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获得独立之前，法国是唯一同我握手的国家。但在柬埔寨取得完全独立之后，许多国家都纷纷邀请我去进行正式访问。请允许我在这里向读者回顾一下我在五十年代所进行的非常有趣的访问。
一九五四年，我访问了缅甸和泰国。仰光和曼谷的大学都授给我“荣誉博士”称号，以表示对我的独立十字军的敬意。但曼谷的记者却断言说，我到泰国只是为了收罗清迈的一个漂亮姑娘。因此，我取消了对清迈的访问。相反，我愉快地接受了普密蓬国王的邀请，参加了他在王宫里举行的爵士音乐会。在那里，我吹奏中音萨克斯管，国王吹奏单簧管和次中音萨克斯管。我为国王歌唱，同时也是为了世界上最和蔼可亲的和最令人着迷的女君主诗丽吉王后。他们留我直到第二天清晨五点钟。蜜披汶·颂堪首相每次对我都很热情。但是，在他为我举行的一次文艺晚会上，他向我推荐了一个所谓的高棉舞蹈，而演员们却表演的是拳击动作。他居然把拳击比赛当成芭蕾舞，下面的节目就更有意思了。这当然应该是“泰国芭蕾舞”了。
在缅甸，我同当时的总理吴努建立了牢固的友好关系。他被奈温将军罢黜了。他在结束了囚禁生活之后，曾来过金边，向我表达真诚的友谊。他对佛教虔诚的信仰，令我十分赞佩。当他被监禁在仰光时，有人问他希望得到什么，他回答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蜡烛和棒香用来敬佛。”后来，我被监禁在我过去的王宫时，我也仿效吴努。我只要求看守们给我一个照顾，那就是给一些蜡烛和棒香供我每天敬佛。在金边我是经常受到学生们的反对的，但在仰光和曼谷以及后来在马尼拉我却意外地讨人喜欢，受到了那里各大学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这真是“本乡人中无先知”。
一九五五年，我访问了菲律宾和日本。
在马尼拉，我享受到了摩托车队开道穿过城市的权利，热情洋溢的市民从千百万个窗口向我抛下彩纸屑，这真像美国惯用的欢迎知名人士的场景，其中，“征服大西洋的人”查尔斯·林德伯格就曾受到这样的欢迎。
国会两院为我举行会议，并邀请我在会上发表正式讲话。菲律宾参议院主席在用英语发表的欢迎词中，对我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表示敬佩，特别是祝贺我通过和平方式取得了独立。可惜的是，我的致答词引起了纷纷的议论。这个国家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非常亲美和反共，我主张独立的讲话对他们是一个面对面的挑战。
夜幕来临时，国家元首麦格赛赛总统从他的档案中找出一份文件给我看，使我回想起过去曾有一些（西班牙血统的）菲律宾人应征加入我祖先的军队，帮助高棉王国击退外国侵略者。总统对我说：“我们没有提到中立的问题，但我们一直站在柬埔寨一边。”我回答说：“请总统先生放心，如果有一天菲律宾受到侵略，我国将派出部队参加你们的卫国斗争。对我来说，中立既不意味着利己主义和忘恩负义，也不意味着放弃对正义与非正义的辨别。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周围的一些人想劝我放弃中立，至少也要把它修改一下。他们向我建议，要我到菲律宾军事学院或者在其他权威人士、学者或法官们的集会上宣布，柬埔寨要同东南亚条约组织团结一致。这个组织在未得到有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竟要擅自把它的“保护伞”伸展到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然而，正如人们所知道那样，我顽强地为中立和不结盟进行了辩护。
菲律宾新闻界摆出了咄咄逼人的架势。在马尼拉新闻俱乐部里，我应邀到那里接受采访，一位记者要求我对下面的问题只作“是”或“不是”的回答。他问道：“亲王殿下，请你谈谈中立的真正含意。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相信有什么真正的中立。请如实回答，你实际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自由世界还是共产主义？”那些同事们吃惊地交头接耳。我镇定地回答说：“我早已作出了决定，既不选择自由世界，也不选择共产主义，我的选择始终是柬埔寨”，记者们服了，长时间地为我鼓掌。
后来，马尼拉政界对我进行了谴责，说我曾对记者谈到菲律宾人强迫我放弃中立，这是恶意中伤他们。麦格赛赛因飞机失事遇难之后，他的继承人马卡帕加尔总统想重新建立菲柬真正友谊的。但这是徒劳的，因为菲律宾新闻界和大部分国会议员们仍然继续骂我是骗子，是菲律宾的敌人。
