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格尔战线的崩溃结束了内战，使党和国家能够集中全力于经济任务。
列宁曾在1918年春草拟了一个广泛而详尽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然而外国干涉和内战使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内战时，捍卫国家高于一切。在战争压力下，党不得不采用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为了供给军队和工人，捍卫国家以及进行工业生产，不得不从农民那里征集全部余粮。而被战争破坏和毁掉的工业，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东西。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农民吃的比工人多，但是没有余粮可以出售。因此，他们就没有心思去发展他们的耕种，或改进他们土地的耕作技术。
在苏维埃共和国很大一部分土地上进行激烈的内战，也严重地影响了农业，尤其是在几经易手的最肥沃的地区。
旱灾和1920年的歉收使形势分外严重。
所有这些情况造成了1920—1921年冬天农业的严重局势。
大部分农民都支持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曾经给了他们土地，把他们从地主手中解放出来。现在白匪既已完全消灭了，农民于是要求经济上的帮助；他们要求城市供给他们布匹、鞋子、钉子、犁和其他制造品。他们要求他们的生活水准要得到肯定的改善。长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已把他们弄得精疲力尽了。
但是，工业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连年的战祸使得它衰败不堪。工业生产还不到战前的四分之一。千百所工厂都处在半毁坏状态，工业陷于停顿。大多数工厂、作坊的设备都破旧得成了一堆废铜烂铁。由于一些企业关闭了，一部分无产阶级丧失了工作，只好放弃他们原来的行业，跑回乡间去。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力量还在前线上。几个最重要的工业区（顿巴斯、乌拉尔、巴库）都还刚入于苏维埃统治之下，而它们过去在白匪手里是受了很大破坏的。
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封锁使国内的经济情况更趋严重，使它无法向国外购买需要的机器和货物。
铁路运输是全部破坏了。几百座铁路桥被炸毁了，几千公里的路轨成为废料，大部分的机车和车厢都超期使用了。
在战场上失败了的敌人，现在企图组织匪帮和富农暴动来颠覆苏维埃政权。武装匪帮被派进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来进行牵制。
列宁清楚地看到了国家的严重形势。党的政策必须立刻进行决定的转变。必须让农民有一种愿意改进耕作的推动力，并且，在改进农业的基础上，大规模的工业必须恢复起来，必须把机器和货物供给农村，以加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经济联系。
在政策上的这一转变，同从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有很大差别的这一转变，只有在党内完全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
列宁遇到了极端困难的政治任务，他以他固有的勇敢、决心和毅力实现了这一任务。
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他使党的政策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揭露并且孤立了一切反党集团，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和工农联盟。
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党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充分发挥了卓越的才能。
列宁主张在国家电气化的基础上恢复工业。早在1920年初，列宁就责成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一些负有重要责任的科学家草拟国家电气化的全国计划。他写道：“计划应该现在就拟出来，要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以便用清晰明确的（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远景来吸引群众：干吧，在十到二十年内我们就会使整个俄国，不论工业和农业，都实现电气化。”###[2]
特设的委员会（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认真拟定了国家电气化的计划。斯大林写信给列宁说：“一本出色的、编得很好的书。一个不带引号的真正统一的和真正国家的经济计划的杰出草案。这是现代惟一的马克思主义尝试，要给经济落后的俄国的苏维埃上层建筑奠定在目前条件下真正现实而惟一可能的技术生产基础。”###[3]
随后在谈到托洛茨基的“计划”时，他写道：“这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比较起来，是多么贫乏，多么落后！真是一个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一个自命为负有用古代传说‘拯救’俄国的使命的易卜生剧作中的英雄……”
在这封信里，斯大林还揭露了“那仍然在‘批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和满脑子保守思想的李可夫的庸俗‘现实主义’（其实是马尼洛夫精神）……”
党召集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全部用于讨论这一计划和其他国民经济问题。党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这些项目的四个报告。
列宁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了急待进行的经济建设。列宁提出了拟订一个单一的经济计划，改造俄国经济（即小农经济）的基础的问题。而只有在最广大的群众被吸引到建设工作中去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就必须进行广泛的生产宣传。
列宁指出，主要的是提高农业耕作的水平，如果这样做，就必须恢复重工业。国家电气化的计划是一切经济建设的基础。这是党的新纲领。“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列宁认为，在地方上，资本主义“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4]
在举行大会的大剧院会场的台上，挂着大幅苏维埃共和国地图。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在作他的关于电气化的报告时，地图上灯光亮处，指出哪些地方在十年的时间之内将会有高能的电力站。
在这次大会上，列宁还指出，为了恢复我们的国民经济，我们可以准许外国资本家在我们某些企业中获得租让权。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尽快地得到机器设备，为此，用黄金和租让权去偿付资本家是值得的。
