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在金边，我赢得了莫尼克·依吉的心，并娶她为妻。在一次评选美女的时候，我传奇般地“发现”了莫尼克，并且立即被她的魅力所迷住。
事实上，这件事也没有多少传奇色彩。莫尼克一家早就同我家有来往。我的岳母博夫人和她的父母曾是我祖父苏他罗亲王的热情支持者。莫尼克的父亲依吉先生，是一位法国籍意大利人同一位法国布列塔尼妇女的儿子，曾是我父亲苏拉马里特亲王的好友。他在一九三九年被列为预备役中尉军官，当德国人于一九四○年进攻法国的时候，被列为失踪者。
对于莫尼克和她的兄弟姐妹，我早就认识了。所以，莫尼克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我从小就认识她，而且早就领略了她那天生的窈窕淑女的姿容。坦率地说，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将成为她的情人。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资助下。在姑娘们时常出入以及人们常去的西索瓦中学和金边戴斯卡特法语中学举行评选美女的时候，我决定表示我的爱情。
现在，轮到我心上的人揪住我的心了。这没有什么使人不愉快的。仅仅是莫尼克的魅力，她的微笑，她的耐性，就如一种武器，足以使我无暇考虑对别人的爱。尽管这种机会很多，对我的引诱也很厉害。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一年期间（即到这本书出版时），尽管我仍有“花花公子”的雅号，但我还是可以自夸地说，我是一个正派人，一个好丈夫，根本就不像我父亲那样，在他长时间昏迷不醒的前几周内，不顾他的爱妃叶夫人的真挚感情，还同王家芭蕾舞团几个漂亮的女演员有过一些短暂的艳事。而我，我完全忠于莫尼克。
由于她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人谦虚，举止稳重，很有教养，聪明伶俐，再加上高雅的性格，使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家和频繁出国活动的政治家，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为有这样最理想的妻子在身边而感到自豪。她对我，不说是顺从的话，也是我一位循规蹈矩的妻子。她所到之处，即使是共产党国家也一样，都得到上至高级领导人，下至地位低微的人的赞美，菲律宾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巴加在为欢迎我而发表的正式讲话中，毫不掩饰而“卡西蒂利亚”风流式地说，我妻子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漂亮和最难抵抗的女人，她给柬埔寨带来了荣誉。
可悲的是，这个最幸福的一年却以一件最不幸的事结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我悲痛地失去了爱女甘塔·帕花，一个娇美、温柔、最令她父亲喜爱的四岁女孩。这是我前一年已同她分居的蓬姗莫尼公主所生的女儿。
我那可爱的小女的名字，按巴利文是“娇媚的鲜花”的意思。她患了可怕的白血病，仅一周的时间就被夺去了生命。她刚发病的时候，宫廷御医和王族的朋友里什医学博士只以为是高热病。然而，甘塔·帕花的体温上升得很快，高达四十到四十一度，接着，几乎升到水银柱的顶端，已接近四十二度。临死前，她非常痛苦，因为人家给她注射了大量的非常疼痛的盘尼西林。虽然这种办法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但在那个时候这是对付这种可怕疾病的唯一方法了。她因为不能进食，眼看着很快消瘦下去，给她注射时，在她那骨瘦如柴的胳臂和腿上都很难找到进针的地方。在接近失去知觉的时候，她微弱地呻吟着，并重复地说：“太痛啦！”
她得病之前，是女孩子中最活泼的一个。她的保姆是个信天主教的越南妇女。这位保姆教她学会说一口流利的越语，每个星期天还带她去做礼拜，并教她背诵儿童教礼。在佛教斋日的时候，我也带她到寺庙去。她还没有入学，只会说几句法语。而且经常说错句。有一天，我对她说；“阿梅（这是她在家里的小名），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很乖的小妞。”她回答说；“不，爸爸！你才是一个很乖的小妞呢。”我的表妹诺丽亚特别喜欢她，一次，诺丽亚问她：“孩子，你长大以后要嫁给谁，是文官，还是军官呀？”甘塔·帕花并不知什么是嫁人，只以为这是喜欢的意思，所以她很天真地回答说：“我要嫁给爸爸，还要嫁给姑姑。”她的声音很好听。每天早晨起床时，我都听到她用高棉语或越南语轻声地唱歌。
十二月的一天早晨，没有听到她的歌声，我便走到她的房间里，见她躺在床上，脸色非常苍白。她痛苦地说：“爸爸，我病了。”这就是她在意识清醒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十二月十三日晚上，她陷入了昏迷状态。那天晚上，刮了一整宿的凛冽北风。后来，我给我心爱的孩子举行了王后级的葬礼。失去了她，对我来说，至今还是难以安慰的痛苦。我那时哭我的小女儿，竟被那些崇拜山玉成和“民主党”的中学生印成传单：“人世间有内在的正义，西哈努克践踏民主和民族独立应受到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