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五日致高棉人民的信中，我郑重承诺至多用三年的时间，即从法国人手中收回他们仍然占有的妨碍我国对内外行使主权的最后几个权限，实现我国完全独立。
在宾努首相的帮助下，准备好同法国进行谈判的所有必要的文件以后，我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去法国。我的总部设在离嘎纳不远的拉纳普勒。三月五日，我从拉纳普勒写了一封长信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先生，要求他归还我国的主权。信中还附上了两个照会：一个是“关于不安全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军事、司法、财政和经济问题。”
但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收到复信。鉴于柬埔寨形势不断恶化，我又给奥里奥尔总统写了第二封信。我在信中主要说：“军事问题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哪怕拖延一点时间，都可能使王家军队有生力量的瓦解，而这种情况正在以令人担心的速度蔓延。实际上，在柬埔寨并没有人知道我为了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办法而离开王国，因为我不愿意使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为难，也不愿暴露我的意图，使人怀疑我正在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有一些高棉人还以为，当我们的战士在战斗中流血牺牲的时候，我却在科特达祖尔游山玩水呢。”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共和国总统三月十九日的复信。他在信中对我说，他已经仔细地阅读了我的两封信，并很快就把这两封信转给了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对此将予以“尽快地仔细地研究”。三月二十五日，奥里奥尔先生请我在爱丽舍宫进午餐，他向我保证他对“友谊的忠诚”。但是我同他的交谈并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
后来，我把我的总部迁移到枫丹白露，并向法国政府递交了几份备忘录。因为我相信法国领导人最终会同意与我们进行谈判，所以我让宾努先生到巴黎来。同时，我把办公室搬到克里荣饭店。
我曾同法国联邦成员国联络部部长勒图尔努先生进行了一次戏剧性的会见。他对我说，我的一切交涉都是“不合时宜”的。他还说，消除我信中提出的那些困难，完全取决于我自己。这位部长接着说：“你的臣民们，对你唯命是从，因此，只有你才能使他们懂得情理。”我回答他说，只有在我光明正大地为民族利益服务的时候，我的臣民们才会服从于我。在目前的情况下，和法、柬结盟一样，柬埔寨的民族利益就是迅速和彻底地扩大柬埔寨独立的范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知道没有必要等待法国政府再次愿意讨论我们的问题。因此，我决定在国际上，为在我国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和平的愿望，发动一个宣传运动。我想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可能愿意为我们说情。
勒图尔努先生得知我将要经过加拿大去美国的消息后，会见了柬埔寨驻巴黎的高级专员莫尼勒亲王，企图了解我去“美国的意图”。我舅父对部长说，对此他一无所知。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之后，勒图尔努先生请莫尼勒亲王转达他的祝愿，祝我一路平安。他还劝告我要“谨慎”行事，并明确地指出这将冒着丢掉王冠的风险。我对他的祝愿和劝告表示了谢意。
到了蒙特利尔后，我觉察到加拿大（起码是魁北克省），对既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又要为独立不断进行斗争的印度支那人民也很感兴趣。在这个法文意为“国王之山”的美丽城市里，我要求新闻界注意既关系到法国又关系到我国的双重性的问题。在印度支那，法国是自由世界的代表。所谓自由世界，就是既反对共产主义，又要满足人民要求独立的需求。
我通过加拿大电台播出了我的声音。在回答“柬埔寨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我说，当前柬埔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安全。这个问题沉重地压在我们民族头上，也使我们国家的活动处于瘫痪。我承认，由于共产主义的越盟和高棉伊沙拉克的活动，不安全的因素不断增加。而越盟和高棉伊沙拉克越是高举独立和解放的旗帜，他们对群众的宣传就越能收到效果。我还指出，最重要的是，用以保护我国人民利益的军事力量，还有启发全体柬埔寨人民觉悟的政治力量，既能唤起全国人民为保卫独立而去进行斗争，又能让全国人民知道敌人的宣传完全是欺骗。
有人还问我：“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问题是否同在越南一样严重？”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在我国不那么严重，由于我国的文化、宗教、传统以及每一个农民都占有一小块土地的实际情况所决定，我国人民没有给共产主义宣传以许多可乘之机。但是，我又补充了一句：在一个国家的独立愿望受到挫折时，什么情况都会出现的。
在美国，我没有得到他们政府的什么支持，但是有巨大影响力的新闻界，却为我在报纸上进行了宣传。
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对我并不隐瞒他们政府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杜勒斯先生认为，法国应该尽早地给它过去的“保护国”以独立；另一方面，他对印度支那人民取得独立以后，有能力使共产主义遭受失败，并以民族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持异议。美国外交界的头目向我声明，他的同胞们始终赞成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也非常理解我们的正义要求。他向我许诺说，一旦共产主义使柬埔寨受到分裂的威胁时，美国将竭尽全力让法国归还柬埔寨全部主权。但杜勒斯先生又补充说，我们现在正处在战争的紧急关头，我们要赢得这场战争。高棉与法国的分歧只能使共产党得利。目前，柬埔寨不可能代替法国，在军事上更是如此。杜勒斯先生的结论是：“没有法国司令部及其军队的帮助，你们的国家很快就会被赤色分子所征服，而你们的独立也就付诸东流”。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九日，我在纽约会见了《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詹姆斯。詹姆斯写的文章在美国和全世界舆论界中起到了一颗炸弹的作用。我的同胞们同印度支那其他国家的侨民一样，都赞同詹姆斯写的文章。
下面，我谨摘录这篇文章几段话：“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昨天警告说，如果法国人不在最近几个月内给他的国家以独立，就会出现这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现政权，并同共产主义分子领导的越盟站在一起的危险。在一次同记者的谈话中，柬埔寨国王声明，要求完全独立是有根据的，这就是法兰西联邦的每一个成员国都应享有像英联邦内的巴基斯坦和印度那样的独立。柬埔寨君主提醒说，当他签署把柬埔寨与法国联系在一起的若干协定时，他就对他的人民说一定能争取到真正的独立。‘我是我国加入法兰西联邦的唯一有责任的人’。他又补充说，如果人民不能得到我答应给他们的东西，‘我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出，法柬关系中最大的障碍是，法国人坚持要把大部分柬埔寨军队置于法国人指挥之下，以及限制柬埔寨的司法和经济方面的主权。国王说，‘柬埔寨的司法机关管不了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我们的警察也不能动他们一根毫毛。他们在经济上束缚住了我们的手脚。我们不能自由进口，也不能自由出口’”。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把争论又拓宽到了老挝问题，并对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提出了批评。社论写道“对老挝的入侵引起了一些怀疑。为什么越盟愿意到远离他的根据地的地方去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老挝人并不是从心里愿意进行抵抗。长期以来，人们多次听到这种说法：‘为什么我们要自相残杀来维持法国的政治控制呢？’应该排除从我们开始向印度支那提供美国援助那一天起就欺骗我国政治领导人的这个虚伪的希望。西方大国（美国）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要了解这个处境的一个方法，就是听取柬埔寨国王的意见，并考虑在法兰西联邦内给予他更多的让步。”
尽管华盛顿当局对我并不支持，但在新闻界的协助下，我得到了美国舆论界的支持，起码是得到了他们的同情。
当然，法国政府对我极为不满，但他们也已开始认识到，过去他们低估了我的好斗性格。几个月之后，我向法国政府提出了改变对我的态度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