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戈蒂埃先生是一个既果断又很富有想象力的人。为了提高我在印度支那和法国上层社会的崇高形象，他设计了一个三点“挽救计划”：
一、作一次对整个柬埔寨的视察，包括豆寇山这样不被人们注意的山区也要去；然后，从南到北穿过整个越南，即由交趾支那、安南到东京；然后，再从北到南穿过老挝的川圹、朗勃拉邦、万象和巴色。最后经过上丁回到柬埔寨。
二、进行现代化的改革，主要是使柬埔寨文字拉丁化；正式使用格里历，不再按着阴历在四月十三日过高棉新年，而是在公历一月一日过新年。
三、同一位很有教养、出身高贵的高棉资产阶级小姐结婚，她将和我一起分享柬埔寨王权。这个婚礼要按照保大皇帝同一位具有现代女君主风度、出身高贵的漂亮的交趾支那女子举行婚礼的意图和风格进行。
其实这个计划只不过是一个很好的设想而已。我先从计划中的第三点开始叙述。
婚姻计划
漂亮的戈蒂埃夫人选中了秀珍小姐，她是前首相秀的孙女，和蒂博多先生相反，戈蒂埃先生对这一家人怀有好感和充满敬佩。说实话，这个家庭是柬埔寨最荣耀和最有学问的家庭。珍小姐并不漂亮，但她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且知识面很广，同时也是一个完全够格的家庭主妇。她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只相差几个时辰。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
这个设想得到了法国和高棉上层社会的热情赞同。我的父亲一贯做事特别谨慎，但对此也表示没有意见。而我的母亲，仍固执地信守我的星相注定要独身终生。其真正的原因是在礼宾顺序上王后要排在她的前面。在她看来，这是不礼貌的，也是不可容忍的。
我认识珍小姐，她品德高尚，很讨人喜欢，令人敬佩，但她的外貌却一点也不能吸引我。如果一定要我把她娶过来，我将到别处另寻欢心成为一个不好的丈夫。一位欺骗王后的国王，比一位手里捏着几朵“花”的独身国王，将要受到更大的谴责。在这个问题上，我母亲是我客观上的同盟者。她很有分寸地把我的要求，向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夫妇进行了解释，戈蒂埃先生对我的拒绝有点不愉快。
我拒绝和珍小姐结婚，还给我带来其他预想不到的不幸后果。从那以后，具有影响的秀氏家族一直反对我。一九四一年莫尼旺国王的逝世，就曾使这个家族遭到了一次惨败：我的舅父莫尼勒王储早就娶了珍小姐的表姐，漂亮而有魅力的卜婉娜，又称为罗塞特卜。如果像人们所预料那样，莫尼勒真的成为国王，秀氏家族就会因此成为全国最显赫的家族。但是，法国保护当局却把我推上了王位，打破了他们的美梦。
珍小姐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家庭中最后一个赌注，法国人选中了她，想让她和我一起登上王位，但我拒绝了。这对她的亲属来说，是一个不能原谅的冒犯。由于对我的仇恨，珍小姐的哥哥们先是参加了山玉成集团，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卜婉娜的侄子卜·德斯库马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外交官，他在六十年代也进入了丛林投奔了红色高棉，为我的下台效了犬马之劳。
据我看，柬埔寨最有钱有势的家庭成员都成了共产党分子，这并不能解释为他们突然对“无产阶级产生了感情”，而应该看到这是家族之间的仇恨，他们的失败和所受的污辱，促使他们走向极端来反对我。因此，前者是不自觉的，而后一种情况则是自觉的。
现代化改革计划
戈蒂埃先生强烈地推动着我，把我的名字同改革联系在一起，他还对我说：这次改革可以使您的王国和人民走上进步的道路，高棉的年轻一代将称您为“我们的阿塔土尔克”（土耳其人民送给一九三八年逝世的现代化土耳其奠基人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称呼，其意为“土耳其之父”）。
高棉文字拉丁化勉强地被政府官员们所接受，但却遇到了佛教僧侣和习惯势力的强烈反对，因此，在日本人武装进攻驻柬埔寨的法国人以后不久，我就宣布废除高棉文字拉丁化。
在用格里历代替阴历方面，我也遇碰到了同样一些人的反对。然而，这次却得到了我母亲的支持。对《浴佛节》不再是四月十五日（柬埔寨传统新年的第三天），而是一月一日，我的母亲感到非常高兴。按照传统习惯，虔诚的佛教徒们在这一天里用香水为大小佛陀塑像沐浴，并用泡有香花的水泼在僧侣们身上。原先这些僧侣在柬埔寨一年中最热的四月份参加这样的仪式以后，接受信奉佛教的善男信女们送来的新的黄颜色的袭裟，非常惬意。但是在改革之后，我亲爱的妈妈也不是不担心那些年事已高的僧侣们，在“隆冬”季节（也就是从十二月到翌年一月的凉季）被那些未经加温的“冰水”淋在身上，再加上刺骨的北风，真有可能会感冒或冻得发抖……
