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中立国的国家元首断然拒绝了美国的援助，而且在两年之后又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这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之事，也并不是一时冲动的。我这样做并不是要取悦于社会主义大国，尽管他们会对我的决定拍手叫好，但他们并没有建议我这样做。拒绝援助和断绝外交关系，完全是我个人的举动。但有一点要说明，对这件事，除了少数亲美的高棉右派外，我的绝大多数同胞是理解的。
那时的美国目空一切，傲慢自负。它根本不理会一个小国的自尊心，而这些小国并未先行与它为敌。美国还以“世界宪兵”自居，陶醉于自己的军事、经济和财政力量，绝不容许受它少量资金援助的小国实行独立政策。这就使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与美国之间发生越来越严重的矛盾，最后导致两国分手首先，我要讲述一下那场持续的、极其猛烈的、具有侮辱性的、反对高棉中立政策和我这个“红色亲王”的宣传运动。这是最有影响的美国报刊煽动起来的，西方报界立刻响应，泰国、南越的报刊也一哄而起。每当我翻开亲西方的报纸或杂志时，总会看到对我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诋毁我的成就，说我标新立异。用世上最难听的语言谩骂我的政府和我本人，有时还骂我的亲属。
与此相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报界却不对我进行批评。尽管他们也很少对我鼓励几句，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一天，我的政策与共产党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他们肯定也会对我进行激烈的抨击。我当时天天受到的辱骂都是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
一些西方外交官和西方朋友，劝我最好不要对这些攻击太认真。他们解释说，西方是新闻自由，所以许多文章与政府的观点大相径庭。我当然知道这一点，因此，虽然受到了无休止的污辱，情绪很坏，但我不会对美国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只要它不对我及我的政府进行无法忍受的颠覆。
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活动在我国边境省份的山玉成和自由高棉叛乱分子提供了经费和物质援助。我们俘获了许多最老牌的山玉成分子，特别是像普雷尹之流，他在有十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上，供认自己是山玉成领导下的自由高棉的一个头目。他们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效力，目的是推翻我们的政权。
与此同时，我们的两个亲美邻国加紧了对中立、和平的柬埔寨的挑衅活动。泰国拒绝承认我们的边界，还侵占了拍威夏省的高棉吴哥时期的古寺庙。南越政府方面则无理地索要高棉的边境村庄和沿海岛屿。他们的军队侵入我们的领土，并制造了流血事件。
从南越空军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对我们边境省份狂轰滥炸，向许多村庄进行扫射，并对我们的橡胶园和农田施放化学药剂，使之枯死。总之，美国及其盟友不喜欢柬埔寨中立，并采取了近乎于不宣而战的敌对行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一九六三年被迫拒绝一切美国援助，并于一九六五年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的原因。
请允许我对这一重大事件做一下介绍，包括我对自己的同胞就拒绝美援一事所发表的许多报告和文章，以及国际舆论对此的看法，供读者们参考，以便判断我们的决定是否正确：
自由高棉的情况
自从各种形式的美国援助被拒绝后，华盛顿和伦敦等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政界、外交界以及金边的政界和外交界便开始散布“西哈努克疯狂到了极点”的流言蜚语。在资本家、新殖民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眼里，一个国家元首，而且是中立国的首脑，竟然自愿放弃他人求还求不来的援助，这倒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从未见过之事。
当然，其他国家曾经有过这种“威胁”、“要挟”，但最终只是虚张声势。直到事情发生前几天，人们还怀疑，还在评论，西哈努克也不过就是说说罢了。
我手里有一份报告，是一个自称“旅游者”的人寄给西贡政府的，其实他的真名叫范仲仁，是原越南民主共和国驻金边的代表。这份报告是我们的警察在波成东机场检查他的行李时偶然发现的。他在报告中指出：西方国家外交官对他说：“西哈努克的行为太轻率了……如同一个三岁的孩子。”
为了回答这篇报告和敌人对我的诬蔑，我要引用一位先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华盛顿参议院会议上为我辩护的讲话。这位自愿当我的辩护人的先生是麦克·曼斯菲尔德，而他本人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我在这里只能有选择地介绍这位知名人士的讲话的内容。但是，在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读者中，除非具备较强的“理解能力”才会相信他们的这位同胞或盟友的“无稽之谈”。为了这些人，我觉得有必要作详细说明，但为了避免产生错觉，我还有必要设法使他们相信，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贸然地采取什么冒险措施。
