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地区包括和泰国有共同边界的暹粒（这里有吴哥古迹和马德望（即我们的阿尔萨斯——洛林）两省以及暹粒南边的磅同省。一九五三年六月，我把我的政府内阁和总参谋部安设在暹粒市内（我的总参谋部是法国塞塔上校领导的）。我声明，只有到了法国同意把它仍旧掌握着的（军事、司法、经济和行政方面）权力移交给我国政府的那一天，我才返回首都金边。
法国知道，一九四八年我在索米尔学校时曾是朗格拉德将军的得意门生，所以法国以为任命他为驻柬埔寨的法国军队总司令是最合适的了。这样一来，我只好被迫同曾教过我战略和其他军事技术的人“和平”地交锋。我的另一个“对手”是法兰西共和国新任驻柬埔寨的专员，里斯特·鲁西先生。大家叫这位聪明、机灵的科西嘉人和难以对付的外交代表为“里斯特”，但他还是有远见的。这两个人都相当明智，没有把高棉国王和法国之间的和平对抗变成武装冲突，否则这场冲突的唯一胜利者将是坐收渔利的第三者——越盟。
里斯特·鲁西和朗格拉德同意让那些仍处在法国指挥下的高棉军官和士兵，在自治地区里同他们的君主会合，前提是只要这些军官和士兵们有这样的愿望。那些反对越盟最坚决的英勇善战的伞兵以及其他许多高棉军人，包括金边“小天鹅”学校的士官生，为了同我在自治地区里会合，都赶紧离开他们的部队和他们的法国长官。有些人借了中国人的大客车，另一些人借了些法国军队的卡车，等到达目的地后再归还给他们。由于缺少营房，我的这些人只好根据可能在靠近城市的村庄安顿下来，一些装甲兵也跑到我这边来了。我把这些装甲兵派到磅同省和磅湛省交界处。这样一来，这个交界处就成了“自由”柬埔寨和“被占领的”柬埔寨“分界线。”
于是，高棉装甲车和法国装甲车就处于对峙状态……但两边的装甲兵却相处得很友好。朗格拉德很聪明，从不在自治地区附近露面。他宁愿在那些边远的省份里同伊沙拉克分子、越盟和高棉越盟分子作战，以便使我对他的意图放心。
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法军司令部派了几个营由北非人组成的法兰西联邦军队进驻金边，因为自从高棉军人跑到暹粒省以后，那里就没有部队驻扎了。这些北非人首先在几个战略地区建立了据点……然后就地待命。他们很快就被那些来看他们、和他们聊天的老百姓，路过他们驻地的漂亮姑娘和到兵营附近来玩耍的孩子们“缴了械。”晚上，许多士兵到小饭馆里去吃中国菜，有些人在小的平民舞厅里寻欢作乐。一些法国军官对现场采访的记者承认：“部队的纪律糟透了。”
我对法国“无法调和”的态度遭到我的舅父莫尼勒和莫尼庞的猛烈抨击。莫尼勒嘲笑我是“军事狂”，并肯定地说高棉新军官们在军事能力方面达不到法国同伴们的水平。这的确是事实。例如，原“民主党”的一些官员，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间突然被提升为大臣和军队的指挥官。像朗诺、施里玛达（此二人后来是一九七○年政变的发动者）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而突然提为中校的。按照法国人的观点，他们是“因材施用。”
我的舅父莫尼庞对他的首相职务被具有非常坚定的“独立主义”精神和非常忠诚的宾努所取代感到不满，他生怕里斯特·鲁西和朗格拉德不知道他的外甥西哈努克已经完全陷入了“困境”。只有我的父亲和母亲支持我。这些亲法分子，像我所了解的那样，他们大概在考虑我不应该提出太过分的要求。但对他们来说，不管我是错还是对，我依旧是他们的孩子，仍然是个国王。
在王宫里，苏拉马里特亲王和夫人接待了来进行正式访问的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帕特里夏。美国人私下埋怨说我父亲举行的晚宴是“没完没了”和“令人厌烦”的。据说晚宴上的菜是受到一位“兴盛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爱丽舍宫里举行的那些宴会的启发：菜肴和点心的道数令人难忘的。后来，尼克松夫妇到我暹粒的小别墅里来拜访。副总统给我带来了一张有艾森豪威尔总统题词的照片。出乎我的意料，尼克松闭口不谈我和法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向我转达美国总统和人民对我的同情和敬意。他的妻子只字不谈政治，而是津津乐道地表示她对吴哥古迹的赞美。对我开始有所了解的美国人，大概希望能防止我由于受到失去可爱的女儿甘塔·帕花的打击之后所产生的恶劣情绪。
许多报纸，主要是法国和美国的报纸，开始说我变成了“疯子”。还说不应该去激怒一个疯子。从我在暹粒省发动“柬埔寨有生力量”（高棉语称“民兵”）运动以后，有关我成为疯子的传闻也就更多了。然后，在整个王国，首先是从首都开始，男女老少都穿上咔叽布制服，在几个年老的教官带领下，手拿木枪在马路上进行军事训练。《巴黎竞赛画报》指责说，我以昂贵的价格把木枪卖给了民兵们。事实上，这些民兵们和所有柬埔寨人一样具有灵巧的双手，是他们自己制造了这种假武器。
那些一直在等待我命令的军官们对我提出，为了摆脱烦恼，要求我为他们设计一种新军服，因为他们现在穿的军服和法国人的军服太相似了。他们说，在他们同法国同伴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至少不和法国人戴同样的军帽。他们要求换成一种美国式的鸭舌帽。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我只好请求我认识的唯的一军服专家保尔·沃克莱尔（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拉特勒将军的私人裁缝。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八年间他曾为我缝制过军装），希望他能为我的那些向往独立的军官们设计新式样的鸭舌帽和军服的装饰。考虑到我也有进入丛林的可能性，我还向巴黎的一家鞋店定做了两双防水的软底靴子，以便能在森林和沼泽地里行走。后来，当我在一九五四年同越盟打仗时，我真有机会穿了这两双靴子。
