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初，老挝的局势变得非常不安稳，占巴塞文翁亲王领导下的右派分子、梭发那·富马亲王的中立派和苏发努冯亲王亲越巴特寮共产党之间互相冲突。为了结束这种兄弟间互相残杀，在西萨旺·瓦达纳国王的支持下，我向十四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提出倡议，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经过了长时间的磋商，直到五月才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要求我主持会议的开幕式。我准备乘飞机飞往日内瓦，并且决定接受这个任务。我把旅途中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修改讲话稿，在嘈杂声中把作为高棉代表团团长的简短发言改成“会议主席”的讲话。
老挝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一心想当“宪法的保护者”，至少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好像不希望有什么支持的国王是参加会议的一方，他当然要保守他的琅勃拉邦领地，但是他只能在万象地区……大概人们不知道，他还可以到占巴塞亲王的采地。
战后（一九四七年）由法国建立起来的老挝王国，像一个软体动物。唯一“统一”的成分，是苏发努冯亲王领导下的共产党巴特寮（寮国的意思）。苏发努冯是梭发那·富马亲王的同父异母兄弟，他娶了一个越南女子为妻。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是亲河内的。
形势对巴特寮很有利，他揭露了王公贵族和大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万象王国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说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不仅非常亲法，而且越来越投靠美国。自从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以来，巴特寮控制着桑怒省北部和牛沙皇省东部，这是他们“重整旗鼓的地区”，它的影响扩散得非常遥远。
而且，整个老挝东部还被越南正规部队所渗透。越南人在茂密的森林里修了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还逐渐延伸到柬埔寨东部山区省份的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区，其目的是运输作战物资和粮食，供应给正在同西贡亲美政府作战的北越和南越的战士。
这种局势当然影响到柬埔寨的安全，也说明了我要倡议召开这个会议的用意。人们不敢相信，依靠老挝的王国部队能够挽救这个王国免遭颠覆和分裂。除了一些精锐部队（特别是伞兵部队）之外，绝大部分是一些可怜虫，多数是一些辍学的青年，装备不好，军饷很少。他们中一些人毫不掩饰地对记者说，他们是“靠当兵吃饭”的。
对老挝来说，幸运的是北越人正在同兵力雄厚的美国远征军和西贡政府的军队作战，无暇顾及对老挝王国的征战。没有越南人的支持，仅拥有八千到一万三千人左右的巴特寮武装，虽然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但装备却不算很强，所以是不可能征服政府军队的。
梭发那·富马亲王领导着“中立”活动。他足智多谋、有毅力、有理智，受法国的支持，但法国当时对印度支那已不大重视了。数量并不多的“中立”派武装部队分成非常“左”和亲巴特寮的“真正中立派”和目光短浅的仍忠于梭发那的“中立派”。不管怎样，梭发那·富马是日内瓦会议的受益者。在协议上，他的名字被美国人和苏联人所接受：由他领导三方（中立派、右派和亲共派）联合政府，老挝中立派更巩固了。但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使这种“联合”越来越不稳定，直至破裂。
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结束于一九六二年七月。我不抱幻想，指出关于老挝问题的协定达成得太晚了。我建议召开一个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以便使我国的中立和领土完整获得国际承认和保证。我想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柬埔寨和老挝在内的中立的缓冲区。如果南越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包括进去，因为它不同于北越，是东南亚一个亲美国家。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人们认为，即使同意建立这样的缓冲区来保证我们这个地区的持久和平，也已经为时过晚了。
在一定时期内，我为使老挝王国摆脱严重的不安而出力。而我所得到的报答却很糟糕，梭发那·富马对我的“答谢”是：拒绝了我对他的政府提出承认柬埔寨现有边界的要求。
一九六二年十、十一月间，印度在拉达克邦与中国发生了公开的边界冲突。那里是常年积雪的山区，习惯于温带生活、装备不足以及在地势很高的地区作战的印度军队，很难控制习惯于山区作战的顽强的对手。
受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战争所激动，刚毅的锡兰（今日的斯里兰卡）总理西里马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在科伦坡召开了一个六国（锡兰、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加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会议，目的是为了共同寻求一个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但会议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作为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朋友，我提出了毫无结果的解决方案，但直到很晚才被我的一位严肃的法国“监察官”承认是“现实主义的”。这说明，我的先见之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