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们大概都知道我“拍”了许多部片子，某些片子在西方国家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评介”。我要详细地解释一下，作为一个电影酷爱者，我为什么和怎样成为电影制片人的。起初，往往在片子拍到一半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时我不仅是电影编剧和导演，还经常扮演我的作品中的主要角色。
当这些片子放映时，我遭到了电影评论家们的批判，或者被讽刺。但到一九八○年，我得到了证实，对我并没有好感的逃难的同胞和外国人都一致地认为我的片子都是美丽的柬埔寨无可替代的见证，它们使人迷恋当时那种安宁生活的快乐。可叹的是，即使经过很多年的努力和牺牲之后，有一天柬埔寨恢复和平的话，也不会再有当时那种快乐的生活了。因此，这些纪实性片子在今天起到了一个历史资料的作用。
从一九七五年初，由于预感到红色高棉的“革命”将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我国，所以我就以个人名义从北京给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先生寄去一封信，要求他劝说高棉共和国政府，请他们把我一九七○年留在金边的三十五毫米影片归还给我。我对福特先生说，我们应该把政治问题暂时放一下，先尽力设法去抢救我的影片吧。福特要他在北京的代表布什来见我。但是当时坚定地站在反美立场上的我，有充足的理由担心这是一个政治陷阱。于是，我便婉言拒绝了。几个星期之后，红色高棉开进了金边。后来，我才发现，“共和分子”和一些人毁坏了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我的一切财产。
幸运的是，在茹安维尔的电影制片厂里，我的一些片子还在继续印制，并在进行后期录音，他们还善意地送给我一些拷贝。另一方面，在朗诺政权倒台前夕，法国终于承认我的王国政府，高棉共和国大使馆又暂时变成了柬埔寨王国大使馆。这个使馆赶紧把我制作的一些片子归还给我，这些片子有的放在地窖里发霉了。
一九七九年底，我们在巴黎和法国其它省的同胞们以及许多法国人和外国人都激动地感到，一九七○年前的柬埔寨是很可爱和吸引人的。
读者们将很愿意读到《我的电影》这一章中所附上的这么一段话：
一九四一年，我十八岁半时登上了王位，我对电影有较深的癖好，是从我登基之后开始的，至于对电影的喜爱，那就更早了。当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我父母每个星期四和星期日早晨都要带我到电影放映厅去看电影。我生活在一个爱好各种各样艺术的家庭之中。
我的杰出的祖先，安东陛下特别会写诗，有的还写成了诗歌形式的剧本（最受欢迎的是《不贞的王后朵凯》）。
诺罗敦家族的始祖诺罗敦国王陛下，是高棉古典舞蹈复兴的真正创始者。十五世纪，吴哥文化由于暹罗侵略者的占领而开始衰退。可以说，暹罗侵略者从吴哥抢走了它的文化、它的音乐和舞蹈。十九世纪，诺罗敦国王陛下从曼谷请来了有高棉血统的古典芭蕾舞大师，使古典芭蕾舞在金边得到复苏。
我的可尊敬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陛下是一位词人，写了很多高棉歌曲的歌词。这些歌词有的是配“萨克瓦”曲牌（在送水节的时候）演唱的，有的是供剧团合唱队演唱（用来为古典芭蕾舞蹈伴唱，或为解释舞蹈家的动作而演唱）。原来的歌词全部是暹罗语的，莫尼旺国王陛下把它们翻译成柬语并增加了适合于歌唱的新词。这些御词和御诗一直被宫廷歌唱家们用来在送水节时演唱或为古典舞蹈伴唱。
我的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陛下，是音乐家（擅长吹笛子、萨克管）和作曲家。我们应该像他那样继承和纯洁高棉古典的和民间的乐曲。从前，这些乐曲是通过口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后来，多亏我们的最后一位国王，他采用了音符和欧洲式的记谱方法保持了这些乐曲的准确性。
我母亲王后陛下，以古典芭蕾舞和高棉传统舞蹈发展的保护者和传授者而著称。人们还不知道，她年轻时也曾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善于用高棉笛子演奏乐曲，有时也演奏手风琴。
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怎能使我不喜欢音乐、舞蹈和其他艺术呢？我的父母谈不上是电影艺术家，但至少是电影爱好者。当时，在她的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母亲不断地叫人在家里放映一些好的外国电影。为了鼓励国内电影事业的发展，她还叫人放映一些柬埔寨片子，尽管其中有些片子还很不成功。
