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里我已说过，当胡志明主席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初逝世的时候，我决定在王宫里举行一个宗教仪式来悼念他的英灵，因此遭到副首相施里玛达亲王的强烈抨击。接着，我又决定亲自去河内参加越南伟大爱国者的葬礼。我很晚才知道，我的飞机刚起飞，施里玛达便转向他的同伙说，现在是罢黜我的最好时候了。他肯定地说，我的这次旅行是不恰当的，当时越共和越盟的部队还非法地占领着柬埔寨的部分领土。
朗诺由于他的妻子刚刚去世，况且他还没有就此求签问卜，所以主张另择有利时机。不久，朗诺因意外事故肩部受伤，住进了美国人开的纳伊—戍尔—赛纳医院里。就在这个医院里，他们的阴谋确定出笼了。在朗诺周围，许多装成病人的美国专家，被接受为政变的技术顾问。在同这些人密谋之后，朗诺天天打电话，把方法告诉施里玛达和金边的其他同谋者。为了保证这个行动不至于破产，朗诺将军想事先争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支持者。
在这些支持者之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自由高棉武装部队。一九六九年夏，他们假装脱离山玉成，并向王国政府投诚，集结在我国西部各省乃至金边市里。这些搞假“投诚”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花大钱豢养的雇佣军，在我们的内部起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
朗诺不在的时候，掌握着政府大权的施里玛达企图在政治方面孤立我。各种行政命令不像从前那样呈请我批示，而规定必须呈报首相府，由他们决定是否需要送我，“违者严厉制裁”。他们要把我架空并使我在人民面前威信扫地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在金边召开了一个国民大会。当时在法国的朗农（朗诺的弟弟）指使数千名投诚的自由高棉士兵和他们的密探参加了大会，并要他们伺机进行捣乱。朗诺的大臣们以自由竞争和自由开放为名，将进出口业非国有化，终止国家对酒和药品等的专卖，允许私人和外国银行开展营业。
这时，红色高棉也在动员他们的支持者，支持我的经济政策。大多数人民代表也都支持我。那些自由高棉分子怕暴露身份，只好附和多数投票反对施里玛达一伙提出的办法。
会后几天，我因过度疲劳，住进了金边卡尔梅特医院。我的健康情况坏得很快（我当时觉得还是那些老毛病：糖尿病、胆固醇过高、尿酸过多和肝功能减退）。另外，我的同事们也不断地缠着我，使我一会儿也得不到休息。我决定到法国蓝色海岸的格腊斯去，像每两年的做法那样，在那里接受乔治·帕泰医学博士两个月的临床和营养方面的治疗。帕泰博士不仅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实践家、杰出的医学专家，同时也是我忠实的朋友和最好的顾问，他与我建立真挚的友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愿意承认，我到格腊斯去接受临床治疗，不仅仅因为我的健康情况不佳。同时是由于某些事情使我感到心灰意懒，如：
——打着人民社会同盟的招牌和在我本人推崇之下，一九六六年大选中，当选的国会议员多数是右派和极右分子，他们都是支持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施里玛达），并企图把我弄得名誉扫地的阴谋诡计的人。
越南共产党在他们渗透进来的一些地方（如腊塔纳基里等地），不管是自愿的还是作为一种义务，都在更多地援助我的对手——红色高棉。
我的至交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动乱，也积极支持红色高棉。
我依然认为，并不像我的朋友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所想像的那样，认为由于他们被财经和政治“综合症”所困，施里玛达之流会自己垮台的。我非常郑重地建议组织一次“公民投票”，让人民群众在支持或反对西哈努克的问题上自由地表态。
朗诺和施里玛达一伙感到恐惧，他既不愿意搞公民投票和召开国民大会，也不愿意搞民主协商来让我国同胞在当权的叛逆者和我之间进行选择。阴谋分子们告诉我，他们准备派前首相严森波和前首相、我的叔伯兄弟诺罗敦·康托尔来同我“谈判”。主要是要我放弃人民协商，他们交换的是每月发给我终身年金一百万瑞尔（相当于十万新法朗）。我不能接受这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勾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谈判对手”说：请让我出去吧！