面对着这种可悲的情况，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事变”之后不久，我即下了圣旨，不仅废除了一八六三年签订的法柬条约和一八八四年的协定，同时也为佛教徒们废除了同天主教徒一起在一月一日过新年和在“冬天”泼水的规定。这一行动得到了虔诚的佛教僧侣们的欢迎。
印度支那的旅行
戈蒂埃先生对我颇有好感，在我一九七○年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他待我那种堪称楷模的态度，又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之间的友好感情。
他们的印支旅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前面我曾叙述过我在一九四一年和蒂博多先生一起做的第一次非常成功的对王国各省的巡视，但在那次视察中，很显然我没有能够深入到我国最偏僻的地方去，而“戈蒂埃计划”使我来到了柬埔寨最边远地区的同胞们中间。这些同胞们表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国王。从来没有一位君主到过他们这些县城或村庄。为了到这些边远地区，我有时乘汽车，有时乘轮船，有时乘牛车，有时甚至骑马或骑大象。由于当时还没有跑道和导航设备，所以根本就不能坐飞机。即使比较简便的直升飞机，在印度支那也是十几年以后才出现的。
一九四三年，戈蒂埃先生陪同我乘坐汽车和汽船。在这次旅行中，还有几个法国人组成的护送小组。这个小组由加斯东·巴罗尔先生负责，其他人中主要有我的副官戴布瓦松先生、新闻处处长德雅尔丹先生（负责起草新闻报道，后来这些文章都成了文学作品）和我的私人医生里什。当然，还包括我们所经过各省份的法国地方官员和高棉省长。
戈蒂埃先生出色地组织了国王到柬埔寨西部根本无法进入的豆蔻山地区去视察。这里就是一九七九年的时候，在越南装甲车的追赶下，红色高棉逃去避难的地方。这个地区地形高低起伏，完全被热带丛林所覆盖。我就像一位吴哥时期的君主那样，短途时乘坐牛车巡视，以使农民产生好感，在那里骑马或骑像到处都可以通行，但戴布瓦松先生和里什先生却喜欢步行。
在山沟的村庄里，我向子民们发放大米、食盐、衣服和药品。那些贫穷而高尚的子民们向我祝福，并给我送来了野果——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奉献给我的东西。这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和令人感动的记忆。
我的豆蔻山区之行以没有被泰国占领的菩萨省北部为出发点，南部则以与泰国相邻的美丽的海滨省份戈公为终点。
驻菩萨省的法国专员贝尔纳先生的厨师做了拿手好菜，而他的主人却很擅长狩猎，定期给我送来当地的猎物。和我同桌的巴罗尔先生、戴布瓦松先生、德雅尔丹先生和里什先生（他们将在戈公和迪韦尔专员重聚）特别高兴地看到，连最有名的法国食品专栏编辑都会感到惊讶的特殊风味的菜肴。一天，他们给我端来了清炖母雄、野猪排、烤豆蔻山幼雄和野果。还有一天，我品尝了葡萄酒炖雄雄、烤狍子肉、野猪生火腿和用椰子做的糕点。不过，在菜单上没有鱼和蔬菜，尽管如此，这些野味和一八七一年普鲁士军队围困巴黎的时候巴黎各大餐馆供应的烤猫、烤老鼠和动物园里的动物肉一样，别有一番风味。
自从我即位之后，这种“深入”柬埔寨内地的巡视每年都要进行。直到一九七○年朗诺政变之前，每个星期我都要安排到各省各县去视察，作指示，亲自参加整治土地的集体劳动。我和农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友爱。这种爱，经受得住暴风雨的考验。由于朗诺，以后又是红色高棉，使我在七十年代离开了人民大众，这给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由于北京的中国朋友和平壤的朝鲜朋友们的爱护，让我仍然过着“帝王”生活。但却消除不了我的内心痛苦，我像一条离开了池塘的鱼一样感到不舒服。
我非常感谢德古海军上将为我安排了对越南和老挝的正式访问。在交趾支那，我可以同西部各省份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下柬埔寨的）高棉族接触。他们是这些美丽省份的真正主人。
