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设就是一个政府或一种制度，在经济社会事务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总和。我党——人民社会同盟成立于一九五五年，并于当年掌握了国家政权，直至一九六九年八月，接着，国家政权落入了朗诺、施里马达集团手里。一九七○年三月，我被废黜 。
从三月十八日政变起，某些柬埔寨“大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武断地认为，西哈努克时期的柬埔寨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取得任何发展，而经济方面更是严重衰退。有些同胞甚至还说我所执行的是一种“蒙昧主义”政策，使我国人民处于无知的状态中。然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却给我国政府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以表彰我国政府在国民教育和扫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的确，人民社会同盟执政时期所创办的中学、学院和大学，在“高棉共和国”政府执政期间却变成了兵营，或者由于缺少教师和学生而被关闭。
人民体育的飞跃
为了发展王国的体育事业，我党作了很大的努力。六十年代初，我们修建了四十多个省级体育场，几百个足球、篮球和排球场，还有许多游泳池。这些体育活动场所很快就成了年轻人的天下。一九六四年，金边一个很大的现代化的国家综合体育场落成。这个体育场里还包括一个奥林匹克运动场。整个体育场可容纳六至八万名观众。一九六六年，在欢迎戴高乐将军时，这里举行了十万人的群众大会，虽然很拥挤，但气氛非常好。“亚新运会”（反帝进步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时候，观众也是非常拥挤的。
为了评定一下柬埔寨体育运动的水平，即使不同世界水平相比，至少也要同亚洲水平比一下。我们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派出的国家级优秀运动员到金边参加这次运动会的成绩作个比较。请允许我列举几个数字，这些既表明了某些大国的雄心，也可以看出柬埔寨的实力。
我们派出的田径运动员是332人；中国208人；朝鲜201人；北越106人；巴勒斯坦59人；印度尼西亚51人；日本（进步的）49人；伊拉克47人；锡兰35人；也门28人；黎巴嫩、新加坡和叙利亚各27人；尼泊尔20人；老挝16人；蒙古10人。
从获得奖牌的情况来看，柬埔寨王国仅次于中国，和北朝鲜并列第二。从金牌的数目来看，柬埔寨只落在中国和朝鲜后面，远远超过了越南。同巨大的中国那些训练有素的优秀运动员比赛，能获得13枚金牌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绩了。这些金牌证实了我国运动员在下面这些项目中的实力：游泳（男子100米仰泳，男子200米仰泳，女子200米仰泳）；田径（女子标枪）；自行车（两项赛场短途项目、200公里公路赛、女子54公里团体赛、女子24公里个人赛）；拳击（最轻量级、轻量级）；赛艇（多桨小快艇）；网球（男子双打）。
中国所有的男女优秀运动员都来到了金边，特别是世界男子跳高纪录保持者倪志钦以及男女乒乓球优秀运动员。下面我向读者们公布一下金边“亚新运会”获得奖牌的名次：
国名 金牌 银牌 铜牌总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113 58 37 20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30 40 34 104
柬埔寨王国13 34 57 104
日本（进步工人代表队）10 13 8 31
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4 11 14 29
印度尼西亚7 9 5 21
伊拉克2 9 7 13
黎巴嫩3 3 7 13
巴勒斯坦 1337
叙利亚235
六十年代，柬埔寨在训练学生进行组字运动方面，仅次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亚洲最先进国家之一。
优秀作家兼著名的《体育运动队》报赫赫有名的记者居伊·拉戈斯对这次运动会作了热情的、令人惊叹的描述。“开幕仪式非常隆重。规模之大，令人赞叹不已。整个过程的组织工作井井有条。大型团体操异常优美，这在欧洲是难以想像的。两万名少年组成了彩色图案、人物肖像、镶嵌艺术等栩栩如生的画面。开幕式持续了四个小时，一直到了天黑，接着是盛大的、令人难忘的、五彩斑斓的焰火晚会。体育场挤满了十二万名观众，真是叫人赞叹不已！”
居伊·拉戈斯的文章的结尾写道：“最后，是规模巨大的闭幕仪式，色彩缤纷的焰火，欢腾的人群。各国代表队友好地混杂在一起，他们互相拥抱，有的还跑到主席台上拥抱西哈努克亲王。他们唱歌，跳舞，像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员一样，尽情享受着生活的乐趣。”
三洛发生过群众暴动吗？
“三洛事件”引起很大轰动。它已成了某些外国人用来编造传奇故事的材料。恕我冒昧地说，它已经被编入我执政时期的历史中。
一九六七年二月，当我在法国治病的时候，马德望省南部三洛地区居民中某些人，进攻了王家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营地和省保安队的一些小据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像多次被一些外国人所说和所写的那样，它是一次“高棉农民暴动”，是一次矛头指向我们的“扎克雷起义”呢？
