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问题使我遇到很多困难，而出国访问的日期也即将来临。自从法国回来以后，我就已经感到，“民主党”失去了他们“伟大的舵手”——尤德旺亲王以后，相互之间的争吵使金边局势动荡不安。他们为了接班人的问题，也正在进行激烈的争斗。
这场争吵是围绕着修建一座安放前首相骨灰的纪念塔引起的，而且引出了一起肮脏的财政丑闻。这位前首相就是人们要用他来取代软禁在法国的而急忙宣布为“高棉民主之父”，甚至还被称为“民族英雄”的人。在民主党领导层中，早已商定好为这位已故的领导人修建一座比吴哥国王之后历代君主的骨灰塔规模都要宏伟的陵园，当然不能同伟大的苏里亚瓦尔曼二世的纪念塔相比，因为这座陵园和吴哥窟的规模差不多一样大。但这位前首相的拥护者们想为他修建一座我曾祖父、曾叔祖父、外祖父——诺罗敦国王、西索瓦国王和西索瓦·莫尼旺国王的纪念塔更加宏伟的建筑。
尤德旺的祖先的骨灰塔与乌东国君山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但在山下。因此，他的拥护者们却想修建一座和埃及小金字塔差不多雄伟的纪念塔，企图以庞大的规模来弥补其高度的不足。
纸上谈兵是很容易的。他们早已设计出这座将给子孙后代瞻仰的纪念塔蓝图。但是，当他们要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才发现要完成这项建筑工程所需要的费用是非常惊人的，而当时的财政又很拮据。他们首先想从国家预算中来支付，但经过投票所决定的一项补助金，虽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仍然无法补足此项工程的需要。这样只好求助于公民们的爱国心和对民主的热爱，号召每个公民慷慨解囊。当然，穷人们什么也拿不出来。而那些富人们则认为没有必要把钱花在一个已经不能再为他们效劳的人身上，因此，他们捂住钱包，一毛不拔。工程的组织者没有办法，只好选择那些坚定地信仰山玉成和民主党的教师作为化缘的对象。但是，由于教师工资微薄，也无法为这项“法老式”的工程提供资金。学生们倒没有拒绝捐献，但他们只有几个买冰棍的小钱，即使都戒掉了这种零食，这笔收入也是少得可怜的。一些不像尤德旺的部属们那么顽固的人开始打退堂鼓，他们同意为其崇拜偶像修建一座合适的花费不大的骨灰塔。
但尤德旺的部属们仍然坚持原议，甚至采取了可恨又可笑的手段。国民议会中的民主党仗其多数，无视反对派的愤怒抗议，通过了一项特别法，强令所有居民（包括住在茅草屋的农民）每户为修建骨灰塔缴纳相当于一九七九年五个法国法郎的捐款。
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柬埔寨人口约五百万。因此，将有几十万户城乡居民要纳捐。这项活动可以收入几百万法国法郎。民主党通过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为该党前主席修建一座宏伟的纪念塔，而且还可以为国库转进一笔预算之外的收入。如果认捐人们后来知道，用了山一样高的金钱，却只为尤德旺修建一座非常小的骨灰塔，他们一定会感到这是有生以来最惊讶的事了。而实际上，多收的款项根本没有上交国库，全国建设纪念塔募捐委员会的主席及其委员们在银行的存款却大大膨胀起来了。
在七十年代，尤德旺的骨灰塔被彻底破坏了。一九七八年，在同红色高棉国家元首乔森潘的一次出巡途中，我从汽车里看到了这座骨灰塔的遗址—一堆杂草丛生的废墟。
民主党由于募捐丑剧已经名声不佳，而所谓的“严禁波的叛卖”更使它进一步衰落。严森波是一位出色的行政官员，又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尤其喜欢拳击、赛跑和排球），曾是警察和保安队的头目—尤德旺亲王的保镖。由于此人是一个既有权势又令人生畏的人物，因此，他有不少朋友，也有许多敌人。但在他的主子死去以后，他也将成为一个平民。
宋双、董乌、沈法集团（一九七九年，组织和领导人民民族解放阵线）支持姜万为第一位“农民”出身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由于严森波和其他一些过去尤德旺政府的“头面人物”认为姜万集团鄙视他们，便用积极、善辩和蛊惑人心的本领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人数越来越多的不同政见者，在人数不多的反对党（自由党和进步党）的支持下，企图推翻姜万政府。