一九五五年，我访问了日本。作为首相兼外交大臣，我在东京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两国友好条约。我代表我国宣布放弃要求日本赔偿它在柬埔寨所造成的战争损失。日本国会为我这一决定热烈欢呼。裕仁天皇陛下在他和皇后在宫中为我举行的正式宴会上，对我这一声明表示感谢，他说：“多么友好，多么慷慨啊！”他们的政府表示将帮助柬埔寨建立一个现代化牧业中心（包括养牛场、养猪场和家禽饲养场）、一个农艺学中心和一所模范医院。
一九五六年，我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受到的欢迎比在马尼拉时要隆重得多。我的中立政策在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里确实产生了效用。周恩来在他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在万隆亚非会议上，西哈努克亲王亲自率领的柬埔寨王国代表团明确表示，柬埔寨始终坚持中立，决不被用来作为侵略基地。在我们相互接触中，亲王殿下维护柬埔寨独立和维护印度支那和平的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柬埔寨的和平中立政策赢得了世界上广大人民群众和大多数国家的敬佩。柬埔寨王国在亚洲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要当一个好的外交家是很辛苦的。至于毛泽东主席方面，他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并同我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单独交谈，详细地询问我国的情况，同我讨论了重大的国际问题。他对我说：“我是人民的儿子，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为有你这样的亲王做朋友而感到荣幸。”
这一次中国之行为我国奠定了真正的工业基础，因为我的朋友周恩来以政府的名义为我国援建了三座大型工厂：即磅湛纺织厂、金边附近的岱埃胶合板厂和桔井省的川龙造纸厂。周和我都努力使柬埔寨实现在就地取材、加工和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即收购棉花、木材和竹子，提供棉布、普通胶合板、文化用纸等）的基础上的工业化。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又援建了三座工厂：即贡布省的乍格雷丁水泥厂、金边附近的斯栋棉吉玻璃器皿厂和在马德望的第二个纺织厂。
一九七○年朗诺发动政变之后，我的前任工业大臣波隆托先生在东京国际博览会柬埔寨馆开幕式上竟然宣称，唯有西哈努克亲王是柬埔寨国民经济的破坏者。
一九五六年底，应铁托元帅的邀请，我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我到达铁托元帅在亚得里亚海岸边布里俄尼岛上的别墅时，正是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离开的同一天。铁托安排我住在我的印度“格鲁”住过的那所华丽住宅里。
在尼赫鲁和纳赛尔之后几天，我同铁托就不结盟问题签署了一项声明。这个声明指出：早在万隆会议上，柬埔寨在宣布它的中立政策的时候，就已经走进了不结盟俱乐部的大门。历史学家们不承认我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他们只提到尼赫鲁、纳赛尔、铁托、苏加诺和加纳的恩克鲁玛，而没有把我列上去。后来，圭亚那（原英国殖民地）获得独立之后，在一个公园石碑上把我的名字刻在以上五个“伟人”的后面。铁托亲自为我恢复了事实真相。然而，在一九七九年古巴会议上，不结盟运动偏离了轨道。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早已追随着那个所谓反美国家的“天然盟友”——苏联，在会议上却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不结盟应该是名副其实的。那时，对不结盟有着崇高和神圣感情的缅甸离开了那个背离根本的组织。这只是一个开端。
作为中立国家的代表，在访问铁托之后，我又先后访问了西班牙、奥地利、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对我的邀请是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佛朗哥和他的夫人是非常相称的一对，他们在普拉多宫里接待了我。“考地略（指佛朗哥）”举止非常稳重，说话低声低语的。我们互相授受了各自国家的最高级勋章，然后共同进餐。彬彬有礼的佛朗哥夫人卡门让我坐在她的右边，她为我发表了即席祝酒讲话。她对我父亲成为我的王位继承人这种高棉君主选任法特别感兴趣，也许她还联想到了唐·璜·卡洛斯和他的父亲巴塞罗那公爵唐·璜。