列宁在第八次大会的共产党党团会议上谈到租让权时，总结了他亲自领导的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他指出：“我们所以能够支持下来，能够战胜受到我国白卫分子支持的空前强大的协约国列强联盟，只是因为这些强国之间没有任何的团结。”###[5]
列宁说，我们的政策是利用帝国主义列强间经济利益的深刻而不可避免的矛盾，阻止或延缓他们建立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盟。
我们与英国的贸易关系（这方面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将使我们能够在国外添购设备，同时也削弱协约国各国间的同盟。
列宁还说，德国政府痛恨布尔什维克，但是它的经济利益驱使它和我们媾和。利用了所有这些矛盾，苏维埃共和国将能同外国进行贸易，能够同他们缔结和约。
1920年—1921年，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上同英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瑞典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打破了经济封锁。
托洛茨基试图利用当时在国内由于经济崩溃而造成的严重局势，以及从战争转向和平过程中所产生的困难，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以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
托洛茨基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自己是个真正的官僚。当托洛茨基在做铁路与水运工会的首领时，由于他官僚主义的、难以置信的强制性的和专横的手段，造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分裂，使得工会群众都反对他。托洛茨基拒绝执行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改变工会领导方法的指示，却开始搞出一整套的理论，说是有必要给职工会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把它们变成国家机关。托洛茨基之所以要进行这种“改革”，用意在于排斥布尔什维克干部而代之他自己的人即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的立场的根源，是在于他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工人阶级能够领导农民缺乏信心。另外，托洛茨基还急于想组织自己的一个派别。在中央委员会里失败以后，他就在中央委员会外组织了一个小组织，用它来开始攻讦党、中央委员会和列宁。托洛茨基拒绝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且在报纸上指责列宁，扬言党必须在“两种倾向中进行选择”，这样，就把他自己同列宁对立起来了。
追随托洛茨基的后尘，其他动摇分子也开始组织了个别的集团和派别，各自提出自己的特殊纲领。例如，施略普尼柯夫的“工人反对派”集团采取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立场，主张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把它的权力交给工会。它认为工业不能由工人的国家和它的机关来管理，而应当由工会来管理。它否认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布哈林最初也曾经提出自己的纲领，但不久就完全转到托洛茨基方面去了。列宁指出，布哈林的立场最有害，是派别主义中最坏的一种。在关于工会的讨论中，布哈林是托洛茨基的盟友。
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列宁坚决地谴责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他说，对工会绝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它（工会——中译者）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6]列宁指出，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时是通过工会与广大群众联系在一起的。
在建立真正的劳动纪律的工作中，工会是党的主要助手。工会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保卫者，它保卫工人使不受苏维埃国家机构中官僚主义习气的侵害。
列宁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特别关注争取被内战折磨得精疲力尽而耕作又陷于解体状态的农民。
列宁指出托洛茨基的立场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施略普尼科夫的立场是完全背叛了共产主义而站到无政府工团主义方面去了。
列宁很清楚，向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摇摆是受了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在无产阶级身上的影响；在这破坏与疲于战争的时期中，这些分子的影响特别大。
小资产阶级分子倘若获得了胜利，那就无异于颠覆了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复辟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因此无政府主义倾向特别危险。党的统一与巩固的最细微的削弱都足以带来灾难。
发生的争论在党内形成了严重的局面。
列宁在他的关于工会的第二篇文章里就明确地说到“党的危机”。他在许多文章和演说中抨击托洛茨基、施略普尼柯夫、布哈林等人所进行的派别斗争。他指出，托洛茨基表现出完全“不顾马克思主义”，布哈林则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变成了毫无生机的折衷主义，而自己则转入了工团主义。列宁说，争论的中心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托洛茨基否认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斯大林和列宁一起，同托洛茨基想把他从前的机会主主义“理论”带到党内来的企图作斗争。斯大林在发表于《真理报》的一篇光辉的论文中指出，托洛茨基在工会里推行的强制办法和“改革”，“会分裂工人阶级并引起对苏维埃政府的不信任。”
列宁在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非马克思的观点作斗争时，特别严厉地抨击了拉帮结派以及一切削弱党的统一与一致的企图。他特别抨击了托洛茨基，因为他进行派别活动、破坏纪律并组织自己的特殊集团，这样就给反革命进攻无产阶级专政开了路。这时，托洛茨基、工人反对派（施略普尼柯夫等）、“民主集中派”集团以及其他派别正在结成自己的派别组织，各自有着各自的纲领，各自的派别纪律和各自的领导中心，从而竭力把自己孤立起来。
所有这些派别都大喊大叫什么“党的专家”的统治（就是反对党组织），指责中央委员会放逐了“共产党员”（就是反对中央委员会有部署力量的权力）。
那些托洛茨基和其他派别的拥护者，一方面以民主政治的卫道者的姿态进行招摇，而另一方面，在讨论工会问题时，他们却又禁止列宁和斯大林签署的“十人”提纲的散发（例如在乌拉尔），而在有些地方，这些文件只好胶印，就像是非法的东西一样。
