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德旺去世了。他的重要副手姜万继任了政府首脑。尽管姜万还年轻并没有多少行政管理的经验，但他无可争议地成为我们一位最聪明和最有礼貌的政治家。
一九四八年春天，法国邀请我去巴黎，主持大学城内的“柬埔寨公寓”奠基礼。卢贝先生提醒我，为了赢得独立，柬埔寨必须培养大量有才能的干部。因此，我决定每年向法国派遣更多的学生，攻读对我们最有用的学科，如医学、公共工程、师范、建筑、农艺、兽医等等。由于我们的国民预算比较紧张，我请求法国政府帮助我向在金边中学获得优秀成绩的毕业生提供助学金。以前，高棉留法学生暂时住在印度支那公寓。但是，由于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法国便决定花一笔钱，另外建造一所公寓。它脱离印度支那公寓而完全独立，因为那里是越南人发号施令的地方。
我们的公寓是建筑学上的一大杰作。这座公寓外表很现代，但内部却完全以仿吴哥窟的浮雕来装饰。公寓的大门两边，还按高棉的神话传说摆上了两只蹲着的狮子。
文学学士、世界上最年轻的首相姜万陪同我去巴黎主持这座公寓的奠基礼。这座公寓后来培养了不少参与一九七○年政变的反西哈努克分子和红色高棉的头面人物。从姜万那里我知道，只要我在感情上略有差错，很可能就会得不到他的宽恕，因为我的首相将要同秀家的掌上明珠秀珍小姐结婚，而秀家对我拒绝同这位小姐的婚姻一直耿耿于怀。
我敢保证，我在那里没有任何风流艳事。一九四六年，我已有三个妻子，但她们三人都没有在法国新闻界中给我招来任何麻烦。可是，这次却闹出一件倒霉事。一天，我在爱丽舍田园大街豪华的勒杜延饭馆里吃晚饭时，见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摄影师。据饭店老板的介绍，她是讨人喜欢的摄影师，一直很想为其图片社拍一张柬埔寨国王坐在豪华的桌子旁的照片。由于她说这张照片不做广告，她本人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就同意了她的请求。后来，饭店老板请我允许这位漂亮的女人（也是我碰到的最漂亮的一位法国女郎）坐在我旁边合影留念。我也欣然同意了。等拍完照片以后，我请这位年轻女郎和我一起喝杯香槟酒。然后，我们在一起很随便地谈起来了。她对我说，她已和一个朝三暮四的丈夫离婚了。我很激动地说，这个人怎么会对这样一个美人有不忠实的行为呢？她接着说，由于孤独一人，她只好在大饭店和酒吧间进行拍照来抚养她年幼的孩子。丘比特开始逗弄我，我不由自主地邀请她第二天到里茨旅馆吃晚饭，她也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为了慎重，我还邀请我的首相作为“见证人。”
晚餐是在非常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姜万对我请来的客人也很友好。我很留心地观察，她的举止很文雅，不时地对我报以真诚和动人的微笑，说话时发出轻柔和令人愉快的声音。我想，如果她不是已经离过婚，没有当过家庭主妇的话，她完全可以成为令人陶醉的柬埔寨王后。喝过咖啡以后，我们互相告辞。我让我的私人秘书潘拉西送她回家。路上，潘拉西对她的感情进行了试探。他不假思索地对她说：国王喜欢她。她也很诚实地回答说：她不图风流，只希望同一个既忠于她又爱她的孩子的人结婚。我所考虑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喜欢孩子们，因为我喜欢每一个孩子。我的问题就在于是否忠诚，而且也考虑是否能结婚。总之，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我认为也没有引起任何不好的后果。可是命里注定的却是另一回事。
事情是勒杜延旅馆的老板引起的。这位老板同《巴黎晚报》的社会新闻专栏编辑联系，并向这位编辑叙述了我同他的女摄影师的“浪漫曲”。这位老板还拿出了那天在里茨旅馆晚餐的菜单，而我那位可爱的客人至少也没有守住秘密。清晨出版的《巴黎晚报》，第二天就在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并附了一张照片，通栏标题是：“柬埔寨国王将和一个法国情人结婚”。
