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动荡的一生中，先后当过国王、首相、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反帝的侨民，最后成了一个流亡者。正像大家谈论的那样，我要经常回答全世界的报社和电台提出的许多问题。我知道一个现代的国务活动家应该利用“第四个权利”—即宣传工具。它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各国政府也是如此。
在我“完全”管理我的国家的时候，在某些记者的笔下，我经常碰到一些多少有点意思的关于我本人、我的政策以及我的国家不断重复的陈词滥调。我要用许多时间反驳那些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或不怀好意的批评或谎言。我非常反对有些人提出许多相同的问题，甚至十几个人连续用同样的言语来提出问题，而新闻界或他们控制的报纸也不止一次地重复我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
在我近六十岁的时候，特别是在我的人民和我本人经受了如此大的考验之后，我开始换个角度看问题，即更清醒地看待这些问题了。有时我对这些记者大发雷霆（我是改不了的），但对记者来说，他们只是出于职业的需要，而大部分记者干得还是不错的。他们写的文章或电讯，不管是对西哈努克还是对他的“派系”讲好话还是讲坏话，总是在使世界了解柬埔寨的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老实讲，过去经常被我批评为不公正的西方新闻界，今天却为柬埔寨做了一件不可估量的事情，它把柬埔寨的悲剧作为头条新闻，用高棉难民的悲惨命运和经受着史无前例的屠杀与种族灭绝危险的我国人民那难以表达的痛苦，感动着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善良人们。各国政府不能无视报界的新闻。报界就完成了一项既有人道主义又富有政治意义的使命，对此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过去我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希望事先知道记者们将向我提出的问题。因此，在新闻界中我就有了这样一个“什么问题都能回答”的名声。一般来说，我能够很巧妙地摆脱某些记者的圈套。然而，有一次我却遇到了难题，那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纽约，尽管苏联投了反对票，我还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坚持了越南是军事入侵我国的罪魁祸首的观点。正当我回味着开始自由时刻的时候，一位漂亮的美国女记者来到我面前，我们在一起长时间地交谈了有关我国和我亲属的情况，她向我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棘手的问题：您的生活确实是迷人的。但实际上，亲王，您是何许人也？
我是何许人也？由于我对自己的处境也是不甚了了，所以我感到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不少论著和书刊都在写我。每一本论著或书刊，都从自己的角度来描写西哈努克。这也就是从“外部来看”的西哈努克。有高度评价，也有贬低；有爱慕，也有污辱。亲王成了“争论”的中心，任何人对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我希望有可能为自己画出一幅公正的画像，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务活动家，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当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时候，也只能看到自己最漂亮的一面，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在不能讲出自己全部面貌的时候，我试图尽可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如实地描绘出来。由于担心作出一个妄自尊大的评价，我只好在这部著作中突出我的幸福与辛酸的回忆。由于我现在已不是正式官员，因此也不需要再去考虑我的高贵形象。在自尊心、名誉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希望有一点幽默。
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纽约，我简直成了可怜的约伯，由于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和在我掌权的时候一反惯例，我既没有个人的财产，也没有从贿赂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这些贿赂却使某些所谓我的“信徒”们发了财。这些曾经多次拜倒在我面前甚至吻我脚的信徒们，在一九七○年三月的军事政变中，却无情地诽谤了我，成了我的死敌。
