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我决定承担无议会监督的政府事务。直到三年后的一九五五年，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我的神圣职责是接受通过全民投票的人民裁决，在可能范围内，消除我国在王家十字军东征之前所存在的落后状态。
首先，我们的独立自然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恢复自己的主权）；其次，表现在经济方面，这同样是重要的，犹如骑自行车，要是后轮不转，车子也就无法前进了。一个国家如果经济落后，就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也就不具备完整的主权，因为它要一切依靠外援。而外援，起初则使这个国家经济感到必不可少，无法与其脱离，进而它又无大妨碍地持续下去，并取代了这个国家的自力更生。
建设国家当然不能只依靠某个人，只有全体人民齐心协力的合作才能进行。但是，必须有个受人尊敬和拥护的领导人，以便发动群众并领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同时，还必须有一个忠于职守的政府，以避免那些阻碍进步、蛊惑人心、把国家引向比以前更落后的政策。
下面，以把人民引向倒退的三个政府为例：
—一民主党政府（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不致力于加速经济发展，反而在捣乱分子和扰乱治安分子的秘密支持下，专门反对君主制度。
——朗诺、施里马达政府（一九七○至一九七五年），一个极度无能、腐败和混乱的政府，它把国家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它显得非常无能，不仅热衷于外援，而且把它胡乱挥霍，用来把兵营和工厂改成防御堡垒，把波成东孤儿收容所改成反游击战学校。
——红色高棉政府（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根据河内电台和莫斯科电台的说法，他们最后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即把现代柬埔寨倒退到最原始时期，继而进入石器时期。
在六十、七十年代时，我的一些反对者，说我对当时“落后”的柬埔寨是负有责任。请允许我在没有任何思想斗争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地平静地提出一些事实和数据。
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我只接受法国的帮助，来使我的国家现代化。自一九四九年签订“相互依存的独立”到一九五四年签订日内瓦协议，有相当一部分国家财政和法国提供的援助，是用于国防方面，特别是保安方面，同时也用作经济建设的资金。
只有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期间，我国接受了又一新的外国援助—美援。再者，必须指出，美国每年提供的军事援助和一般援助，共计也只有三千万美元。相反，美国后来向朗诺政府提供了七亿五千万美元（而我国建设资金也只有这个数的一半至三分之一）。由于采取了很适当的办法，我在当国王期间（一九四一至一九五五年）仍然使我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一九四二年，我们有一所公立中学，一所普通中学和一百余所小学校。一九五五年，我们已拥有十二处中等教育设施、五所技工和职业学校，一所医学院和一所法学院。另外还有二千七百三十一所小学校。在我刚登基时，我们只有几所医院和三十多个医务所。到我在位末期，柬埔寨已有十六所医院和一百零三个医务所、门诊部及接生站。一九四一年，既没有水利设施，也没有工业基础。到一九五五年，已有二万九千公顷水浇地，十个大水库和六百五十个半机械半手工的小型企业。在本书后面，我将向读者介绍我的党——人民社会同盟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国家建设方面所取得成就的统计数。
一九五五年是我作为柬埔寨国王时负责国家建设的最后一年。一九六八年是我作为执政党主席对负责政府工作的最后一年。一九六九年，我把全部权利交给了朗诺、施里马达一伙，而这一伙人一刻也没有忘记把人民社会同盟的“佛教社会主义”变成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并在美国的帮助下，准备了反对越盟的战争。
从一九五五年（人民社会同盟在竞选中第一次获胜的一年）到一九六八年，在我国底子比较薄的情况下，还是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可以说，很少有新独立的又缺乏矿产资源的第三世界国家，能取得这样可喜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