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的军事事变，日本加强了对柬埔寨的军事占领。但是，在对战争初期戏剧性的胜利一阵狂喜之后，日本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
不可抗拒的美国战争机器开动起来了，什么东西也抵挡不住。保卫日本群岛的前哨阵地一个一个地丢失，他们在各地的驻军也相继被歼灭了。在缅甸，盟军在著名的蒙巴顿将军指挥下，把日本军队赶到靠近泰国的东部。而泰国所采取的策略，是想以简单地更换领导班子的办法，使自己能够站到战胜国一方。因此，泰国对曾经帮助它在一九四一年强占了柬埔寨和老挝一大片领土的“忠实盟友”—日本，逐渐公开表示不满。
泰国将要倒向西方阵营，为了防止泰国给英法联军提供通道，日本人企图把弱小柬埔寨变成新的防御基地。日本人增调了不少援兵，为了使这些援兵能有舒适的住处，他们把大部分高棉学生赶出了砖石结构的学校。更令人惊奇的是，为了烧饭，他们竟卸下了这些学校的门窗当劈柴烧，我国政府只好匆忙建立起一座座草棚充当教室。
沥青铺得很好的国家公路，在日本大卡车的重压下，很快就被毁坏，而那些日本卡车的数量和通过这些公路的次数仍在不断增加。我们根本不能进行必要的维修，因为日本人征用了我们公共工程部仅有的几台修路机，并把这些机器开到他们自己的工地上：修小型掩体和飞机跑道，以便接应他们在泰国的空军撤退。
我们的法国保护者对此只能保持沉默。时机一到，日本人只需反手一击，就可以把法国人赶了出去。我比法国人更加无能为力，我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脚踏两只船的日本人：他们一方面越来越积极地支持山玉成反对君主制的民族主义集团，另一方面又支持几位玩弄阴谋诡计想把我从王位排挤出去的王族成员。
在这些人当中有诺罗敦·蒙达那，他是我父亲远房的叔伯兄弟。此人曾是法国的宠儿，在我“当选”为国王以后，法国人免去了苏拉玛里特亲王农业大臣的职务，派他接替了这个位置。另外一位是诺罗敦·诺林德，他是我父亲的另一位叔伯兄弟，他受到过良好的法国教育，也是柬埔寨最有钱人之一。从一九四二年以后，这两个人同日本人眉来眼去，最后他们终于在“太阳升起之国”开始落到地平线的时候，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可见，这两个人确实没有泰国人聪明。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我至少有一点是满意的，即我为我国的年轻人做了一点好事。自从泰国侵吞了马德望省以后，我们丢掉了柬埔寨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只剩下金边的一所高级中学了，在首都和外省小学也非常少。法国保护者曾在一九四一年底送给我相当于一九七九年五万法郎的继位赠款，有人建议我用这笔钱在王宫修建一个游泳池或在乡下修建一座行宫。但我决定把这笔钱用于我国第二大省份——磅湛的教育事业。于是，磅湛市有了一所漂亮的初级中学，后来升为高级中学，因此，我的这个行动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为了表示他们内心的喜悦，这个省的居民和青年们决定将这所中学命名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中学”。从此，尽管王国丢失了马德望学校，但我们却又有了一所新的中学。就像金边的西索瓦中学一样，日本人也没敢征用这所以国王名字命名的中学。
可是我得到的民心却是很短暂的。不了解我在多么困难的处境中进行挣扎的高棉人，谴责我让法国当局为了印度支那其他地方的利益，在我国推行了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的措施。在这个方面，可以做几点解释：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战争年代，盟国海军对日本占领的国家采取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印度支那当然是其中之一，因为印度支那也包括在日本人臆造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之内，并以此作为骗人的诱鸟反光镜（日本人自诩为猎人，而亚洲“兄弟”国家则是那些被恬不知耻的拔掉了羽毛的鸟）。从日本开来的船只没有带任何礼品、任何援助和一粒粮食给那些所谓从“西方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可却把这些“兄弟国家”的财产，特别是对日本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运往日本。日本人的解释是很简单的：“我们承受了战争的压力，而我们进行这场战争就是为了你们。等到这场战争胜利了，你们将获得彻底的民族独立，那时你们国家就可以更协调更快地得到发展。”
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之前，柬埔寨一直有两个主人，日本主人要我国人民向他们提供廉价的非正规部队的战斗员、劳工、给养（大米和鱼）和木柴。法国主人要求我国农民提供木棉，为在严寒气候地区生活的东京人御寒缝制棉被。我国的男女织布匠人都动员起来干这个工作。法国当局却忘掉了在四十年代，我国生产的棉花数量很少，而且由于限制棉织品的进口，我国人民如果没有用木棉织的布，就只好穿破烂衣服了。法国还规定，要从日本人征用大米的剩余部分中，拿出一部分来供养印度支那的一些饥饿地区：安南北部，东京的一半和老挝的三分之二地区。此外，法国人还要求我们拿出大米来制造法国和印度支那行政机关车辆使用的燃料（辛烷值很高的酒精）。
在正常年景时，我国是重要的产米国家，现在大米已奇缺。当然，他们总是以“声援”印度支那人民的名义要求我们做出“牺牲”。但是这些“牺牲”沉重地压在我国的工匠和新兴的工业者的头上，也使我在我的臣民面前处于不舒服的境地。确实他们有理由抱怨大米和布匹的价格猛涨。我国农民愿意用木棉织布，平时储存一些大米，以供全家享用。他们对此并没有隐瞒自己的不满情绪。
我在一九四四年对各省的视察中，了解到老百姓的这些困难。衣、食、住都依靠老百姓并一度被山玉成分子鼓动起来提出合法要求的佛教僧侣们，非常了解老百姓的这些忧愁，他们也指责我在法国当局面前表现“迟钝”，好像是我允许法国当局“刁难”我的同胞似的。
我的无能为力，并没有引起我国那些好心人的同情。在视察时，我听到了这样的议论：“国王陛下是神灵的化身。我们现在的不幸，是因为陛下不愿使用您那神奇的权力来解除我们的苦难之故。请陛下可怜可怜我们吧？”对这些请求，我不能生气，但我怎么来回答呢？我答应他们向菩萨祈祷，请菩萨和神灵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正如我多次重复说过那样，这场战争的“唯一原因就是由我国的一切邪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