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说过，我父亲曾在沙士鲁·罗巴中学读过书。那么他的儿子继承他原来的座位，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用其名字来命名这所学校的那位法国国务活动家是什么人呢？我翻开《小罗贝尔词典》，上面记载着查士丁尼、拿破仑、撒母耳和普罗斯佩·戴、沙士鲁·罗巴。沙士鲁·罗巴是一位法国国务活动家，一八三七年当选为议员，一八五一年任海军部长，第二帝国（一八三○年——一八六七年）期间他继任海军和殖民地部部长，在这期间他为改组法国舰队作出了贡献，并宣布了对交趾支那的吞并和建立了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制度（一八六三年）。一八六九年任内阁总理。拿破仑三世下台后，他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这所学校为高棉培养了两位未来的国王。
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我父亲选学了越南语，他完全精通越南语，这为他和漂亮的西贡女郎的风流韵事提供了方便。在感情方面我没有我父亲那么早熟，我却特别喜欢体育、法式大菜和去市立图书馆，当然我也很喜欢看电影。
二次大战爆发前几年，西贡就已有几家设备很好的带有空调的电影院了（这样的电影院在金边还没有），这就为电影爱好者提供了比在柬埔寨更多的选择余地。每个星期日我都去看美国电影明星克拉克·嘉宝、罗伯特·蒙哥马利、琼·克劳福德、诺玛·沙雷、米尔纳·洛伊、埃洛尔·费林（啊！《布来德上尉》、《林中傻瓜》等）和法国电影明星夏尔·布瓦耶、皮埃尔·里夏尔·威尔莫、米歇尔·摩根、安娜·贝拉演出的电影。如果还有一点余钱的话，我便到卡蒂纳大街（有西贡的爱丽舍田园之称）一家很别致的冷饮店去品尝一下味美无比的尚蒂利奶油点心或杏仁冰激凌。
说到吃，如果能到豪华的“大陆饭店”（当时是交趾支那首府唯一一家比较豪华的饭店）去吃什锦拼盘或撒着巴马干酪丝的烤肉卷，我就满足了（因为我的助学金不多）。每到月末经常手头拮据，我只好喝一份中国菜汤、一根奶油紫雪糕和一瓶当地产的桔子水。
星期六去市立图书馆，经常还是我“一文不名”的时候。在图书馆里，我经常看我最喜欢的作家皮埃尔·伯努瓦写的书。可以说，我认真地阅读这位法兰西文学院卓越院士的著作，并没有别的目的，主要是想增加我的现代法国文学知识。实际上，这些著作使我避开了对未知世界的幻想。我似乎漫游了撒哈拉王国的沙漠绿洲和科尼斯玛城堡，“访问”了黎巴嫩城堡主夫人，我还看到了北极的白昼。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国年轻人也都和我一样特别喜欢伟大的小说家皮埃尔·伯努瓦。
由于在越南南方生活了五年，我结识了不少越南朋友。许多西贡家庭邀请年轻的高棉王子到他们家去品茶，我很愿意去，但我尽量设法避免吃越南饭；因为我非常讨厌鱼露（我父亲也很讨厌鱼露），几乎所有的越南菜都要加上这种佐料，而这种佐料的味道和气味使我简直受不了。
高棉有一句谚语：“安南人（现在的越南人）的血液中有虚伪的东西，因此绝对不要同他们交朋友”。就我个人来说，我对越南人没有丝毫的敌意，而我的敌人恰恰以此来对我加以诽谤，企图使我威信扫地。一九七○年朗诺政变以后，有些人说，由于我“狂热迷恋了一位越南女郎”而“把我的祖国出卖给越共和越南北方”。
这里所说的“越南女郎”不是别人，指的是我的妻子莫尼克·西哈努克，婚前的名字叫莫尼克·伊吉。她父亲弗朗索瓦·伊吉是个意大利血统的法国人，她母亲博夫人是柬埔寨人，带有一点中国血统，但丝毫没有越南血统。那些为朗诺效劳的拙劣作家们编出了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他们说，莫尼克·伊吉不是她现在的父亲和母亲的女儿，而是一个越南弃儿，她刚出生就被当时在西贡工作的伊吉先生抱走了。但他们忘记了莫尼克·伊吉长得非常像她的父亲，甚至没有一个法国人说莫尼克是外国人。
应该说，“高棉共和国之父”豢养的那些宣传家们，不仅仅专门编造了这么一个谣言，而且他们还编造了许多有关我的难以置信的极为古怪的故事。这些人把他们的同胞都当成了头脑迟钝的人。然而，正是这些难以置信的极为古怪的故事，激起了高棉人民的愤怒，也引起了国外观察家们的哄堂大笑。在这本书里，我还会提到这个问题。
我愿意坦率地告诉大家，在我这一生中从来就没有同一个越南女郎有过暧昧关系。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我倒认识了不少非常迷人的富有魅力的漂亮越南女郎，但我从未被她们的妩媚所倾倒，有的人喜欢玫瑰，有的人却喜欢兰花……不，任何一个越南女子只不过是我在沙士鲁·罗巴中学同安南人（在柬埔寨，人们用“阮”这个贬义词来称呼安南人）结成朋友的开端。在我的一些同窗中，有的后来成了共产党人、有的成了反共分子、中立主义者、佛教徒、天主教徒、高台教徒、孔门之徒等等，而在中学的时候，他们却都是我的好同学，非常要好的同学。
