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灾多难的一九四五年中那个倒霉的三月里，像在印度支那其他地方一样，战神在柬埔寨将得到它最喜欢的祭品——血。
日本抗击法国保护制度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了，老实说，长期以来，法属印度支那一直忠于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国“合作”的贝当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垮台七个月了，其领导人正在特别最高法庭受审，他们的同伙也正在被追究刑事责任。法国领土的解放者戴高乐将军，在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掌握了政权。当然，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也越来越多地转向戴高乐将军。不管原来是“贝当分子”，还是一直就是戴高乐分子。
无论如何，德古海军上将仍竭尽全力，想保持印度支那永远属于法国。虽然屡经挫折，日本已经大大削弱，但它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军事力量仍然很强大。因此，德古将军一方面要在日本人面前表演一幕“忠诚”的喜剧，另一方面还要秘密同法国新政府和新的法军司令部进行接触。但是，他在印度支那的一些同胞的行为，使他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由于这些人不懂得，日本人即便状态非常不佳，但仍可以承受得住最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们就在到处刺探情报的日本间谍（大部分为越南人）面前大谈由军队提供装备的登陆或联合演习。
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中，根本没有彻头彻尾的亲日分子，他们经常公开或私下嘲笑日本人。特别是在柬埔寨，日本人曾经恣意地污辱法国保护当局，并支持反法的民族主义运动，策动那些不久前还在法国人面前发誓“永远热爱”法国的亲王们割断同法国的联系，煽动人民群众以粗暴的态度来对待那些“保护者”，甚至起来造他们的反。日本人知道自己的末日快要到了，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煽动它的天皇的殖民地人民起来反对西方，给西方留下一个动荡不安的亚洲。
法国高级专员戈蒂埃总督召回河内，由高级公务员贝尔朱安代替。贝尔朱安请求我在三月初接见他。他告诉我：“日本人力图在几天以后，结束法国在柬埔寨的保护制度和在整个印度支那的统治。”他向我保证，法国一定要武装抵抗到底，要求我一听到金边市警察局的警报，就把全家搬到他在洞里萨河畔，塔仔山脚下，离王宫只有两公里的官邸。总之，他的要求是，要我同把我扶上王位的法国保护制度共存亡，死也要死在他的官邸里。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对他的建议表示同意，并对他说：“就这样定下来吧！在法国和日本之间，我一定选择法国。”
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警报响了，我立即找到我的司机，把帽子扔给他，我们乘了一辆小的公务汽车。疾速驶向高级专员的官邸。此时我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住在离王宫一公里的地方。他们也应该到贝尔米安先生那里去，但愿他们已经到了。
我到官邸的后面，没有见到任何人。这里一切非常平静。但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阵自动步枪的枪声。由于不知如何是好，我叫司机把我送回王宫。在路上，我看见法国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尸体卧满街头。我们还碰到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巡逻队。我请求佛陀保佑，不要让我遭到逮捕。佛祖果然满足了我的请求：这些日本兵只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通常为普通高棉人所乘坐的我那辆破旧不堪的车子。
我们来到了王宫的围墙边，许多日本军官和士兵正在那里审问我的卫队。我命令我的司机冷静地行车，并把车子开到附近的一座庙宇—巴东·瓦岱寺。夜幕降临，我的汽车开进了这座庙宇的后院，僧侣们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房间。没有一个日本人看见我。我朝高乌法师的卧室走去。自从我登基以后，我同这位高僧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这位出家人让我藏在他的卧室里，并请我和他一起背诵佛经，求佛陀保佑我。他还对我说，如果日本人来了，他将牺牲自己来保证我的安全。他还建议，如果日本人宽容了我，我应该在沃萨期间当一段和尚，以报答佛祖的恩德。我答应了，并在一九四七年还了愿。不久以后，为了表示对这位见义勇为的高僧的谢意，我封了他一个“桑岱”（即王爷）的爵位。这是授予一个宗教人士或世俗人士的最高荣誉称号。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我继续躲在高乌法师的卧室里，直到一个愉快的柬埔寨人和一位面带笑容的日本人来到这里。这位柬埔寨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舅父布洪。他是我母亲的表兄弟（他的母亲潘薇拉公主是我们外祖母——莫尼旺国王已故王后的妹妹，但嫁给了一个平民）。布洪是山玉成——沈法反法集团的成员，但他和我的父母关系很好。那个日本人也认识我，他是一个店铺的老板。当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他开的那个铺子里买日本饼干，经常得到他的照顾。这家铺子离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官邸不远。布洪向我透露了这位日本朋友的真正职业，原来他是天皇武装部队的情报官以开店铺作为掩护。
我舅父高兴地告诉我，日本人已决定保持我的王位，并允许我父母和我在一起。在日本占领者那里，我舅父是我们最好的辩护人……
