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克伦威尔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山玉成始终企图推翻高棉君主政体，但他既不精明，又不诚实，也没有一个领袖人物的政治谋略。奇怪的是，他和他那些最要好的朋友们，却爱好谈论希特勒主义的著作，首先开始阅读的是《我的奋斗》。他们还企图推行直接从纳粹主义那里学到的一套办法。
在西方国家进行战争期间，一些希特勒党徒从犹太人那里或从占领国的博物馆里收集了许多艺术品。而山玉成效仿这个强盗式的先例，在他对金边短暂的统治期间，让他的党羽大量收集工艺品、首饰、金条和银锭，他们借口是要用来购买“抵抗法国侵略者”的武器。他们甚至还成立了一个收集这些艺术品的“全国委员会”，来负责这项“爱国主义”的收集工作。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后来说，没想到日本垮台得那么快，他们还没来得及用那些黄金来换取武器呢。他们无法偿还他们欠下的这笔债，因为在山玉成被逮捕后，这些战争时期掠夺来的财宝都不翼而飞了。他的某些忠实信徒（其中有彭江莫尔，他是秀氏家族的成员）已把这些财宝转移到了曼谷。用这些财宝他们在曼谷长期过着阔绰的生活……
我发觉，山玉成被逮捕以后，在柬埔寨没有人起来为他辩护。我以为起码会有一些僧侣再次掀起“雨伞事件”，可是这些人一点骚动也没有。山玉成招募来的士兵和后来的朗诺士兵一样，但却都乖乖地躲到兵营里去了尽管他们身上有护身符和避邪物可使他们免遭枪弹。而前不久还喜欢上街示威的中学生们（我这里无需讲那些已由混乱制造者封官进爵的新权贵们了），现在也不愿见人了。
为了在柬埔寨恢复法国的统治，勒克莱尔将军无需派了一个师的兵力，只需几个营的步兵就绰绰有余了。
钦迪对他的计谋很得意，自以为这一来就可以当上首相了。他要求见我，并请我原谅他这个“年迈的和忠实的奴才，未能把他那个使柬埔寨从山玉成这个“坏蛋”手里摆脱出来的计划告诉我。我却对他安然自得的赔罪泼了冷水。我说：“阁下，有一件比清除山玉成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又回到柬埔寨了。您是很清楚的，我国人民不愿意法国人再回来。我已在给勒克莱尔将军的特使加洛瓦少校的一封回信中很清楚地讲了这件事，因为他请求我把我对法国人回柬埔寨的想法告诉他。”为让我放心，钦迪说：“我在西贡见到了勒克莱尔将军，他向我做了正式保证：柬埔寨不再是法国的保护国，它应享有自治权。”我反应激动地说：“阁下，请看吧！‘自治’这个词本身就说明法国人不承认我们的独立。然而，我国人民和僧侣唯一能接受的结果就是独立。如果法国拒绝承认柬埔寨是一个独立国家，那么我将处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地位……”钦迪肯定没看出我想得这么远，还很冷静地对我说：“陛下，您知道我对您是全心全意的，如果您愿意把我处死，我随时可以把生命奉献给您。”
现在又轮到我来说服他了。我面无表情地对他说，即便你不让法国人逮捕山玉成，已经占据我们的邻国越南的法国人，也会按他们的方式来“拜访”我们。我还补充说，要么装出一副笑脸像对待朋友那样来欢迎法国武装力量，要么拿起武器尽力把法国武装力量赶出柬埔寨，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一点也不现实，因为只要看看山玉成分子们懦弱的样子就可以知道武装抵抗是无用的。至于小小老百姓那就更不用说了，海上封锁、日本人的占领及其过分的要求和为了结束山玉成那种时间虽短但结局悲惨的下场，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与勒克莱尔的部队打仗等于自杀。钦迪倒吸了一口气，但还是称赞我对形势作的“英明的分析”。
几天以后，勒克莱尔将军来到金銮殿觐见我。他同我谈起了自治。我回答他说，我们需要独立。作为一个好的战略家和外交官，这位伟大的战士避免和我进行当时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争论。他谈起了我对法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同情心，还谈了戴高乐将军对我的敬佩。晚上，我请他和我共进晚餐，并请他欣赏了王家舞蹈团的表演：这位将军简直被高棉古典舞蹈给迷住了。
