头脑始终非常清醒。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是从在法国邮船公司西贡—马赛航线的客轮上当水手和厨子开始自己的生涯的。正如他在一九七○年对我说的那样，他那时是为了“发动反对殖民主义”。同比他年龄小的范文同以及许多北越其他领导人和干部一样，孙德胜也曾被关在昆仑岛上的苦役犯监狱里。当时，他的隔壁正好是两位高棉“抵抗战士”的单人牢房。此二人就是我在本书开头所提到的巴春先生和阿渣汉鸠。
毫无疑问，孙德胜主席是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但是，外表可以迷惑人，就像范文同那样，自一九七九年开始他也揭掉自己的假面具，成了独立的柬埔寨不共戴天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