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共产党人，乘柬埔寨获得独立和法国从柬埔寨撤军之机，毫不犹豫地对我的国家施加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从一九五四年初开始，当他们在东京和老挝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他们像人们说的那样把赌注押到他们很早就已进行渗透的柬埔寨上来了。他们在柬埔寨的行为，同后来一九七九年的做法完全一样，我的国家什么厄运也没能逃脱：乡长们遭杀害；公务员被撤换；学校和城乡医院被拆毁；一些省长、县长和许多军人（包括我的卫队的沙里克少校）遭暗杀；桥梁和公共建筑物被炸毁；火车遭颠覆等等。越南人和他们的高棉追随者，还用他们的山玉成分子和其他土匪集团的办法在公路上截住大客车和专车，捣毁车辆后杀死那些旅行者。这些人对那些他们认为“合作”得不够好的村庄大肆掠夺。越南干部试图教育那些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老百姓。他们竭力向老百姓们灌输对西哈努克的仇恨。
越南人是没有可以狡辩的理由的。一九五三年年底，我的首相宾努亲王通过电台和报纸发表了一封致越南人的信，主要内容是“你们以帮助高棉民族从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为借口，从一九四七年起就来到了我们国家。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开始，我们的民族已恢复了自己的所有主权。你们再没有理由继续留在我国制造动乱和进行颠覆活动了。我们的国王、政府和人民请你们尊重我们的主权，返回你们自己的国家去吧，不要继续干涉我们的事了。考虑到你们为反对法国对越南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还没有像柬埔寨这样获得独立，我国政府特向你们宣布，柬埔寨王国在你们反对法国的战争中将严守中立，因为这场战争仅仅是越南和法国之间的事，与我国无关。柬埔寨王国愿意同法国和越南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希望法国和越南两国能在越南独立问题上通过和平途径寻找一条出路，重归于好，就像法国和柬埔寨在为高棉独立问题上刚刚采取的解决办法一样。
首相在信的末尾提醒越盟说，如果越盟军队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以前不全部从王国撤走，柬埔寨国王将被迫对这些军队采取军事行动。然而，十二月到了，又过去了。越南人不仅没有从我国撤走，他们的军事侵犯活动反而加剧了。
于是，我发动了“沙玛给”运动—就是高棉人团结起来保卫祖国的运动。高棉人民情绪普遍都很高涨：他们要求去打“越寇”（安南人）——这是对那些在几个世纪前就吞并了柬埔寨一半领土，其中包括下柬埔寨（交趾支那）的人的贬义叫法。
柬埔寨的山玉成分子和共产党人继续侮辱我。前者（自由高棉）在他们靠近泰国边境的巢穴里，以越来越难以令人置信的方式一再坚持说民族独立“不存在”，而且长时间地煽动反对柬埔寨王国的暴乱。
山玉成那个时候的戈培尔是韩通哈。对韩通哈其人，我曾给他提供助学金，让他去巴黎留学，学习戏剧和导演艺术，他的教师是夏尔·迪兰和路易·儒韦。我原谅了他的反抗，并在六十年代任命他为皇家艺术学院院长，相当于一级国务秘书。后来，他却成了朗诺的“高棉共和国”的一个“支柱”（还当了几个月的总理）。一九七五年四月，他在金边，被逮捕并处死了。
至于柬埔寨共产党人（高棉越盟），他们直接参加了由胡志明的部队进行的反对我的军事活动。
身着军服，拄着拐杖，脚穿为穿越丛林而准备的法国靴子，我同我的部队一起进入了原始森林，和部队一样喝水塘里混浊的泥水（一九七三年，当我视察“解放区”时，对我“极为尊重”的红色高棉向我提供的是法国矿泉水！）由于缺少飞机，我被迫向法军司令部提出要求，请他们驻在西贡的飞机给予协助，支援我的步兵部队，这对山玉成分子来说又是个机会，他们可通过他们的电台宣布我同殖民主义者仍有勾结。
由于在马德望省的斯栋坎洪地区的越盟遭到我的军队和法国飞机的打击。他们生气了，调动其正规军的三个精锐营侵入上丁和桔井省。在上丁省，我的士兵们在靠近老挝边境的暹邦阻击敌人。在桔井省，我的伞兵在斯雷芝把敌人赶走了。侵略者逃回越南，一面营级军旗落入我的“伞兵”手中。后来，我把这面军旗陈列在金边的西哈努克博物馆里。一九七○年，朗诺分子关闭了这个博物馆，里面收藏的东西也都散失了。
形势是很严峻的。尽管有许多民兵告诉我说，他们是准备为祖国和国王陛下去献身的，但他们所受到的军事训练是极其粗浅的，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并没有武器，只有“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木枪。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士兵，我只好把我的王家卫队也派到了前线。
幸运的是，为结束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当时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后来还会有这样的战争）而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于一九五四年七月举行。在为我国争得独立和宣布柬埔寨在法越冲突中保持中立之后，我遭到了自由世界报刊的诽谤，但他们却突然对我敢于同越盟作战给予极力的赞赏。美国报纸赞扬我的勇气和英明，西贡和曼谷的报刊授予我杰出爱国主义奖。曼谷杂志《标准化画报》写道：“西哈努克国王怀着高度的责任感，镇定和英明地领导他的人民。”西贡日报以赞扬的口吻写道：“我们必须承认，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是一个真正的非常英明和令人尊敬的君主。人们怎么也不会预料到，这位如此忠于法国的年轻国王，会在朝夕之间竟变成了法国的一个具有特殊能力和才干、令人钦佩的对手。这是因为这位君主看到了他的人民在受难，就决定为了他们的独立，为了国家重新得到安宁而斗争。为此，他毫不犹豫地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对在丛林和山区里过一种士兵生活并不畏惧。他走近了他的子民们，以便很好地了解他们的困苦。这样一个国王，尽管很年轻，却赢得了老人和儿童的尊敬。柬埔寨有如此的幸福机运，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像神话一样美好！但很快，一个“沉着、聪明和英明”的西哈努克的形象就被“红色亲王”、“疯狂的、危险的……腐化的、吃喝玩乐的暴君”的形象所代替了。
