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费了很大的力气作了这个报告，报告作完就精疲力尽了。他的病症已经对他有了严重的影响。
11月20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演说。这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说。他在最后指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15]
在这次演说后，列宁把他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备忘录委托斯大林转交中央委员会全会。在这个备忘录里，他主张必须保持对外贸易的垄断制。
在1922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党在列宁指示下，为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进行准备。列宁把主要的工作委托给斯大林，斯大林将于1922年12月底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尽管列宁的健康还是很坏，他还是想在大会上演说。但是他不能参加，因为在12月16日他受到了第二次病魔的袭击，这次右半身瘫痪了。看护他的德国教授福尔斯特，对于那几个月的情形这样写道：“在经常接受医生检查及诊治期间，在列宁必须脱衣穿衣时，他决不允许医生帮忙。1922年12月，当他的右半身全部瘫痪，已不能起床时，他还是极勉强地允许有一个看护，而后来，当他的右臂完全不能动弹时，他仍想尽量用他的左臂，以便不使别人帮助。为他人服务是他终生的格言，不让他自己要别人侍候，而要自己照顾自己——他遵守这条最高法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1923年1月与2月里，列宁的病稍有转缓。在疾病发作的间歇期内，他口授了他最后的几篇文章，因为他现在已经很难执笔了。
同平时一样，列宁重视事实，他知道他的工作能力已经受到损害，他必须利用余下的每一分钟了。《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几篇文章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党与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最后嘱托。
这里，列宁特别关注整个革命中有决定意义的政治问题——工人阶级对农民态度的问题。列宁说：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泥炭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16]
列宁指出，在这种条件下，在农民中普遍地采用合作制会把农民直接引向社会主义。“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在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但是要实现合作制，必须进行更多的文化工作。“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许多万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使它实现。但是支持合作社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流转是不够的，而应了解为支持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的流转。”###[17]在他最后的几篇文章中，列宁多次谈到提高文化水平，改善教师地位和必须经常学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