一九四一年，我当上国王之后，自己才有足够的钱买一台摄影机、一些电影胶片和一幅电影屏幕。从此以后，我就不断地拍摄电影，但我的片子没有受到国际观察家们的注意：一方面，在王国的独立运动之前，我在国外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另一方面，我只满足于在“家庭”放映厅里（仅仅为我周围的人）放映十六毫米的柯达短片。《仙女》是我第一部采用“标准化”的规格和手法摄制的片子。
方式上的变化，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国产片一直没有能够摆脱即兴编写和“临时修改”的阶段，特别是还停留在纯粹的“商业性”阶段，因而它还没有成为一种艺术。此外，我担任主席的全国互助慈善机构，也缺少资金来帮助越来越多的在越南战争中遭受灾难的家庭。我的影片的收入将可用来接济他们。
一九四一年前，我是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大学生，所以我仅仅满足于在童子军内部组织演戏。
大家知道，我跟被我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的那些人—也就是说，首先是同美国人的关系从来就不好（包括政治方面在内）。有的人有时对我的电影公司取名叫“马克拉·皮丘尔”（高棉电影）感到惊奇。他们说“皮丘尔”这个名称就很美国化了。
事实上，可以追溯到我的青年时代。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即我当国王的那一年，只是通过它的电影，我才知道有个美国。我对格里塔·加博、诺马·希勒、米尔纳·洛伊、罗伯特·蒙哥马利、加里·库珀、克拉克·加布尔以及西方电影着了迷。这仅仅是为了纪念那个时候，当我的电影公司（私营的）需要取名时，我才给它取一个“美国化”的名字。出于同样的道理，我给现在我担任总经理的国家电影公司（国营的）取了同样的名称。
另外，某些人对我拒绝我的影片商业化的建议感到惊讶。我的片子是由美国和欧洲的电影发行者为我介绍出去的。在当时，这大概是让人了解和欣赏柬埔寨的极好机会——这是我拍电影的根本目的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一点上迟疑不决。我拍的电影，其文化性和宣传性要大于商业性。除此之外，这些片子的特点是十足的“高棉化”，以便使许多外国观众都能了解。在一次内部电影联欢会上，我的朋友勒内·拉波特的父母看了《吴哥的阴影》和《黄昏》之后，对这两部片子给予肯定的评价，他们问我的同事尤·巴纳卡，为什么这些片子没有商业性，同时还认为这些片子大概比在巴黎各区放映的片子还要好。
我不认为，承认我的片子比来自奇奈契塔（意大利电影城）的某些西方二流片子或从香港、台北进口的与史实不相符的片子高出一个等级，就是一种不谦虚的表现。但是，提出让我的片子在国外商品化，这是没有为所有的人着想，而只是为了少数人。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倒不是金钱收入问题，使我担心的是被观众们品头论足，拿它来开玩笑，还可能会吹口哨喝倒彩，因为观众自以为花钱买了门票就可以这么做。这将很可能产生与预期目的截然相反的结果。比如，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就很可能发生：在美国，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那里的报刊形容我的片子是“枯燥沉闷的样板”。
再说，在西方我只能同私营企业谈生意。这些私营企业不但没有给我赠送“礼物”，而且还险些把我的片子的商业价格下降到最低限度。几年以前，新加坡的一家公司愿意出一千英镑，按当时币值相当于柬币十万瑞尔（或者一万法朗）向我购买《快乐的森林》这部片子的制片权（全部的，无限期的）。这家公司还（慷慨地）提出，如果出现亏损的情况，完全由他们负担。然而，仅仅在金边，《快乐的森林》就给我带来了二百多万瑞尔！
这些波折并不意味着我的片子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即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柬埔寨。事实上，我的片子越来越多地在外面流转，只是没有在商业圈子罢了。我的片子越来越多地被送到盛大的联欢节上放映，特别是在“非竞赛性”活动中。