我们还是先说说自由高棉的问题吧。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看来，我如此重视一个没有形成什么规模，也引不起人们注意的运动，实在是一种错误。另一方面，我把这些叛国分子，通过电台不断地对我本人进行攻击也归咎于美国人，这就更不公正了。
很明显，与我们全国同胞的总人口相比，自由高棉的人数是少得可怜。
西方人大概还不知道，对于一个禀性良好的亚洲人，更确切说是对一个高棉人来说，遭受平白无故的辱骂和不公正的对待，是多么不可容忍之事。我们可以忍受一切，即使受到最残酷的肉体折磨，也从不呻吟一声，但是对辱骂、轻蔑和不公正的对待，是绝不会忍受的。由于西方人对此根本不理解，所以他们对西贡的俄佛僧侣自焚殉教的行动感到震惊。
这些道德高尚、谦逊而又很平凡的人，之所以要英勇献身，就是因为他们的宗教受到了自称是基督教徒的吴庭艳的蔑视和不公正的待遇。
由于我本人，尽管我受过西方的教育，但还依然深深地打着亚洲和高棉人的烙印。那些走上邪路的高棉人，即山玉成和其他自由高棉分子，对此非常清楚。在权衡利弊之后，他们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不是用由南越、泰国豢养的雇佣军来攻打我们的军队，而是通过每日的唇舌攻击，对我本人进行最下流的辱骂和最恶毒的诽谤。
死于枪炮是无所畏惧的。但对我国全体同胞们来说，他们对我像对神一样崇拜，把我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加以保护。听到对我的这些侮辱和诽谤，都会感到不可容忍。如果我是日本人，就会立即剖腹自杀。可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就不能这样做。对于我来说，宁可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或死在他们雇佣的刺客手里。
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该知道我的心理了，也应该消除想像和评论所说的那样：说我是因为害怕遭到吴庭艳和吴庭儒同样的下场，才拒绝了美国援助。他们最好应该向他们保护下的他纳·科曼和沙立·他纳勒打听一下亚洲人，特别是高棉人的德行。这些泰国人玩弄这种德行之外的手法，对我不断地进行侮辱和诽谤。
最近，他纳·科曼对泰国和其它国家的记者说：“西哈努克把他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共产党中国了”。其实，这位泰国外长深知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坚定不移的。他也确信，谎言要比制造直接袭击我的住地的事件，或搞一个反对我的阴谋更能伤害我。我要提醒沙立·他纳勒一句，我之所以断绝同泰国的外交关系，就是因为他把我比喻成“敢于同雄狮较量的猪”。
有人要问，西哈努克为什么敢把个人的事当作国家的事呢？我可以作明确回答，因为全体高棉人民感到自己的荣誉和尊严，或被称做“自豪感”，都是由我或通过我来体现的。如果我仅代表个人的话，那么我的敌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南越人早就获得成功了。事实上，五百多万人民与西哈努克已成为同一体，所以，对我的侮辱和诽谤，就是对柬埔寨人民的中伤。
美国人不断地声明说，山玉成和他的自由高棉是投靠泰国和南越的，说美国是他们的保护人和出资者是毫无根据的。
我所深切怀念的、为人正直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去世前不久，还指示美国政府以他的名义向我们保证，美国绝对不介入自由高棉事件中。尽管普雷尹和桑山在特别国民大会上对此已供认不讳，但令人怀念和尊敬的肯尼迪总是矢口否认美国政府与自由高棉之间的勾结。我对肯尼迪总统在任期内的直率和正派并无怀疑，可惜他的任期被一场悲剧终止了。
我绝不相信美国驻泰国和南越的一些官员，对亲自由世界的柬埔寨叛国分子在那两个国家中的活动一无所知。在这些官员的许多报告中有一份骗人的证明材料，而他们这样做与一个大国政府的形象是极不相称的。他们在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面，说什么自由高棉以及他们的部队和广播电台都在柬埔寨境内。他们甚至还声称，这些自由高棉完全是某些共产党大国为了破坏美柬关系而扶植起来的。在最近举行的几次记者招待会上，我才有机会完全拆穿这些怪论，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问过一些美国朋友，他们为什么不解除维克多·马初的职务，他在和达春策划反对柬埔寨王位、分裂我国领土的阴谋时，就像吴忠孝一样被“当场抓获”。
某些驻金边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察家当然明白，山玉成不会再有机会和我国同胞在一起了。但他们却错误地相信那些被我们邻国的“心理学”机构蒙骗了的美国驻曼谷和西贡的官员，认为这些官员对柬埔寨的现实情况非常了解。
在此，不能不提起驻金边和西贡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在柬埔寨问题上进行的那番滑稽可笑的争论。谢勒将军认为，柬埔寨必须是真正的中立，不容许有共产党的破坏；西贡方面的美国官员则认为，西哈努克的柬埔寨愚弄了谢勒先生和他的参谋部，他们的观点很明显，我们的国家存在着潜在的共产主义或者已被共产主义赤化了。