我不喜欢沙文主义，因为它是民族情绪荒谬可笑的激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缺点，越南同学的智力在全班同学的平均智力之上。在我们中学里，越南同学考试的分数比法国同学、高棉同学、老挝同学和印度同学（在印度出生的法国同学）都要高。也许正是由于他们聪明，才有人说他们诡计多端。也正是由于这个优点他们在各方面，包括使用权力方面，都能大显身手。
在西贡，我和在印度出生的法国人关系非常好。我在西贡的通讯处就是他们中的佩雷拉先生的家。他们一家对我和我的堂兄弟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老妈妈就像对待她亲生孩子一样周到地照顾我们。后来听说她因为年事已高和丈夫的去世，住进了一家法国养老院。为了帮助她，我时常给她寄去一些钱。政变以后，我在北京仍继续和这个家庭保持书信来往。但一九七五年红色高棉胜利以后，暂时中断了同我所爱戴的人们的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爱情艳事引起了流言蜚语。加之失望与不幸，我的性格变得像刺猬的针刺一样，我的朋友们也认为我的性格太坏了。然而，我在中学时，却是一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有道德的、善于交朋友的男孩子。学校的法国当局早已注意到我，并密切地进行观察，但却不让我知道。他们非常喜欢我一生中的这个良好的开端。我同我的同胞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也有些人后来憎恨我。我有一个知心朋友，他的名字叫何来恩，是桔井省川龙一家大木材商的儿子。何来恩试图让我对政治感兴趣。他自称“由于老百姓的贫困所唤起的觉悟和感动，我认为应该结束崇拜君主政体。”慢慢地我了解到他的父亲，实际上是子民们的残酷剥削者，他给老百姓的工资非常少，向省地方当局（包括法国地方当局）搞贿赂，乱伐森林，大量捕杀野生动物（那时象牙的销路很好）。后来，我“幼年的朋友”何来恩步其父亲后尘，当然也就成了朗诺的狂热支持者，同时也把我拖入了泥坑。最后，他被他剥削和欺侮的人们杀掉了。朋友，安息吧！
在沙士鲁·罗巴中学那么多的高棉同学中，我最喜欢的是我的三个堂兄弟：伦西（长兄）、康托尔亲王（在我当政时，他曾多次担任首相）和威利亚亲王（幼弟，他也曾在宫廷里做过好几任高级官员）。他们的父亲很年轻时就过世了，他们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都是诺罗敦家族的（他们是堂兄弟）。他们的母亲是我母亲的姐姐，名叫西索瓦·塔薇特公主，她们两人都是当朝王后的女儿。在我这三个堂兄弟中，比我大两岁的康托尔最严肃，也最用功。在上课时，我得到的分数比他好，他一点也不嫉妒。他喜欢我，鼓励我。
伦西比我大三岁，但最懒，而且性格很粗暴，老是寻衅打架。他在五年级B班学期结束之前就申请回柬埔寨了。在柬埔寨，他完全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到了六年级，伦西不愿上英文课，他对我说：“我以为到这个学校来就是要学习法文的，为什么除学习法文以外还要学英文呢？据我所知，印度支那不是英国殖民地。”我堂兄的英文老师安德里厄先生长得很胖，但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对班上的“头号”又懒又笨的学生非常宽容。也不给我的堂兄打零分，而只是幽默地说：“孩子们，你们想干什么呢？伦西是可以原谅的，他是吴哥国王的后裔。大家都知道，高棉人已无力重建吴哥了。伦西不是一个坏学生，也不是一个懒学生，仅仅是对建设吴哥感到厌烦罢了！”
请允许我在这里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即是在一九四一年，在法国挑选我为柬埔寨国王的前几个月。为了解越南老百姓活跃的生活情况，我和比我年轻四岁的堂弟威利亚一起到西贡居民区散步。一个人力车夫靠近我，操着带有越南口音的法语对我说：“先生，这里有不少漂亮的姑娘，我可以帮您找一个。”我的感情很矛盾。一方面，不管越南小姐多么漂亮（还带有一点羞怯），但我一点也不想落入她们熟练的手腕中；另一方面，我也不想给这位老实巴交的人力车夫留下如此印象：刚满十八岁，我就那么虚弱或阳痿了。我想了一个好主意。我非常有礼貌地回答人力车夫说：“老弟，谢谢你的建议，可是（我指着威利亚）我的小堂弟和我在一起，请你接受我的歉意。”但是，引诱者并不觉得尴尬，他神秘地对我说：“先生，我可以给您找一个年龄大一点的青年姑娘，还可以给您的堂兄弟找一个年纪很轻的小姑娘。”我和威利亚赶忙离开了这个西贡平民区，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个地方的人想在德行方面打我们的主意了……
不久，一场悲剧发生了。法国和泰国发生了战争。这给我在西贡度过的最后几个月带来了忧虑。这个悲剧也间接构成了我命运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偶然事件。
柬埔寨被肢解
被希特勒德国打败了的柬埔寨的保护国——法国，又面临着泰国的侵略威胁，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怂恿下，泰国出动了海、陆、空三军入侵柬埔寨。几个世纪以来，泰国一直觊觎柬埔寨的国土。