破坏着党的统一的派别斗争帮助了反革命。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群众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托洛茨基的态度鼓励了国内外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五花八门的反革命分子都懂得在白匪口号下的公开反革命是肯定要失败的，因此他们企图采用冒牌的革命口号来打击苏维埃政府。他们开始装成像个共产党员，以便利用党内的分歧。
列宁极力反对派别活动，他告诉人们，这种活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是十分危险的。
他提出早日召开下届党代表大会，以便处理有关党的生活、经济建设和巩固无产阶级与大部分农民的联盟的一切重大问题。
在1921年前几个月，列宁忙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经济建设问题。按照他的建议，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改称劳动国防委员会，它在列宁主持下指挥着全部经济建设工作。
在南高加索，孟什维克和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盟友的政府被推翻了。列宁（他和斯大林一起原是一直直接指挥着建立民族共和国的工作的）命令必须根据当地的情况，坚持不懈地执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他强调指出了对待农民的审慎政策的重要性。必须立刻采取措施改善农民的生活待遇，并且在各民族共和国里开始大规模电气化和灌溉的工作。
民族问题被提上第十次大会的议事日程，列宁提议由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演讲。
在党的十大筹备期间，就是在1921年3月，列宁拟定了断然改变国家经济政策的措施。必须同农民和解，并且在重新组织我们力量的基础上，对国内资本主义分子开始新的进攻。
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开幕正是喀琅施塔得发生叛乱的时候，这次叛乱用它的方式表达了农民的不满情绪。喀琅施塔得海军中的落后部分，在反革命势力的策动下，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叛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叛乱是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的：“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员”。这次叛乱使一切反革命党派的希望死灰复燃。苏维埃政府的敌人指望这次叛乱能够得到国内其他地方的响应。但是结果并非如此。列宁采取了迅速而果断的措施，镇压了叛乱。
为了尽快地平服喀琅施塔得叛乱，按照列宁的建议，一些最优秀的军事人员和出席十大的一批代表被派往叛乱地区。经过冰上的一场英勇进攻，红军和军事学校的学生队伍攻占了喀琅施塔得要塞。
十大主要讨论新经济政策、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和争取党内统一等问题。早在大会以前，列宁就曾在同党的负责工作人员举行的各种会议上，建议把党的经济政策作一次重大的调整。在大会上，他提出了他的经济计划，并且建议在策略上作一次决定性的转变——这就是，施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使经济命脉仍然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只是在某些条件下，允许资本主义成分在我们的经济中存在，同时又对它们加以限制，并准备着消灭它们。这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逐渐巩固，资本主义成分逐渐消除，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保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
列宁指出：我们必须公开承认，“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协议，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必须适应着中农经济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经济，我们在过去三年内没有能把中农经济改造过来，在今后十年内也还不能把它改造过来。”###[7]
列宁说，在俄国，小农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为了走向社会主义，必须制订一些特别的过渡办法。目前我们必须迁就农民，我们必须以粮食税来取代向农民征集一切余粮的制度。我们必须让农民有某种程度的买卖自由，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货物和用品。这样，农民将会得到一种鼓励，使他们愿意多生产谷物，这样，就刺激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
我们正进行着在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建立确定的关系，在他们之间达成一种协议，但是“……只有当这种协议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能的。”###[8]
在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计划时，他在大会上所要争取的就正是这样一种协议。
党代表大会结束了关于工会作用的争论。在大会之前，党已经拥护列宁、斯大林以及党的其他领导同志所签署的“十人”提纲。尽管有托洛茨基、施略普尼柯夫和布哈林之流的煽动破坏，但绝大多数的党员拥护列宁。托洛茨基的孟什维克的进攻得到了坚决的回击。
列宁指出，这种争论是一个“错误”，一种“过分的浪费”，因为它影响了党的统一，把党引离极其重要的实际任务。
鉴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许多年以来就进行了毫无顾忌的派别斗争来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而现在又挑起了派别斗争；鉴于施略普尼柯夫之流的追随者等人在讨论工会问题时挑起了派别斗争，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特别决议。决议禁止一切派别活动，因为党和工人阶级内部的无论哪一种的派别活动，都是帮助了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
大会宣告解散一切派别与集团，并作出决定，凡党员进行派别活动的立即开除党籍。有一条列宁所草拟的特别条款，授权中央委员会开除参加派别活动的人、甚至中央委员的党籍。
在这一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中，列宁得到了党的大多数的支持。十大关于党的统一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决议，给日后反对派别活动、反对党的队伍中的错误倾向的整个斗争准备了基础。
这些决议成了党今后为它组织的统一，反对派别活动与反对派而进行的斗争的基础。在十大后，各种的反对派分子经常提议修改列宁关于党的统一的这些决定，并非偶然。