在我舅父和那位日本店铺老板的陪同下，我三月十日回到王宫，他们搞的排场很大。在东门口，一个连的日本步兵向我致敬。布洪带来了一个名叫多田熊的日军中尉，负责我的安全保卫工作。日本投降以后，他进入了丛林，并在一个偏远山谷里当了一名“高棉”和尚，后来又成为巴利文和梵文专家。而我的副官戴布瓦松和贝尔朱安先生以及其他我认识的法国人都被关在金边的一座日本监狱里。
在王宫，我又看到我父母，他们安然无恙。头一天，他们听到警报以后，就赶快乘车来到法国高级专员的官邸，我舅父也正好赶到那里，他不让他们进去。在一个日本宪兵为他们租下的一座房子里，我父母亲又见到了农业大臣诺罗敦·蒙达那亲王和其他亲王们。蒙达那亲王自己感到在劫难逃，他连续不断地喃喃自语道：“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今后将会有一位新国王！”而我父母却沉默不语。三月十日，的确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变化并不像蒙达那希望那样的变化。
诺罗敦·西哈努克仍是国王。高棉王室和王国政府的日本“高级顾问”久保田阁下是一位很有分寸的职业外交官，并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和驻柬埔寨日本军队司令官真木将军前来觐见，我在金銮殿接见了他们。他们对我说，我们国家从今以后就从法国殖民主义者那里解放出来了。日本所进行的战争，并没有别的用意，只是为了阻止西方人变我们的亚洲为他们的殖民地。他们请求我正式宣布柬埔寨独立，我对他们说，为了符合我们的民族传统，我要请占星家选择一个吉日。这个日子就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我宣布了民族独立并颁布了法令，废除了一八六三年的保护条约和一八八四年协议。
那些亲日的民族主义者组织了一次“民众”游行，以庆祝刚刚得到的独立，但这个独立只是一棵空心大白菜。三月十一日以后，我曾给日本政府写了一封正式公函，要求日本政府从法律上承认柬埔寨王国并互派大使。而日本政府直到它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时，也没有作出回答。日本人始终保持着它的“高级顾问”，而这个“高级顾问”有点像过去的高级专员，只是“高级顾问”不主持内阁会议，也不签署诏书和政令。由于久保田先生是一位谨慎和有分寸的人，我适应他并不太困难。当他请求我允许长期流亡日本的山玉成回柬埔寨时，我只好同意了。
在内阁首相兼宫廷大臣和财政大臣的黄意阁下的协助下，我主持了内阁会议。一天，应一群西索瓦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山玉成分子，其中有秀的孙子）要求我在王宫里接见了他们。他们毫不隐讳地对我说，我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一点经验也没有，应该让“有经验和有智慧的、正直的”黄意阁下主持内阁。
我向这些自以为是的同胞们说，我作为刚刚宣布独立的柬埔寨国王，有权也有义务领导我国的政府。我必须代替法国高级专员，因为保护制度已经废除，我已收回了作为一个君主的全部权力。至于缺乏管理国家经验问题，我向他们指出，在登基之后的四年中，我已向法国人和曾任政府大臣的我的父亲以及黄意阁下学到了不少作为国王的本领。这是我恢复职务以后第一次对来访者的态度有点生硬。我对他们说：“诸位先生，首先请你们完成自己的学业，你们还没有成年，我完全了解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知道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些年轻的反对派面色苍白，默默地离开了王宫。然而，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的政变中，对我进行了报复。
国王宣布独立之后才一个星期，山玉成便乘一架日本轰炸机从东京回到柬埔寨。他像一个凯旋者，在金边受到了他的朋友们的欢迎。
我很快就让山玉成参加了我的政府，成为我的政府中最年轻的人。可是他的同伙却认为他担任外交大臣这个职务太小了。他们在写给我的一封匿名信中，让我任命山玉成为副首相，要求把他排在仅次于首相黄意阁下的位置，不要把这位“具有大无畏精神的民族英雄”放在各位大臣之末。而山玉成本人却装得很平静。在内阁会议上，山玉成还对我任命他为外交大臣表示“深切的谢意”。他向我保证，他将竭尽全力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效劳。实际上，山玉成的外交，只是忙于高棉与日本的关系。另一方面，山玉成进入内阁之后，日本政府仍然没有把我们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通过“高级顾问”同我们讨论问题。
山玉成把他的狂热的支持者拉进外交部。他招收了一批没有文凭，甚至连小学文凭都没有的人充当实习外交官，唯一的标准是看他们在保护制时期是否参加了反法的示威游行。转瞬之间，很多僧侣脱下了袭裟，进入了政界。
我的其他大臣年龄都比山玉成大，但都怕他，老老实实地通过他上呈诏书和政令草案。我感到自己在政府中已经完全孤立，只好像在法国保护制时代的做法那样对山玉成呈上来的各种文件一一照准。
日本人有了一个虔诚的合作者。他们利用他来征得了劳工、民用卡车、牛车和牲口、压路机和其他公共工程机械，用来为他们的部队服务。
那些不服从日本占领者命令的高级官员们也吃了不少苦头！忠于国王和人民的省长翁谦戎，对日本人所提出的要求敢于表示不满。他很有礼貌地向本省的日本指挥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指挥官先生，您命令我大量征用农民的车子、驾车的牲口、铁锹、铁铲和锄头。请允许我说明一下，现在正值雨季的农忙时期，不论是种稻田还是旱田，农民都需要这些工具和牲畜。如果不抓紧这个雨季来做完这些农活，我们大家都会在将来的旱季里挨饿。”他的这番话激怒了日本指挥官，结果是挨了这位指挥官重重的一脚。我知道这一严重事件之后，就命令我的外交大臣（更确切地说，是日本的事务大臣）向“高级顾问”提出抗议。第二天，山玉成对我说，他收到了一个“友好的回答”，但他没有对我说这个所谓回答的内容是什么。
很明显，我和我的国家才脱龙潭又入虎穴，但是法国“龙潭”比日本“虎穴”要好得多。可怜的高棉人民同意我的看法，他们把受到拘禁威胁的法国人一家一家地分别藏在自家的茅草房里，还帮助反对日本人的法国抵抗者回到丛林，并为之提供给养和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