当我要结束这一章草稿的时候，有人给我送来了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出版的“纽约时报”。这份美国杂志重登了一九七○年前反对我的那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写道：“尽管他神经错乱（间歇性的），有时又像一个小丑，但狡猾的西哈努克在他的国内还是受欢迎的，特别是受到农民的拥护。”真是绝妙的分析，聪明极了……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
日内瓦会议上的胜利
鉴于印度支那问题的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引起了诸多的研究和专著，因此我只要大概谈一下它的主要内容就行了。在简要地回顾一下在老挝和越南发生的事后，我将主要谈谈我的国家为了避免像我们的两个近邻那样被分割而进行的艰苦斗争。
法国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一九五四年七月，成功地把与印度支那冲突有关的所有国家都召集到谈判桌前。参加者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越盟的受害者——柬埔寨和老挝当然也被邀请了，然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原则上要为普遍和解作出努力……
我派了两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去日内瓦，一个是文职官员代表团，由外交部长狄潘先生率领；另一个是军事代表团，由在“王国独立十字军”中升为将军的涅刁龙先生率领。由于我了解我的代表们的能力，同时也因为我作为执政的国王不能直接参加辩论，所以，我只好住在法国南方的一个偏僻的地方，通过电话和我的使者们保持联系。
当发出会议邀请时，谁都没重视小小的柬埔寨，自由世界的大国准备牺牲它来换取印度支那的和平和东亚的稳定。就像老挝王国那样，尽管它的政府对法国的话非常顺从，但他们的意见仍然被置于不顾，事实上是被牺牲了。两个省脱离了被法国授予抵抗勋章的西萨旺·冯国王陛下：一个是与中国接壤的丰沙里省；另一个是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相邻的桑怒省。马特寮主席苏发努冯“红色亲王”的背后，还有后来成为被河内殖民化的老挝总理、越老混血儿—凯山·丰威汉。由于范文同、莫洛托夫和周恩来的共同努力，苏发努冯战胜了可怜的老挝国王。
刚刚在奠边府获得胜利并在越南全国各地都取得胜利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获得东京和北纬十八度线以上的安南北部感到满意。它之所以表现得比较“通融”，因为它相信按照协议的规定，在两年后的一九五六年七月举行的大选中，定能把西贡政府彻底击败，越盟们被美国人“欺骗”了，因为美国人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他们阻止了预定的大选，破坏了越南的统一……直至他们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的失败。
为了避免像它的邻国那样被“割成两块”，高棉王国不寄希望于依靠孟戴斯·法朗士先生，因为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他只考虑把他的国家从印度支那困境中解脱出来。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件后来被证实是非常有效的武器：在日内瓦会议之前九个月，即一九五三年九月，我们就已经获得了完全独立，这是“王国独立十字军”出人意料的成果。
我的代表们向对我们感到吃惊、有时甚至是钦佩的其他代表团，解释了我同我的代表们事先商定好的柬埔寨的立场。我的代表们说：“如果必须给越南共产党人的亲信一一高棉越盟一个像在老挝给巴特寮共产党的“自治地区”的话，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会在你们的协议上签字。高棉越盟不仅一点也没有参加争取独立的斗争，反而以武力反对这场斗争。当我的政府同法国进行艰苦的有时还很棘手的谈判时，他们却竭力削弱我的政府。此外，高棉共产党人还把越盟“豺狼”引进了柬埔寨的“羊圈”。他们听任越盟占据我们一些省份，不仅不对其背信弃义的行为给予惩罚，而且还让其主子——越盟奴役柬埔寨”。
孟戴斯·法朗士先生并不怀疑我们的要求是正当的，但他沮丧地看到，如果愿望得不到满足，“西哈努克的人”决心要使印度支那的和平历史倒着写。然而，孟戴斯·法朗士先生曾公开宣布，如果最迟到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议协还没有达成和签署的话，他的内阁将辞职。
午夜将至，七月二十日即将来到了。我们的代表们丝毫也没有改变立场。如果会议失败，将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由于继续对抗下去已感厌倦，各代表团的代表们只好被迫宣布满足金边“小人物们”的愿望。这一来，范文同先生只好把混在北越人的行李里来到日内瓦的高棉越盟首脑山玉明（当年的韩桑林）的代表们隐藏起来。
停战协议就这样由军人们签署了。河内国防部副部长谢光宝先生代表他的政府在协议上签字。法国驻印度支那武装部队司令的代表德尔戴准将代表法国以及还没有获得完全独立的、其军队仍处在法国指挥之下的老挝和南越在协议上签了字。我们的国家是幸运的，由高棉王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涅刁龙将军代表独立的柬埔寨签了字。为了挽回面子，谢光宝先生象征性地同他拥抱。