下午，我出席了优秀斗牛士参加的斗牛比赛大会。整个体育场非常热闹。我的心被在场群众热烈的情绪以及斗牛士和公牛之间激烈的角斗紧紧地吸引住了。那些优胜者都过来以非常优美的动作向我表示敬意，并把他们的宽边软帽抛向我，而我接到之后再给他们抛回去。他们高贵的对手们都是膘肥体壮、性情凶猛的家伙，我看到了一个已受了重伤的斗牛士勉强地站着同牛决斗的场面。冷酷无情的观众不让他退出场地，幸亏他刺死了他的敌手。鲜血从被杀死的牲畜的脖子里迸涌出来，决斗到此结束，牛的尸体被两匹马拖出了场地。这种场面对一个佛教徒来说是少见的，无论如何我是不想再看这种表演了。第二天，我在普拉多博物馆呆了很长时间，愉快地观赏着那些令人赞叹不已的展品。
在奥地利，政治会谈不多。我参观了一些博物馆和古迹。还愉快地乘游艇游览了多瑙河。多瑙河水因其蓝色之美而被写入奥地利圆舞曲而扬名世界。一群人在我下榻的著名的萨舍尔饭店的阳台上向我欢呼。维也纳糕点名不虚传……
相反，在共产党国家里，我要用所有的时间来谈政治和参观访问。在欣赏三个首都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和文物古迹之前，我必须先参观那里数不清的工厂。然后，我访问了列宁格勒、克拉科夫和布尔诺。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在波兰的古王都克拉科夫市，我受到密集人群的鼓掌欢迎。一位身穿黑色上衣和条纹长裤的出色的外交部官员把波兰群众所喊的话如实地翻译给我听，说他们在高呼：“国王万岁！”。很难理解，他们的口号是为我喊的，还是为了给这个城市遗留着浓厚保皇主义的旧君主而喊的。
苏联为我在金边兴建了一所巨大的医院，我把它命名为“柬苏友谊医院”。亲中国的红色高棉把它改名为“四一七医院”，这是他们在一九七五年战胜朗诺的日子。亲越南的红色高棉又把它改称为“一七医院”，用来纪念河内军队于一九七九年占领金边。这些叫法的改变都很可笑的。……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向我提供了一所外科医院，我把它兴建在磅湛市。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安东宁·诺沃提尼一九六○年向我提供贷款兴建了金边市郊的达克茂轮胎厂、磅士卑省的磅特兰炼糖厂和西哈努克市的拖拉机厂。西哈努克市是在法国的帮助下，由我建设起来的海港城市。红色高棉沿用了朗诺集团的叫法，把西哈努克市叫做磅逊市。韩桑林他们是不是还会把它叫做“黎笋市”或“范文同港”呢？
再说另一个大洲吧！一九五八年，我作为柬埔寨的首相，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邀请，访问了美利坚合众国。我受到的礼遇是，十九响礼炮的欢迎仪式；一个在白宫举行的由总统发表颂词的午宴；一个由总统卫队管弦乐队演奏室内音乐的盛大音乐会。总统对我说，因为我和他的儿子同样都出生于一九二二年，所以他对我更有好感。他的坦率是讨人喜欢的，他那大方的微笑使人抑制不住地要回报以微笑，我经常自问，如果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我面对的是“爸爸”艾森豪威尔，而不是一脸苦相的理查德·尼克松，我能以同样的力量来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吗？
在芝加哥，我结识了一些态度非常特别和相当难以对付的美国人。有一次，在市长举行的午宴上，一位记者一定要坐在我的夫人莫尼克旁边。他对她的美貌作出了笨拙的恭维。接着，在离开饭桌回到记者席之前，他当着莫尼克的面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有点庸俗但又非常美国化的问题“您有两位夫人，这是真的吗？那一位留在金边，而面前这位迷人的年轻妇女只是您的第二夫人，这也是真的吗？”对此，市长、我的夫人和官员们都很惊讶。我反驳这位记者说：“你应该向我提出一些政治性的问题或有关我国建设的问题，而不应干预我的私生活。”他却又说：“一点也不是，您的私生活很有意思。请您告诉我，您是否是重婚？请说‘是’或者‘不是’即可。”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满意地走了，大家对他很满意。第二天，芝加哥的报纸几乎都用大字标题在第一版发表了“西哈努克承认，他是重婚者”的文章。各家报纸都按照各自的方式报道了我的私生活，这引起了美国人的兴趣。
