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四月，费利克斯·古安政府邀请我去法国正式访问。我乘一艘王家海军的“光荣”号巡洋舰去法国。这是一艘很漂亮的舰只，我的正式随行人员和私人随从可以在舰上很舒服地生活。
我的正式随行人员有部长会议主席西索瓦·莫尼勒亲王、财政大臣涅·刁龙阁下、农金尼阁下（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重伤刚刚痊愈）、韩·潘拉西先生（我的私人秘书，有时还是我的舞蹈教员）、卜京先生（最高法院的法官。莫尼勒的妻舅）、卜图尔上尉（我的副官。也是莫尼勒的妻舅）、米胡中尉（我的卫队长。过去是殖民军的上士）以及我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时的同学何来恩。我的私人随从主要是一些高棉青年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山玉成分子，秀臣也在其中，还有一位使金边西索瓦中学的教员和学生都带上“政治色彩”的扬四洲。我曾叔祖西索瓦以前访问法国时，曾带去了一些舞蹈演员，她们在巴黎和马赛的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次，法国新闻界既为我们没有带女舞蹈演员惋惜，又赞赏“年轻时髦”的西哈努克带来一些学生。
乘“光荣”号巡洋舰旅行，既舒适又富有教益。舰长把最好的房子让我住。在舰长的餐桌上，饭菜比平时多。我们的高棉学生在船员的餐厅里，还吃了科西嘉汤和牛排加煎土豆条。军官们告诉我，负责我的行李的随从人员都在一艘现代化的战舰上，我对此是信任的。在船上，还举行了诸如原子弹等技术问题的讲座。有些人如饥似渴地听这些讲演，也有一些人半醒半睡地正在做巴黎女郎的艳梦。
旅途中，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晚上，一条抹香鲸狂怒地向这个铁制的庞然大物进攻，因为我们的船只打扰了它的航道，船浪还冲击了它。后来，这条抹香鲸被我们船的螺旋桨打死了。在第二天天亮以前，潜水员们把这个“海上堂吉诃德”打捞上来。
经过二十天的海上旅行，我们到达了马赛。在马赛港，我受到了马赛市市长和法国政府部长加斯东·德菲尔先生的欢迎，手持国旗的海军陆战营士兵和军乐队向我致敬。愉快活泼的人群向我欢呼。总统专机在马里尼安等候着我。飞机把我送到布尔日机场，在那里我受到了许多部长和礼宾司长杜麦纳先生的欢迎。奏起了国歌，鸣起了礼炮，仪仗队向我行军礼……
古安总统在爱丽舍宫迎候我，并为我举行了盛大的午宴。出席宴会的知名人士听我能讲一口“纯正”的法语都感到很高兴。法国政府让我和我的全体随行人员在巴黎最好的里茨旅馆下榻。在豪华的房间里，我可以看见非常美丽的旺多姆广场和闻名世界的铜柱。
我穿上最华丽的服装（有肋状盘花纽的短上衣和纱裙），乘着敞篷汽车向无名烈士墓献上一大束王国国旗颜色的花（红花和蓝花）。
几天以后，我隐姓埋名去满足自己最大的爱好：看电影。幕间休息时，观众认出了我，并很友好地向我鼓掌，我只好起立谦虚地向这些热情的人们鞠躬致意，结果又引起了他们的掌声。由于记者的帮助，我已得到巴黎人的爱戴。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我，感到生活是美好的，就像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的春天一样。
欢迎柬埔寨国王的接待委员会，为我安排了非常好的日程。我去巴黎歌剧院观看了朱尔·罗曼的讽刺喜剧《克诺克医生》，这个剧的导演著名的路易·茹韦在化妆室里会见了我。我还到银塔餐厅用餐，在那里可以看到灯火辉煌的巴黎圣母院。我还参观了博物馆。在诺曼底，我看到了大西洋边的障碍墙和同盟国军队登陆的沙滩。我还在有悠久历史的索米尔军事学院进行了几个星期的骑兵和装甲车的实习。然后，我从阿尔卑斯山回到了马赛。一架美式四个引擎的总统座机用了几天时间把我从马赛送回了柬埔寨。
我向接待委员会主席戎基埃尔将军告辞。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非常有教养的将领。他在接待我的礼宾安排上，一直严格遵守法国王宫的礼仪。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骑兵队长勒旺、戴布瓦松先生（曾在金边担任我的副官）和米尔蒙特市市长马蒂威特（他是一位主管公用事业的官员。一年以后，我聘请他担任我的私人顾问）。