尽管法国—印度支那军队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处于劣势，但他们在战争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内却顶住了敌军的进攻。战士们比自己的敌手更有士气，更为顽强。我带着军事上的有色眼镜来观察这场在我国西部和西北部进行的战争，觉得敌人可能会占领西贡，甚至可能会打到我们这个宁静的中学院内。
大部分的教员被叫到国旗下。我们的校长萨莱先生穿着一件漂亮的炮兵上尉的上衣，下身穿着马裤，脚上穿着崭亮的皮靴。我们的学监巴普蒂斯特瘦得皮包骨，他穿着一身殖民军队陆军中尉的制服。我最喜欢的老师卡泽纳瓦先生特别胖，穿着一身紧绷绷的空军中尉制服。一个法国同学对我说：“我们的老师这么胖，根本就进不了飞机的驾驶舱，也许他只好成为一个地勤人员了……”我非常希望他搞地勤。
穿着军服的军人拥满了西贡。我注意到他们有许多人是从越南的东京和安南来的，去柬埔寨前线之前，他们要在西贡作短暂停留。在交趾支那人中，工程师、建筑师、取得越南国籍的法国医生，都动员起来成为预备役军官。他们穿着剪裁合体的服装，但对保卫祖国的义务却有点无动于衷。
在西贡读书时，我的监护人之长子马尔赛·佩雷雅，原来是个预备役中士，现在也被派往高棉——泰国前线。他的妈妈哭得像个泪人。后来马尔赛成了战俘。停战协定签字后，他才获释。他向我们讲述了他被俘期间在泰国战俘营度过的痛苦岁月。为惩罚他不遵守纪律，他曾被关进有铁笼子里，每天早晨，一个长着一副野兽面孔的泰国中士，向他的臀部乱踢一阵，作为“早餐”。回到家里以后，我和他全家把马尔赛看成一个英雄，他受到了他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妈妈还为他缝制了一个柔软的垫子。为了不让他的屁股痛。
那时西贡最显赫的人物是贝朗热海军上将。他的巡洋舰在机智地把泰国的大部分战舰引诱到暹罗湾的戈张港湾后，用火炮一艘接一艘地把它击沉。戈张大捷在交趾支那首都，当然也包括沙士鲁·罗巴中学，激起了无法形容的喜悦。我当了柬埔寨国王以后，就把相当于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王国大十字勋章授予贝朗热海军上将。在地面上，法国、高棉和越南战士，以英雄气概同怯弱的泰国士兵进行战斗，简陋的法国大炮却特别有杀伤力。在空中，马力不足而且装备也很差的法国老式飞机，就像灭蚊器消灭蚊子一样，击落了许多比法国飞机先进得多的泰国歼击机和轰炸机。法国——印度支那联军终于击退了侵略者。由于泰国军队完全溃败，法国——印度支那联军长驱直入泰国。在其保护国已经明显的失败面前，当时非常强大的日本进行了干预，企图阻止法国—印度支那军队前进。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法国人却去卡诺萨（也就是日本东京）与泰国的全权代表签署了一个极不公正的和平条约，并要柬埔寨承担这场战争的全部费用。根据该条约的条款，高棉王国将把我称之为“我们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泰国，也就是我国的粮仓——马德望省、盛产宝石的拜林地区、暹粒省的一部分（那地方有吴哥时代的几座中等庙宇）、磅同省的一部分（那个地方有令人仰慕的边境寺庙——柏威夏寺），还有上丁省和菩萨省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我们可怜的国家就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
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所有高棉学生都举行“国丧”。在金边，我的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国王发表声明，以我们国家的名义拒绝承认东京条约中有关法国把王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割让给泰国的条款。一九四一年四月，复活节的假日快到了。在回金边之前，我和我的法国队友同其他几所中学（主要是越南的贝杜基中学）比了几场篮球赛，我们篮球队的队长是科罗斯·雅克·科斯塔，在我们球队里有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队员，这就是罗伯特·拉库蒂尔。罗伯特是我的娱乐朋友，从六年级A班开始，就同我一起在学校寄宿，他父母原籍是法兰西留尼汪岛。直到朗诺政变之前，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政变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由于谈到罗伯特·拉库蒂尔，我想起了我在沙士鲁·罗巴中学第一年的情况。请允许我向曾经非常热情招待过我这样一个害羞的中学生的家庭，表示我最深切的怀念，特别是凯雷、夏贝尔、奥阿罗等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