一九五三年九月，法国把我们王国一切权力移交给我，以便集中主力投入同胡志明的军队越来越艰巨的战斗中去。在朗格拉德将军的参谋部里，有些军官指责我“无耻地”利用了法国在北越遇到的困难，想把法国“赶出柬埔寨。”他们问他们的长官：“将军阁下，难道您就听任这个疯子摆布吗？”朗格拉德将军回答说：“先生们，国王是疯了，但这是一位天才的疯子”……
我的西方读者们也许对我如此频繁地引用报纸上的文章会感到吃惊。这些报纸中，有些文章攻击我，另一些为数不多的文章则对我表示理解。我对外国报刊谈论我和我的政权始终相当敏感一名法国记者甚至说我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性。
可以坦率地说，我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同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对立，以及在七十年代的头几年里同红色高棉联合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由于西方报纸对我进行许多攻击造成的。在这些攻击中，有不少是对我进行歪曲，甚至对我怀有敌意。但话又说回来，这些攻击在促使我同西方对立和把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推入共产主义世界的怀抱里，帮了很大的忙。对于共产党人，我并不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虚伪性，但他们节制了对我的批评，有时还恭维我，这些恭维却触动了我的心弦。在许多年里，当我看到我有利于国家的愿望和很小的成就遭到西方世界的报纸贬低和诋毁，甚至连我本人也遭到西方世界的嘲笑和诽谤的时候，我完全被激怒了。
我要向对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取得的进展感到吃惊和担忧的西方世界补充一点，当那些打击落在我身上时，我就抗议、反抗或进行论战。其他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会对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批评不高兴，但他们很少像我那样公开做出反应，而他们采用报复的措施，是逐步滑向反对西方的阵营。如果向他们解释说西方的报纸是“自由”的，是不表达它的政府的观点的，那完全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确认这个自由尤其表现在对一些领导人的“大肆宣扬”上，在富国不能想像的困难中，这些领导人普遍都是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在这里，我把新闻报道中与我争取独立的“十字军东征”的第二部分和最后一部分有关的段落摘录下来。这些内容具有历史意义，它说明了法国和高棉之间的武装冲突之所以能够避免的原因，而且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把这归功于双方的明智。
《泰晤士报》这样写的：“同一个变化无常和摇摆不定的年轻人商谈任何严肃的事情都是困难的。”这个年轻人当然指的是我。新德里的一家大报纸发表了冈加·森格博士撰写的一篇文章，来回答《泰晤士报》，写道：“这些话纯粹是恶意和经过策划的，目的是让世界舆论反对一个爱国者，他像每一个正直的英国人或法国人热爱自己祖国那样也热爱他自己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法国人为了什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呢？答案是：为了自由。”
具有客观主义传统的《纽约时报》没有参加这场论战，而是乐于报道我住在自治地区的某些重要情况：“国王通过争取独立来巩固其名望的事实已得到证实。那些以前曾为柬埔寨独立而斗争的不同派别的非共产党组织约有五分之三的人投奔了国王，为他增添了一千五百人的力量。两天前，柬埔寨军事学校当年应召的五十六名青年人离开了学校和他们的法国教官，来到诺罗敦国王管辖的地区。负责内河巡逻的一支水兵部队离开金边逃到了西部。驻扎在柬埔寨的法国军队的五个营里，有好几千名柬埔寨军人混编在这些法国殖民主义军队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法国军官们的允许后，离开了自己的部队。这些法国军官们的观点是，如果柬埔寨形势继续恶化，这些不愿意留下来的柬埔寨人是靠不住的。”
一九五三年十月出版的《巴黎竞赛画报》，对我的十字军东征第二阶段作了“生动”地描写。这份杂志在“一个吴哥和尚使纳瓦尔（驻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司令）感到不安”的标题下这样写道：“纳瓦尔将军不愿意让越盟继续从东侧威胁着印度支那军队。再过一个星期，（法国）最高司令部可能会面临着柬埔寨这个第二战场。纳瓦尔知道，整个军队也都知道，他们存在着一个由（西哈怒克）国王这个不可理解的人物所提出的问号。抗议外国吞并本国领土的国王放弃了他的首都金边，在强盛的高棉王朝的见证者——吴哥遗址邻近的暹粒市安营扎寨。他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法柬军事协定—的签署也未能使他离开那里。不管怎么样，国家的前途还要依靠这个戴着亚洲一种最古老王冠的令人不安的、骄傲的和神秘的脑袋。”