我的长片子《快乐的森林》、《小王子》、《吴哥阴影》、《黄昏》都曾在莫斯科、塔什干和新德里的联欢节上放映。《快乐的森林》在世界上流传，首先是在布拉格，然后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为巴勒斯坦难民募捐），雅加达（共三次、其中二次是公映）、美国（在一些大学里）。在莫斯科，《快乐的森林》获得了苏联作曲家协会颁发的音乐奖，并和《小王子》一起在香港节日期间上映。《小王子》还被推荐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我相信《黄昏》也同样会被推荐到那里去。
我的短片成功地参加了欧洲国际电影联欢节（并获得了重要奖）。
所有的影片所带来的只有对柬埔寨的尊重和钦佩，因为这些片子只是为那些能理解它们的人放映的，他们是：西方和不结盟国家的优秀人物，社会主义国家中那些有艺术修养的领导人和劳动者。另一方面，这些片子要么是免费放映，要么就是用来作为文化交流而放映，再就是为友好国家的社会福利而组织放映的。从流通和经营的角度来讲，我的片子要比重商主义强得多。重商主义仅仅是让那些没有教养的付了钱的观众对他们的片子进行侮辱。
总之，我必须在二者之间进行抉择：要么使我的片子在有限的国际范围内流转，这样做可以替柬埔寨带来了值得注意的利益；要么让我的片子广泛地进行商业性的流转，但这种做法将冒着有损于我国尊严的危险。我当然选择了第一种。这种选择虽然限制了我同广大群众的关系，但却可以使我接触到那些优秀人物，并且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了我国的最大利益，争取到了群众。
像《黄昏》这样一部会招来批评的片子，也得以在世界各地更多地流转。
这些片子受欢迎的情况如何呢？在美国，由于政治原因多于艺术的原因，所以总的来讲，情况非常差。在法国，意见是不一致的。请允许我摘引杰出的、有独到见解的评论家让·德巴隆塞里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金边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之后发表的：
“金边，……十二月×日电一一在四臂湾之滨，即在浩瀚的湄公河和洞里萨河汇合处，金边一座新建的剧院拔地而起，很多城市对柬埔寨首都的这家剧院只能望洋兴叹。这家剧院的使命就是为一切艺术服务。为期三周的金边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就在这里举行。
开幕的那一天，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剧院的大厅里。北朝鲜、蒙古、菲律宾、古巴、日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印度的代表同他们来自东欧或西欧的同志们、朋友们并排走来。三个沉默寡言，表情严肃的人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东西两个德国的代表相互生硬地点头致意。大家窃窃私语，嘲笑柬埔寨的抽签方法，着一点儿把以色列的短片同埃及的长片编排在一起……由于忠于它的中立主义，柬埔寨邀请我们参加了一个有各种国家代表出席的电影节。
随后，大厅里暗了下来，银幕上显出了片头字幕：《吴哥阴影》：‘编剧、导演：诺罗敦·西哈努克’；‘领衔主演：诺罗敦·西哈努克’；‘音乐：诺罗敦·西哈努克’。场上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尽管光线昏暗，但是所有的目光都朝向同他夫人坐在前面包厢里的那位还比较年轻的人。
在金边，人人都知道对十五年来掌握柬埔寨命运的西哈努克来说，电影远远超出了业余爱好，已经不像别人打高尔夫球那样，仅仅是为了娱乐。他对电影的爱好是认真的，而且‘专业’已经最终取代了他身上的业余爱好。他说道：‘作为柬埔寨的第一公民，我应该从事各种职业……有一天，我似乎觉得关心并领导我国的电影事业的发展，是必要的。多种形式的艺术活动是柬埔寨的优良传统……’
在多种形式的活动方面，西哈努克亲王是无可比拟的，他是作家、画家、作曲家、音乐演奏家、书刊编辑以及报社社长，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亲自参加维护他所珍爱的一切。当他号召在柬埔寨开展足球运动，他就变成了足球运动员，并且要求他的部长们穿着短裤在体育场上奔跑。四年来，作为推动电影事业发展的人，他不知疲倦地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至少摄制了八部长片。
导演一部电影需要一个技术人员组成的小组来帮助，其中主要的负责人来自（法国）高等电影研究所，各种角色往往是由他本人和他的亲属或者他周围的工作人员来扮演。在亲王看来，（所得收入归于国家互助机构的）商业性片子必须是能起到向导作用的。目前，柬埔寨的电影，事实上还纯属一种手工业状态，而且每年拍的二十来部片子都是16毫米的，既没有美感，也没有文化艺术的味道，而完全为了迎合一帮观众所追求的传奇性的和粗俗的剧情。亲王认为，这些片子只能使柬埔寨人自己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仙女》的作者还说：‘我认为，一部故事影片，配上鲜艳的色彩，美丽的风景，华丽的装饰，再加上爱情的内容，就能使人对柬埔寨的现状和历史传统有所了解。’