列宁在大会上坚持：派别主义者、机会主义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诺夫、谢列布利雅柯夫以及其他在理论上表现了摇摆不定的人必须退出中央委员会。他要求必须把那些“在党的群众工作中成绩突出的组织者”吸收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
这次大会上听取了斯大林的报告后，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详尽决议，确立了今后多年发展民族区域的苏维埃政策。
在大会后发表的许多文章、小册子和演讲中，以及在5月间党的会议上，列宁都详细地解释了粮食税的性质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他说，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是不能想象的。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技术方法和大工业，社会主义也是不能想象的。然而为了重建大工业，必须立刻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必须使农民关心生产的普遍提高。必须对农民加以领导，使小农经济变为社会主义的农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过去曾经有过军事联盟。过去农民之所以拥护工人，因为红军曾经保护过他们不受地主和沙皇将军的侵害。现在问题是要在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来一个经济联盟，同农民一块，在无产阶级和它的党的领导下对富农作斗争，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正在领导着农民，但是它是在奉行着“消灭阶级的路线，而不是永远保存小生产者的路线。”在党的策略向新经济政策进行急剧的转变以后，列宁就能够保证苏维埃政府的进一步的胜利。
在列宁领导下，党胜利地实施了一些复杂的经济和政治措施（实行粮食税、复员军队、清剿盗匪、发展贸易）。
列宁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名义，发出详细的指示给地方苏维埃组织，指导它们怎样发展地方经济，怎样去组织同农民的贸易，怎样建立工农业，怎样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等等。
1921年夏，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解释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宗旨，从这些经验中得出可以应用于外国条件的一般结论，这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般问题——这对各国共产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另外，战后革命斗争的第一阶段现在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已经告一段落，某种缓和已经到来。在新时期，必须制订新策略。
在大会上，列宁谈到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他向国际无产阶级解释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保持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的联盟，因为这样，无产阶级才可以保持它的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
第三次大会赞成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大会号召为了把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这方面来而斗争，并从下面组织一个“统一战线”。在列宁领导下，大会驱逐了一些企图把共产国际引到机会主义道路上去的组织和派别（如德国的列维集团）。
秋天，在政治教育部的大会上和莫斯科的党的会议上，列宁总结了新经济政策在头几个月施行的情况，并且指出，暂时的退却已经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把农民争取到工人这方面来。
与平时一样，列宁十分注意党的工作，党的建设和它的成分。在他领导下，实施了一次清党。十大表明，党内有些人已经受到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沾染上了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在激烈的政治转变时期，党必须保证党员思想上的健康和它的队伍的坚强团结。列宁指示说，党必须把那些将自己同群众隔离起来的人们，鬼混的家伙，尤其是那些混入党内的以前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他提议邀请非党的劳动群众参加清党工作，并且耐心听取他们对共产党员的意见。
1921年秋，列宁特别忙于恢复国民经济、电气化、提高煤以及其他燃料的生产等问题。他在这时写的一篇短文里指出应当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进行工作，他说，我们必须“用极度的紧张、超过资本主义标准的最高生产率和劳动纪律去工作，否则俄国就不能超过资本主义、甚至不能赶上资本主义。”在打给顿巴斯的一个电报中，列宁批评实行平均工资制度，坚持要采用“……按照生产率而用粮食和货币来支付劳动报酬的新规则，废除用粮食和货币来支付平均工资的制度。”
即使在1921年秋天，那时也很清楚，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党所采取新立场，这一切都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尽管1921年的歉收引起了更多的困难，但是党在列宁的光辉领导下，增强了它的统一，增强了同农民的联盟而开始恢复工作和运输，并增强了苏维埃政府在国际的政治地位。
列宁提出了“谁战胜谁？”的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正在开展一场竞争。列宁号召共产党员去“学习贸易”，去通过市场建立国家工业同农民经济的经济联系。依靠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掌握的经济命脉同资本主义成分进行斗争，党开始在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解决列宁的“谁战胜谁？”的问题。
★★★[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16—255页。）
★★★[2]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434页。
★★★[3]《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0页。
★★★[4]《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68页。
★★★[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23页。
★★★[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页。
★★★[7]《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04、216页。
★★★[8]《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95页。