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我成功地实现了在一九五二年向我的人民所做的一切许诺：我们的国家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在日内瓦，它重新得到了和平，与老挝和越南这两个邻国不同的是，它避免了领土和意识形态上的分裂。
我三年前向人民许诺的，目的在于根据我的“十字军东征”的成果，对我进行裁决的公民投票已经开始。在秘密投票中，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选民表示“满意”。有相当数量的山玉成分子和“民主党”成员，不顾他们上司的命令，也投了赞成票。只有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当然也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由于仇恨和嫉妒，投了反对票。我发现，在我的公开生活中—甚至在我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个流亡者的时候，这些极右和极左的投机集团都在反对我。
于是，我宣布将按照我的诺言，举行新的议会选举，以便恢复议会民主。但我建议通过一次新的公民投票，仍然以秘密投票的方式来实施议会选举，其目的是征询人民是否接受我对一九四七年宪法所提出的几个修正案。这些修正案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使妇女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政治权利（一九四七年的宪法在这点上是有些鄙视妇女的）；
——建立在各方面都有权监督国民议会的省仪会；
——允许每个选区的选民罢免他们所选出的议员，如果这个议员不再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满意的话。如果大多数选民就此事正式向国王提出要求，国君应该让那个不满意的选区举行新的选举，而被罢免的议员在新的选举中仍然有权重新报名参加竞选。
这个在许多人看来最终比较“进步”的修正案激起了我的对手——“民主党”和山玉成分子的猛烈抨击：
——他们坚决反对给绝大多数是王室的忠实支持者的妇女们以被选举权；
——他们担心规定只有当地的人才有资格当选为本省议会议员，会使各省议会的议员绝大多数都是西哈努克分子，因为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
——侥幸当选的“民主党”、山玉成集团和共产党的议员们所担心的是，万一国王心血来潮，煽动那些反对王室的议员所在的选区的农民们起来要求重新选举的话，他们就不能任满四年任期了。
在金边，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和某些西方国家的大使，也出来支援我的对手。他们要求我放弃这种公民投票，并要我在一九四七年宪法的基础上组织议会选举。他们强调说，按照宪法本身的条文规定，这个宪法只能由国民议会来修改，而不能通过公民投票的途径来修改。我反驳说，人民直接参与协商比议员要好。并说，一九四七年的宪法也是国王“批准”的，而不是国民议会通过的。我请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来监督公民投票。他们拒绝了，并警告我说，如果议会选举不是建立在现行的未经修改的宪法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别的什么基础上，它将不能监督议会选举的正常进行。有好几个星期，我一直保持沉默。“民主党”人、山玉成分子和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外国支持者们欣喜若狂，以为我已被打败了。
突然，我爆炸了我的“原子弹”—我放弃了王位。
自从法国人撤离之后就完全独立自主的王位最高委员会，一致选举了我的父亲苏拉马里特亲王为柬埔寨的新国王。王国内外对此反映都很强烈。为了同人民站在一起，为给妇女和农民们带来地位的新的民主制度进行辩护，我宣布将涉足于政治舞台。对此，我的敌对者们气急败坏，摆出了对我进行反击的架势。
我立即发起了立法运动，同时还创立了我自己的政党“人民社会同盟”（从字义上讲，是“热爱人民者同盟”）。我们党所想像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参照了佛教教义。我办事从来不虎头蛇尾，既然我接受了挑战，我就要像一个具有“胜利者”气质的党的领袖那样做事。因此，“人民社会同盟”主席跑遍所有的省和县，以及大部分的乡，向人民阐述他的政治纲领，同时还对那些同我们竞争的党的批评和指责作出回答，他们是“人民派”、“民主党”和从严森波那里分裂出来的民主主义者。
诺林德的自由党、朗诺和施里玛达（此二人后来是一九七○年政变的头头）的革新党以及其他小的政治团体决定解散加入“人民社会同盟”。我知道这些党派的首脑都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但为了我那弱小祖国的利益，我答应为民族团结发挥作用。“分而治之”从来就不是我的信条。