是不是一切就此解决了呢？还没有。狄潘部长拒绝在有关非军事的协议上签字。他问心无愧地指出，高棉王国不应该像人们对它要求的那样，支付CIC（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其主席为印度，成员有加拿大和波兰）设在柬埔寨的机构及其在柬埔寨活动的百分之五十的费用。狄潘解释说，柬埔寨对由越盟挑起的战争不负任何责任。惟有越盟应该对此负责任，它必须支付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在柬埔寨的一切费用。
孟戴斯·法朗士先生越来越忧虑。万国大厦的钟摆已经指到了午夜，一个假设的不结束的一天不能再延长了。所有的代表们都非常紧张，于是，一位苏联高级官员对由于高棉代表团的固执给他的阵营带来的侮辱非常生气，他对狄潘先生说道：“你们维护了领土完整，而你们所支付的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在你们国内的办公和生活用费的百分之五十，与这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狄潘感到不应该走得太远了，终于表示同意。其他代表团听后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并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以后的日子里，自由世界的新闻机构，特别是美国报界，对柬埔寨王国代表团面对着趾高气扬的共产党阵营，“挽救了”西方阵营的荣誉的行动赞不绝口。
周恩来是个老练的行家，他预料到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柬埔寨是属于西哈努克的，他邀请了我的代表们在他租赁的日内瓦郊区的宅邸里共进午餐。招待是热情的，烹调是考究的。席间大家开怀畅饮，不断举杯相互致意。周恩来请狄潘转达他对我的敬意和祝贺。回到金边后，我的代表们向我称赞中国总理，他们被他迷住了……，他们还对中国的美味佳肴大加赞赏。相反，我的代表们对“老狐狸”范文同和对“脾气暴躁的北极熊”的反映，却是持保留的态度。读者们也许能猜到，所谓“脾气暴躁的北极熊”指的是莫洛托夫先生……
高棉越盟分子和外国共产
党人否认我们独立的日期
高棉共产党人，还有越南和苏联的共产党人对我为我国争得的完全独立和维护了我国的领土完整是永远不会谅解的。
在执行日内瓦协议时，高棉越盟分子必须解散他们的武装力量，并把他们反对西哈努克和君主制的斗争转到政治方面来。但事实上，他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反对王国政府的武装斗争。他们把许多武器分散隐藏在他们的“寺庙”里。正如波尔布特在一九七七年所披露的那样，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遭到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后，他们分裂成两种倾向，后来又变成两种剧烈的运动。其中一种倾向还和越盟保持联系（河内把其中的五千名追随者带到东京，继续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训练。）另一种倾向自称是“民族性的”，但实际上是和中国毛主义联在一起的。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老一辈”集团以及乔森潘、胡荣和符宁等原留法共产党大学生的“年轻一辈”都属于这个集团。
留在国内的高棉共产党人组成一个叫做“人民派”的政党。在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的监督下所举行的一九五五年大选中，尽管委员会中有代表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的帮助，人民派也只获得了3％的选票……因而在国民议会中没有取得任何席位。“民主党”和山玉成分子获得13％的选票。只有我创建的“人民社会同盟”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和议会的全部席位。在我提到过的一九七七年的报告里，波尔布特强烈攻击五十年代的人民派的前领导人。此外，他还从一九六○年起把这个党的名字改为柬埔寨共产党。一九七八年，河内电台在同红色高棉的激烈辩论中，越南说波尔布特处决了人民派的前领导人，其中包括神秘的山玉明。
在五十年代，高棉越盟分子和外国的共产党人，像山玉成分子和一些西方人一样，认为一九五四年七月的日内瓦会议使柬埔寨获得了独立。而到了一九七七年，波尔布特毫不犹豫地认为在日内瓦会议上，社会主义越南卑鄙地出卖了高棉共产党人，并认为胡志明的国家被“柬埔寨封建主义者”打得惨败。而且他还认为，柬埔寨的独立是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即以红色高棉取得胜利的那一天才开始。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谁都会说自己是正确的……
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1.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政治、行政、司法、治安、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权力—即主权的一切标志——都已经掌握在我的政府手中了。
2.在权力移交后，柬埔寨国王已经通知法国政府，他的国家将不再参加法兰西联邦最高内阁会议，并在外交和对外政策方面恢复自己的主权。
3.在货币方面，柬埔寨从一九五四年起已经退出了法朗区，它的国家货币瑞尔，已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独立的货币。我还应该指出的是，日内瓦会议并没有涉及到货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