在一位态度和蔼、颇得民心的“民主党人”游格先生主持下，他们在议会中展开了一场真正的斗争。由于害怕成为少数，严林波首相请求国王解散议会，重新进行选举。这是唯一明智的解决办法，我也表示同意。在“民主党人”之间进行的这场骨肉相残的斗争中，游格先生成了牺牲品：一天，一颗手榴弹在他的脚下爆炸了，而凶手一直未能捉拿归案。姜万对这种相互倾轧的政治感到厌恶，决定弃政从商。后来，他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民主党”一直纠缠于内部争吵，使我赢得了时间，去为争取通过和平方式使法国承认我国独立而努力。利用这个机会，我又一次赴巴黎，同法国政府就一个后来在历史上称之为“一九四九年法国——高棉条约”进行谈判。不久，这个条约就代替了一八六三年条约和一八八四年协定。
法国高级专员皮尼翁先生向我提供了一架双引擎的“达科塔3型”飞机。他亲自陪我前往，并还邀请我父亲、母亲和我的姑母拉斯美·索巴娜公主（我父亲的妹妹）同我们一起旅行。
不幸的是，到了雅典以后，我父亲病倒了，他的糖尿病第一次恶化了。他被用救护车送进了医院。在这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母亲坚强地陪伴着他。一直到希腊医生把父亲的病治好，我姑母拉斯美则非常想欣赏巴黎的风光，不愿意留下来陪伴我的父亲，便和我一起去巴黎。我母亲无法原谅我姑母这种“无情无义”的行为，直到一九七五年在北京去世前几天，当她回顾往事时，还为这件事当着她周围人埋怨我的姑母。
获悉我父亲住院的消息以后，希腊国王保罗一世在王宫里为我举行的茶话会上，请我向父亲转达他的祝愿，祝我父亲早日恢复健康。他请我放心地去巴黎，因为苏拉玛里特亲王会得到非常好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心的。国王对我的接待是非常热情的，还把我介绍给风度优雅、无比美丽的弗雷德丽卡王后和他的孩子们。一位小公主天真地问她父亲：为什么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竟先于他登上了王位。这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问题，因为在欧洲，人们并不知道还有君主选举制度。我尽力向这个可爱的孩子讲述高棉国王选举的复杂过程。当然我没有对她说，在保护制度下，实际上是法国给它所选定的人戴上王冠。
在巴黎，我又一次同留学生中的山玉成分子和“民主党人”进行了斗争。他们要求我接见他们，我立刻同意了，这次会见是在协和广场的克里荣饭店的客厅里进行的，在座的有一位充当调停者的民主党高级人物。我们的留学生们，特别是那些领头的，对我让服务员端上来的香槟酒和小蛋糕不屑一顾，而是一心强烈地谴责我支持“高棉民主的破坏者”严森波。这些学生对我到巴黎来签订“独立条约”的谈判不满，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在我的整个生涯中，这些青年人和他们的父兄们，多数人一直对我怀有戒心和仇恨，竭力缩小甚至否认我为争取民族独立所作出的贡献。
这些都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了，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请读者们允许我在下面几章里对一九五八年九、十月间我在金边出版的法文《柬埔寨现实》周刊发表的文章作一个概述。该周刊的主编是我的朋友、本书序言的作者让·巴雷。这些文章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资料。我认为，这些文章并不是辩护词，但它们却说明了我是如何认真对待我所肩负的责任的，同时也表明了我的爱国精神。
让我们以一个简单的说明来结束本章。经过在雅典医院很好的治疗，我父亲精神焕发地和我亲爱的妈妈一起来到巴黎。法国政府为我的父母、姑母和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我们去巴黎的歌剧院（在那里，我向塞尔日·利法尔致意）、凡尔赛宫、卢浮宫等。我父亲悄悄地对我说，他非常喜欢欣赏莫里斯·谢瓦利埃的表演，因为谢瓦利埃明显是他最喜欢的。但可惜的是，这位演员当时没有演出。为了稳定父亲的情绪，我对他讲一段故事说，一九四九年，我很高兴地见到了一位有名的江湖艺人并同他一起到我们俩共同的朋友家去吃饭，这位朋友就是著名的喜剧演员夏皮尼。就在那一次，我告诉了莫里斯，我父亲也是他的狂热欣赏者，他对此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