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当权的时候，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别的国家，都有许多社会出身不相同的男人和女人乐意同我交朋友。即便在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的政变我成为流亡者之后，他们仍然完全保持着对我的诚挚友谊。我们有时还相互通信，有时也见面（但因相隔遥远，见面是很少的）。而我，对他们中间那些仍对我怀有友好感情并祝愿我的祖国和我本人的，不论是社会名流还是地位卑微的人，只要能听到他们的消息，我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承认，在我可信赖的和尊重的合作者和老朋友中，如果预想不到地丧失了任何一位，都会使我感到痛苦。在我被排斥之后，我并没有期待他们的支持，但我相信他们还是那样正派，不会在我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时极力奉承我，过后却迫不及待地迎合我的敌对势力，甘做学舌的鹦鹉。然而，也许我可能有点天真，或是过于多情。
我愿在这里向我真正的外国朋友表示谢意。我不能全部提到他们，但对我忘记提名的那些应该得到赞扬的人预先表示歉意。
给我留下充满深情记忆的是，过去我所在的母校——西贡沙士鲁·罗巴中学的法国和越南的同窗好友。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中间竟无一人同我的敌人同流合污而成为军事政变的支持者，而我的敌人则是我在金边的弗郎索瓦·博杜安和西索瓦中学的一些高棉同学。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艾蒂安·普拉吉博士、他的兄弟明和德以及拉乌尔·西奥多。拉乌尔一直支持我，可惜他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失了视力。
我在保护国时期和五十年代的朋友中，我要提出的是总督乔治·戈蒂埃及其夫人、我过去的副官菲利普·阿梅代·戴布瓦松、瓦斯奈教授及其夫人、我过去的参谋长埃利·儒伯将军及其夫人、原御林军骑术教官安德烈·戈泰先生。我还要感谢忠于友谊的尊敬的法国驻柬埔寨大使让·戴博斯阁下和男爵夫人。
我谨向我的老朋友表示深切的怀念。他们是原柬埔寨宫廷御医阿尔芒·里什博士以及埃尔当医师、克里斯蒂昂·戴贝古拉医师、鲁耶医师；当然还有我亲爱的乔治·巴泰医师及其一家、皮埃尔·贝雅尔医师及其一家、苏微太太。我也向医学教授格拉塞、勒梅尔、埃尔韦、阿尔努、梅尔洁以及樊尚·蒙泰伊教授致以崇高的情谊。
我还深切地怀念原驻柬埔寨的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朋友们，他们主要是：罗朗·梅威尔先生（奥布里·拉歇纳耶）：高棉语言和文化的行家勒内·拉波特先生、C·布律克勒先生。同时我也非常怀念阿兰·达尼埃尔教授以及享利·夏博博士及夫人。
我始终怀着感谢之情缅怀着王宫的管事“戴罗妈妈”。她对我们全家非常忠实，直到一九七五年她去世前，她还想念着我。我也不会忘记法国警察署长罗歇·科利尼翁先生。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三年，我去法国旅行时，他负责我的安全保卫工作。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的战争中，他和他的夫人一直支持我。我也向我所敬重的其他法国警察，特别向警察分局局长勒热内和比费致以友好的敬意。
我向以下几位大作家和新闻记者表示最深切的敬意。他们是：让和西蒙娜·拉古蒂尔、威廉·阿特伍德、菲立普·德维耶、贝尔纳·古雷、弗朗索瓦·夏雷多纳。朗卡斯德、J·塞克德等。他们在我应该受到批评时就批评我，同时他们也给我以正确的评价。我还向我过去的合作者和知名记者热拉尔·布里塞、让·巴雷、达尼埃尔·雷等致敬。热拉尔·布里塞先生在朗诺一伙发动政变之后至今，不断地从事各种活动，或写一些有文献为依据的文章，以捍卫我过去的政绩。
请允许我以弗朗索瓦·夏莱的名义，并代表两位卓越的电影艺术家让·皮埃尔和让·保罗·让桑兄弟（他们曾编导关于人民社会同盟的柬埔寨的重要纪录片），向我的朋友马塞尔·塔拉博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他和“世界知识”摄制组一起，拍摄了一部关于我所领导的国家——一个“微笑的国家”的纪录片。