到我住处吃早饭的法国高级专员皮尼翁和我的私人顾问马蒂韦对这份报纸很感兴趣，他们爽直地对我说：“你们俩人倒是很般配的一对。”但是，高棉大学生的解理力并不强。他们阅读了《巴黎晚报》以后，感到很气愤。他们派代表团来到里茨旅馆，并要求我立即接见他们，我把他们带进我的会客室，皮尼翁和马蒂韦先生也都在座，代表团的头头是秀臣的弟弟、秀木和秀蒲拉西的哥哥秀宗和西索瓦中学山玉成分子的头目扬四洲。这两位先生以少见的蛮横无理的语言责备我，说我行为放荡，给柬埔寨“丢脸”。受恩于我的年轻人竟对我如此憎恨，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惊呆了，无言以对。
皮尼翁先生决定干预这件事。他平时很有礼貌，也很尊重法国——高棉的关系，但今天却也粗暴地反击起来了。他对那些年轻的批评者说，国王同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妇人吃晚饭，并没有干什么丢脸的事情。他还向那些青年人指出：“你们错误地轻信了这家报纸的文章。”最后，他又说：“先生们，你们没有任何权利闯进国王住地，也无权不公正地指责国王，因为这个国家也是他自己的。国王陛下是法国的客人，你们又是国王的客人，因为他同意，你们才能到这里来的。现在，我代表法国勒令你们尽快离开这里。”山玉成分子和“民主党人”的傲慢态度一下子都消失了，并立即离开了旅馆。他们走了以后，我要求法国高级专员干预此事，要《巴黎晚报》编辑部在今后的编排中停止提起我的所谓“浪漫曲”。在电话中，编辑部对皮尼翁先生的答复是，晚报正在进行第六次印刷。对我来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一情况，只好自己把它忘记了事。我不得不离开巴黎到索缪尔市去躲一躲。在那里，我去了索缪尔军事技术学校……
在索缪尔，朗格拉德少将代替了迪罗絮将军，领导骑兵和装甲兵技术学校。朗格拉德是一位贵族（男爵），他在“自由法国”武装部队，特别在勒克莱尔将军指挥下的第二装甲师中，打过一场漂亮仗。一开始，朗格拉德将军就对我很有好感，并尽力使我在索缪尔的第二次逗留期间，在军事知识方面获得收益。在柬埔寨，我的舅父莫尼勒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也搞了一所“小圣西尔军校”，这所军校从去年起已经培养了两期高棉军官。
按照王国宪法规定，我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作为全军的最高司令官，我应该在军事艺术的几个最主要方面有良好的素养。朗格拉德为我制订了一个极为有趣的学习计划，这个计划大纲的水平比对其他柬埔寨预备役中尉的要求还要高。
我很欣赏朗格拉德将军，他的身材高大，嘴唇上有一小撮胡子，他既有军人的气派，又有上流社会人物的风度。朗格拉德将军亲自向我讲授战略战术和军事历史。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官，课后他又成了出色的幽默的故事员。令我非常遗憾的是，我在一九五三年为争取我国的完全独立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时，曾“冒犯”过他。那时，他担任一个扎手的职务——法兰西联邦武装力量的司令长官。但是，我们两人依旧互相尊敬，并没有受到这次冲突的影响。课后，朗格拉德请我到他家做客。男爵夫人像戴高乐夫人那样和蔼和朴素，他们以一个模范君主主义者的样子，象对法国国王那样欢迎我。女主人向我行了一个大方的屈膝礼，这是第一位外国妇女这样对待我。我察觉到，他们的孩子都受到极好的教育，他们还按宫廷的礼仪把孩子们介绍给我。男爵夫人的饭桌变成了“御用餐桌”，我坐在她的对面，使用的是镀金银餐具。这些餐具是他们那曾在凡尔赛供职的祖先传下来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纯军事的主题。在军校，我的教官都是勒克莱尔、德拉特尔和朱安部下的最出色的军官。我最感兴趣的课程，分别由加贝尔伯爵上尉（战术）、格里比斯少校（装甲兵）、后来是金边军校校长的维亚内——拉扎尔少校（步兵）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卡塔拉少校（工兵）讲授。还有其他第一流的教员为我讲授通讯、炮兵、后勤等课程。负责安排我课程的是朗格拉德将军办公室主任狄龙上尉，他是一位曾服侍过法国国王的爱尔兰贵族的后裔。