我并不否认朗诺担任首相时，一些政府代表在这个地区犯了错误。在四月底，我要求朗诺辞职，撤换了许多不称职的官员，组成了一个“特别政府”。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局势就稳下来了。但是，我坚决否认这次事件是一次“群众暴动”。
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我党的机关报上，关于三洛事件是这样写的：“马德望省这个地区的人民一点也不苦，像所有边远地区的居民一样，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每户约有二至五公顷土地）、完备的住房、足够的耕畜、家畜、农具和种子。我相信，像柬埔寨这样给农业小生产者做这么多的事情，在世界上还是少有的。另外，这里公路四通八达，还建有了学校、医务所和合作社。在这样的条件下，是绝不可能发生扎克雷起义的。但是，这个省曾被越南占领许多年，而且越南当局一直注意向某些人灌输他们的思想，并同这些人从未间断地保持着联系。就是这些人手里拿着武器，并配备了一些离开讲台的教师和“失踪”的议员为干部，对群众以死相威胁，迫使他们离开村庄到深山老林里去生活。”
对于三洛事件，我要向读者们谈谈我的看法：
1）在一九六七年的时候，惹起农民们的不满情绪，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何况这些农民是我最忠诚的拥护者，他们直到一九七九、一九八○年仍然不顾一切地继续支持我。
2）一九七○年，当朗诺发动政变的时候，一些所谓的“优秀分子”争先恐后地抛弃了我，而这些农民却为我而起来反抗，直至倒在朗诺军队的机枪口下。
3）不管红色高棉的“辩护士”们怎么说，实际上，一九七○至一九七五年的人民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后来成为“革命军”），是由于亲西哈努克的农民们的不断加入才能得到补充和壮大的。
4）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年间，到泰国难民营采访的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记者们，都承认我的绝大部分同胞仍旧坚定地拥护我。
青年、知识分子和我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即我被朗诺分子罢黜前几个月，我在位于王宫前四臂湾上的“浮宫”主持了传统的送水节。事毕，当我离开那里时，数万名年轻人向我热烈欢呼，挡住我的车路，并跑过来拥抱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这样地对待我的继位者—共和分子。
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间，当我探望在法国避难的同胞们时，我高兴地察觉到在那里避难的知识分子，有百分之八十全力支持我，还和从前一样地热爱我。但是当时，只要有一小撮文人通过宣传工具批评我，“观察家”们就可以提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青年人和优秀分子当中，我根本就得不到任何支持……这种思想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很久以来我就是这种思想的受害者。
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针对高棉共产党（人民派）指责我虐待知识分子和进步分子的问题，我在我的党报上进行了辨别。我着重指出：
有些人，当他们在巴黎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山玉成的党或越盟组织，他们公开反对王室和国王，粗鲁地辱骂王室，甚至宣称要废黜国王。
回到柬埔寨后，他们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更没有被关进监狱。
还是这些大学生，在一九五五年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和人民派，反对王室西哈努克。他们对青年和人民说：“你们不能投人民社会同盟的票，因为它是为君主制度、王公贵族及其代表们卑鄙的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
他们还说：“君主制度是卖国的。就是这些君主们，从诺罗敦到西哈努克都向法国人出卖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他们还接着说：“即便是现在，王国政府把人民经过斗争、流血牺牲和通过日内瓦会议获得的民族独立当成廉价物，出卖给了美帝国主义。”
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你们投人民社会同盟的票，它将同样会把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上获得的中立出卖给美国，人民将同在黑暗的封建时期一样受到压迫，青年将会陷入极端愚昧的境地”。
在这帮大肆侮辱和诽谤王室和王国政府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受到追究。
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些粗野的批评家们，在一九五九年，人民社会同盟还让他们当了议员和大臣。