绝大多数驻西贡和曼谷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都相信泰国和南越领导人所讲的关于我的传说。像普雷尹招供时所说的那样，他们都认为，高棉人民确实在受着西哈努克的压迫，他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正等待着，一旦西哈努克把僧侣和农民出卖给外国共产党，必定会导致山玉成出来把我推翻。普雷尹还供认，在西贡，南越政府和自由高棉就是利用这种材料对其雇佣军进行宣传的。普雷尹原来也这样认为，于是他趾高气扬地回来与我们“谈判”，但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受骗了，高棉人民的情绪与他想像的完全相反。
我们还应该提一下古巴的猪湾事件，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美国政府保证，古巴的“自由战士”已胜利在望，他们一上岛，就能打到哈瓦那，卡斯特罗很快就会被推翻。事后，我们发现，他们对驻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那些可怜的古巴雇佣军所进行的煽动性宣传，同驻在南越的自由高棉天天听到的宣传几乎是如出一辙。令人吃惊的是，猪湾事件之后，“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缩写词）三个字在我们国家里的名声更是臭不可闻了。
最后，我要提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事情。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为我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时，阿伦·杜勒斯先生的部下却秘密买通了我们访美代表团成员、柬埔寨国会议员斯拉波。就是这个斯拉波，在他回到金边后，就充当了美国驻金边大使馆某个部门与其兄达春之间的联络员。事发后，他在军事法庭上供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我在这里向尊敬的盎格鲁——撒克逊外交官们，介绍一下美国驻金边大使馆的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马丁·赫兹在柬埔寨的下场，他编写一本《柬埔寨简史》，引起了一些轰动，也由此招来了一个不甚光彩的名声。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中，马丁·赫兹试图描绘一幅我们吴哥时期的历史图画，但并没有取得成功，著名学者贝尔纳·格罗里埃在书中找出了大量的错误以及与历史事实相悖之处。
在现代史部分，马丁·赫兹居心不良，一心要把我在为争取和保卫柬埔寨独立的斗争中的所有功劳一笔勾销。赫兹抱着极其固执的偏见对我展开了凶猛的攻势，企图诋毁我的名声，抹杀我的功绩。他的言辞非常激烈，与今天称之为自由高棉的山玉成集团的广播电台过去说过现在还在喋喋不休地重复着的言论很相似。
更有意思的是，这本被西方从事高棉历史研究的学者们斥之为不正经之物的《柬埔寨简史》，在美国却总是被视为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名著，而且还摆到各个图书馆，包括美国各著名大学的图书馆里供人们查阅。此书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颇受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使大家相信山玉成并不为美国领导人所青睐，而是北京或河内的人呢？这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卑劣说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美国不亲自出面参与反对分裂柬美友谊的共产党的破坏阴谋。他们或许有理由说，因为他们对南越的城市控制很严，自由高棉是不可能秘密存在的。我知道，他们还会辩解说，如果没有“主权国家”南越政府的同意，他们是什么也做不了的。那么当时它这个政府是同自由高棉相勾结，还是同河内同谋呢？这种辩词是荒谬的。
美国在自由高棉问题上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没有美国的支持，那些人是毫无办法行动的。西贡和华盛顿放任这些叛国分子肆无忌惮地侮辱和诋毁高棉国家元首的声誉，如同侮辱和诋毁整个柬埔寨的名誉一样。这件事证明南越和美国所宣称的愿意真诚地同我国交好的说法没有丝毫诚意。他们只能成为假朋友，即使在他们告诫我们要警惕共产主义时，也并不是从我们国家的利益出发的。面对这些情况，为了维护民族尊严，我们怎么能够继续接受美国援助呢？
假使美国人真的相信自由高棉就在我国境内的话，那我只能郑重地邀请他们驻在金边的众多的军职和文职官员到我们所有城市、农村和森林中，去掏自由高棉的老窝好了。如同法新社报道那样：不管怎么样，自由高棉问题事实上是一触即发的炸弹。
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些促使我决定放弃一切美援的其他原因。这个决定受到了我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热烈的欢迎。
请允许我在下面转引农金尼大使在电报中给我传来的曼斯费尔德参议员讲的全文，我将不加任何评论，使这个具有极高价值的文献保持其完整性。因为他是一位美国人，一位不同凡俗的、有修养、有道德的正直的政治家，一位在他们国家中的伟大人物，尽管他们国家犯了许多重大错误。
纽约时报仅仅转载曼斯费尔德参议员十一月二十日在参议院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其实，那篇讲话很长，参议员用了非同一般的词句，赞美了亲王和柬埔寨。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个讲话摘要报道，讲话全文也于今天特挂寄回。引文如下：
