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不是儿童而成为一个青年了呢？我承认那是在公元一九三六年，即我十四岁的时候。
直到一九三六年，我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由于受到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宠爱，我从来没有丝毫烦恼。我充分享受了幼年时代的欢乐，可能是因为我的星相之故，才使我以后成为一个享乐主义者加运动员。当我对我的幼年时代颇为留恋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是一个非常沉稳的孩子。除了文艺和体育活动外，我对于功课是不够刻苦钻研的，但上小学时却总是轻而易举地在每个学年结束时都获得优良的成绩。
在我小学毕业后，我的父亲苏拉马里特亲王认为我太热衷于课外活动（对电影无节制的酷爱，而且还有其他爱好），多多少少会影响我在中学的课业，因而他希望我能够致力于学业，以便在一生中能够取得成功。
在我国，亲王只不过是一个爵位，而不是拥有权力。安东国王后裔的上百名亲王里，只有少数人有些个人的财富，而这些财富也是可怜的很。其他亲王则只能靠一些体面但报酬不高的职业维持生活，例如：军队里的中士或上士、警官、海关的职员、或商店的职员等（当然，我说的是一九七○年之前，即柬埔寨还是一个王国时的情况）。
因此，我父亲决定让我在他曾经取得优良成绩的法国人办的沙士鲁·罗巴中学做寄宿生。我依依惜别了经常同我一起游戏的小伙伴。在他们看来，西哈努克并不是一个亲王，而是一个好伙伴。我母亲是个很精明的女人，她曾和我一起阅读三十年代那些对我童年很有魅力的连环画，她让我注意我同邻居小伙伴的关系，就像故事里讲的那样，我很像出身于大资产阶级的比科特，而那些同我一起游戏的小朋友，当然就像出身低贱的孩子们了。我母亲对我说：“你不能再像你十岁时候那样继续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了，因为你很快就成为青年人了。一个青年人，应该全力以赴地进行越来越艰苦的学习”。我对妈妈说：“可是比科特在班上是最末一名，而我在班上总是第一啊”。我母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呆了一会儿，她才用一种慎重的口气对我说：“你看到了吗？我的孩子，我们的国家是法国的保护国，只有精通法语的高棉人，才有可能在政府机关中找到美差。因此，无论如何，你也要进入拥有最佳法语教员的学校，法国人办的沙士鲁·罗巴中学。”
我只能服从决定，但我也有些不高兴。在金边的弗朗索瓦·博杜安中学和西索瓦中学，我看到寄宿生的生活太可怜了，特别是伙食太差，真令我望而生畏。我已经习惯于美味佳肴。
我一生中爱好精美菜肴，是从我父亲那里学来的。尽管我平时不在父亲那里居住，但周末经常到父亲那里吃饭，我们不但很讲究饮食，而且也很会品尝好吃的东西。如果说我母亲很喜欢高棉菜，包括波拉霍（是一种卤鱼，味道很浓，有点呛鼻子），而我父亲却喜欢法式大菜。我父亲每个月都要花很多钱购买鹅肝和其他精致的法式大菜，去“讨好”居住在我国首都或西贡、河内的漂亮而又容易亲近的高棉小姐或外国小姐。当时担任印度支那政府理事会常务委员、柬埔寨国王陛下的大臣苏拉马里特亲王，每年都有机会到越南的两个大城市（即西贡和河内）小住，因为这两个大城市都建有法国总督的官邸。在这样的大城市里，“花”是不少的，只要你愿意去“采摘”就可以弄到手。
我父亲的达尔波小轿车驶过窄小而铺满沥青的光滑公路，把我从金边接到西贡。这条路虽经岁月摧残，但依然如故，我宿在车子的一个角落里，像一只被带往屠宰场的羊羔。此时我还没有料到，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所度过的，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和最富有教益的岁月。
乍一看西贡这所中学是令人厌恶的。如果与附近豪华的印度支那总督府相比，这座用栅栏围着的殖民式样的旧楼房，简直是个监狱。金边的西索瓦中学有着充满阳光的大楼，还有宽阔的体育场和田径运动场，而沙士鲁·罗巴中学只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小小的休憩场所。这个凸凹不平的休憩场所，时常把穿着短裤的运动员的膝盖擦破。学校的宿舍、饭厅和盥洗室昏暗而凄凉。然而正是在这个古老砖石结构的建筑物中，我体会到了法兰西印度支那式的集体生活。
这所学校的男女教员都很有能力，并且把自己的职业看得非常神圣，他们对各国来的学生都很有礼貌。
一般说来，高棉、越南和老挝的年轻人都比较聪明，对老师也非常有礼貌。而那些法国青年则好动，喜欢开玩笑，甚至很顽皮。这些特点令我着了迷。他们很快就把我当做朋友，并教会我许多至今仍然使用的俏皮话。不管是聪明还是笨拙的学生，也不管是文静还是顽皮的学生，我们都对老师怀有同样爱戴和敬佩的心情。但有时法国青年也对他们搞些恶作剧。
在二年级A班时，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他是一个混血老师，名字叫居德奈，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越南东京人。我们小同学拉里维埃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小淘气。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对我说：“看，这个家伙的那张嘴脸，和他的名字一样，真是一个翘鼻子”。居德奈察觉到我的伙伴在开他的低级趣味的玩笑以后，也只不过说一声：“拉里维埃，不要出怪相了！”