请我们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们作出回答，在非洲和亚洲其它中立国家或者在共产党国家里，他们能让反对派知识分子随便批评和指责已经确立的制度吗？能像人民社会同盟一样，为了“酬劳”这些人而让他们当议员，或大臣吗？
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里，情况当然不一样，他们用烧毁学校的办法，来惩罚那些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的大学生。有的国家，甚至把佛教僧侣关进监狱。
唯一被人民社会同盟捉进监狱的知识分子，是山玉成的忠实信徒游扬先生，因为他犯有叛国罪。但游扬先生承认，监禁他的监狱所执行的制度是非常温和的。他可以接见任何一个他想见的人，包括他的家属在内，而且还可以继续在法学院学习。虽然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很快得到了国家元首的赦免，而且是带着法学博士文凭出监狱的。
在人民派看来，“左派”知识分子受到了人民社会同盟的虐待。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人民社会同盟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待遇。
胡荣、符宁和乔森潘先生是继农顺之后，被磅湛和桔井的小红色分子们推举为他们的鼓动者和领导者，但一直没有被追究。人民社会同盟还让他们当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虽然选民多次向国家元首提出异议，要求取消他们的权责（特别是对胡荣先生更是这样），但他们还是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运动确定为国会议员。
《电讯报》等进步刊物，从未被封闭。它们的领导人都被安排了很高的职位。狄秋根是政府新闻社社长。周成多次担任大臣以后，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办公厅主任（是国家元首的左右手），成了领导集团中最有影响、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
在政府内阁中，有很大一部分职位都安排了年轻知识分子。在这些人当中，苏南和周索等人，如果不是“红色”，也是“粉红色”的，根本就不是西哈努克的“亲信”。许多有这种倾向的知识分子至今还担任着最高的行政职务，仅从教育界方面来说，他们是公立中学的校长，学院的院长，甚至是大学的校长。
目前，国家元首正在强调要发挥“年轻”知识分子固有的作用。他们已经占据或将要占据大部分的经济要害部门、国家机关以及城市警察署。我们并没有只限于资本家阶层。
访问过我国的法国、日本、印度、中国等的政治家，对我国把重要的职位交给年轻人，表示惊讶和赞赏。他们说，这在他们国家还没有做到，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也还没有做到。
人民社会同盟是非常宽容的，它甚至尊重拒绝承认它的人。即使是我本人，也还和共产党的高棉学生联合会热情地互换贺信。如果这些大学生属于第三世界其它国家的话，他们就会被召回国内受审，如果拒绝，他们的护照就会被吊销，也可能被取消国籍。
尽管我们的做法没有丝毫错误，但人民社会同盟还是被人民派说成是青年人、知识分子的最坏的敌人，尤其是进步人士的敌人。
这个党的政论家们毫不犹豫地写出了如下的号召：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要求革命建立一个真正的、必要的、健康的和平等的社会。”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被剥削阶级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殊死的斗争。”
“革命党人应该经受一切考验，经受帝国主义的走狗们和当权阶级所造成的一切苦难”。
“这些苦难不是永恒的，革命必须像马克思和列宁时期的共产党那样去战胜它们”
“尽管这些帝国主义走狗们指责我们是红色叛国分子和左派破坏分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丧失勇气”“决不应该屈从于当前的当权者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要大家都成为一个坚定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也不要过于相信西哈努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注意的。”
“表面上似乎是风平浪静的柬埔寨，需要进行一场反对在国内横行霸道的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因为他们正在任意地虐待进步分子和知识分子。”
“为了革命事业，每一个党员在斗争中，都应该保持冷静。”
因此可以说，对我国红色分子来说，为了马克思列宁的事业，必须同时考虑他们自己祖国的安宁与和平。
一九七○年三月，朗诺分子说，有几千名所谓的“西哈努克反对派”被西哈努克“关押”起来了，这和所谓的西哈努克“屠杀”红色高棉知识分子，同样是一种诽谤。我在我的报纸上所肯定的东西，已被一些生动的事例所证实了：交趾支那的柬埔寨人、药理学教授、生物学家石端先生，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给我的信中写道“有幸地生活在柬埔寨这个复兴时期，我才能满怀激情地参加我们祖国的改革。我之所以能够获得大学的职衔这完全由于人民社会同盟长期有效地执行了国家建设的政策。请允许我向您——尊敬的国父亲王、现代化柬埔寨之父—致以最衷心的谢意。”
