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年代里，柬埔寨同“自由世界”之间的关系，经受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的表现在，我国同公开亲美国的西贡和曼谷政府之间，以及我国同在政治上、军事上卷入印度支那并把柬埔寨的中立视为非常“不道德”的美国之间，存在着难以忍受的紧张关系。当我写这几段话时，至今还对其干涉印度支那一事存有很坏印象的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和中立的柬埔寨来说很难对其谅解。我相信历史不会倒退。
从根本上说，我同自由世界之间的麻烦，是由于柬埔寨同它的两个邻国——越南和泰国之间由于边界问题发生争执而引起的。这些边界线是法国殖民者划定的，它给交趾支那以很大的优惠，特别是把一八五九年法国人到西贡时还属于高棉的河仙省、朱笃省，富国岛等地方割让给交趾支那所有。
让出了这么广阔的土地，并没有满足吴庭艳政府的胃口，他们又对柬埔寨的威岛等一些沿海岛屿和在柬埔寨边境内的一些边远村庄提出领土要求。为了“实现”他们政府的这些要求，吴庭艳的军队趁黑夜潜入柬埔寨一侧离边界线二到四公里的地方……我对此大声地呼叫“抓贼”，国际舆论也轰动起来了，吴庭艳才撤出其部队。
泰国方面也利用武力占领了我们边境上的高原地区和位于暹粒省东北面扁担山脉上的吴哥时期建筑珍宝的神圣的柏威夏寺。这种对我们文明圣地的鲸吞，是所有高棉同胞所无法容忍的。我想办法争取曼谷政府从他们占领我们国家的领土上撤走，但我的努力失败了。面对着泰国当局的顽固态度，我决心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控告。这个法庭只有在当事国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才受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泰国人由于过分自信，认为自己一定会赢得这个法庭绝大多数的支持票，便接受了我的挑战，他们事后对此很后悔。
一九六二年，在前美国国务卿、著名律师迪安·阿赫逊和出色的法国法学家邦多和雷特两位教授以及我国政府代表、王国大臣、法学博士张岗的帮助下，我打赢了官司。由于我以首相的身份去西贡，后又到曼谷，以便通过谈判使我国现有的边界得到承认。但是，我遭到了吴庭艳和吉滴卡宗的完全拒绝。
从一九五五年起，我还必须同由曼谷和西贡政府以及一些美国“情报”机构支持的山玉成叛乱武装作斗争。这些自由高棉武装竭力在边境省份制造不安，使我的政权失去“稳定”。山玉成掌握着两座广播电台，一座设在南越国境线上，另一座设在泰国边境上，他们天天通过这两座电台谩骂和攻击我。
自从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同越南北方、苏联集团及古巴改善了关系之后，南越报纸发表了对我越来越恶毒的谩骂文章。河内很精明，正式宣布支持我的中立和同东、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并承认包括沿海岛屿在内的柬埔寨现有边界。一九七九年，仍是这个越南，在他的金边傀儡的殷勤赞同下，恬不知耻地吞并了威岛和其他高棉岛屿……
很明显，这些军事上和语言上的侵犯，使我渐渐远离了自由世界，并激起我对自由世界的怨恨。我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我们党机关报《民族主义者》周刊上发表了文章《自由世界的破产》。在这篇文章里，撇开我的怨恨不谈，可以使大家清楚地看到，我对反对美国和其卫星国所执行的政策所作的详细说明是有可靠依据的。这些论据也证实了后来美国在我们这个地区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遭到的严重挫折。
自由世界的破产
我们的美国朋友都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们经常像在南越这样的地方一样，投入或陷进了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我既不是亲共分子，也不是“左派分子”，而且也不完全赞同我们的“进步分子”的意见。这些“进步分子”认为，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从来就没有高尚的动机，而只是出于唯利识途的、帝国主义的和新殖民主义的战略需要考虑。我对阿伯拉罕·林肯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国家的评价是公正的，我不否认它向一些国家的人民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与这些国家结盟甚至提供保护。
由于某些原因，美国给一些国家的支持，以及这个西方民主大国对某些国家人民的国家事务的影响，没能积极地表明它是维护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平和幸福。因此，给共产主义世界的宣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通过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得到了人民的一定信任。
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只知道一些对美国不利的事实：
一个发达的超级大国给那些不发达国家的最重要和最慷慨的美援，不是按受援国人民的贫穷程度或它应得的多寡为标准来提供的。
它增加援助与否，是根据这些国家的驯服或服从的程度，或者是根据这些国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而定的，同时，还担心由于盟友变成敌人或由于它们改变政治路线，最终影响其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美援的相当一部分不是分给“受援国”大多数人民的，而是落到了有限的特殊人物、特别是通过政变产生的压迫人民的独裁政府的手里。