现在我再谈一谈在巴黎逗留期间的情况。戴布瓦松先生说，金边的越南裁缝为我剪裁的西装有些不太合身。我的财政大臣看我手头拮据，便在克尼泽时装店那里为我购买合身的西服和衬衣。这样我就可以非常体面地出现在妩媚的巴黎女郎面前。尽管有许多腰包塞满美元的美国军官同我竞争，但我还是受到了不少巴黎女郎的欢迎。我被茨冈人小乐队伴奏的夜总会迷住了。山鲁左德乐团和卡萨诺瓦乐团的优秀演奏家们完美地演奏了我最喜欢的几首曲子：加德的探戈舞曲和一九四六年流行的阿尔斯托尼的交响乐曲。
我非常喜欢吃里茨旅馆的两大名菜：与波尔图葡萄酒冻在一起的、新的、粉红色的、可口的鹅肝和烤得又香又嫩的汉堡雏鸡，银塔餐厅的鸭子（这是我的朋友，杰出的饭店老板克洛德·泰雷的拿手好菜），金铃餐厅的洋葱汤，还有诺曼底的牛肋排、鲜食和奶酪。当我年轻的时候，在西贡就已经非常欣赏新鲜奶油了，而诺曼底的奶油却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我的沙士鲁·罗巴中学的老同学何来恩，给我带了一些烦恼。他的不轨行为，以及时常酗酒，在里茨旅馆和其他一些地方，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但是，他的放荡行为并没能损害我在法国逗留期间的乐趣和成果。
巴黎生活的魔力，使我周围的一些人头脑发昏。尽管他们的夫人没有和他们一起来，但他们还是玩得很痛快。以严肃闻名的莫尼勒和农金尼也有很快活的艳事。我的朋友涅·刁龙是个十足的唐璜式的风流荡子，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总是看中那些身材比他高大得多的巴黎女郎或小姐。
当比较坦率的法国与愿意进行合作的柬埔寨，正在巴黎就两国之间的新关系所进行的谈判比较和谐与一致的时候，在距离巴黎不远的地方——枫丹白露，由胡志明率领的越盟代表团，却正在使法国政府的代表日子难过。
在巴黎，我们方面由非常亲法的莫尼勒亲王参加的会谈，使法国和高棉达成了“真诚的谅解”。而在枫丹白露，由于越南没有莫尼勒式的人物，谈判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法国竭力企图缩小这个失败的影响。然而，这次谈判的失败，却酿成了几个月以后在越南爆发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战火最终漫延到了整个前法属印度支那。
我来法国访问的另一个有意义的事件是，我在索米尔军事学院进行的骑兵和装甲车的实习。由于法国政府知道我喜欢骑马运动，便在日程中安排我对这所军事学院及其全体骑兵教官的访问。这些骑兵教官，曾为法国骑兵赢得了光荣。我很高兴，我要求成为这所军校的一名学员。最后，法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决定让我先作为一个国王，对这所学校进行正式访问，然后再作为法国军队预备役中尉，在这个学校里逗留两个星期。
作为与法兰西合作的柬埔寨的国王，一个身穿有肋状盘花纽短上衣的吴哥国君的后裔，我出席了隆重的招待会，市长和省长都在招待会上讲了话，然后是丰盛的晚宴，最后是索米尔军校骑兵教官的马术表演。和我有着深厚情谊的索米尔居民们，向我热烈鼓掌。我身穿崭新的军装，戴着天蓝色军帽和银色的肩章，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献上了一束有高棉国旗颜色的花。
一九四六年，这所军校的校长迪罗絮上校为我们这所立过许多军功的学校编写了一部校史。在这本书里，他还为我开辟了非常有趣的章节。这所军校的学生赢得了全世界的敬佩，他们在一九四○年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无比英勇地抵御了节节胜利的德国军队，守住了长达二十公里的防线，保住了蒙索罗与热纳之间的卢瓦尔河通道。我的名字也铭刻在学校的史册之中。
总教官马尔戈少校，一直严格遵守学院式的骑术规则，但他对从远道而来的动作又不很正规的学员还是比较宽容，只好把力量集中在教练跳越障碍物这个课目上。他想让我练习象老百姓所说的超越障碍，但他认为首先要改正我骑马的姿势，并指定骑兵教官伊利埃中尉（身穿古代骑兵的短上衣、马裤、黑皮靴，还配有金线饰带）担当这个任务。我慢慢地学会了非常符合军校规则的骑马姿势，并得到了我军校同学们的夸奖。实习期限终于结束了，当马尔戈少校将黑色的皮制马鞭、金色马鞍的前桥和教官荣誉证书授予我的时候，我高兴极了。迪罗絮上校和他的副手博福尔中校，对我学习装甲车的课目也表示满意。一九四八年，我又在这所学校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第二次实习后，迪罗絮的继承人，未来的法兰西联邦驻柬埔寨部队司令朗格拉德将军给我打了很好的分数，并颁发给我坦克驾驶员和坦克炮手的证书。
