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不结盟国家第一届首脑会议。作为国家元首，我是柬埔寨的当然代表。在那里我又见到了我的许多伟大朋友：铁托、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吴努。
对许多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不结盟运动代表着正义和自由、希望的时期。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有明显的“左”倾的话，那么就不会创立一个集团。我们尽力同一切帝国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认为，我们的联合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顶住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压力，他们完全无视我们的主权和意愿，而在寻机控制任何一个拒绝在他们之间进行选择的国家。
在贝尔格莱德，柬埔寨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决然地决定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这就成了国际观察家注意的焦点。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非阿拉伯国家。我认真地说明，这是对一个要求恢复自己的独立的民族所应采取的正义行动，而不是对法国怀有敌意，我们将同法国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
法国外交界对我们的作法当然不满，但他们还是很克制的。在我的劝说下，戴高乐将军两年后承认了阿尔及利亚政府，并以伟大的独立英雄而在他的盟友面前成了名人。是本·赫达到我的住地来请求我给予支持，并争取更多的国家元首在我之后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政府”。我在全体会议上向阿尔及利亚的代表表示同意，引起了轰动，阿拉伯国家各代表团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其它国家代表团也随之响应。至于铁托元帅，也不得不宣布照我的样子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
贝尔格莱德会议的闭幕式进行得相当艰苦。在起草最后的联合公报时，一些中立国的“首脑”表现出了非常古怪的个性。“反对帝国主义”和“亲西方”两派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到了午夜，由于厌烦空洞无用的讨论，尼伯尔国王说他要睡觉去了，因为他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出去打猎。
与此同时，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柬埔寨馆取得了成功，所展出的吴哥式的雕刻、美丽的丝织品和棉织品、精致的金银制品都很吸引人。我赠送给铁托一个与其职务相称的吴哥雕刻神女小头像，他非常高兴。
一九六○年的深秋，所有的不结盟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再次相会。尽管还有些分歧，但他们却向“超级大国”显示了不结盟运动的力量。
盛怒的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敲打他的桌子，引起西方人的一阵哄笑。对此最生气的还是苏联人，他们觉得他们的总书记的粗野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挽回的，这种行为是不够“文明”的。他们认为“文明”应该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合乎礼仪，有救养的”。赫鲁晓夫先生是不太讲礼貌的，这方面我有新的依据。在我为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各国代表团举行的鸡尾酒会上，他邀请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并当各国报界人士的面明确表示，如果我的夫人莫尼克不陪同我一起去，他将不让我进入他的国家，她的美貌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这次苏联之行使我难忘。在那里，我同他们政府谈判，他们同意帮助我们在滨海的贡布省境内流经象山山脉的甘寨河上修建一座水坝和一座水力发电站（这将是柬埔寨第一座水电站）。那里地势很好，有着茂密的森林，湍急的河流和从天而降的瀑布，有栖身于山林中的各种野兽：当然会有许多大象；也有吃人的老虎和其它猛兽，在捕杀之前，对护林人员威胁很大；还有鹿、麂、野猪；各种五颜六色的飞鸟，在林中自由飞翔。这个地区，到处都开放着各色各样的兰花。总之，这是一幅壮丽的天然景观。
来到甘寨的苏联工程技术人员都是雄心勃勃的，因为完成此项工程，既能为他们国家争得荣誉，也能使整个柬埔寨南部实现电气化。可叹的是，赫鲁晓夫所提供的贷款，被他们长时间的花费昂贵的实地“考察”以及建造俄国技术人员住宅区耗费殆尽。由于经费短缺，规划中的水坝工程成了泡影。高棉政府也没有偿还苏联的债款，因为苏联人虽然花费了很多钱，但毫无结果。后来，再也没有人谈起甘寨水坝的事了。又过几年，南斯拉夫在距离金边约一百公里的基里隆，为我们建成了第一座水力发电站。那里的地理环境也很美。可惜，这个富有艺术性的工程，连同基里隆航空病医院，都被战争毁掉了。
再来谈谈我们在莫斯科的事吧。在那里，双方会谈出现了出乎意料的生动的情节。按照赫鲁晓夫的建议，我带着莫尼克去了。我发觉全俄罗斯的伟大领袖由我的夫人献殷勤，他的副手勃列日涅夫也模仿着他。这位副手有些怕他的“上司”，一直等到赫鲁晓夫走到他的背后给我拿糖果并同我谈一些客套话的时候，他才对我的夫人采取了“迷惑人的手法”，以过分的交际手段掩盖他自己的火气，又以过分的礼节换取无拘无束的迷人的微笑。赫鲁晓夫还是有些越轨，他要求莫尼克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讨论建设甘寨水坝问题的会谈。他安排莫尼克坐在他的对面，以便随意端详她的相貌。坐在我正面的勃列日涅夫先生，也总是斜着眼睛瞟我的夫人。严肃而忧郁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我谈苏联援助问题。
当天晚上，在为杰出的苏联东道主举行的古典舞蹈晚会上，赫鲁晓夫又一次别出心裁。演出结束之后，他夺过表演《罗摩衔那》神话中白猴子哈努曼的面具，把它戴在他自己的脸上并使劲模仿高棉舞蹈家表演猴子的角色，他的表演受到我周围人们高度赞扬……但对他的举止也感到很诧异。
离开苏联，我访问了政治上紧跟苏联的蒙古。接着，又访问了中国。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长途旅行是令人激动的。沿途，我观赏了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骄傲——无边无际的贝加尔湖和一座巨型的水力发电站。这里的气温大约是零下五十度。
最后，我们来到了乌兰巴托这个由古时的外蒙古变成现在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蒙古人民正在由游牧走向定居阶段。在我逗留期间，住在乌兰巴托的国宾馆。这个宾馆建造在沙漠之中，周围都是蒙古包，显得很壮丽、别致。有人告诉我，在首都住宅区里，有一两个饭店向苏联“专家”供应伏特加酒和威斯忌酒。自己的传统消逝了，……
佛教僧侣们在一个巨大的蒙古包里接待我，他们向我献马奶，但我一点也享受不了。这些僧侣为我举行了一个稀奇古怪的仪式：他们像敬佛那样向我恭敬地礼拜。他们把我安排在一个小宝座上，而他们自己却在底下就座。这同柬埔寨的做法截然相反，那里的国王在僧侣面前自示谦卑，毕恭毕敬，不敢轻举妄动……
蒙古的礼宾安排真使我迷惑不解，在为欢迎我的国宴上，他们竟安排那些僧侣同王家芭蕾舞团的女演员同桌入席。没有多久，他（她）们就交上了朋友，在一起谈笑风生，还频频举起伏特加酒杯互相道贺。我心想，如果高棉和尚也这样和那些迷人的姑娘们在一起大吃大喝，就会被视为违犯戒律，立即令其还俗。
我访问中国的情况就不详细叙述了，在那里就像平常那样很好地度过了。我的夫人对我的伟大朋友周恩来那潇洒的风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觉得他比苏联熊更富有魅力、并有良好的教养。高棉人从来就不敬重赫鲁晓夫，给他起了一个叫做“达克鲁”的绰号。（意思是：“老鹤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