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柬埔寨的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外国元首，包括许多世界名人接连不断地到柬埔寨访问，许多外国政府也邀请我去进行国事访问。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互相访问都是在高棉王国内外处境非常困难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期间我们同泰国、南越及他们的保护者美国的关系都存在着严重问题。在柬埔寨内部，有美国某些机关支持和援助的山玉成的自由高棉，还有越南北方共产党支持的红色高棉。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高棉王国接待了如下的欧洲国家元首：捷克斯洛伐克的安东宁·诺沃提尼总统和夫人、法国戴高乐将军和夫人、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及夫人。
从非洲来的有毛里塔尼亚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和他的家属、尼日尔总统迪奥里·阿马尼。
亚洲有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菲律宾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后来，还有苏加诺总统的继任人苏哈托将军、中国总理周恩来、马来西亚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澳大利亚总理霍尔特先生等等。
在这些著名人物中，还有比利时前国王利奥波德陛下及其夫人雷蒂王妃、美国前总统的遗嫣杰奎琳·肯尼迪及苏加诺夫人哈蒂妮等。
在这十年间，我正式访问了法国（一九六四年）、印度尼西亚（与苏加诺互访三次）、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九六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我在朗诺政变前最后一次访问这个国家，因为中国一些分子和红色高棉知识分子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引进了我国，使我同中国发生了矛盾。
我永远保持着同这些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交往的回忆。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在参观吴哥窟时，坐在一乘轿子上，俨如过去的高棉君主。他很喜欢吃印度咖喱，我们在暹粒找到了一个印度商人，他为自己杰出的同胞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菜肴。总统的样子特别有趣：他按照印度的传统习惯坐在一个垫子上，用手抓饭吃。
诺沃提尼夫人对我讲，她和她的丈夫都不习惯于亚洲的饭菜。她接着还说他们也不习惯于某些国家比较简单的厨房烹饪法和简易的卧室，特别是浴室更应改进。但她说，他们喜欢我们西方式的接待方法，舒适又整洁的宾馆，法式菜肴和法国酒。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元帅夫人也说，她和她的丈夫担心访问亚洲之行后会感到不舒服。在南斯拉夫代表团到达金边之前，铁托夫人打电报给我，她希望招待的饭菜简单些：烤肉，熬菜和面包即可。饮料方面只需要矿泉水。当他们在柬埔寨吃第一顿午饭的时候，我向元帅和他的爱妻推荐了两个菜，一个是营养的，另一个是美食的。前者是根据他们的要求安排的，后一个是在我的监督下，由两个金边最好的法国餐厅老板烹调而成的。这两个名厨是金边塔韦内餐厅的米尼奥先生和巴黎咖啡厅的斯巴克塞西先生。最好的法国葡萄酒都准备上了，铁托马上就同意了，他对我选定的那道美食菜和法国酒的评价都很高。他请他的夫人转达对我的谢意，感谢我的热情款待和精美的菜肴。后来，他们参观了吴哥，照了近百张相片。元帅还兴趣盎然地出席了在金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新公园的开幕式。
在起草例行的联合公报时，出现了意外。我根据自己的中立政策，要求对美帝国主义明确地表示谴责，对越南北方和越共所进行的斗争表示坚决地支持。铁托则坚持其共产主义立场，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只同意保留有关越南北方问题的一小段，不希望加上公开谴责美国那些话。对支持越南那一部分，态度也很谨慎。为了取悦于我的这位贵宾，我“妥协”地接受了他所提的草案的主要内容。
我和乌尔德·达达赫总统建立了真诚的友谊。这友谊在我被政变所推翻以后也未破裂。达达赫总统反对这个政变。一九七二年，他组织人民热烈地欢迎我。在努瓦克肖特，还放映了我赠送的他成功地访问柬埔寨的彩色纪录片。
尼日尔的迪奥里。阿马尼总统于一九六九年访问柬埔寨，获得了很大成功。欢迎群众，特别是孩子们，一边热烈鼓掌，一边喊着“这个大个子黑人穿着一件大白袍，真有意思！”漂亮而有良好教养的迪奥里·阿马尼夫人好奇地问我夫人，孩子们说的是什么。莫尼克回答说：“孩子们说，总统真有大贵人的风度！”迪奥里没有忘记高棉王国的盛情。一段时间后，他不顾自己西方朋友的反对，于一九七二年承认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合法地位。
我觉得，海尔·塞拉西皇帝没有什么胆量。朗诺政变后，他在北京对我说，他不能承认我的政府，并劝我祈求上帝帮助。他说“只有上帝可以为你做点事情。”
苏哈托，政变一发生就承认了朗诺政府。
崔庸健访问柬埔寨之后，在给金日成元帅的一份报告中赞扬我说：“在西哈努克的领导下，柬埔寨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第三世界众多国家中属于上等的。这个国家取得了显著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范。”
马卡帕加尔对他在金边所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一直很感动。但使他感到内疚的是，在他访问我们首都期间，未能调和我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双方会谈后，我为他举行了跳舞晚会，但他心不在焉，只与我夫人跳了一圈，几个月前，在马尼拉时，他赞口不绝地夸奖莫尼克。
