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是爪哇岛上的高山名胜。荷兰人把它整治得很好。这里有舒适的大饭店、漂亮的公园和设备齐全的旅馆。这是印度尼西亚独立之父苏加诺总统为同亚洲、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政府首脑举行历史性会见而找到的最好地方。
这个第一次最高会议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它产生了后来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具有影响的，被视为第三世界觉醒的“万隆精神”。会议是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二十九个亚非国家的代表为了执行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的共同政策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聚集在一起。除苏加诺总统、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之外，其他演说家也都受到普遍的赞赏。这次亚非国家最高会议是一个独特的会议。本着这个会议的精神、亚洲人和非洲人后来召集了“不结盟”的会议。
许多西方人可能对三个概念而感到羞愧，即：万隆会议;不结盟会议和“第三世界”。
不结盟运动远未被完全承认。它聚集了上百个进步的、中间的和保守的国家，它的原则是不同大国结盟，也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这个原则并不是被所有的人认可，有些国家认为，不结盟就是不被苏联或美国牵着鼻子走，像卡扎菲上校在一九七三年的阿尔及尔会议上所说那样：“真正的不结盟国家用一只手的手指头就可以算得过来。”
亚非主义是那些受过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等国，哪怕是不久前还受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的国家的团结运动。在万隆有一件趣事，那就是由周恩来提出来的：中国强烈地支持苏联同亚非国家一起出席会议的要求，因为苏联的一些“共和国”在亚洲。后来，还是中国，同样强烈地提出：苏联根本就无权介入亚非大家庭之事务，因为它属于欧洲，至于它在亚洲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过只是俄罗斯的殖民地，而且它在亚洲的土地，实际上是被它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办法非法吞并过去的中国领土。
中国出席了万隆会议，但没有参加不结盟会议。我为中国感到惋惜，因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无疑比大多数自称为不结盟的国家是更真正的“不结盟”。
再来谈谈一九五五年在万隆的情况吧。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后来，特别是一九七○年以后，在我最艰难的岁月里，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主动接近我。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中国代表团在他们住宿的别墅里设午宴招待柬埔寨代表团。我可以证明，我的外交部长狄潘在一九五四年从日内瓦回来之后，毫不夸张地向我称赞周恩来的中国厨师的烹调技术。有点像一八一四年塔列朗在维埃纳召开议会会议时那样，他们带来了人数众多的一批厨师，为我准备了我喜欢吃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我在饮食方面的小毛病，但我必须当心中国人所欣赏的“茅台酒”。周恩来在私生活上是以严肃简朴而闻名的，但他又是一位喝了无数杯茅台酒以后仍保持头脑清醒的很能干的外交家。我必须小心谦慎，一方面，米酒的味道有点使人难以应付，同法国好酒的滋味也大不相同；另一方面，它已使我有些神志不清楚，因为还没有吃东西的时候我已经够……啰嗦了。
周恩来赞赏我的发言，尤其是赞赏我那个轰动一时的“关于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的声明”。毫无疑问，无需担心他们会来干涉我国的内部事务。他称赞我同法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法国和美国之间，宁可让法国来训练高棉王家军队的干部。他劝我要当心美国，因为它“比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很可能重新奴役刚刚获得独立的柬埔寨，而当时的法国，由于它已撤出印度支那而且同那里的关系已疏远，对我国已没有多大的威胁了。有趣的是，“反美”的周也改变了主意，于一九七二年同尼克松和基辛格度起“蜜月”来了。
当时的中国的合作者苏联却与中国不同，它对我不满意，愚蠢地把希望寄托在柬埔寨共产党—人民派的身上。直至一九五五年初，同他们的高棉帮手们一样，竟然在联合国说柬埔寨还没有真正独立，并对柬埔寨提出的加入联合国作为正式会员国的要求断然否决。
周以毛泽东的名义邀请我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时正处在我国议会选举前夕，我还没有成为我们党的首脑。我也邀请中国总理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那是在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而且同蒋介石还有领事关系的时候。一九五六年，我们的相互访问获得了巨大成功。
后来，我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流亡北京的时候，周经常向我提到在万隆建立起来的“多年的牢固友谊”。一九七五年九月，我在返回柬埔寨之前，曾到医院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庆祝我们建立友谊二十周年！”在万隆，我同时也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他当时是周的亲密朋友。他们两人都是富有魔力的杰出的名流，风度翩翩，很有涵养。尽管他们都是大国的政府首脑，而且都在捍卫各自可爱的祖国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中久负盛名，但他们都表现得很谦虚。
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尼赫鲁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在暹粒——吴哥短暂的时间里，他秘密会晤了“游击战士”山玉成。在返回途中，印度总理把这次会见的情况告诉了我，并向我透露说，他劝山玉成停止反对并归顺于国王。山玉成回答说，这办不到，因为西哈努克以假独立来“欺骗他的人民”。会议上，我在结束我的发言时向尼赫鲁表示敬意，把他比作“亚洲灯塔”。当着苏加诺总统的面这样做，是不够礼貌的。我当时对他印象不好，但他对我并没有抱怨，后来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万隆会议之后，在高棉选举运动之前，我应尼赫鲁的邀请，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按礼宾规格，我只是一个没有职务的前国王，但尼赫鲁还是在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后来，经过许多困难，被西方人士称谓的“印度第一号人物”）的陪同下，亲自到新德里机场去接我。尼赫鲁仍照旧给我以最热烈的接待，把一个大花环挂到我的脖子上。他是真的在寻找他的“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信徒。我十分赞同五项原则，因为我一贯信奉“中立”。为了表示对尼赫鲁的尊重，我还公开说他是我的“格鲁”（老师）。令人伤心的是，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战争时，这个“和平共处”即付诸东流了。周和尼赫鲁的极度不和，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在万隆，狡猾的范文同经常要我和他一起抽上和平的烟斗（表示和好）。一九七九年，他和他的同伙无耻地侵占了我的国家，还拒绝了我关于和平解决柬越冲突的建议。他们对他们那个鹦鹉式的韩桑林“政府”说，西哈努克“只代表他自己”，是“柬埔寨人民的死敌”。正如佛祖所说那样：“天下没有固定不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