但是，勒克莱尔却给钦迪留下一个意外的不愉快的事。非常尊重等级制度的勒克莱尔，代表法国支持我舅父西索瓦·莫尼勒这位圣西尔军校校友和军官取代山玉成当政府首相，而钦迪只是新内阁成员。当时山玉成分子反应不太好，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他们不公正地指责我“逼迫”他们的朋友钦迪去西贡，为把他们的“民族英雄”交给法国人，鼓动法国人重新把柬埔寨变成殖民地作准备。这样，我第一次变成了君主制度的反对者的替罪羊，但这还远不是最后一次。
一九四六年的临时协定
我认为，如果说我国大部分同胞都不满意法国人回到柬埔寨，那就有点不太诚实了。但是可以肯定，那些被山玉成集团蒙上了政治色彩的僧侣、知识分子和中学生们，对丧失“民族独立”表示了他们的愤怒，更确切地说是表示了他们的悲痛。至于其他人，当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他们对一切都已经厌烦了。对山玉成主义，对在我国非常敏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对引起美国飞机对金边进行空袭使几百名无辜者死亡的日本占领军，他们全都厌烦了……
相反，王国政府的官员们对法国人的回来却公开表示高兴。他们所不能原谅的是，山玉成硬要把他们拉进他的“圈子”里，并对他那一伙由于同法国一些宪兵交过锋的人都给了职位，并记了功。
在戴高乐将军辞职和把职位让给费利克斯·古安以前，曾想任命阿莱桑德里少将为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专员（我要求不要再使用已经不存在的“保护国”这一称号）。阿莱桑德里少将实际上是代替了我的和我的政府原来的日本“高级顾问”久保田，他也不主持内阁会议，也不签署诏书和命令。这位将军之所以能在我国受到大家欢迎，是因为他那漂亮的相貌，他那无拘无束的笑容，他那中等的身材，他那像尉官般苗条的体型，以及跳舞的才能。他的夫人很标致，神态自然。这位将军还有一位不赶时髦但很活跃的副官。他很愿意帮别人的忙，也很幽默。他叫做居约，这个名字有些与众不同，更使人感到亲切。
法国政府让阿莱桑德里与柬埔寨签订一个临时协定同莫尼勒进行谈判，因为国王再也不愿意听到像一八六三年条约和一八八四年那样的协定。为什么要签订一个临时协定，而不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呢？
一九四六年时，法国议会尚未打算签订一个承认柬埔寨独立的条约。由于确立保护制的条约已被我废除，因此它已不能再应用。这就应该签订一个国家不再是另一个国家的主子，而这另一个国家又没有完全摆脱前一个国家的保护，两者同时存在的协议。独立条约是一九四九年才在巴黎签订的。而目前，阿莱桑德里与莫尼勒达成的临时协定，使两个权力机构没有许多敌意地双双存在着。
当然，有时也因为小事而争吵。例如，双方已商定，废除法国驻各省的专员，各省的高棉省长可以自己做主。但是，法国还要给各省高棉省长派去法国顾问，而且要求让这些顾问占据过去法国专员的一半住宅，尽管这些住宅已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就已经移交给高棉省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向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蒂埃里·阿尔让留海军上将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对他说，一个高棉家庭和一个法国家庭，尽管他们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但长期在一起居住下去，一定会产生一些矛盾，久而久之终将引来一个不愉快的结局。我向他建议，为法国顾问建筑一些舒适的住宅，他们对此一定会感到高兴的。然而，我的力气白费了。海军上将起来反击我的观点，他立即把这件事提到原则高度来看。他向我解释说：您—西哈努克要保护柬埔寨的荣誉和威望；而我—阿尔让留的责任是保护法国的荣誉和威望。我反驳他说，如果法国能表现出一点宽宏大量，那么它在大家的心目中就会更伟大。我们的争论没有继续下去。所以，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独立协定签字以后，法国才同意让高棉省长独自占据过去法国专员的住宅。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法国才急忙给在柬埔寨的法国高级顾问建筑质量好的样子漂亮的砖瓦结构的住宅。但是，这简直是对命运的嘲弄。根据一九五三年我的首相宾努阁下和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里斯特鲁西先生签订的独立协定的若干补充议定书，这些新建的住宅全部移交给了我国政府，而且我国各省的省长再也没有法国顾问了。