以后，在五年级A班（主要上拉丁、希腊语课）时，来了一位非常迷人的老师，她刚刚从达丹尼安号客轮下来，名字叫做戈德里夫人。这位金发老师脸上的雀斑使她活像一个小姑娘。她平常很爱笑，而且笑起来时脸上就会出现深深的酒窝。班上所有的男孩子都喜欢她。由于我非常高兴在戈德里夫人的教育下进行学习，所以使我在学年末期取得了最优异的成绩，各科都得十一分（过去我每次只得十分），超过了学校成绩优秀奖获得者——一个名叫杜大福的越南人。在我的数学和其他理科老师看来，这个越南人是鼎鼎大名的，而我这几科是比较差的。但我的拉丁语、希腊语和英语都很好，法语也不错。当了国王以后，我在河内又见到了戈德里夫人。她与丈夫离了婚，一直过着独身生活。我克制自己不要向她提出嫁给我的要求，这也由于当时我见到漂亮的女子还害羞，而且这个女人又是一个外国人，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我这样安慰自己“法国人可能不喜欢看到我和他们的一个女同胞结婚，而高棉人也不喜欢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成为他们的王后”。
在六年级A班，我们的法文、拉丁文、希腊文老师是一位获得文学学衔的年轻人，名叫弗朗索瓦。这位老师很严肃，佩戴着一副近视镜。他总是“埋头在书堆里”。他也是一个光棍，见到女学生就有点害羞。这是一位一流水平的教师，他的每一节课都讲的非常精彩。我们全神贯注地一字一句地听他讲课，甚至那些既笨又懒的学生，也都能从他那有吸引力的讲课中受益匪浅。受弗朗索瓦先生的影响，我决心以后要到金边的西索瓦中学里教授法文、拉丁文、希腊文。
我并没有放弃体育、音乐和电影，我认为只要获得一个稍高于中等知识分子的古典文学的学士学位就足够了。
在这一时期，我又爱上了一个女子，我的一个富有魅力的同学——埃莱娜小姐。这回我只是不声不响地欣赏她。我的座位在她后面，我偷偷地呼吸着她那薰衣草香型的香水味，而她也时常转过头来让我帮她做练习，即把拉丁文和希腊文译成本国文字。对此，我已感到很幸福了，因为我还处于精神恋爱阶段。我在登上柬埔寨王位以后，没有再坚持下去。
在我就读的沙士鲁·罗巴中学里，一点种族主义都没有。法国学生、高棉学生、越南学生和老挝学生都相处得很融洽。尽管我们这些人几乎都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富裕的家庭，而同学们之间的声援和互助精神都使我特别高兴。同学对上至校长萨勒，下到一般老师都是很有礼貌。
在我登上柬埔寨王位几个月之后，弗朗索瓦先生离开我们到越南一所大的中学任教去了。在六年级A班，代替弗朗索瓦先生的是一位更加可爱的老师—卡泽纳瓦先生。他是一位友善的胖叔叔，他那浓密的白发就像一头狮子。我很快就成为他所喜欢的学生。当时曾是班上第一名的同学，且又是我中学时的好友杜大福，以后在信中很幽默地对我说，如果我不当国王，我一定能在期末获得优秀成绩，因为我是卡泽纳瓦先生的“宠儿 ”。
敬爱的卡泽纳瓦先生对我继承王位是如此高兴，以致在我登基那天，他把一节课改为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是我们的老同学”。这次讨论没有能够录下音来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如果有的话，对我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好的纪念。由于我非常想向我的老师表示敬意，我就利用第一次正式访问西贡的机会，到他在西贡的住宅，向他、他的夫人和他们的漂亮女儿，也是我六年级时的同学——莱特科致敬。我同卡泽纳瓦先生建立的友谊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一九七九年一月，我的老同学科莱特还写信祝贺我最终得以摆脱魔掌，并在信中写道，她父亲直到临终前还一直在想念我。
的确，在沙士鲁·罗巴中学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虽然学校里的设备是简陋的，伙食是廉价的。但是，我在这所学校里，却感受到这是一个真正文明的人道主义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人们敬仰希腊和罗马古代的英雄，不知道什么是个人主义、嫉妒和恶意。在我们学校里，智力差的同学羡慕但并不嫉妒功课好的同学，功课好的同学主动地帮助他们做作文，搞翻译。当某位同学遇到什么不幸时，我们宁可不看电影，不吃糖果，尽我们的力量筹集一些钱来帮助他。例如，我的一位名叫索斯戴纳·勒塞日的法国同学，他出生于印度，当他那居住在外省的父母被越南强盗杀害后，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在沙士鲁·罗巴中学，大家都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学业，而政治却进不了我们学校的大门。因此，在我们之间只存在着兄弟友谊，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不久，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占据了学校，杜大福和其他越南朋友成了反殖战士、亲“越盟”分子，而秀臣也成了“红色高棉”分子……
在金边的西索瓦中学和其他中等学校以及别的教育部门却恰恰相反，年轻的高棉人几乎不能认真学习。一些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政客、教师和同学们不断地鼓动，有时还胁迫同学们进行宣传或破坏活动，或把学生拖入有明显政治目的的罢课中。其结果是，一小撮具有高年级文凭的人，利用其他人知识平庸，使他们的人民沦为奴隶，并使真正在发展中的祖国倒退了几个世纪。
无理取闹与无结果争论仍然存在于巴黎的高棉“大知识分子”中间。这些人根本不懂得，国家的统一是几乎全部被破坏的祖国和即将被消灭的人民得以生存的唯一希望。而野心无止境的社会名流和对理论一窍不通且又爱“钻牛角尖”的知识分子，都置民众阶级的巨大不幸于不顾，干起了分裂国家的勾当，这就是柬埔寨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