朗诺、施里玛达一伙于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通过恐怖的国会废除我的职务的同时，还禁止我返回柬埔寨，并还威胁各航空公司说，将没收接我回到（金边的）波成东机场或暹粒机场的飞机。政变以后，从消息灵通的记者T·D·奥尔曼发表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和十八日、九月十八日）《卫报》上的文章，我才知道，如果我不顾禁令，我将在下飞机的时候遭到绑架或暗杀。这是朗诺给那些“无限忠于”军事政变的亡命徒所特别签署的一道军事命令。
国民议会一位女议员的第一手证词，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她详细地记述了在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的时候，为什么她的同事们和她本人只能投赞成废黜我的票，而不能作别的选择。这位证人是方炳祯夫人，在我们政府中曾两次出任大臣，她的丈夫方炳祯先生也任过我的大臣。在战争的时候，他们成功地离开了金边，并到北京投奔我。他们是我的忠实合作者和朋友。
方炳祯夫人的证词如下：“三月八日，在朗诺政府的命令下，柴祯、占知、磅罗、龙杜和罗梅赫（都是靠近南越边界的地区）爆发了有当地群众参加的中小学生的示威游行，反对住在柬埔寨境内的越南人。他们拿的小旗上写着‘国父亲王万岁！’、‘越共滚出去！’、‘柬埔寨不是越盟的领土’、‘杀越南佬！’”
“三月十一日，金边的大、中学生继而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列队经过国民议会门前，当时议会正在召开全体会议。接着，他们又经过王宫门前，但没在那里停留。那些领队的（都是穿便服的朗诺、施里玛达和教育大臣巧索康的人）率领着游行队伍同群众中的捣乱分子汇合走向独立纪念牌，然后向越南南方临时共和革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大使馆走去。在几个头头的指挥下，数百名青年闯入这两个大使馆并大肆进行破坏。越南外交官的手表和皮夹子被抢，他们在所谓的指挥部前面受到粗暴对待。他们的汽车被烧毁。使馆里的文件、档案和家具被从窗口扔出去，游行者放火作乐。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在头头们的指使下，一群流氓侵入金边郊区鲁塞高的越南天主教村。他们毒打男人，强奸妇女，抢劫房舍，亵渎教堂。王后陛下进行干预后，才恢复了秩序。
“很清楚，这些有组织的示威游行，目的是为了破坏西哈努克的声誉，使他名誉扫地。但是，游行者中引诱群众参加政变的人，为数并不很多。
“三月十三日，又有新的行动。那天学生们到国民会议门前，群众队伍中出现许多亲王的巨幅照片，还有前面说过那样的小旗。一个小学教师偷偷地散发教育大臣在头一天就准备好了的反对我的传单。散发传单的人遭到学生们的谴责并被扭送给警察。但他很快被施里玛达下令放跑了。
“三月十七日晚上，王后陛下发表了最后一次的广播讲话。她的讲话既感动人又很巧妙，但反对朗诺的话是被禁止的，所以王后未能揭露叛国阴谋，否则一定会激起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响。
“深夜，波成东机场被关闭；坦克车和装甲车占据了首都各战略要地，公共建筑物被军队把守。一部分上校军官兴高采烈地部署着政变事宜，而大多数上校军官反对政变，他们则被传讯或被“解决”。因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不跟他们走，朗诺和施里玛达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暴动，只好采取通过议会和军队双管齐下的办法。
“三月十八日，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于上午九时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怎样宣布国家正面临着危险以及授予政府最高权力的问题。国会议员和王国议会议员预感到了将要发生的严重事件，他们看到议会被坦克车包围，会议厅里也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感到极大的不安。
