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国政府在努力向法国争取我国完全独立方面一直保持缄默，我却成功地得到了新闻界和反共、反殖的舆论界的支持。
在回柬埔寨的路途中，我经过日本。在那里，我收到了我的首相宾努阁下的一个电报。他告诉我，法国请他到巴黎去研究对我所提出的要求的答复。在皇宫里，裕仁天皇设茶点款待我。身穿朴素而舒适的服装、彬彬有礼的太阳之子特别谨慎，他怕被我带入政治领域，但我还是涉及到我唯一感兴趣的问题。天皇祝愿我在我的事业中有好运气。为了不过分使天皇受窘，我很快向他告辞了。
回到金边，我国首相把法国政府提出反建议的特别案卷交给我。长期以来，这是我的同胞第一次如此热烈地欢迎我。人们都到大街向我欢呼，我的车子在波成东机场到王宫的路上几乎无法走动。这次胜利，我有点飘飘然了。但是在研究了法国的反建议以后，我又很快地清醒了。在军事方面，法国不再交给我新的和平地区，而是建议用联合参谋部来代替法国参谋部。在这个联合参谋部里，我可以指定高棉军官参加工作。在司法方面，除了法国人、中国人和法兰西联邦的侨民以外，任何外国人都要受高棉司法机关管辖。而在柬埔寨的非柬埔寨人口几乎都是法国人、中国人和越南人，他们实际上继续不受高棉司法机关的管辖。在经济和财政方面，法国表示仍维持现状。
在高棉人民的心目中，我已经成为“民族英雄”，我只能拒绝法国提出的根本无法接受的建议，并再次要求法国政府给柬埔寨真正的独立。然而，法国却保持沉默……为了把我的正义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加以“扩大”，我决定到泰国去。我想，在那里起码可以比较容易地同外国记者和其他国家外交官进行接触。在曼谷，普密蓬国王不敢接见我，泰国外交部长对我说，泰国不能同情我，因为泰国不想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同法国找麻烦。他们也真是太不客气了。泰国总理銮披汶元帅对我说，如果我想向他提出什么要求，可以到他的办公室去。泰国政府以我再也不是一个“流亡者”为借口，不允许我从事“政治活动”，不让我会见记者，甚至不让我住在我国驻泰国大使官邸里。
我感到，在这样一个既不友好又不好客的国家里，没有必要待下去了。于是我给泰国国王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派王宫中的厨师给我送来的暹罗菜肴。当然我不会对国王说，这些菜端到我的饭桌上时已经完全凉了（我当时自费住在曼谷的一个旅馆里），因为这些菜事先都要经过内政部长抛·斯里加农警察司令的检查。
我乘汽车经泰国边境城市亚兰回国。在那里，有一百多位高棉人等着我，他们拜倒在我面前，请求我同意他们加入我的军队，以便帮助我争取祖国的独立。这些人，大部分属于资产阶级，我不想把他们拖入我的冒险事业中去。我对他们说，目前我不缺少士兵，我希望和平解决柬法分歧。尽管我劝告他们，仍有一些人秘密离开泰国到吴哥附近的暹粒来找我，我的司令部就设在暹粒。
在从曼谷回到暹粒途中，我和胡达高僧同乘一辆汽车。由于我知道他和山玉成的友好关系，便请他试探一下山玉成是否赞成我进行的“十字军东征”，是否愿意考虑同我联合。几天以后，山玉成没有通过这位高僧，而是通过位于柬泰边界的扁担山下的自由高棉电台向我做了回答。社论的主要内容是：“西哈努克的所谓‘十字军东征’只不过是叛逆国王在其主子——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指挥下演出的一出丑剧。唯的一民族英雄是山玉成，而山玉成决不同高棉人民的敌人联合”。
不论在曼谷还是在东京，尽管他们禁止我从事政治活动，但我仍然把我对我国独立问题的观点，以书面形式交给世界和当地的新闻界以及各外国使馆。
世界的舆论界对我的评价也不一致，一些人赞成我的行动，也有一些人则持批评的态度。《巴黎竞赛画报》认为我对泰国的访问，是得了“离奇古怪的、可笑的漫游症，是一个典型的反复无常的、言行不一的君主”。而《震旦报》却说“这是一个僧侣比士兵多十倍的国家可笑的抱负”。在伦敦，《每日邮报》讽刺说：“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能够有运气真正得到类似的独立吗？因为他曾多次要求得到像巴基斯坦那样的独立。没有法国人，恐怕柬埔寨早就成了共产党中国的独立的卫星国了”。
