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的领袖每日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在工作中持之以恒，同时对待别人也很认真，特别是对待他的秘书人员。
列宁的一位秘书格莱塞尔写道：“如果列宁为了一件急需或有事要通知某一部门或某一位同志而让他的秘书送一封信时，他在说了‘送这封信给某某’之后，总要再三叮嘱：‘先打电话，问明某某的住处，以便把准确的住址告诉送信的人。要把发送的时间记下，一接到收条，就给我看。’信送出之后，秘书一定跟着注意，要确实知道信件的发送没有受到阻碍，因为随时会有电话从列宁的办公室打出来，他问的‘某某接到了我的信了吗？你拿到收条了吗？什么时候可能有回信？’这样的问题一定要绝对准确的回答。倘若你回答不出或是只有不肯定的回答，那么列宁会坚持地重复说‘马上弄清楚’，不然他就亲自来弄清楚这件事：拿起话筒来问那位同志接到了他的信没有。”
但是，尽管列宁对工作是这样认真，却能够激起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们的干劲，这是别人难以办到的。
“……甚至当列宁进行严厉斥责时，他也从不侮辱或藐视那个人，相反，他总是让对方有自信心，相信他纠正自己错误的力量和能力。他的机敏、他的注意力，他的关切以及在任何困难当中所给予的同志般的帮助，甚至把能力弱的、疲塌的和最无自信心的工作者都给鼓动起来；他以他自己的活泼和信心去影响他们，以他的勇气和决断、他的敏捷的思考和行动、他处理事情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以什么事该做和怎样做好的预见去激励他们前进。”
列宁主持了政治局的一切会议和高级党机关的其他会议；他也主持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际委员会的会议。
那时，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在革命的第一年里人民委员会会议经常在夜间举行）常在午后准六时开始。列宁总是在敲六点钟的当儿在大厅里出现，从不迟到一分钟。他坚决地与迟到作斗争，甚至做出规定：每人到会的时间一定要登录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会议是在极严格的秩序下进行的，保持着绝对的肃静。列宁不允许随意交谈。他禁止在会议时吸烟，并注意要屋里空气流通。发言者的时间不准超过三到五分钟。
当政治局会议或人民委员会开会时，列宁倾听讨论，明快地提出主要提案。同时，他浏览文件和外国报纸，写许多条子给到会者，纸条上写着问题、命令和指示。他要求发言者举出确切的事实和数字，提案要清楚而准确。他反对那些唱高调、说空话、含混不确切的报告和无价值的提案。如果引用的事实和数字引起他的怀疑，他立即要求这个报告还得根据各种材料来重新核定。
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他注意倾听地方代表和一般干部的发言。他总是期望提拔这些新人给他们以任务或特别的委托。如果议案一经批准，他就要求把它准确地写出并记录下来。他总是不忘考查决议的执行情况，并且亲自或经由他的助手，请人来或用电话问他们，决议是否已经执行。
卢那察尔斯基回忆说：“在人民委员会中，我们顺利而兴奋地工作着。当列宁发觉某人陷入荒谬的矛盾时，他就善意地大笑起来，然后坐在很长一张桌子两旁的那些最大革命家和同时代的新人就都和他一块笑起来——或者是由于喜好讲俏皮话的主席本人开的玩笑而笑或是由于发言人开的玩笑而笑。然而，一阵大笑之后，我们马上恢复原先的活泼严肃，又继续做报告，交换意见，作出决定，这也像原先一样快速地进行。
观察列宁怎样地倾听，这是有意义的事。我没看过有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更优美的面孔了。他的面孔上有一股非凡的力量，当他注视发言人而一字不漏地咀嚼每句话时，当他敏捷有力地向发言人提出补充问题时……他的面孔和眼睛中闪现出狮子一样的庄严表情。
列宁极少发怒，特别是在人民委员会中。但是当他发怒时，他就非常气愤。他决不吞吞吐吐。他会随口说出这样的话：‘苏维埃中发了昏的官僚’、‘懒汉’、‘蠢人’和一些别的训斥的话，这种话偶然也会在他的报告、电报和电话等等中出现。但是，从没有一个人因为受到列宁的‘斥责’而感到不快。”
尽管担负了这么多的责任，他还抽出时间来接见成百成千的工人、农民和党的、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他常常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办公室中接见来访者。高尔布诺夫在他的《回忆列宁》一书里告诉我们：“他是怎样诚恳地接待来访者的，来访者一进门，他便指着桌旁的软垫圈椅请他坐下。他自己则坐在桌旁的一张硬背圈椅上。他轻轻地移近来访者，带头机智的、友谊的微笑进行谈话，并且亲切地注视着来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