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九日的《日内瓦日报》上，让·巴雷再一次地用这样的词汇强调指出我党和我本人在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西哈努克连续不断地为人民社会同盟的最新成果举行落成典礼（邀请了外交官和记者）。其中有：一所规模很大的技术大学（茶胶、贡布）；马德望的一个机场和一家工厂；金边的一所很大的大学和一座宽敞的国家剧院；西哈努克城的一个炼油厂、一个啤酒厂和一家大旅馆。西哈努克每次接受记者采访，都要持续几个小时。他曾在金边奥林匹克运动场内主持召开了有十万年轻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博得了阵阵的欢呼。他每天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
曾在柬埔寨生活过的法国人让·克拉沃德夫妇，一九六八年在巴黎地区的一家报纸上提到，在放弃美国援助之后，我们国家还在继续进行国家建设。他们帮我说了几句公道话：“……当我们在法国度完六个月的假期之后，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回到柬埔寨时，这个国家刚刚宣布放弃美国援助。有许多专门预卜祸福的预言家们说，灾难即将来临，‘三个月之后，柬埔寨将要重新回到石器时代。’然而，这个国家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按照自己的步伐继续向前迈进，竭尽全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柬埔寨只有一个方面是落后的，那就是盗窃、凶杀和土匪。对我们来说，我们对此并不抱怨。
一九六八年，保罗·格兰姆斯先生对人民社会同盟的柬埔寨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在《费城晚报》和《星期日报》上发表文章。他自己说是要尽力做到“准确地、诚实地和客观地来报导”。下面我引用了他用英文写的这篇文章中的一段：
“金边是一个拥有六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在不到十五年里，作为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把这个不引人注意的法国殖民地时代的后方，变成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国都。它的主要街道都是用柬埔寨历史上杰出人物、友好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知名人士，如戴高乐和毛泽东等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与其它亚洲国家首都相比较，金边比较安宁，秩序井然，对美国人也很友好。在许多西方人眼里，西哈努克变化无常，在两个大阵营之间采取了左右逢源的立场。但柬埔寨人和许多了解内情的西方人观点是，他的理论基础是民族主义，他从未背离过这一点。为了让他的六百二十万人民强大和统一起来，他建立了数百所医院和学校。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把这个沉睡的滨河城市变成了现代化的国都。许多公路设施都有利于农业和大森林的开发。”
至于人民社会同盟的反对派所喜欢听到的腐败方面的问题，格兰姆斯先生是这么写的：“……每个人似乎都承认，如果与亚洲其它国家相比，滥用职权（由于腐败所致）的现象，在柬埔寨也许是有限的。”
高棉和外国破坏分子
人们都知道，我在困难的国际条件下，是怎样为我国的发展而工作的。
为了破坏我们的建设，美国和南越真是用尽了他们的一切可能。他们经常使用的手段是，侵扰边境。但人们还不太了解泰国是怎样厚颜无耻地投入这一破坏活动中去的。一九六七年，王家部队粉碎了在柬埔寨领土上活动的一支由泰国军民混合组成的特别分队，这些人由于得到了山玉成的自由高棉的同意（是地地道道的出卖），定期到与泰国交界的梅莱山地区来伐木。
这些泰国人不仅采用最现代化的机械来采伐这个地区的林木，而且还在那里修路以便把他们砍伐的木材运回他们的国家。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中尉指挥官和两个泰国保安系统的士兵负责和自由高棉叛国分子联系。在他们的指挥下，一百多个泰国老百姓成了他们的奴隶，充当他们的卡车和推土机驾驶员以及伐木工。
事实上，泰国当局无视我国的主权，吞并了高棉的梅莱山地区。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其它的边境地区也将被我们的邻居所“管理”，我们政府将对这些地区失去控制。一九六九年八月七日，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曾就这一问题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作了详细的报告。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七九年泰国又支持红色高棉在同一个梅莱山地区建立了他们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