“在报刊杂志中，有许多文章指出，如果今后柬埔寨政府要求的话，美国应再给予援助。同时，柬埔寨指责美国政府部门，参与了企图推翻柬埔寨政府的阴谋。
“这一时期，产生被人察觉的敌意实在是很不幸之事。但这种事的发生已不是第一次了。在我们与柬埔寨的关系史中近十年来总的说是良好的。但从一开始，这个关系就一再出现误解和个人间的不和。我认为，不能总把错误都归咎于对方。
“柬埔寨反复强调要尽力避免对外国援助的过分依赖，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要终止美国援助。而美国政府对这些反复的警告根本不重视，当成了耳旁风。
“美国向柬埔寨提供了八百万美元的援助，尽管比给泰国、南越和老挝的援助少得多，但已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这个援助对柬埔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使柬埔寨有力量防御外来侵略。虽然他们的军队还少，但是非常有能力和非常忠诚。同时，也更加强了柬埔寨人民的民族主义思想，看到了自己的作用。
“可以说我们重视柬埔寨的意愿，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做法。而且很高兴地看到，柬埔寨最终摆脱了我们的援助。对于一个有勇气寻求自力更生的政府和人民，我们应表示尊重。对于卓越奋斗的人民和国家元首，我们要表示赞赏。我们尽了自己的一切可能来保证，我们是支持和鼓励这种热忱的努力。总之，我认为柬埔寨将终止这个援助。这一点是不是传出去了呢？肯尼迪总统十一月十四日发表了声明：（下面引号里的是参议员引用了肯尼迪总统十一月十四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它在政界，新闻界引起了什么反应呢？请审查一下国务院近几年来的那些谨慎的声明以及报界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按照你们的看法，柬埔寨的这个愿望所受到的是赞赏还是挪揄？是否看到我们在竭尽一切可能来保证，避免由于援助的终止而带来的冲击呢？不，你们不会看到这种情况。相反，人们普遍都说这种想法是愚蠢的。柬埔寨居然想要自力更生，简直是背信弃义，不能容忍。所以，你们看到的几乎都是谴责柬埔寨放弃美援，可以看到全是统一口径的评论，都对柬埔寨国家元首正常的理智和独特的气质进行诬蔑。也可以看到一个旧君主决心捍卫君主制和佛教传统，犹如一个共产主义者捍卫马列主义一样。还可以看到他被当作一个吹萨克管的花花公子。’
“然而，这个非常虔诚、个人能力很强的国家元首，比起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元首来，他更懂得怎样联系本国人民。
“为了捍卫自己杰出的民族文化，他发动并依靠人民共同努力，使它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发展的激流中继续发展。
“总之，你们看到的几乎是国家间的敌意，这促使了他们在现有边界内的发展，主要标志是：人民更加团结，政治更加稳定，人们更加自由，公众更多地关心国家大事，这是任何其他亚洲国家都不可比拟的。当然，柬埔寨也犯了错误，而且柬埔寨在东南亚问题上同其它国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这就说明为什么在柬埔寨刚获得独立的时候，其国家元首就受到普遍的反对。
“应该承认，我不理解这种态度，只认为是不够体面的。我想不能以它作为我们两国及我们与其它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础。我认为，它妨碍了美国的对外关系，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只希望有一种永远依赖于我们援助和我们崇高的德行的关系。如果我们认为，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一但失去美国援助就会自动倾向共产主义，并以此为处理一切事务的原则，那是很不好的。假设说，一旦停止援助就真的会发生上述情况，我们就一味地通过对他们的国家元首的过分指责及辱骂以促使柬埔寨崩溃，为加速这种崩溃早日到来，我们也不能采用同柬埔寨人民为敌的方法，也不能为柬埔寨人民要自立这样的好事视而不见。否则，久而久之，柬埔寨被推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轨道上的预言将变成现实。如果真有这一天，这个重大责任应该归咎于我们的无知和官僚主义。
“如果我们真的要维护我们在东南亚的正当利益，就不应对柬埔寨终止我们的援助采取蔑视、嘲讽和打击的办法。正相反，我们要尽可能地挽回那些不应该失去的善意。现在我们要做的，尽管晚了一些，但要真诚地、愉快地承认柬埔寨的现实，不要再为此争论不休了。因为继续过多地争论下去，等于把这个小小的国家推向已张开双臂的中国共产党的怀里。
“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谴责柬埔寨，而是鼓励其它国家也走这条路，努力摆脱我们的援助。我们应加倍努力，改善柬埔寨和它的东西邻国的关系，为它们创造一种友好的气氛，以安抚受惊的柬埔寨。
“我竭力主张，在柬埔寨尚未完全丢失之前，参议院和政府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应该高兴地看到柬埔寨人民坚决要自立的事实。唯一的奥妙是，我们的外援的正确设想被令人遗憾的敌对情绪冲淡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引文完）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在结束他的讲话时，要求将他一年前到东南亚考察时写出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报告列入大会文件。
