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的国王们，甚至是在他们最强盛时期，都非常重视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并且尽可能同人民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时刻没有忘记，政权实际上不是由君主行使，而是由那些以君主的名义执政的人行使的。然而，这些人有时在君主的保护伞下，为满足他们的野心和私利，却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一个国王或国家元首，如果人民不能直接求助于他，或者人民认为他们的利益已被执政当局或国家的几个大人物以某种方式所伤害的话，他就不能得到人民真正的信任了。
“民众法庭”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高棉君主国的历史时期，我们吴哥时代的国王就已经这么做了。后来的各代君主也继续这样做。我的父亲成为国王后，仍不折不扣地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同样沿袭“民众法庭”的做法，既可以纠正许多不公平的事，也可以揭露许多不称职的国家公务人员。
每个星期，我们都向那些要谈对某项政府决定的意见，或要对某些敲诈勒索行为提出控诉的人敞开我们的大门。最常用的方法是，在阅读了那些直接写给国王的书面诉状之后，我便决定召见那些绝大部分是出身最卑微阶层的申诉人。
那些自称是不公平事或徇私舞弊的受害者与他们所指控给他们带来灾难的人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已形成了一条规律。申诉人或由家属陪伴着，或者由一个机智的能言善辩的代言人陪伴而来。而那些被迫出庭的“被告”，不时地为自己辩解，当想到自己是当权者，或觉得有不安全感时，他们就采取一项妥协的解决方法，甚至表示歉意。
在国王面前，政府官员或阔绰的地主，有时还包括法官，都不敢再趾高气扬了，他们知道自己是逃脱不了君主的指责或怒斥的。所有参加过“民众法庭”的外国朋友们，都感到我们的农民们和城市贫民们都很直率，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些人知道，国王对他们比对权贵们更亲近，国王是决不会容忍权贵们侮辱他们的。
当然，这种审理方法不能代替国家司法机关，但是它比国家司法机关更通人情，有时甚至还可以纠正司法机关的错误。在柬埔寨，法官在富人和大人物面前从来都是相当温顺的，而对小人物却往往非常蛮横。所以，有些群众以气愤和幽默的口吻称司法部是“无法部”……在这种“民众法庭”上，我的父亲和我常常按照惯例同申诉人交换“礼物，’（这些出身卑微的群众通常送来他们地里和果园里的产品），我们则把大笔的款项分送给那些急需用钱的人，包括病人和伤残者。
我补充一点，在准备建立当时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中都还没有的社会保险的同时，我创立和领导了全国互助慈善会，用以救济穷人，特别是那些工伤者和病残者。这个慈善机构的经济来源，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个人的收入，而绝大部分则是由那些财主或比较富裕的人自愿捐赠的。说穿了，这些财富一般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从这种情况出发，我便毫不犹豫地、坚决地劝说那些财富占有者应对他们的贫苦同胞们表现得慷慨大方些。由于我是胡萝卜加大棒，使这些富有者做得不错。为此，我还同意把那些最慷慨的捐赠者和那些出钱建学校、卫生所、医疗站的人在这些建筑物的匾额上刻上他们的姓名，甚至还同意在那些他们慷慨解囊而得以修建的街道的路牌上写上他们的名字。根据“钱应取之于有钱处”的著名格言，我采取了对资本收缴特别捐税的办法。这样做还真灵验，因为它是建立在自尊的基础上的，那些缴纳者会引以为自豪，至少也会为此而高兴。
现在谈一下我的另一个“亲近人民”的措施，即国民大会。更确切地说，就是一种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我的党人民社会同盟的代表大会）。一九四七年的宪法在一九五五年经过修改后，把这个大会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大会原则上每年在？广场上举行两次，由国家元首主持。在这里，人们当着部长们和各法定社团人员的面，也当着来自首都和各省数以千计的代表们的面，在时而温和，时而激烈的气氛中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和社团的问题——即同各省城乡的农民、工人、种植者、工业者和手工业者协商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原则上是不允许讨论私人问题的，但事实上，那些和国家计划关系相当密切的个人问题也不止一次地被提交大会审议。只要大会决定审议的话，大会主席是没有办法加以反对的。
在这里，我想列举常常谈到的几个问题，如：生活费用过于昂贵（指的是日用消费品涨价）的问题；进口产品冲击本地产品（如香烟、布匹、白酒）的问题；新建工厂造成河流污染问题；某个部长、省长或某个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贪污受贿问题，不同意某项新法律或新法令问题等等。在这些情况下，首相或他的阁员、议员或省长都必须对群众的意见作出回答。
讨论不止一次地转到政治上来。我在那个时候的作用不是仲裁，而是指出一条适当的方法。我有时表示同意，有时也表示不同意。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我发现我的敌对者把一些专门给我制造麻烦的人安插在国民大会的代表团里。其实我也可以组织我的人，甚至可以安排得比我的敌对者还要好，但我还没有堕落到去干这种违反我们人民民主的事……我必须指出，与某些发表诽谤中伤的发言者相反，那些支持对我们有利的提案而在大会上发言的人，从来都没有受到我或我的党一一人民社会同盟的操纵。而对立面那些人却厚颜无耻地这么干了，但对他们的指责我们从来也没有提出……
在任何情况下，我对这种直接与人民群众协商的制度（与希腊的广场公民政治集会和罗马的卡皮托利山的公民代表大会非常相似）感到自豪，因为它是监督国民议会、政府机关乃至我本人的最珍贵的办法。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即：一项政府所通过的决定，在遭到国民大会反对后，还能继续执行。对于我本人，当知道大会被民主的敌对者所操纵时，我就得认真考虑大会所作出的决定。我可以自豪地说，在我当国王或国家元首的时间里，人民完全有发言权，也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有十来年的时间，人民已经不能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