在军事方面，我们建立了高棉王家武装部队。而王家海军和王家空军到了一九四九年才组建。王国政府首脑莫尼勒和法国军队上尉给法军一个很大的宽限，让他们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以前仍负责柬埔寨的国防事务。也就是说，到了那一天，法兰西联邦的军队和法军指挥部将永远撤出柬埔寨王国。
再简略地谈一下我的家庭内部的事
现在回过头来谈一下我的家庭内部的事。在这方面我要操很大的心，同时我还要对付日本占领者和山玉成，我还要应付重新回到柬埔寨的法国人。
一九四五年，仅仅几周之内，两个极大的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先后失去了养育我多年的祖父和祖母苏他罗亲王和苏他罗王妃。就像菲利门和巴乌西斯亲密的夫妻关系一样，我祖父和祖母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他们几乎是手挽着手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我无比爱戴他们。
一九四六年，我又失去了一个伴侣——温存的莫尼盖珊公主，她是在生了纳拉迪波王子几个小时以后去世的。纳拉迪波王子曾在中国上中学和大学（学农艺和文学），以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语言和文学专家。他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毛主义者。
为了给读者提供更确切的情况，现在我想回顾一下我与我的姨表妹诺罗敦·诺丽亚的关系，当然后来我同她结婚了。许多公众舆论以同情的眼光看待我同莫尼盖珊的关系，同时也有许多公众舆论指责我同诺丽亚的私情。大家可能还记得，诺丽亚在和我同居之前，就已经同她的第一任丈夫诺罗敦·瓦克里万亲王离婚了。在金边，有人还指责我“偷了”瓦克里万的妻子。一些知识分子还把我的“罪孽”比作《圣经》中所说的大卫国王同乌利亚的妻子拨示图同居一样。
这未免有点太认真了。诺丽亚和我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们两个人的母亲也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姐妹。正是我本人，应瓦克里万的急切要求，对诺丽亚和她母亲做了许多工作，使我的这个堂弟和这位表妹结了婚。而瓦克里万在结婚以前已有不少艳事，在他和诺丽亚结婚以后，尽管诺丽亚的身体和精力都很旺盛，但他仍然另有所欢。因此，诺丽亚不能忍受丈夫的这种不忠贞。我和瓦克里万是亲密的朋友，即使在他们离婚以后，我们依然如故。有时，他晚上还到王宫的莫诺波里殿同他的前妻和我一起玩。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我还让他当宫宴礼宾局长，多次陪同我去法国和其他国家访问。
后来，那些企图败坏我的名声而散布流言蜚语的人改变了说法，说瓦克里万为了捞取荣誉而把老婆“卖给了我”，对于这些话，我和他只是耸耸肩而已。瓦克里万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亲王，而且也很富有，他既无需过多的荣誉，也不需要更多的钱财。我曾说过，我在一九五五年同诺丽亚结婚后，把她封为第一夫人，后来我又同莫尼克·伊吉结了婚，她便成了我的第二夫人。我非常宠幸我这两位夫人。但到了六十年代，诺丽亚和我的关系开始恶化，虽然没有离婚，但我们已经分居了。原因就是诺丽亚越来越嫉妒莫尼克。
在政治上我知道如何克服困难，但在感情方面，我却是优柔寡断，我不知道如何来摆脱这个困境。但是，诺丽亚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好办法：她虽然还爱我，但最终还是离开了我，并悄悄地去了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