随后，佛蒙特州参议员希肯要求发言，表示支持曼斯菲尔德。农金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华盛顿。
美国的军事援助及我们的态度
一九五八年，吴庭艳的武装部队在上丁省蛮横无理地将自法国保护国时期以来的界碑擅自移到了我们境内纵深四公里的地方。那些军队还在这块被天真地并入了南越版图的土地上驻扎了两个月之久。
那时，我要求美国政府进行干预，让吴庭艳撤出他的军队，并把界碑移回原处。不久，卡尔·斯德隆大使把华盛顿的答复转告了我，说美国政府绝不介入这场“纠纷”，以免引起两个友好国家相互对峙。另外，大使还明确告诫我们，对美国的盟友绝对不能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因为这些武器是专门用来打击共产党的。
就是在一九五八这一年，我终于明白了，美国“慷慨”、“友好”的军事援助不仅是附带条件的，而且是带有毒性和侮辱性的。所以，我们对此也失去了信任。
美国人早已明确地向我们打了招呼，如果我在接受他们提供的军事援助的同时，又胆敢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武器捐赠的话，他们就停止给我们提供粮食和弹药。由于我们的“自尊”，我们接受了与我们的主权不能相容的条款。这些“施主”们曾保证向我们的高棉王家武装部队提供极精良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以保卫柬埔寨的尊严、和平与领土完整。然而，上丁事件，却暴露了美国军事援助的真正目的。
根据我们当时的估测，使我们首先知道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不仅不足以进行一场防御战，恐怕连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演习也无法保证。为了将军队运到上丁，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人征用大量的马恩出租汽车那样，我们起用了许多中国卡车。但这些车的马力太小，又都是修过的旧车，结果大多数都在半途中抛锚，在通往上丁的途中，到处都是这种车。至于武器装备，根本不是什么现代化的，而且数量也非常不足。另外，卡尔·斯德隆先生还向我打招呼，不许向泰国人或吴庭艳的南越人开火。
对于我们这些信奉“中立”的人，美国提供的只是专门用来杀共产党的武器，而共产党并没有威胁到我们。至于分别侵占了柏威夏和上丁部分地区的西贡和曼谷的士兵们，却丝毫也不许伤害。军事援助协议明文写着，为了维护我们的主权和自由权，美国同意向我们提供必要的和足够的援助。可是在一九五八年，美国的援助显然是用来对付假想中的侵略柬埔寨的共产党，而不是对付真正的侵略者——自由世界的南越和泰国雇佣军。
面对着泰国和南越的直接威胁、挑衅和侵略，柬埔寨既没有抵抗的手段，也没有自卫的权利。美国人重点警惕的是我们的“自由”是否受到共产党的威胁。而这种自由和我们的独立以及领土完整在山姆大叔的亲密盟友们用枪炮来抢夺时，却要轻易地拱手相送。
由于海牙国际法庭的公正裁决，柏威夏才终于归还柬埔寨。至于吴庭艳军队撤出上丁，却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的强有力的警告的结果。如果说我们的领土完整得到恢复，我们的尊严得到保全的话，并不是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而是由于国际上的坚决要求，其中包括美国的头号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
一九五八年以来凡驻在柬埔寨的外交官和其他外国人都可以证明，我当时要摆脱美国援助的目的，是为了使我国和我们的军队能适应在没有这个援助的情况下生活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盎格鲁——撒克逊人，继续在捏造有关我的传奇故事，说我是一个从来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一日数变、“根本摸不透”的人。其实，就在上丁事件的第二天，我就用法语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我说，在必要的情况下，总有一天我要断绝同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拒绝他们的援助，以洗刷他们的援助和所谓友谊给我们带来的耻辱。但是除了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等少数人和少数几家报刊外，自由世界知名人士和他们的报刊对我的讲话根本不予理睬，而且还气愤地说“西哈努克如同三岁孩子般地任性”……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美国的军事援助使我们蒙受了不止一次的耻辱。由于和平建设需要资金，所以我很难下决心来终止美国的援助，这个援助——至少在初期——曾减轻了我们国家的财政负担。在每年四十亿瑞尔的国家财政总预算中，美国援助的八亿瑞尔全作为我军的军费支出了。后来，美国的援助逐年减少。迄今，在六十多亿瑞尔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只有三亿瑞尔的美国援助了。同我们所蒙受的巨大耻辱相比较，这点钱是微不足道的。