更有甚者，在纽约同时又演出了一场闹剧：美国中央情报局吸收斯拉波到他们队伍里去。斯拉波是我们党执政期间的国民议会议员，他是达春的弟弟。达春原是叛国组织伊萨拉克分子，于一九四九年在暹粒—吴哥地区向我归顺。我任命他为王国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一直晋升到上校军衔。后来，他于一九五九年企图秘密地把古代王国遗留下来的暹粒——磅同“自治区”分割出去，但他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在军事法庭上，斯拉波供认出这个阴谋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指使的。斯拉波在一九五八年参加高棉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由于莫尼克的缘故，我又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情。
继芝加哥之后，我们又访问了旧金山。在这个面向太平洋和亚洲的非常漂亮的城市，我们度过前所未遇的日子。在那里，我用英语就柬埔寨当前的情况发表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到好莱坞作了短暂的访问，同优秀艺术家鲍勃·霍普交上了朋友。
意外的事情就发生在载我们飞往纽约和华盛顿的飞机上。机长离开了他的驾驶室向我走来，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您的夫人很美，我想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同她谈一会儿。请您离开这儿远一点，那边有一个空座儿。”机长驱赶我，但他面带笑容，丝毫没有任何恶意。怎样对待把我激怒了的飞机上的老爷呢？结果，我还是屈从了。大约十分钟之后，他向我走过来并对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次飞行。您的夫人实在太迷人了。我现在要回去工作了，您也可以坐到莫尼克旁边去了。”在同一架飞机里，还有风度优雅的斯图尔特·格兰杰，他是影片《曾达囚徒》中的主角。由于报纸之故，他认为“西哈努克是重婚者”，并对我和我的夫人点头献殷勤。在这次旅行结束之后，我的夫人就此事谈了她的看法“那位机长非常有趣，但有些厚颜无耻。那位电影演员也很有趣，但有些胆小，并不叫人讨厌。”我意识到，她没有直接地说出那个飞行员向她求爱。
一回到纽约，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就为我举行了宴会。坐在我右面的是我年轻在西贡时所喜欢的演员艾琳·邓恩，她曾在《她和他》影片中同查尔斯·博耶合作。她显得极为可爱，并为我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时对她的柏拉图式的恋爱所感动，当时我曾梦想着这位《后街》的女主角。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谈那些所谓重大的事情吧。在华盛顿，除了那位令人喜欢的艾森豪威尔之外，我必须和那位极端反共、反对中立、坚决同毛泽东的中国作对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进行严肃的、艰难而又令人讨厌的周旋。我劝他改善美国同北京的关系。我对他说，不管蒋介石怎样夸出海口，但我确信，他既光复不了“大陆”，也消灭不了毛的制度。我还补充了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必须尽早同周恩来领导下的、已深得人心的、文明的毛的制度实现关系正常化。在我看来，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幼稚的、不成熟的政治家，他一听到有人提到中国就沉不住气。
关于我同福斯特·杜勒斯会见的情况在我的党报《民族主义者》周刊上，以艺术形式向读者们作了介绍：