和我一起实习的同学们都很友好，他们是名门子弟。他们请求我在离开之前举行一次报告会，希望能够更好地了解我国。我起草了一篇稿子，从各方面介绍我国的情况，其中还特别谈到民族独立的问题。我的顾问马蒂韦先生从形式上比较大地润色了这篇稿子。我在军政要人（索缪尔的全体军官都参加了）面前发表了这篇讲话，并取得了成功。我发现，当我指出给我国的独立只会加强法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合作和友谊，以及柬埔寨永远把法国当成最亲密和最值得信赖的朋友时，军校的军官们都向我表示非常赞赏。
现在，请允许我回到另外一个对我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主题：骑术。在索缪尔，在伊利埃上尉的继承人帕迪拉克上尉的帮助下，我结束了校内的骑术实习。在我后来去的枫丹白露骑术中心，实际上只是参加体育骑术比赛时，枫丹白露骑术中心首席指挥官、法国马术队队长、享有盛名的骑兵、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百余次优胜的皮埃尔·卡瓦那上校负责改进我的骑马方法。由于我对体育骑术有些经验，卡瓦耶上校对我很有好感。在枫丹白露的比赛中，由于得到了一匹训练有素的好马，我“毫无差错”地跑完了全程，因而我被法国骑术队邀请去森林中帝王犬猎队队长的富丽豪华的别墅里共进午餐。
法国骑术队由许多可爱的军官们组成，他们骑马的姿势都非常漂亮。其中，莫普少校、蒂利埃尔子爵（继维亚内一一拉扎尔少校之后任金边军校校长）、弗雷松上尉都是很好的骑手，他们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就很有名气了。在枫丹白露我还向上了年纪而且已退休的知名骑手格扎维埃·比扎尔德少校、居丹·德·瓦莱安少校致意。为了列举我所认识的骑术大师们的名字，请允许我做一个简短的回顾：一九四六年，在雷翁少校的帮助下，我在里茨旅馆举行了一次酒会，招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队的骑术大师们，其中有罗什·德·夏赛少校、比斯奈尔少校、巴迪拉特少校和未来的奥林匹克训马冠军儒索莫上校。
一九四八年，作为实习军官，我陪同卡瓦耶上校和法国骑术队去维希。在那里，我高兴地认识了和奥尔盖格兹骑士同样有名的骑士戎基埃尔·奥里欧拉（后来的奥林匹克冠军）、意大利军官英泽欧兄弟、墨西哥上校马里勒斯·科尔特斯。科尔特斯上校骑着他那匹小马，提出同那些大马较量，还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骑马跨越障碍的奥林匹克冠军。墨西哥骑术队先在维希，后来又在伦敦的马赛中冒了尖。在伦敦，我的卡瓦耶朋友、法国上尉谢瓦利埃取得了奥林匹克骑术比赛的个人全能冠军。这些军官不仅是了不起的骑士，也是熟练的舞蹈家，尤其是跳桑巴舞更是无可匹敌。在维希赛马结束的舞会上，女士们争先恐后地同墨西哥军官跳舞。
离开维希后，我又回到索缪尔向朗格拉德将军辞行。他在卢瓦尔河畔的漂亮旅馆里请我吃饭，并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法国最好的厨师是费在尔南·普安，在（伊泽尔市）维埃纳的金字塔旅馆任职。于是我准备去拜访这位正直的人。
经过军事学校时，我又高兴地获悉，根据朗格拉德将军的建议，武装部队部长决定授予我装甲兵预备役上尉军衔。朗格拉德将军还亲自向我颁发两个证书：一个是坦克驾驶员证书，另一个是炮手证书。这第二个证书是因为我在布列塔尼地区的基贝隆附近进行了短期射击实习，在那里我曾幸运地在活靶射击中取得了好的成绩。
我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离开了索缪尔，离开了军事学校，也离开了布当旅馆。布当旅馆的老板德丹夫妇、招待科长德洛夫人及旅馆其他人都没有把我当成顾客，而是把我当成朋友。德洛夫人也将离开索缪尔，同我一起到柬埔寨去。她以她的能力和权威负责王宫的招待工作，并很好地照顾我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德洛妈妈。”一九五六年，她帮助我准备招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宴会。伟大的中国国务活动家和我忠实的德洛夫人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这位可爱的夫人后来以她那惯有的坦率对我说：“我不喜欢共产党人，但周恩来却是一位大贵人……”她很了解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