而那时，南越每年都接到美国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且每年有一亿八千万至三亿美元的现汇援助。到现在，这笔援助已超过四亿五千万美元。而我们，两千多万美元的援助，还要减去数目很大的一笔开支，即用来支付从美国来的和驻本地的美国援柬人员（包括其家属）的费用，同时还要支付来柬埔寨游山玩水的所谓“考察旅行者”的费用。我记得，一九六一年日内瓦会议前夕，人口只有柬埔寨三分之一的老挝，每年却获得四千万美元的援助，比给我们的多了一倍。
还有一点，南越、老挝和泰国领导人任意挥霍美元，而我们却非常廉洁，非常节省地使用这笔援助。这一点，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可以证明。尽管如此，自由世界的反动派还是指责我们“忘恩负义”、“堕落。共和党参议员希肯鲁佩就曾反驳曼斯菲尔德参议员说；西哈努克造成的局面，不能令人满意。在那里，我们美国的援助也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邻国们曾多次对美国进行威胁和要挟，迫使美国削减、停止对柬埔寨的援助。他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我可以列举如下几个例子：
据一些高级军官报告，洛韦总后勤部的物资储存处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得到美国“供给人”提供的补充了。我们的军用汽车已经没有新轮胎可以更换，我们的士兵们只能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进行修理。至于我们的王家空军部队，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才得到了四架小型的喷气式飞机。美国屈服于泰国的威胁，出卖了我们。我们的确得到过两架直升飞机，可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富米·诺萨万却得到三十架（是富米将军私下向我透露的）。而这些飞机最终成了巴特寮射击手们的靶子了……这怎能不使我们国家和军队感到羞辱呢？
吴庭艳和乃沙立的雇佣军想用蔑视和嘲讽来压倒我们，他们肆无忌惮地侵入我们的领土，屠杀我国人民。他们的舰艇在我们的领海上横冲直撞，他们的飞机在我们的领空中不断骚扰。而我们却无能为力，只有低头受辱，因为我们被贫困所捆绑着，而且还受着某些条文的束缚，使我们在不共戴天的死敌面前永远处于劣势。
如果美国愿意的话，是能够按时提供武器的，但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它受到了西贡和曼谷领导人的阻止。更有基者，他们还多次威胁美国说，如果美国敢于更新高棉王家武装部队的装备，他们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就有告吹的可能，那些幼稚的美国人对此当然是让步了。其实这些话都是吓唬人的，有谁会相信纳·科曼能去追随莫斯科或北京呢？
美国的经济援助与我们的关系
在此，我要客观地叙述一下美国对柬埔寨的所谓经济援助。我记得，美国的援助是面向我们国家建设和生活方面的。在国家建设方面，农业、社会事务、商业、工业（私营的）、行政、警察、地面保卫等部门都是他们的受援者。据美国新闻界报道，这个援助由始至终总数大约是三亿美元。我们真诚地感谢美国政府和人民，感谢他们提供了数目相当可观的援助，为我们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并不像美国新闻记者无休止地夸大这些援助的重要性那样。其实，这十年中三亿美元的援助，还抵不上南越在一九六三年一年中所获得的援助数目，这些还是美国记者压缩了的数字——四亿美元。在这个数中，当然是包括众所周知的耗费最大的战争费用了。同时，我们也许不会忘记，他们给西贡统治者的弟弟吴庭儒，用来镇压人民的盖世太保式的“特别警察”所提供的慷慨的捐助。据一些西方人所透露这笔预算，大大超过了不结盟的柬埔寨所得到的经济援助。
最后，我也承认，我本人和我们政府各重要部门的官员们都知道，中断美国经济援助，将使国家受到严重损失。另外我也坦率地说，我的美国朋友赞同我的想法，将他们的钱用在能真正为我国人民和青年的利益服务方面。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方面的确也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绩。那期间，这笔援助给适应本地情况的制造旅游车、电冰箱和空气调节器等美国工业带来了好处。美国经济援助对柬埔寨的发展也起了不可否认的作用。前不久，毛赛同事在终止美国经济援助的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了这一点。我引用其中一些话：
“从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两国签订第一个经济合作协定以来，至今已有十二年了。柬埔寨人民的努力得到了慷慨的美国人的真诚支持。……要一一列举已建成的项目，数字就太长了，其中有重建的桥梁、翻新的公路、大批的学校、许多农业水利工程及农业方面的其他各种工程等等。这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最好证明。……这些成果足以说明，柬埔寨没有滥用美国人民的钱。我们还可以自豪地说，如果同所有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国有进行比较的话，柬埔寨所获得的效果是最好的。”
然而我十分遗憾地宣布，我们认为不得不结束这项总的说来对我们人民社会同盟在国家建设、社会事务、文化、行政等方面以及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政策都起了重大作用的援助。