“会议开幕前十分钟，议会的总务主任郑簧在过道上向议员们散播说，政府打算废黜西哈努克亲王，并选出那些不受反对的人来接替。接着，郑簧、屋艾、何来恩和柏隆星先后登上讲台控诉西哈努克的‘罪行’。他们无耻地拼凑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使与会者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建议罢黜亲王。王国议会议员冯山先生胆怯地登台颂扬‘国父亲王’，并提请大会避免一切轻率的行为。他马上被拉下讲台，并当着施里玛达的面进行逼迫，要他立即当众改变主意。
“十三时，叛乱者们胜利了。国民议会采取恐怖手段表决通过了废T黜西哈努克亲王的决议。因为与会者都知道，发表不同意见会立即招来报复，而且不管投什么样的票也都会被宣布为一致通过的。大会闭幕了。
“接着，又开始了赞美新制度的宣传战。朗诺出钱让议员们出门走访所在各地区的佛教僧侣的首领，请求他们参加‘反对西哈努克’的活动。他们的阴谋失败了：在各省，他们所联系的和尚都拒绝同他们合作，并对他们表示，如果他们说西哈努克的不是，众信徒将‘断绝他们的生计’，或者可能杀他们的头。有些议员由反对亲王的金边和尚陪同回去，企图在他们的“选区”进行诱惑活动。他们遭到拒绝、辱骂和警告。到处都发生了反对政变的示威游行。三月二十六日，磅湛人民起来造反。他们捣毁了法院和省长宅邸，要求西哈努克亲王回来。军队小心谨慎地守在营房里。
“被新政权任命为磅湛省省长的英丹先生，乘直升飞机走马上任。但等候他的却是一群手持斧子和砍刀的群众，他只得急忙登上未曾灭火的汽车逃走了。省里来接的议员们也不敢下汽车，都在示威群众队伍前面掉转车头匆匆跟着跑了。两个新当选的议员金蓬先生和苏萨温先生想安抚示威群众，都被群众绑起来，进行拷问，最后被剁成了几段（他们的尸体后来运到国会的会议厅前）。正住在家乡的英丹夫人被村民追捕，只好化装成农妇藏在运载香蕉的牛车上逃命。英丹的祖坟被掘……
“在朱普，朗诺的弟弟朗尼被杀死。他的肝被割下来，拿到镇上的中国餐馆煮熟出卖。
“在川龙，国会议员何来恩的豪华住宅被焚，他们一家人躲进一个兵营里去避难。省里几乎所有议员的父母都遭到追捕和处死。
“磅湛省的农民自发地集合起来，征用数百辆卡车和大轿车，坚决地非武装地向金边进军。在进入金边的路口，他们被军队截住了，并遭到机枪扫射，当场被打死了九十二人。人们看到，他们卡车上还挂着用高棉文写的横幅：‘国父亲王万岁！’、‘国父亲王是我们的国家元首！’六百名穷苦农民被关进监狱，受尽严刑拷打，不少人被折磨致死。
“在同一个时间内，茶胶省也爆发了忠于亲王的起义。朗诺的军队在安塔松和波雷三德向起义农民开枪，又向还没有死的人投手榴弹，遇难者多达数百人。幸存的居民非常愤怒和绝望，只得投奔游击队。这样，就开始了忠于亲王的真正的人民抵抗运动。”
必须强调指出，在反对我的政变的序幕中，一定要提到这些阴谋家同我过去的敌人——自由高棉的头子山玉成曾多次接触，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二日，澳大利亚的米尔顿·奥斯本教授为《墨尔本时代报》采访了南越参议员、山玉成的弟弟山络源。他提到：“朗诺曾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同山玉成秘密联络……开始就推翻西哈努克问题进行协商。朗诺到法国期间，这种联系中断了。直到一九七○年二月，朗诺回柬埔寨以后才又恢复了接触。”“根据他哥哥的要求，朗诺有时亲自到柬埔寨和越南边境地区去会晤；有时则派出密使到那里同山玉成见面。”奥斯本在报道这位南越参议员的谈话时指出，朗诺一谈到他所部署的“可靠”的军队，就担心届时是否还有反对政变的军队。“朗诺面对面地要求山玉成提供具体的帮助。山玉成满口答应，向朗诺保证，正在越南同美军和南越特种部队并肩作战的自由高棉和柬埔寨山民都将来帮助。”并明确表示，要把自由高棉和“特种部队”像完全掌握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那样，完全由他来控制。
本章只是概括地回顾一下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政变之前和政变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我在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反对柬埔寨》一书中曾谈及这些事件。
令人痛心的政变标志着我的一生和高棉民族的一个新转折。今后，柬埔寨和我再也不会经受这样的痛苦和灾难了。我下一本书的标题和中心内容是《尝尽艰辛，受尽凌辱》。
诺罗敦·西哈努克
一九七九年八、九月于平壤
一九七九年十、十一月于北京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八○年一月于巴黎
一九八○年于平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