——几乎所有的美国“盟友”，都是集权制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在国际年鉴上，经常提到的许多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和亚洲国家，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君主制”国家里，美国在得到一些领导人违背本国人民的意愿，表面上或多或少的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便在那里建立起了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军事基地，甚至是核基地，并以一种更积极、更直接的方式和几乎是公开的方式，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那些西方民主国家，在苏联的帮助下击败了法西斯列强之后，却聚集在美国领导下的所谓“自由”世界的旗帜下。它们鼓动刚刚摆脱纳粹和法西斯的压迫和威胁、获得解放的人民加入它们的行列，反对集权的共产主义，以便保卫他们自己的民主和自由制度，捍卫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幸的是，他们刚刚迈出第一步，这个“自由”世界就已经遇到了无数的矛盾。
首先，在民主的“模范”西方大国中，人们看到葡萄牙有着一个独裁的集权政府，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最彻底的殖民主义国家。可见，他们声称要保卫的自由到底是什么货色了。
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所向往的“自由”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祖国的自由，也就是独立；另一个是他们自己的自由，也就是民主。然而，“自由世界”的优秀成员们对这两方面的自由似乎不甚理解，也不给予重视。
迄今为止，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并不懂得，对殖民地或原殖民地的人民来说，独立高于一切。“一切”的内涵是民主、财富、福利以及社会秩序和安宁。
比如，人们会感到奇怪，某些非洲国家的人民宁愿在贫困中，在本民族独裁者的统治下生活，也不愿接受给他们带来不可忽视的物质好处的国家卫星化和社会制度自由化。
西方人不懂得独立这个词的魅力。他们不理解或错误地理解了阿尔及利亚人民所作出的选择，他们为了争取梦寐以求的祖国独立，宁可舍弃安宁和繁荣，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的毁坏。西方人以维护秩序和良好的管理的重要性为借口，以达到他们控制安哥拉的目的，他们不懂得在那些没有彻底“非殖民化”的非洲或亚洲的老殖民地国家里存在着不安宁因素。如果这些国家的军队、警察、法院和主要行政机构，仍然还处在拥有军事基地和具有特殊地位的外国人的操纵之下，那么仅仅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参加选举，玩弄什么“民主制”、“议会制”、“联邦制”等等的游戏，是远远不够的。以上这种情况，也许不再是隶属关系，但肯定不是独立。否则，就不需要长期寻找理由来推动某些国家的人民，比如文莱人民自己起来反对由殖民主义制度所保证的和平及繁荣了。
如果西方大国，首先是美国不能理解那些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民的强烈愿望的话，那么就会被与这些人民邻近的非常了解这种情况的共产党国家以一种很艺术的手段加以利用。
所以，这并不奇怪，共产主义世界根本就不用以“人民”民主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义，而只是以民族独立，国内的主权完整、清除“殖民主义残余”和反对外来干涉的名义，就足可以鼓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和人民起来阻挠西方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大国的事业。
我还要重复一下，对亚、非、拉人民来说，为祖国争得自由是首要的，第一位的。而国内制度只是其次的，第二位的。
在这一方面，那种建立军事基地、插手或控制当地政府、行政机构、军队和警察，肯定与寻求真正独立的人民的强烈愿望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一切为了说服他们诚实的“盟友”或“被保护者”，相信他们的援助可以保证社会秩序、财富、安全和抵制共产党威胁的努力，都是软弱无力的。
一九五三年，我为实现柬埔寨独立而要求美国支持，福斯特·杜勒斯先生却这样对我说：“我谨以我们国家的名义向您保证，在我们共同战胜越盟，也就是战胜共产主义之后，我将迫使法国给您以完全的独立。共产主义正在威胁着我们所有的人的自由。首先，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打败共产主义。要达到这一目的，你们绝对不能没有法国人。因为如果他们离开了柬埔寨，你们就会很快被共产党人吞食掉。到那时，你们的独立梦就会破灭！”
任何对一个似是而非的推论都是多余的。但应该肯定的是，已故的福斯特·杜勒斯先生的这个政策正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越南南方得到了贯彻。美国人总认为抵抗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直接干涉亚、非、拉国家，以便在这些国家里建立海、陆、空基地。
在国家获得独立之后，我国人民渴望着自己本身也得到自由。美国在建立“自由世界”的斗争中，遇到了可怕的障碍，而这些障碍是那些从美国得到大量美元和武器装备的盟国、保护国和卫星国所设置的。这些国家都是被腐败、欺压人民的独裁政府所统治。巴蒂斯塔“雇佣军”的古巴不幸遭遇并没有纠正这些美国人的毛病，只要吴庭艳和马沙立这样的集权制度，同意公开声明极力地反共，美国人至今仍盲目地支持他们。
我们的两个邻居所做的表演，使人们对美国“为维护各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所进行的斗争感到困惑不解。在泰国，当感到需要有一个议会时，这种议会是很容易就可以建立起来，而且“按照宪法”的明文规定，半数的议员将由军人政府所指定。其余席位，则由正式得到政府支持的议员补充。这样一来，反对党，特别是共产党，当然就遭到完全的排斥。