我应当在此向那些为人正直、工作认真负责的管理这项援助工作的所有人员，特别是向柯迪·坎帕尼先生和他们的大使春普尔阁下表示深切的谢意。
有人不免要问，我为什么在最近的特别国民大会上，坚决决定要终止美国援助呢？
的确，有许多原因迫使我下此决心。我国人民虽对这些原因不完全清楚，但他们对我的作法是“理解”的，因为他们对我的决定表示热烈的拥护。现在，我要全面地把问题摆出来，并说明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这许多原因的归宿，自然是自由高棉卑鄙的侮辱。大家都已看到了我写的《自由高棉与拒绝美国援助》和其他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这里我就不赘述了。正如法新社记者让·巴雷指出的那样，已达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当然，后来还有其他一连串的原因。首先就因为我们采取了不结盟政策，自由世界的政客、首脑人物和新闻记者以及他们的仆从国又一次掀起诽谤和侮辱我的浪潮，不断地在“受援国”上做文章，攻击柬埔寨。用他们的说法，我们是在由一个不体面、不择手段和不诚实的政府领导下的一群厚颜无耻之徒，既想要投靠社会主义阵营，却又贪婪地把嘴伸向山姆大叔的牲口槽里。说我们任意挥霍美国的援助，偷盗美元饱填私囊，不顾人民的死活等等。有一个叫希肯鲁佩的家伙，在美国参议院会议上说，我们对美国援助的管理实在“不能令人满意”，而且这个援助在柬埔寨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我们高棉人不能长期容忍这种不公正的令人气愤的指责。泰国、南越还有其他国家的首脑人物为满足个人利益，毫不知耻地挥霍美国的巨额援款，并未受到丝毫责难。我们是不容置疑的绝对忠实的“受援者”，却要忍受着自由世界不断的辱骂，我们被视为美国受援国中最无能、最堕落的国家。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由于我们自己默默地做出了牺牲，还是在外国贷款的帮助下才得来的，我们对此是看不清楚的。
面对这些痛苦的、不能容忍的情况，为维护我们的尊严，我们非常有必要彻底摆脱美国的援助。与那些数额巨大的受援国比起来，我们得到的美国援助是非常少的。
美国的经济援助也和军事援助一样，在分配和使用方面都附带着与我们的主权不相容的条件。
大约在五个月以前，在上届国民大会上，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享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助学金的漂亮的印度少女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她说：“亲王殿下，恕我冒昧，我怎么也不能理解像柬埔寨这样一个主权国家和您这样一位极为珍惜民族尊严的领袖，怎么能够接受条件那么苛刻的美国援助呢？”一个非常调皮的提问出自于一个可爱的少女的嘴里，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直到今天，终止了美国的援助之后，我的心才算平缓了下来。这难道就是“孩子气”？我不这么认为。许多年前，缅甸朋友曾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拒绝了美国援助，也是因为那些附带的条件与他们的国家主权不相容。对我来说，这样一个有关尊严的教训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多年来，有些激进的同胞，一直鼓动着要摆脱美国的援助。这些人肯定是希望排除美国的援助和伴随而来的影响，以使他们为之倾心的共产主义轻而易举地渗透进来。而我，只要这种援助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振兴有益，我就要时刻地全力地保护它。
但目前，十分明显，我们国家、政府及人民社会同盟失去了美国援助已成定局，我再也没有勇气和信心继续为这种援助辩护了。我之所以泄气，不仅因为普雷尹的供词证实了以前的推断，而且还因为自由世界的新闻记者、泰国首脑人物和美国政客还在继续指责、谩骂和诽谤我们国家。
根据美国新闻记者透露，美国的援助仅仅是为其反共战略和政策服务的，而对高棉人民的和平、前途和命运则全然不顾。这样，我又怎么能向同胞们保证美国援助有益无害呢？
最近，大批的美国记者到金边采访，我们发回了很多电讯，我不可能全部介绍他们的杰作，不过我还是从《纽约时报》有代表性的文章中摘引如下几段：
“亲王让美国撤出柬埔寨，这一决定使柬埔寨向共产党中国的轨道迈近了很大一步，也使美国苦心经营的印度支那势力范围，面临着灾难性瓦解的危机。……已经在柬埔寨有了一定影响的美国的撤出，削弱了他维持反共战线的能力。……美国充其量也就是指望着帮助越南反对越共的反共冷线。为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支持了受他援助的梭发那·富马亲王领导的老挝中立政府。”
我们再也不要美国的援助了，而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西贡政权都要接受它。前者受到援助，我很高兴，对后者则不然。为了抵消柬埔寨拒绝美国援助所产生的影响，必须增强万象和西贡政府的反共立场。但这不是我们的事，应尽量避免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如果美国人愿意用美元作为交换，以便保护其在我们邻国的利益，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权利。
美国的卒子从我们的棋盘上挪到了老挝和南越的棋盘上，也许他们不会大规模地再回到我们领土上来了，但我们并没有什么伤感，正相反，我们感到很欣慰。