这些与祖国分离的同胞，对我的欢迎是非常感人的。许多年纪很大的农妇把我包围住了，不让我离开。讲得一口流利的高棉语（带着阿尔萨斯口音）的赫费尔省长只好进行调解，以便让这些朴实的农妇们把我放开。在安南顺化，我受到了保大皇帝和南芳皇后隆重的接见，他们还设宴为我接风。可惜偏偏那天正好是耶稣的忌日，而皇后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抱歉地说：我们只好吃一顿只有鲜鱼和蔬菜的饭了。但是，为了我而修复的豪华的安南古老王宫却使我着了迷。不久以后，即在六十年代，我仿效保大皇帝的办法，重新恢复了吴哥宫院的豪华景象，以便接待尊贵的客人和朋友，例如，戴高乐将军夫妇、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夫妇、苏加诺总统、海尔·塞拉西皇帝和他的一家。
在河内，德古海军上将和他身材修长非常漂亮的夫人，在他们的公馆里非常盛大地欢迎我，就像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后一位总统阿尔贝·勒布伦在巴黎接见一位外国君主一样。
在身穿红、白两色制服、佩刀出鞘的一个班骑兵的簇拥下，我乘坐敞篷汽车游览了首都。晚上，在灯火辉煌的总督花园里，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招待会，最后演出歌剧。
访问了河内之后，我又参观了海防港、锦普——红海露天煤矿，然后乘汽车沿着阿斯特里德王后（比利时利奥波德三世的夫人，在一次车祸中遇难）所走过的公路到老挝北部。我看到了有名的查尔平原，我还见到了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历史中都有记载的奠边府、桑怒和丰沙里地区的山区部落民族。
在朗勃拉邦，我有机会向西萨旺·冯国王和王储再次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参加我的加冕典礼。我非常欣赏朗勃拉邦那酷似高棉传统形式的古老的老挝王宫，我后来为它谱写了一首歌曲。我同样被那不像高棉舞蹈那样矫揉造作，而是更为自发的老挝舞蹈所吸引。像塔希提岛和巴厘岛的姑娘一样喜欢用花打扮自己的年轻的老挝姑娘们，更是令人着迷。她们身材不高，相貌端庄细腻，一笑就低下头去。于是，我便下决心要在我所爱的女人名单中再添上一位漂亮的老挝姑娘，然而这是一九四九年的事了。
在万象，我受到了非常有威望的，有影响的万象古代君主家族的族长佩差拉亲王的接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为了朗勃拉邦王族的利益而统一老挝之前，老挝是由好几个公国组成：即北部朗勃拉邦公国、中部的万象公国、南部的占巴塞公国。我早就知道身材不高，皮肤棕色、有小胡子的佩差拉亲王是我父亲的最好朋友，他们两人都是法兰西印度支那政府委员会的成员。由于这个职务，他们曾多次去西贡和河内小住，这就使他们能在那里度过了几个“美好的、温存的和风流的”良宵。佩差拉的同父异母兄弟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后来也成了著名人物。梭发那·富马成了西萨旺·瓦达纳陛下时期最后一位中立派的首相，而苏发努冯则成了老挝爱国战线党（巴特察）的领导人和社会主义老挝的第一位国家主席。
我经过上丁回到柬埔寨。上丁市是地处三条河流（湄公河、斯雷桑河和斯雷波克河）汇合处的一个景色迷人的小城镇。我又重新回到了能歌善舞的高棉老挝族姑娘中间。
老挝族的魔力一直陪伴我回到我的祖国。朗诺政变前几年，我曾主持过印度支那人民“反帝”团结运动成立大会。在金边举行的这个运动的首次会议预示着有名的广州会议（一九七○年四月）的召开。当时，代表越南北方的范文同，代表越南南方的阮友寿、代表老挝的苏发努冯和我本人，我们都代表本国人民保证，在反帝斗争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中，我们将永远团结在一起。
柬埔寨的和平期是短暂的。和平被破坏和玷污了，接下来是新的战争。越南共产党在用武力占领共产党领导的柬埔寨之前，先控制了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老挝。我们的友谊与团结的庄严誓言，在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所采取的弱肉强食法则面前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