离开索米尔军校前，我参加了军校一年一度的舞会。第二天，我又在卢瓦尔河畔的布丹旅馆举行正式晚宴，答谢军校的教官们和同学们，我还为他们每个人都授了勋。在宴会上，我们痛饮了这个地方生产的最好的葡萄酒，我在这里就像在沙士鲁·罗巴中学那样，再一次体验了真正的同志情谊。为了满足我这些新朋友的愿望，我庄重地表示再到军校来。两年以后，我实现了这个诺言。
特殊的荣誉：戴高乐
将军在科龙贝接见我
我在法国第一次正式访问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戴高乐将军在科龙贝教堂，他的花园住宅布瓦舍里非常诚挚地欢迎我。原“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不能忍受“排斥其它党派的政权”，来到这里隐居。他在隐退之后，只在这里会见他的家庭成员和很少的几个在一起斗争过的战友。让将军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喝茶，这是勒旺少校和我在巴黎的法国同事们、几位忠诚的戴高乐分子了不起的成绩。戴高乐将军只请我自己前往（不需要任何人护送）科龙贝。只有一位便衣警察和我一起乘车前往，而这个便衣警察也只能在门口等着我。将军非常愿意表示他对我的好感，但他仍同法国现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
许多作家，如安德烈·马尔罗和克洛德·莫里亚克曾经写道，我不可能去戴高乐的乡村别墅，因为这是戴高乐中校在第二次大战前，为了假期同家人团聚而建立起来的。这座与村庄邻近的高大别墅面向着风景优美的森林和原野。说实话，我并没有心情来欣赏这些，一心只想着正在正门门洞里等待着我的主人。尽管他的身材高大，但由于他和蔼可亲、谦恭礼貌以及对人和事物的理解力，我并不感到我们之间在身材上的差别。
他衷心地表示欢迎我，并把我让进了一个小客厅。在小客厅里，我非常高兴地被介绍给戴高乐夫人。被法国人亲切称为“伊冯娜大婶”的戴高乐夫人请我坐在沙发上，而将军却坐在靠边的一张椅子上。戴高乐夫人亲自给我端上了一杯茶，也给将军端来了一杯，就像任何一位资产阶级太太那样，接着又给我们送来了小蛋糕。也许是我少见多怪，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位伟大的法国女性如此朴实。后来，直到我非常荣幸地在我国接待戴高乐将军和他那可尊敬的夫人时，科龙贝客厅里的这个友谊的场面，仍然还在我的脑海中萦绕。
我和法国解放者会谈的情况，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我希望见到这位对自己的历史作用坚信不移的人。戴高乐将军是一位既和气又谦虚的法国人，他非常高兴地接受我对他的诚挚的和无限的敬意。但是，他既不谈自己，也不谈他所进行的斗争，而只同我讲面积又小、距离又远的柬埔寨问题。他很谦虚，甚至还让我向他“介绍”柬埔寨的情况。然而，我发现他对柬埔寨是非常了解的。他高度评价我父母对法国的友好感情，也非常感谢我在柬埔寨和法国之间建立和平关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当时人们都担心两国之间会引起一场军事纠纷。
二十年以后，当将军访问我们国家的时候，曾发表了一个富有预见性和令人赞佩的“金边讲话”。一些报刊杂志对性格不同的高棉国家元首和法国总统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的东西，感到非常惊讶。答案也许是我们二人都很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把国家的独立置于一切之上。我母亲对我说，将军和我的黄道十二宫的图案是相同的，都是天蝎宫，因此我们天生都有自豪感和富于感情的。
我访问科龙贝几天以后，当我在里茨旅馆宴请法国领导人的时候，我和国务部长莫里斯·多烈士同坐一桌。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对我对布瓦舍里的拜访很感兴趣，并问我对戴高乐将军有何想法。当我告诉他，将军是法国的一位最伟大的爱国者的看法时，多烈士并没有提反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