“杜勒斯说一口很流利的法语，这就使我们之间的联系方便得多了。我们之间的交谈无需通过蹩脚的翻译，这样会更好些，因为我们那时集中谈论金门、马祖岛以及福摩萨和大陆之间的问题。在我会见杜勒斯的前夕，苏联驻华盛顿大使（是他！）亲自给我送来了我的朋友周恩来的一封长信。信中对这个问题和他们国家的措施向我作了详细的说明。考虑到中国政府对我的特殊敬意，我想也许我对我的两个阵营的朋友能起某些作用，因为他们之间的争吵已开始严重威胁到世界和平了。于是我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向美国政府进行调停，以便为缓和美国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做出贡献。我明确指出我可能的使命将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丝毫不用担心会牵涉我的国家和我本人。当时在场的有我国大使农金尼。福斯特·杜勒斯对我的建议表示感谢，但有礼貌地拒绝了我的建议。他认为有必要向我进行有关中国国内形势、“不得人心”的毛泽东政权和这个政权迫在眉睫的垮台等有说服力的介绍。我是不会忘记他向我声明的一点：“对于蒋介石，我们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他再也没有任何前途了。尽管我们给他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他也没有机会夺取中国大陆。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在未来的某一天改变作法，我们将等待这一天，以便同中国人谈问题。因为，根据我得到的可靠的情报，中国人民在一种路线压迫下所承受的痛苦很快就将达到顶点了。到了那一天，我们之间的争吵就会结束了。我同意你的观点，中国人民的解放将不是从福摩萨开始，
而是从中国内部搞起，将由对毛泽东已经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自己来进行。”国务卿的合作者们以尊重和确信的心情对国务卿的这番话表示同意。我对此只是有礼貌地微微一笑。
我在美洲取得重大成功。这应归功于一个七世纪制作的豪华的佛像，我以柬埔寨人民的名义把它送给了美国人民。它被陈列在华盛顿博物馆显眼的地方，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我非常感谢。
一九五九年，我应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邀请，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我受到了当地群众和青年的热烈欢迎。
在开罗大学，我再一次被授予“荣誉博士”的称号。几百名青年围住我，对我说：“您是我们领袖的伟大朋友，我们像崇敬我们领袖一样热爱您。”事实上，特别是自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以来，纳赛尔成了埃及人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他具有过去古埃及国王的那种威严的气派。我的妻子觉得他比斯图尔特·格兰杰更能引起轰动……
在阿斯旺，在他要建造一个巨大的水坝的地方，纳赛尔按照阿拉伯的习惯和我手拉着手散步。他亲切地和我交谈，一点也不像是一个“独裁者”。一九七○年三月，他支持我反对朗诺，并谴责朗诺的军事政变。他并没忘记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国际会议上，我都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他这一边反对以色列，尽管我国政府同以色列还保持着友好关系。
有一天，以色列驻金边大使对我说：“殿下，您说您是中立的。但对于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纠纷，您总是支持埃及反对以色列。您一点也不中立！”我向他伸出友好的手，微笑地回答道“阁下，以色列是我的朋友，但纳赛尔是我的兄弟，我只能支持他，别无选择。”
纳赛尔夫人很谦虚，甚至很腼腆，她是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我的妻子同她相处就像同任性和漂亮的约万卡·铁托相处一样，很自然。一天晚上，纳赛尔总统大概太忙了，让纳赛尔夫人代替他陪伴我和莫尼克出席为我们举行的文艺晚会。一位美丽的开罗女舞蹈家以精湛的舞艺表演“肚皮舞”，当表演者走近我们以便使我们能更好地欣赏她那多少有点淫荡的艺术时，纳寨尔夫人不知所措了。国家元首的夫人垂下眼皮，对我低声说：“我不喜欢这个舞！”我坦率地对她说：“夫人，我认为这个舞非常出色。”
我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叙利亚，这里归纳赛尔最亲密的战友阿密尔元帅统治。过了一段时间，他到金边对我进行了回访。他在一九六七年反对以色列失败后的自杀，我的“兄弟”纳赛尔一九七○年九月的逝世，这都令我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