此外，当美国人看到一个国家的政府拒绝同共产党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并宣布本国共产党为非法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喜悦是非常有趣的：似乎这样，就宣告了共产党的失败，而有利于“自由世界”。可是，如果我们留心看看泰国，就可明白事实真相。什么在泰国东北部发现共产党支部、共产党的阴谋、共产党的活动、谋杀沙立，他那叻的共产党计划等等，都成了曼谷每天的报纸上的标题。泰国领导人对他们的美国朋友解释说，这种态势的责任者是帮助共产党进行颠覆活动的中立主义邻国的首脑。因而，美国人很快就忘记了这种动乱的根源很可能是来自一个没有社会公平、没有自由和一个腐败的环境，美援仅仅使那里的领导集团和垄断者得利，而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
和南越相比，泰国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南越集中了可能使自由世界、西方民主和美利坚合众国永远威信扫地的一切条件，包括可以想象得到的和不可想象得到的。
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认为，美国继续支持吴庭艳政府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丑闻。
在一段时间里，这个政府使人对它夸耀的基督教的道德造成了某些错觉。现在，它像最无法辩解的独裁政府那样暴露了本来面目。
“吴庭艳分子”以及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扶植他们起来的美国人，疯狂地强迫南越人民投入反对共产党运动，他们企图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来赢得这场战争。于是南越人民遭到了吴庭艳的“唯我主义”和一个卑鄙的寡头势力的无可忍受的残暴的打击……！
“自由世界”和美国曾解释说，他们在南越进行的反对共产党的斗争，是为了维护个人自由和人类的尊严。而他们扶植起来的吴庭艳家族政权则取缔了一切自由，包括宗教、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建立了一个共产党国家都从不执行的暴力镇压的惩罚制度。比如在中国，虽然反对派先被强制关在劳改营里，但可以重新被接纳到国家生活中来。而在南越，反对派甚至只是“不受欢迎的人”都很快地或“文火”地在昆仑岛受到拷打或被消灭。连美国报纸对此也如实地作了报道……
在“不受欢迎的人”中，包含着那些系统的灭绝种族政策的受害者——我们的不幸的下高棉人。当我们指出这是灭绝种族的代名词时，西方人假装说这是夸大其词。现在，当涉及到越南佛教徒时，西方人承认了这一点，但对南越的高棉社会，始终没有产生同样的观点。
对吴庭艳政府来说，不信仰天主教就是一种招来上帝的候选人进行镇压的罪名。由于吴庭艳在南越的所作所为，这就足以证明了那个要求我国笃信宗教的人民也起来同无神论的共产党以及同反对宗教信仰和神职人员的人进行斗争的自由世界，可能比共产党更坏。
在共产党国家里，总是有步骤地劝说公民们，特别是年轻人信仰另一种宗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南越，却要残酷地枪杀不跟着独裁者及其家属信仰天主教的一切人。
南越信仰的民主和自由不再是可以欺骗人的神话。这就是对毫无任何基础的自由世界宣判了死刑。
过去还存在着维护国家独立的神话。但细究起来，这个独立是不存在的。曾经谴责苏联对一些共产党小国实行卫星国制度的自由世界，他们也把自己的小盟国严格地卫星化了。
在一篇社论的开头，我曾肯定地说，我并不怀疑美国想搞殖民主义。然而，在南越，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某些事，美国掌握和控制了南越国民生活的许多部门，但并没有因此就做到了把吴庭艳家族，特别是这个政府可怕的女顾问（吴庭儒的夫人）引导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来。
美国人的这种极其明显的插手，其中包括介入那些使大多数人民群众成为主要受害者的军事行动，构成了自由世界想要战胜共产主义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我再重复一遍，共产主义是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独立而斗争的形象出现的。
因此，最后只剩下繁荣经济这张牌了。然而，即使是内战不曾发生，但由于在西贡和曼谷都盛行贪污受贿，政权又是和垄断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经济繁荣也是不会达到的。大多数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从大量输入的美元中得到利益。因为这些美元只是为了延长反人民的垂死的政府的命。
总之，通过我们的西方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炫耀的理想，悲剧性地暴露出了美国打着自由世界的招牌，在南越顽固地进行大规模的侵犯是错误的。除非是通过具体的和有关的因素使这场斗争合法化，否则这场斗争就会变成明显的毫无意义的行动。但在这种情况下，当共产党、左派和进步分子断言美国和自由世界所进行的只是一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战争时，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人是有道理的！
我们的西方朋友不可救药地陷入了他们自己的矛盾之中。我说“不可救药”，是因为他们没有采取一条严格的法则来支配世界上一切国家和一切事情，也就看不到他们如何安全地从他们的诺言中摆脱出来：没有人民的支持，是永不会取得胜利的。
南越仍然是自由世界和美国的碉堡。但是南越人民对他们已忍受够了，今天已不再支持他们，将来就更不会支持他们了。当然可以肯定，如果美国通过许多手段，投入更多的人员和美元，也许还能够在南越再维持几年。但它的下场不会因此而改变。
自由世界的这种破产不仅对西方人，而且对我们这些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未来受害者来说，同样都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