然而在法国发出了一个受人尊重的呼声，它对舆论界是个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对法国政府是一个很大的促动，使他们认真对待我的要求。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日的《费加罗》报中，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大作家乔治·杜阿梅尔写道：“对这位以戏剧性方式使印度支那事件变得复杂化了的柬埔寨国王（出发去曼谷时）所作出的决定，人们也许会错把它当作是一种任性的结果，或看作是王子哥和年轻人的一种幻想的表现。观察家都持观望态度，所以，即使遇到什么严重事件，他们是不会对此感到震惊的。一九四七年，我曾在金边呆了一段时间，当我陪同博拉埃尔先生（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经过老挝回来的时候，我曾听到琅勃拉邦国王（西萨旺·冯陛下）庄严地宣布，他的国家加入了法兰西联邦。当时，人们将欢度送水节，金边正沉浸在喜悦之中……一天晚上，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人数众多的宾客，衣着华丽，喜气洋洋。在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年轻的国王举起了酒杯子，然后用地道的法语和尖刻的语调发表了一个强有力的果断的讲话。他的讲话中，承认他的国家属于法兰西联邦。同时，他又用简单明了的言词宣布，如果柬埔寨在近期内得不到基本满足的话，这种协调就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我感到很少有人对这一警告给予应有的重视……第二天正巧是送水节，国王邀请博拉埃尔先生和我去四臂湾观赏水上景致。四臂湾是湄公河及其支流在此汇合后构成的沧海般的水域。我想，假如是一个海军军官，他是很难对国王的汽艇感到满意的，因为这艘船真太寒酸了。国王自己亲自掌舵，船上只有他和我们二人。在整个游览过程中，他发表了许多权威性的谈话。他的话不像一个封建君主所说的话，倒像一个忍受不了一切束缚的人迸发出来的语言。自从柬埔寨像老挝那样失去了乐园般的和平之后，使人因此闻到了“三圻”（交趾支那、安南、东京）发出奇妙的气味。从此之后，掠夺也开始折磨着这个王国。年轻的国王发表了使大家都感到吃惊的声明，……地球的这一部分处在动荡之中。英国人应该在缅甸保持相当的部队，而他们是如此自愿地向我们提出殖民主义式的建议。荷兰人在美国人的压力下离开了印度尼西亚……于是，我便开始考虑诺罗敦国王那些严肃的话。当时，我想，国民议会的所有议员们是否都至少以好奇的心理经常去翻阅《小拉鲁斯》，比如看看地图，尤其是读一下有关高棉和印度支那的内容。”
在此，我对一些高棉和法国的知名人士表示谢意，在我的“十字军东征”的第一阶段中，这些人曾以自己的智慧、忠诚和专业知识给了我特别的帮助。他们是：
宾努阁下。从一九四一年我登基后，他就一直忠诚地为我服务（他那时是首相兼宫廷大臣黄意阁下的办公室主任）。一九七○年三月，几乎所有的大臣和军官们都转而为朗诺和“高棉共和国”服务时。他仍站在我一边，一九七○至一九七五年，他是我流亡北京时的首相。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九年期间，他和我同时在柬埔寨成为红色高棉的阶下囚。由于中国的压力而像我一样获释以后，他继续支持我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后所采取的立场。
德朗先生。他是一位已退休的法国民事专署主任，曾被我任命为外交、司法和行政事务的顾问和专家。是他，帮助我撰写我在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三年期间，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总统的信函和备忘录。
桑·萨里阁下。他在“王国十字军东征”时期，曾任王国政府的副首相。
法国军队的塞塔上校。他曾在自治区里任我的参谋长。
法国军队的儒贝上校。一九五四年在我指挥反对越盟的军事行动时，他接替塞塔上校，担任我的参谋长。
这两位法国高级军官被我任命为高棉王家部长的少将。后来，法国也承认了他们为法柬友谊所作出的努力，并晋升他们为法国军队的准将。
我另外还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合作者，在此不可能一一叙述。我将永远感激他们在困难的时候给予我的珍贵帮助。
许多法国政界人士和记者不原谅我的“独立十字军东征”，但他们也不怀疑我是完全忠于我的祖国的。我谨以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十字报》上所刊登的保罗·默尼耶先生的文章为例：“在西哈努克身上存在着一种东西，它使这位令人讨厌的人变得可爱了：他的爱国心似乎比他想重新执政的愿望还要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