事实上，我正在准备返回金边，因为就在这年十月份，法国接受了我的全部要求。回王宫的日期确定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这是王宫里的占卜家选定的“吉祥”日子，我的母亲很相信他。
好事总有好结尾。通过我的首相宾努与里斯特·鲁西（由于他的威望，取得了法国高级专员的头衔）和我的老朋友朗格拉德之间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一个圆满的协议。移交权力议定书中的主要如下：
司法权方面。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的议定书写道“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将其在柬埔寨王国领土上所行使的司法方面的一切权力移交给柬埔寨王国政府。此项移交（包括在柬埔寨的一切受法国司法机关管辖的人在内），将从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开始生效。”
治安权方面。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的议定书规定：“法兰西共和国将其直到今天还在柬埔寨行使的一切治安权移交给柬埔寨王国政府。
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在给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宾努阁下的照会中写道“我荣幸地通知阁下，由于移交了治安权和司法权，法国国家宪兵队随即停止在柬埔寨领土上行使一切民事权力。
军事权方面。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七日签订的议定书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将一切军事方面的权力移交给柬埔寨王国政府。柬埔寨国王陛下的政府可在王国的领土上完全自主地行使一切军事方面和军事指挥上的一切权力。指挥地域的移交包括军队和实施这一指挥的必要手段的移交。”
朗格拉德少将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七日致我国首相的照令中写道“我荣幸地把过去在战术使用上属于我指挥的高棉王家军队，自议定书签字之日起移交给陛下的政府。在这些军队即将归属于其国家指挥的时候，我向王国政府表示我对这些军队的前途充满着信心。这种信心是建立在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能力的基础上的，我曾亲身感受到过这种能力。”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在这之前，我的车队将要经过的所有的城镇和乡村都装饰一新，准备隆重地欢迎我，并向我表示敬意。从暹粒到金边的三百公里路途中，少数法国朋友（其中有我的牙科医生埃尔丹·戴·佩库拉博士）混杂在高呼“国王万岁！”的成千上万的高棉人当中，我的王宫到处都是些身披桔黄色袭裟的新剃光了头的和尚，他们为我诵经祝福。我发现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山玉成的忠实信徒。这些人的微笑中带着痛苦，因为他们那位为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伟人”已经走投无路了。
在接受法定社团和咨询性的国民议会的祝贺之后，我隆重地接见了法国高级专员里斯特·鲁西和朗格拉德将军。我授给前者一枚王国一级骑士勋章，授给后者一枚王国二级骑士勋章。朗格拉德将军还接受了一枚柬埔寨王国勋章。我最亲密的战友宾努阁下也得到了一枚王国一级骑士勋章，只有他一个人被授予英雄人物勋章：民族功臣勋章，后来，他又被封上了最高的荣誉称号：“桑岱”。
十一月九日上午，朗格拉德将军和我一同主持军事权力的移交仪式。这是除了法国人之外，还包括塞内加尔人、马达加斯加人、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和摩洛哥人在内的法兰西联邦军队最后一次在金边的街道上，也是在柬埔寨领土上列队行走了，他们即将要到越南和老挝去继续进行战斗。接着，轮到我的军队列队走过来了，它的身后是从王国的各个角落来的、身穿咔叽军服的几十万名男女民兵。
《巴黎竞赛画报》以哀伤的口吻描绘了这一历史性的军事接管：“在闪电和雷鸣伴随着倾盆大雨的天气下，法国军队离开了柬埔寨。队伍出发时，在检阅台上有三个人，在他们当中，一位是高级专员里斯特·鲁西，第二位是直到当时还是驻柬法军司令的朗格拉得将军，而第三位就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一个刚刚成了民族英雄的人。为了获得这一称号，他只要变成一个逃避正业的人就行了……国王像亨利四世为送别西班牙人那样伤感地为法国人送行，然而他不是亨利四世，那些曾在柬埔寨呆过的法国人也不是压迫者，而是保卫者……总之，法国人走了，这是垂手可得的好机会。只要柬埔寨在没有法国人的情况能够维持几年就行。但愿佛陀和胡志明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