我愿意和我夫人回到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的穆丹镇。在那里我有一座小别墅，由于多年没有人住，它需要重新修整。但有不少高棉朋友告诉我，法国的生活费用昂贵。还有一些流亡在美国的高棉人—他们原来是朗诺的同情者，现在成了“西哈努克分子”—也请我们和他们一起到同情我们且很好客的“美国佬”那儿去。他们还告诉我，在这里，大家可以生活得很舒适，比在法国的花销也少得多。但不管在哪里，生活费用都超过了我们的财政许可，因为我的收入几乎等于零。再加上我与红色高棉决裂以后，已老老实实地把他们给我的那笔能使我在纽约显得很“神气”的钱交给了红色高棉驻联合国代表团，我希望他们把这笔钱转交给我的中国朋友，因为这笔钱是来自他们的慷慨……
为了挣钱，为了“养家糊口”，我找到了我的朋友威廉·阿特伍德，他曾是《看》杂志的编辑，现在是《每日新闻》的编辑，他将成为大商贾和畅销书的作者。我对他说，我准备写一本主要涉及越南和柬埔寨纠纷的起因的书。威廉让我和一家美国很有名的出版商联系。这位出版商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对我表示很同情，但又毫不隐讳地表示，他对这样既无商业利益，又令人厌恶的争斗的内容不感兴趣。他以美国人的坦率对我说：“西哈努克亲王，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人想知道您是怎样一个人，您的一生简直是一部惊险小说，还是写点您本人的历史吧！这样您一定可以赚很多钱。我保证帮您出版这部书。我劝您不要在写同柬埔寨共产党人和越南共产党人斗争的文章上浪费时间了。我们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对这些东西已经讲得够多的了。”
但我非常固执地继续写关于柬埔寨——越南冲突的书，我把稿子寄给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出版商，这些出版商均表示不满意。一位著名的法国出版商答应出版这部书，我答应以后把我的回忆录也交他出版。的确，在一九七九年名人回忆录销售很好。玛格丽特·特鲁多秘闻、巴黎公爵亨利秘闻、亨利夫人伊莎贝尔·戴·弗郎丝秘闻都成了畅销书。但我既不是一颗富人明星、也不是“一千多年来统治法国的四十几名国王”的后裔，而是吴哥著名君主的后裔（一个无家可归、一文不名的后裔），怎么能同那些人相提并论呢？由于某些事件和他对自己国家前途的现实主义看法，这位亚洲前“专制大君”、“红色亲王”或“粉红色亲王”已逐渐变成了“蓝色”，法国人和西方人还会欢迎他的回忆录吗？
在我开始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解除了我的物质忧虑，向我和我的亲属提供了非常慷慨和“豪华”的接待，这使我很容易当上了自己“回忆录作者”的角色。
过去，我承认我很少公开谈到我的生活，特别是私生活。今天我感到我已经老了，也知道死神任何时候都会来临，我感到有责任把我知道的“受压抑”的人物—即我自己留给历史。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也知道会有别人来做，而且我过去的一些法国同事已经开始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了。我从一些读者那里了解到，我是一个残暴的封建主，即使是最好的比喻，也不过把我看成是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王子在亚洲的化身。在政府中毫无顾忌，大肆掠夺国库钱财，沉浸在肉体的享乐与酒宴之中，甚至对用匕首或毒药杀死政敌和情敌津津乐道。
从上述这点来看，有关我一生的叙述，肯定会吸引恐怖影片或色情影片的专家。可是我也很清楚，我既不是凯撒大帝，也不是萨德侯爵，更不是一个国家财产的掠夺者。从一九七○年以后，我之所以能成为幸存者，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交替地收容了我。
的确，我曾是一个专制国家的元首，更确切地说，我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和埃及纳塞尔的混合体，但我决不能与乌干达的阿明·达达相比，也不能与赤道几内亚的马西亚斯·恩圭马相比，我只不过像某些法国右派报纸描写的那样，是个离奇和不足挂齿的小国王，这些报纸认为我是一个黄皮肤的“黑人国王”。
当然，我不要求自己像佛祖释迦牟尼那样完美无缺。更不是佛教徒的“撒旦”——魔罗的再生。我是一个凡人，有优点，也有缺点。正如《圣经·旧约》中《创世纪》所说的那样，我的德行不比上帝创造的那些兄弟们多，也不比他们少，但也应该接受前世的罪孽。
如果说惊人的遭遇和不幸事件充满了我与众不同的一生，也仅仅是由于命运无法预料的频繁变化而造成的，那就是一九四一年四月法国殖民当局要选举（在我们那里君主是选举产生的）柬埔寨国王，完全出乎意料，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当选，而这个中学生的唯一志向却是以后当一名法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员。
西哈努克何许人也？读者们在浏览了这部著作以后，就可以回答这位纽约女记者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