当我的“同盟”在有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密切监督下，举行的选举中获得全胜之后，为了尽可能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同我最激烈的对手——“民主党”人和山玉成分子以及共产党人分享权力。然而，共产党人中间的一员—胡荣曾在一九五二年给我写信说，他反对我这样的国王。当看到没有别的路可走时，有些人决定带着各种目的（其中包括从内部摧毁我们的党）加入我已经获胜的党，我很快就任命这些人为部长、国务秘书、副国务秘书和大使。在后来各次议会选举中，我提名他们为我的党的候选人，也正是因为利用了我的名义，他们才很有把握地当选了，而过去当他们以我的反对者出现时，他们则很少能获得成功。
当撕掉伪装的共产党分子在六十年代后期进入丛林，朗诺分子在七十年代叛变我时，就有些人说，我应该对他们的背叛负责。
一九七九年，我再一次表示，对我来说，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那些从红色高棉手里逃脱出来的原一九七○年政变分子对我说，他们重新拥戴我为他们的“民族领袖”，我答应同他们重归于好。当我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时候，所有的幸存者都要为解救他们而携手前进。
再来谈谈一九五五年的选举吧。西方报界普遍把它说成是一股“反共产主义的海啸”。这是不正确的。高棉的“弱小人民”绝对不想在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只是想把曾给他们带来独立与和平的“国父亲王”推举到领导岗位上来。在我的运动中，我特别强调人民社会同盟是中立和不结盟的。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上，以及后来在我作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客人的新德里，我都明确地表明了立场。因此，还没有等到铁托、纳赛尔总统以及尼赫鲁总理于一九五六年创立的不结盟运动提出这个原则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它作为高棉的对外政策原则了。
我父亲的登基
在国外，人们常说：“西哈努克是为了他父亲才放弃王位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放弃了王位是事实，但我绝对没有权力指定我的继承人，因为我们的君主是选举出来的。一九四七年的宪法明确规定，一个新国王必须由王位最高委员会在安东国王的男性后嗣中选择。安东国王是诺罗敦国王（安东家族的“长兄分支”）和西索瓦国王（安东家族的“幼弟分支”）的父亲。按照宪法规定，王位最高委员会是由佛教的两派（摩诃尼迦耶派和达摩育托派）僧王、婆罗门教僧王、王室家庭会议主席、王国政府首相、国民议会主席和王国议会（参议院）主席等七名高级官员组成。
我没必要向那些“伟大选民们”施加任何压力，以便让他们选择我的父亲，因为他们已经一致同意选他了。我的舅父莫尼勒是王室家庭会议主席，他崇敬我的母亲——他的姐姐。对她成为王后，他感到很高兴。作为一九四一年王位继承者的不幸“候选人”，他觉得选我父亲作为君主，要比我当国王，使他受到的侮辱要小一些。因此，他投了他的姐夫苏拉马里特一票。相反，我的另一个舅父莫尼庞，他并没有选举权，当他得知我父亲被选为国王时，却大发了雷霆。他来到王宫里，但并不是为了向新君主表示祝贺，而是愤怒地高声说我，放弃了王位和让一个“傻瓜、花花公子和无能之辈”登上祖先的王位是犯了大错误。当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我的母亲听到她弟弟如此对待她的丈夫——国王时，非常惊恐不安。她恳求我，要我去请求国王的原谅。然而，就在隔壁屋里的国王对这令人难堪的场面，当然是听得一清二楚。
我的调解尝试，比我预料的要容易得多。我父亲此时还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他说：“莫尼宠可以侮辱我，这无关紧要。我中了头等奖，而他却永远失去了任何登上王位的机会。”他这样说，是明智的……我父亲比过去仅仅是个安逸的自由民时高兴多了，他现在有钱了，能够满足他的宠妃叶夫人的物质要求了。他急忙把她提高到最高的地位，即王妃等级中“坤”的位置。王妃等级是逐级依次排列的，即坤、莫姆、尼亚莫娘和尼亚娘。
苏拉马里特国王和哥莎玛王后的加冕典礼，同一九四一年我的加冕礼很相似，也很豪华。唯一不同的是，因为我国已经获得了独立，一大群外交使团参加加冕仪式。尽管柬埔寨是个气候炎热的国家，但为了对我的父母亲表示尊敬，使节们仍是汗流夹背地穿着燕尾服。他们的夫人们身穿宫廷长裙，戴着手套，就像在白金汉宫里一样。几个亚洲外交官保留了他们的很适合气候的民族服装。人民群众的情绪特别热烈。我的漂亮、庄重、非常雍容华贵的母亲不仅是因为她的王族血统，而且也因为她无论是对“大人物”还是对“小人物”，都是采取和蔼可亲和仁慈的态度，使她受到所有的人一一高棉人、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崇敬。
即使是在一九七○年十月废除君主制之后，我们的“弱小人民”仍然深情地忠于她，称之为“我们的王后陛下”、“民族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