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法国之间第一次发生严重纠葛是在二十五岁生日那一天，即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按惯例，法兰西共和国专员卢贝先生应在这一天到王宫来向我表示祝贺，并发表“外交”性的贺词。当然，在这篇贺词中，不涉及任何微妙的问题，主要是讲“过去”的友谊，并祝这种友谊“万古长青”。
今年，却和往年不一样。往常的做法是，法国高级代表在三天前就把他将要在外交使团面前发表的讲话稿告知国王，以便国王起草答词。然而，我这次收到卢贝先生所要发表的讲话，发现它并不是“玫瑰香水”。毫无疑问，卢贝先生对民主党领导人的“煽动性”文章很恼火，因为他们谴责法国事实上仍维持着对柬埔寨的保护地位，并指出，英国已经给印度和缅甸以自由。因此，卢贝先生决定进行反击。他的讲话是要使人们懂得，在柬埔寨还没有足够数量能胜任的军政干部和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技术人员之前，如果法国给予柬埔寨独立，它不仅会停滞不前，而且还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我的法国籍私人顾问，米尔蒙特市马蒂维先生为我草拟了一个非常出色的答词，然而这篇答词的内容使我很为难。因为它会使我最终要表示拥护法国保护制，反对“民主党人”用报刊要求独立并以此进行令人厌恶的蛊惑人心的宣传。说实在的，如果这些“民主党”人掌握了政权，肯定不会有胆量公开向法国政府提出独立的要求。这是我当权以来第一次面对着情感和义务矛盾的选择。我不能接受马蒂维先生为我起草的讲话稿。但我必须作出抉择：要么以感谢卢贝先生的祝贺来掩盖他提出那个倒霉的问题；要么表示赞成我一点也不喜欢的、也没有好感的“民主党”人的主张。
经过一天的思考，我决定同卢贝先生进行一次坦率地交谈。尽管我的法语讲得非常地道，但我自己还是亲自起草了一份讲话稿。我向法国代表指出，世界上有许多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的文明程度根本不能与我国相比，这些国家的行政管理也表现得很不得力，既混乱又无秩序。而柬埔寨却不然，一旦获得独立，决不会出现这些问题。我那大胆的讲话，好像投下了一颗炸弹。马蒂维原以为我对他起草的讲话稿不会做任何修改，便轻率地告诉他的朋友们，说我将向卢贝先生求情。可是，卢贝先生对此却难以控制他的不满情绪。他的随行人员都惊呆了。在场的高棉人，也都在窃窃私语。
第二天，我的同胞们对我的“勇气”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对此也存有疑虑。一些“民主党”人也要求觐见我，向我表示祝贺。我感到我正在发生某些变化，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我一直是一个顺从的君主，对法国人的建议更是百依百顺，因为我对法国人一直是很尊敬和有感情的。我的朋友卢贝先生认为，古代文明的继承者、肩负民族独立重任的高棉人是无能的，尽管我对此的反映是有节制的，但这个反映在我的国家元首任务的构想中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连我的对手们都认为，今后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认为卢贝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柬埔寨仅仅依靠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和制造动乱的家伙们，那么柬埔寨的前途将是可悲的。事实已证明，多数“民主党”人，在他们执政以后，不论在行政管理还是在经济管理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无能。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四年同越南共产党一起在我国制造不安定的直接责任者。英国的一位大政治家曾说过：“不论好与坏，都是我的国家”，根据这一说法，不管柬埔寨是否有保证自己国家独立的物质力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对其自决权提出异议。尽管我的一些同胞们（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同我胡闹，我将始终毫不妥协地捍卫这一深刻的信念。而在法国方面，只有一个人能理解我，这就是戴高乐将军。
尽管有很多曲折，但对王国来说，一九四七年仍是吉祥的一年，因为法国让泰国把马德望省和一九四一年被他们夺走的其他（柬埔寨）领土归还给我国。当然，泰国人的内心肯定是不会乐意把这些地方归还柬埔寨的。但是，他们也需要得到盟国的谅解，原谅他们曾和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同谋。他们也需要加入到胜利的自由世界的行列中，并希望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接受他们为正式会员国。
我很高兴收回了被人夺走的省份，正如我以前指出的，对一个国家来说，领土完整比独立更重要。当然，我并不是批判胡志明所说的“没有比独立和自由更珍贵的东西了”。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版图变得越来越小，那么它的独立和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推理使我对我国应暂时放弃独立感到宽慰。一九四五年法国重返柬埔寨，导致两年以后（即一九四七年）柬埔寨得以收回当时法国在日本压力下交给泰国的柬埔寨领土。
这个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我国的法国——泰国协定是在华盛顿签订的，宋双阁下作为我的高级代表参加了会谈并出席了签字仪式。在马德望省，蒂埃里·阿尔让留海军上将代表法国把失而复得的柬埔寨领土庄严地交还给我。可是在泰国军队撤离这些地方时，用炸药破坏了许多设施，特别是桥梁。
曼谷当局对我收回这些高棉土地，一直不甘心（几年以后，泰国又派军队到我国，占领了建有柏威夏寺的高地。这个问题争论了很多年，我们后来只好让海牙国际法庭作出判决，让盛怒的泰国把这座寺庙——民族艺术的瑰宝还给它的合法所有者）。泰国人对我进行了报复，他们支持伊沙拉克高棉，比游击队更不择手段地反对王室。后来，伊沙拉克高棉曾多次制造混乱，企图阻碍我接管新解放的领土。
但是我们的“阿尔萨斯——洛林人”却非常忠诚，这一点我的邻国却没有想到。直到一九七○年三月朗诺政变，我们这些“阿尔萨斯—洛林人”仍一直忠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