在我的朋友中，我还要提到下列一些饭店和旅馆的老板，大家一定不会感到奇怪。他们是银塔饭店的老板克洛德·泰雷，对他来说任何赞美之词都是多余的；讨人喜欢的桑·勒托内住在蓬夏特朗，为了招徕顾客，他训练公鸡、母鸡和鸽子表演节目，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天才的表演家，以人们意想不到的猪尿泡和锯琴为道具作表演。在他夫人的陪同下，他曾多次到柬埔寨演出。为了给我排忧解愁，还到北京来表演过一次；可爱的弗拉梅里·马丹一家，在帕朗德格拉斯开设塞达尼饭店；布维耶夫人，是里昂附近利穆内斯特旅馆的老板娘，同时也是一位有名的厨娘；还有马科斯·维拉先生，他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城和法国埃松省巴哈耶—一维埃耶都开设了旅馆。
在我举出的法国朋友中，我还应提到老朋友忠实的让娜·蒙，她过去曾任《柬埔寨现实报》编辑部秘书，现在印度的彭地治利；还有原柬埔寨王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法国职员埃尔曼、朱利安、克鲁瓦泽诸先生，他们拒绝为“高棉共和国”服务，这种友好表现，令我永生难忘。
在我最好的外国朋友当中，我要提—提原大不列颠国王陛下驻东南亚高级专员马科姆·麦克唐纳阁下，他是我所认识的著名绅士之一。我们的交情从四十年代就开始了。对联邦德国的克劳斯·梅赫涅特教授，我是不会忘记的，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演说家和新闻记者，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认识并赏识他的。令我高兴的是，我于一九七九年冬在北京请他吃饭。
如果我不在这里向闻名世界并受人尊敬的美国知名人士——前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表示谢意的话，我将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作为著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的确是最了解柬埔寨的美国人。他曾不断地努力劝说他的国家政府和舆论界，使他们相信我以前所实行的是民族主义的、独立的、光荣的制度，应该受到支持而不是遭到反对，这是在动乱的地区里保持稳定的因素。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他的看法是明智的。我还要补充一句，在我被“废黜”以后，这位参议员为了保护我，勇敢地站出来说话，反对那些对我的指责和诽谤。对他的这种难能可贵的态度，我始终怀着感谢之情。
我要向另一位美国朋友——巨商塞鲁士·伊同表示敬意。他一直积极地支持我。我还要向我的朋友L·特洛伊·波雷沃罗致敬，他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给了我非常积极的支持。
请允许我特别提一提我的比利时朋友保罗·德尔贝格赫博士和他的夫人，他们很关心高棉难民，并经常为保护我而出面驳斥在他们国家那些把我当成共产党人的议论。
当代伟大的作家韩素音女士也是我的一位诚实朋友，我们还能经常愉快地见面。
我高兴地在这里向我的伟大瑞士朋友致意。他们是原柬埔寨王国驻他们国家的名誉总领事布里德尔先生和夫人。他曾经写了一篇捍卫我的制度的博士论文；还有一位大银行家的遗孀泰雷兹·勒鲁夫人和她的家属以及名记者伯赫蒂耶·加兰。
我还要提一提我的美国老朋友，曾是金边的和尚的罗伯特·巴尔兹；我的澳大利亚朋友，原柬埔寨王国驻他们国家的名誉领事、我的得力支持者柯林·普拉特；我的新西兰朋友G·F·米尔兹和我年轻的智利朋友（现已加入澳大利亚籍）朱利奥·A·杰尔德斯。
西哈努克的崇拜者依然有他们的缪斯。二十多年来，开罗的迈朱·开里夫人和波尔多的塞西尔·皮埃尔夫人一直用她们的竖琴为柬埔寨和我本人演奏悦耳的赞美曲。使我高兴的是，最近我在法国见到了她们，向她们的才智表示赞赏，并对他们热爱我的国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