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零几个月的平静之后，我在一九五一年决定重建议会制并进行普选。但是，同样的原因导致了同样的后果。新的国民议会无论在人员的组成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与一九四九年解散的国民议会惟妙惟肖，犹如孪生姊妹一般。
新任首相辉根托先生，原来是一所中学的教员，“民主党”党员。十五年前，他曾是我取得小学毕业文凭的主考官。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与我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他老实地对我说，投他们党赞成票的选民，起码有一半是在听了我对全国发表的讲话之后才做出决定的。即我在普选前的一次讲话，我说我想重建民主制度。子民们听了我这个讲话以后，以为我是拥护“民主党”的，所以才投了他们的赞成票。
严森波是“民主党”的反对派，而且是一个新党的领导人。他在我父母面前哀叹说，他领导的“保皇”运动，可能是因为悲剧命运的嘲弄，也可能由于国王的讲话的缘故，才使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
我舅父莫尼勒创办的《野牛》对自相诽谤的“民主党”进行了讽刺，把我们的政客们比作争吃主人（国王）残羹剩饭的饿狗。
一九五一年当选的议员们继续执行他们一九四九年制定的政策，助长了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国防大臣宋云西先生（巴黎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按照他在议会中的朋友们的指示，从法国提供给我用于保卫我所管辖的自治地区的医药和武器弹药中扣下一部分，秘密运送给山玉成及其“游击战士”。当然，这位大臣对我没有讲过这件事，因为这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为。但是，我在自治地区视察时，许多诚实的军官向我揭露了这个令人不能接受的“扣留”，因为它使我们那些还被不安定因素所笼罩和被疟疾所袭扰的地区的战士们得不到最迫切需要的补给。同时，大家已看到一种反常的情况。例如，在暹粒省北部的芝罗年翁、三隆的宗卡县以及靠近泰国的马德望省的波列内波列县等地，山玉成的部队装备着法国的新枪，而且弹药充足。尽管是在疟疾流行地区，他们像有魔法保护似的，个个身强力壮。而那里的王家部队战士，所装备的却是旧枪，配备着过期的弹药。而且，由于没有奎宁抵御疟疾的侵扰，战士们个个是弱不禁风。
我是在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后才讲这番话的。因为我直接指挥着自治地区（暹粒省、磅同省和马德望省）的王家部队，所以我非常了解我的部队的凄惨状况。但是，我根本就无法处治宋云西和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因为负责全权处理这个事件的“民主党”议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肯定会否决我关于处理上述人物的议案。
另外，议会拒绝批准一九四九年法柬条约的文本，使我蒙受了耻辱。我对政府讲：“如果你们否决了我；就请你们立刻就完全独立问题同法国政府去谈判。你们可以利用全体选民们给予你们的权力来进行这项工作”。而“民主党”人却回答我说，提出这样的要求，时机“还没有到”……我不同意这种前后矛盾的言行，便反问道：“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呢？你们拒绝了最终使我国获得完全独立的法柬协定，同时又拒绝就柬埔寨完全独立问题同法国进行新的谈判，难道你们为了不使自己受到牵累，真的要依靠山玉成和他的部队，甚至依靠越盟及其本地盟友，来迫使法国反悔吗？你们太不负责了！”那些“民主党人”对我不作回答，而且继续坚决地执行他们捣乱和背叛的政策。
一九五二年，为了避免将要降临的灾难，我决定再一次宣布解散议会。我庄严地向全国宣布，在三年之内，我本人对政府负完全的责任，并保证最迟在一九五五年，从法国人手中为柬埔寨争得完全独立。我还补充说，到了一九五五年，我允许全民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我作出鉴定。
“民主党”那些人羞愧地低下头，离开了很快被我改成咨询机构的议会。非“民主党”的原议员（包括严森波及其同党），写来了热情支持我的动议。尽管已经没有了立法权，但他们照常到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去办公，并完全满足于这种状况，直到一九五五年的公民投票。
王家军队和我站在一边，谴责那些从王家军队拿出武器、弹药、药品送给捣乱分子的人。
宋双先生代表他的党来到王宫，“很有礼貌地抗议”解散国民议会。
第二天，西索瓦中学和国立师范学院的学生举行罢课，并得到了离开议会的那些人（即民主党人）的声援。也正是这些学生，为反对当年的首相严森波允许在金边开设“民众”娱乐场（设有剧场、赌场等），曾举行过罢课。为了惩罚罢课的学生，严森波宣布把那些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场所，关闭一个月。由于学生和老师们拒绝离去，他们同首相整整辩论了一天。首相派来了消防队，用高压水笼头，和平地但又无可抗拒地把学生们赶走了。学生们编了一首歌谣，对首相进行讽刺。这首歌在首都的青年人中很快就传开了。歌词大意是：“万岁！严森波首相，他开了一个娱乐场，却关了一所中学堂！”我从来没有动用过消防队、警察和士兵来驱赶年轻的反对派，我总是等待着他们最坏的情绪过去再说，最多也不过是几天的事情。
那些民主党的领导人，以后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又同我联合在一起了。我派宋云西和辉根托去国外当大使；任命宋双当我的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