使我感到荣幸的是，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接受了我的建议，在吴哥同马卡帕加尔举行了首脑级会晤，讨论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国际新闻记者也纷纷赶到。我在吴哥举行了传统舞会和烟火晚会，并且邀请来了艺术家库尔德·朱尔让、珀泰尔·奥图勒和在那里拍摄《洛德·金》的剧组。朱尔让对我很尊敬。奥图勒对我夺走了晚会的女主角耿耿于怀。他对《生活》杂志发泄不满，说我“充好汉”，说我自以为是一个不可一世的鳄鱼。
一九六○年，周恩来和他的助手陈毅是在我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驾崩时到来的。他们在我父亲遗体的脚下安放了两个巨大花篮，以示哀悼。他们乘王家海军炮舰游览了白马和贡布的沿海岛屿。通过富国岛（高棉人称为棱子岛）时，他们说这个岛无疑应属于柬埔寨，因为它就在柬埔寨领海之内，法国殖民主义者根本不应该把这个岛划给越南。两位伟大的中国朋友，对我的母后，按照他们的意愿准备的高棉式早餐倍加赞赏，连作为米粥香料的茉莉花都吃掉了。
一九六七年，杰奎琳·肯尼迪的访问，引起的国际反响最大。那时，我们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已有两年。许多外国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都蜂拥来到了柬埔寨。我敢断定，只有戴高乐将军才能同杰奎琳拥有的宣传工具“相媲美。”
与许多人当时所想法的相反，杰奎琳·肯尼迪并未向我转来美国政府的任何书信、口信或别的信息，她只字未向我提起美国和柬埔寨之间的问题。每到一地，当人们以怀疑的态度问她时，她都直率地回答，她只想访问吴哥。在西哈努克城，她为以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剪了彩。她在金边，可以说是受到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但这两个城市都不如神奇的吴哥对她有吸引力。杰奎琳是一位文静的、贤惠的、风趣的女性，她一点也不懂高棉语。而有一天，当我对她说，他们在向她热烈欢呼时，她却说：“亲王殿下：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些人欢迎的是您。他们不停高呼：桑岱欧！桑岱欧（国父亲王）而这并不是我的名字呀。”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间，虽然我正与美国进行斗争，但杰奎琳·肯尼迪仍坚持在每年九月三十一日向我祝贺生日。这样做的还有一个意大利贵族莱蒙多·奥西尼王子及另外很少几位富有情感的人。
杰奎琳访问柬埔寨两年之后，当我到腊塔纳基里省的山区视察时，红色高棉煽动那里的山民们质问我，欢迎那个美国前总统的遗孀来访，是不是准备恢复柬埔寨与美帝国主义的外交关系……
对哈蒂尼·苏加诺只需一句话：她太漂亮了，我们的大学生都为之倾倒。我理解他们……，这位富有魅力的妇人私下对我说：在河内，她使胡志明主席承认自己并非圣人，也有过几段艳史。
我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比利时的利奥波德陛下和他的夫人李丽安娜王后。这些真正的大贵人很随便，我和我的夫人陪这两位旧日的君主在吴哥和白马度过了难忘的时刻。在白马对面的一个岛上，我们甚至过起了塔西堤式的生活：大家都围着沙龙，男人们都光着上半身。
李丽安娜很有教养，富于探求精神，很愿意同我争论政治问题。她很爱吃我们厨师做的“法国式”面包，并说除了法国，惟有柬埔寨才能做出真正的法国式面包，她吃了很多。李丽安娜聪颖过人，不但讲究美食，而且还是个体育爱好者，很喜欢驾驶汽车。我把我的“阿尔法·罗米欧”赛车给了她，她便在白马到贡布的公路上（大约二十公里）很娴熟地驾驶着，在那辆车上还有她丈夫——国王及莫尼克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和诺林德拉邦。我和我的夫人驾驶着另一辆车。到贡布后，我们在贡布河旁一个公园里的长凳上，在优美、宁静的环境里聊了很长时间。
利奥波德国王特别有学问，他对世界政治形势，特别是亚洲形势分析得十分精辟，同时，他非常有影响力。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七九年，有一位公主——利奥波德和李丽安娜的女儿，到泰国来照料柬埔寨难民。
我和新加坡的李光耀关系很好，这位华人后裔，头脑清晰，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发誓要把他的小国家变成秩序良好，繁荣昌盛的楷模。他赞同我面对着“列强”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从一九七○年至今，他是东盟国家中不那么反对西哈努克的领导人，同时也是我忠实的朋友。
真正的友谊的桂冠应属于苏加诺总统。这位前印度尼西亚独立英雄是一位爱美的纨绮子弟。他很喜欢穿着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长官的军装。但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令人发笑地将纪念章、勋章挂满胸前，而只是佩戴着一条彩绶。在公共场合，他总是戴着一顶黑色穆斯林帽子，以免露出他的秃顶。他有雄辩的口才，用协调的动人的格言来激励他的人民，也用来激励他自己。在许多年里，他的人民对这位威望极高的领导人所讲的一切都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他在柬埔寨用法语发表讲话时，至少表示要反对“人剥削人”。喜欢女人是他的癖好，虽然这种事情需要多年的时间，但他总能成功。按古兰经的教义，他娶了四位夫人：法特玛哇蒂、哈蒂妮、黛薇（她是日本人，在七十年代，成了社会活动的“火车头”）第四位就是哈尔雅蒂，她最年轻，但不太漂亮。苏加诺总爱在我夫人莫尼克身边，仿佛她就是他的王后了，反而让我亲切地陪着黑得像纯种高棉人一样的哈蒂妮。但哈蒂妮却不把我当作她的“可靠朋友”，因为苏加诺让我陪黛薇共进晚餐，又让我和哈尔雅蒂一起乘游艇。
一九六七年，苏加诺被苏哈托废黜，监禁在一个小别墅里，尽管备受凌辱，又被病魔缠身，但他照样还娶了一个芳龄十六岁的女学生，真是至死也要做一个唐璜式的人物。他对我的友谊始终没变。一九六九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他还给我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并赠给我一把带有镶金象牙把儿的爪哇苏丹短剑，以表达对我的永恒友情。
戴高乐将军在逝世前两个星期，也亲笔签名把他的回忆录《希望》赠送给我……
这两位伟大的朋友，他们离职之后和去世前不久，都看到了我被迫退出国际政治舞台的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