对此事件，《纽约时报》记者发回的电讯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唯的一办法就是将柬埔寨从中国共产党那方面拉回来。”（事实上，我们仍坚定地站在严格中立的立场上，根本就没有纳入人民中国的轨道。但美国人已经形成了一成不变的概念，把我们看成是人民中国建立在老挝和南越两个美国“堡垒”正中间的一个前哨阵地）……“反共联盟锁链将打破，西方在东南亚的阵地保不住了”……
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前途，也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社会同盟和王室，我们必须摆脱美国的经济援助，不惜任何代价，这样做的主要理由就是防止“商业化”援助的危害。
关于美国援助商业化的问题，受援国所批评的是，签发权严重地不符合受援程序。我们的同胞最清楚，多年来美国对援助的消费品和设备的进口，采取了“美元”分配的办法，这给我们带来一系列困难和社会弊端：可憎的行贿、受贿，不断地尔虞我诈，为了美元互相责难、忌妒，我们的大臣和官员们为这厚此薄彼，外汇分配中的贪污十分猖獗。法国商人向采访记者透露，不给高棉的政府官员行贿，做进出口生意是不可能的。这些丢人的事情，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形象。
我明白，上面的批评不仅是针对美国的现汇援助，同时也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外汇分配的。但是，为了提醒那些健忘的人们，我还要强调指出，在我国获得独立的头几年里，美国的现汇援助是我国必不可少的资源。我现在所讲的这些作法是发生于一九五五和一九五六年，也就是我们正迫切需要美国帮助的年代。说到底，我们目前在外汇分配方面，即使是外国援助的国营单位，都还带有美国援助商业化所留下的痕迹。……我再补充一点，极端自由主义，对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说，是伴随着我们的商业政策暴露出来的，也是造成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原因。除了倒卖美元的黑市，又产生了EFAC市场，虽是符合规定，但也由此产生了许多不道德的行为。这两个市场采取种种投机手段，比如囤积商品，使产品消费短缺成了恶性循环，物价也随之暴涨。
这些，使人民社会同盟内阁不断受到严厉批评。国民经济部门的所有大臣们，无论其资历如何，经验是否丰富，属于哪个阶层的，都在这些问题上受挫。
无论如何也得改变我们的做法，使我们的外汇建立在一个良好的基础上。但是，除根据比较可靠的原则进行国家外汇分配外，仍然有一些重要的贸易部门还以美国援助的美元作为资金，这是腐化的因素。……我们经营管理方面的改革很可能会失败，因为这个因素的传染性太强了。
我还试图使美国人对我们的利益有一个较客观的看法。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回忆一下美国援助造成困难的那一段特别有教育意义，是很有好处的。几年前，一个说是中国援助的工业企业得到了美国援助的外汇补贴，要进口一些生产火柴的机器设备。这些进口的机器，在外汇支付订单上写明是新的，但运到柬埔寨的却是一堆无法使用的废铁。美国经济代表团直接向王国政府（不是向中国人）要求偿还预支的美元。王国政府向美国表示，既然要对这件事进行赔偿，自然就应该允许高棉政府有权进口自己所需的机械设备。美国政府却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并还声称，美国不允许把他们提供的美元用于这种国营企业，那是专门帮助私营企业的。
这篇文章开头时，在谈到美国援助所造成的后果时，正如我着重强调指出那样，这种援助只许用于一些基本建设工程、社会福利设施、研究中心，……而绝不能用来发展那些直接出产品的国家产业，如种植园和国营工厂。对于这种附有条件的美国援助，我要说的是，美国商品化的外汇援助只是有利于商人“阶级”和代理商。这样，美国援助的本来面目就暴露无遗了；它并不愿意引导高棉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独立国家，而只能使已成为无限忠于高贵的外国资金的出资者的当然“主顾”的“某些”高棉人得利。我还要指出的是，这些有获得外国巨商高额报酬保证的享有特殊利益的高棉人，很少关心虽有较大风险，但能保证我国经济取得令人满意的工业项目的发展。
上述的种种理由，使我更加肯定了这样的推论：不解除这个有碍于国家自主发挥民族生产潜力的援助，不解除这个使我国沉酒于有好处的商业活动，而却使我们丧失了创造精神的援助，我们就绝对达不到经济独立的目标。尽管施主们吹嘘他们的经济援助能帮助我们实现经济自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实质也逐渐地明朗起来了，他们是在让我们的国家堕落，变得不得不依赖于他们。要想摆脱像泰国、南越、老挝等受援国那样的充当外援的俘虏的命运，我们就必须果断地采取措施，坚决地与这个援助一刀两断。
毫无疑问，我们将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我感到，这些困难时时刻刻地缠绕在我的脑海中。或许，拒绝了这个有毒的援助，我们的政权可能会完蛋。这确实是在冒险，因为我们的新政策缺乏廉洁奉公的负责人，而只有一些无能之辈。但是，我们已别无他择。既然都是要死，我们宁可死得勇敢些、壮烈些，也不能被美国援助窒息而死。
我所表露的这些悲观情绪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在我拒绝了美国援助后，朗诺和施里玛达果然背离了我，并于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罢黜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