亲王在他的作品中严格地执行了这种审美要点，不仅对作为电影艺术家的诺罗敦·西哈努克有好处，而且有时也对作为国务活动家的诺罗敦·西哈努克有一定的帮助。《仙女》这部片子就揭露了美国和南越对柬埔寨领土进行狂轰滥炸的情况《吴哥阴影》则详细地描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策划的反对金边政府的阴谋。同样，正在拍摄中的《戈公的雷电》是反映红色高棉在边境地区进行颠覆活动的情况。
亲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电影爱好者乃至电影艺术家，自然会有在他们国家组织一次电影节的一天。第一届金边电影节，就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发起的。由于获得了成功，他还打算再次举办这种活动。在闭幕式上，西哈努克亲王正式宣布：‘下一届金边电影节将于一九六九年举行。’
西哈努克亲王拍摄的电影《小王子》，代表柬埔寨参加了比赛（《吴哥阴影》也同时放映，但不参加比赛）。作者指出，《小王子》的特点‘是我国大好河山的一曲朴实的赞美歌’。这部片子通过生动的画面，描述了一位年轻的君王，由于对他的人民的热爱，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才智和勇气，挫败了家庭内部策划的一个阴谋。”
由亚洲一些大国报界带头，不结盟国家的报刊普遍为我主持正义，这并不是为了讨我的喜欢，而是因为他们比西方报界更理解我的目的和动机。关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看一下印度一些主要报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对我的最后一部片子《黄昏》的评论。
《斗争周报》虽然对我所解释的吴哥宫殿不是印度宫殿的仿制物感到不满意，但是这家报纸还是肯定了我的片子具有的优点。它写道：“对这部片子，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反对那种说宏伟的吴哥古迹是印度文化的再现的观点；第二种看法，认为这是使人对美丽的国土的一次愉快的游览。……对于第一种看法，需要历史学家们去评价。至于第二种看法，大家认为能和土帮主的妻子（实际生活中的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一起旅游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西哈努克夫人扮演土帮主的妻子玛娅，从头到脚都充满着魅力。这两位主要演员为一个可爱的王国的传统增添了光彩。图像像花朵般鲜艳。宋桑阿的摄影技术是无可挑剔的。
《国民先驱者》认为：“一个政治家成为一个电影制片人，这是非常少见的。对于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来说，电影就同绘画、戏剧及音乐一样，都是娱乐。他对《黄昏》所作出的努力是令人尊敬的。在这部片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雄伟的宫殿、纪念塔和美丽的景色。”
《印度斯坦时报》说得更清楚：“通过建筑物和风光的美丽景象来说明柬埔寨的文化、历史和当前的发展情况，历史仅仅是个衬托。莫尼克扮演的土帮主的妻子是十分迷人的，而迪·莎薇扮演的女士也很漂亮。”
请允许我用下面几句话作为结束语：如果我的片子有时被西方的外交使团或报界嘲笑的话，那也是些拒绝承认我的乐曲是优美的极少数的人，这种现象比什么都没有还要好。
事实上，我的片子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豪感为基础的，但其中有些片子会相互“交叉”。比如：《吴哥阴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柏威夏》是反对泰国扩张主义的；而在《黄昏》这部片子里我拒绝接受所谓吴哥是“仿造”印度古代建筑的，光荣的吴哥时期之后高棉人民变得毫无生气等等一些论调。
有些西方外交官很自然地会来祝贺我的两部片子：《小王子》和《快乐的森林》。因为头一部片子仅仅反映了柬埔寨的优良传统；第二部片子也只反映了一个艺术的、富于情感的、不参与政治的柬埔寨。这种偏爱是可以理解的。我本人也是这样，喜欢为艺术而艺术，但是，有时人们是不能完全摆脱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